刘秋彤

摘要：俄国作家契诃夫与中国作家鲁迅都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虽然国别不同，但二者都以擅于刻画一系列反映社会现实的人物形象而著称。以《套中人》和《孔乙己》为例，两部作品都创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的俄中两国都处于变革的关键时期，文学的变革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变革的亮点，主人公别里科夫和孔乙己则分别是契诃夫及鲁迅笔下在这一变革中产生的同一类人物。对他们的形象进行类比和对比，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俄中两国历史，还能在思想上凸显出文学创作应有的社会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套中人》 《孔乙己》 主人公形象 比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9-0112-03

一、引言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间不仅种族不同，生活水平、生活习惯、宗教礼仪、审美标准也不尽相同，所以就形成了多种多样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但是不同的民族因为具有相似的思维意识、情感表达以及道德评价，所以它们在文化上又有共性。而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的文学之间也既有差异性，也有相似性。中国著名的文化及文学学者钱钟书曾说过，中西文学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还具有重大的意义。[1]

契诃夫是俄国19世纪末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他密切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疾苦的生活，猛烈抨击了黑暗的沙皇专制制度，渴望俄国光明的未来。在1898年创作的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套中人》中，契诃夫刻画了生活在沙皇时期的主人公别里科夫形象。作者向读者讲述了别里科夫的日常生活以及主人公死亡的结局。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对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和社会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写了一系列揭露中國腐朽封建制度的小说。短篇小说《孔乙己》创作于1919年，小说主人公孔乙己深受封建思想和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变得迂腐而又麻木不仁。他过着悲惨的日子并最终死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下。

本文将以《套中人》和《孔乙己》文本为基础，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方法，类比及对比两主人公形象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并尝试探究导致主人公形象异同的原因。

二、对别里科夫与孔乙己形象的比较

（一）形象相似性

1.主人公性格特点的相似性

别里科夫和孔乙己同属于小人物范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都迂腐、麻木不仁、保守、懦弱。

契诃夫运用夸张和荒诞的手法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将自己装在“套子里”，终日惶恐不安，唯恐“闹出什么乱子”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拒绝一切新事物和新思想，迂腐又麻木不仁，甘愿成为沙皇政府封建统治的爪牙。他看似一个小人物，“却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着他辖制呢！”[2]然而，这样一个看似强大的人，却又经不起生活的波折：一画便怒，一推就倒，一笑即死。外强中干的背后反映的是懦弱的本性。

孔乙己没有考中进士，流落于社会底层，生活穷困潦倒，经常被周围人嘲笑、戏弄。而他却麻木不仁，安于这种生活。在古代中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下，孔乙己依旧认为自己读书人的身份高于身边那些短衣帮，依旧认为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虽然身材高大却不想干别的营生，思想保守又懦弱。而满口“之乎者也”，甚至“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无不体现了孔乙己迂腐的性格。

2.主人公悲剧命运的相似性

别里科夫和孔乙己有着相似的悲剧命运：死亡。别里科夫被柯瓦连科推下楼梯的过程被华连卡看到，她不由自主发出爽朗的“哈哈哈”声结束了别里科夫预想中的婚事，也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在别里科夫的葬礼上，所有人内心都很开心，甚至是躺在棺材里的别里科夫，仿佛很高兴自己终于被装进套子里，从此再也不用出来了。而他命运的悲剧性也在此刻达到顶点，即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死于沙皇专制统治的毒害。

孔乙己偷书被丁举人毒打后去咸亨酒店买酒，他不但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反而在一片嘲笑声中拖着一双断腿回去，于是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虽然没人知道孔乙己后来怎么样了，但大家内心都确定他已经死了。周围的人不约而同地遗忘了孔乙己，虽然他曾经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欢笑。别里科夫至少还和周围的人生活在同一世界，别人还能送他最后一程，而孔乙己则已经被动脱离了这个世界，没有人去关心他的生活，甚至生死。我们无法得知孔乙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否看清封建制度的黑暗本色，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命运悲剧性正是在人们的漠视中不断被渲染扩大。

（二）形象差异性

1.主人公社会角色的差异性

鲁迅曾说过奴隶有两种：一种是处于奴隶地位，想反抗挣扎，仅是奴隶而已;另一种是安于奴隶地位，并且要别人也安心于奴隶地位，这是奴才，是万劫不复的奴才。

《套中人》主人公别里科夫就是奴才形象的典型代表。别里科夫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处于小人物地位，但他却常常以大人物的姿态，以政府法令的代表出现。他因循守旧、顽固不化，阿谀奉承，拼命维护沙皇统治，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他借助于打小报告、告密，不仅管辖着他所在的中学，甚至管辖着他所在的整个城市人们的思想、行动，使得这个城市在整整十五年当中都处于一种静止状态，人们过着胆战心惊的生活。别里科夫实际上是长期高压政策下产生出来的一种畸形儿，他已不再是可笑的小人物，更不是可怜、可悲的小人物，而是可憎、可恶的小人物，是施暴者的忠实爪牙。

而孔乙己则扮演了一种奴隶的角色。几十年耳濡目染的封建教育早已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渗入到孔乙己的心灵深处。他那“满口之乎者也”的说话方式，那“窃书不能算偷”的歪理谬论，都足以显示出他对自己读书人“身份”近乎疯狂般的固守与痴迷。但孔乙己却没有幸运考中进士，流落于社会底层，生活穷困潦倒。虽然被短衣帮嘲笑，却又不屑于和他们为伍。笔者认为孔乙己有过反抗，但他并没有反抗封建思想以及科举制度对他的压迫与毒害，因为他已经麻木不仁，他反抗的只是自己所认为的不公平的命运，即他和丁举人同为读书人，甚至认为学识不在于后者之下，但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从他偏偏要到丁举人家偷窃，而且单单只偷几本书的细节可以看出，孔乙己在发泄自己的不满，这一行为也可以看成孔乙己在对丁举人与自己不同命运的挑衅。

2.主人公行为准则的差异性

别里科夫是一个封闭的人。他的种种行为都是为了躲避现实生活。一方面，他的生活一团糟。他竭力把自己的身体、情感、思想装进“套子里”。另一方面，别里科夫不喜欢与人交往。他认为中学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因为那里到处都是人。甚至和同事走在一起，他也觉得心情沉重。别里科夫会定期去同事家串门，他把这一行为称为“和同事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他却坐着一言不发，让人不寒而栗。谁又能说这里没有监视的目的？他总是在背地里向上级打报告，周围的人因此都很害怕他。但对于自己的这种无耻的行为，别里科夫总是有理由：“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不出什么乱子。”[3]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并不害怕或排斥与人交往，尽管他一直都是周围人的笑柄。当别人嘲笑他又偷东西的时候，他涨红了脸：“窃书不能算偷……窃书！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4]孔乙己的“据理力争”，说明他敢于把自己敞开在别人面前。孔乙己还是一个善良、热心肠的人，他热心且耐心地教店小二“茴”字的四种写法，愿意把茴香豆分给孩子们吃。从某方面来说孔乙己还是一个诚信的人，他是店里品行最好的食客，从不赊账，即使没有现钱，不出一个月他也会把欠的钱还上。在临死前孔乙己用自己仅剩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碗酒。虽然孔乙己有性格上的缺陷，但文中的这些小细节却表现了他人性中的善良、热心及诚信的亮点。这和别里科夫为了“不出什么乱子”，避免与人交往以及为了维护沙皇政府的统治，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形成鲜明对比。

三、对主人公形象异同的原因分析

（一）形象相似性的原因

1.相似的社会环境

每个作家都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相联系。所以他的作品总是能折射出当时的一些历史事实和社会变革。小说《套中人》反映了19世纪末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加强了专制恐怖统治。当时担任宗教院检察总长的波贝多诺斯采夫给沙皇的奏章中说：“在当前这个艰苦的时代，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平息那种头脑不清、濒于疯狂的社会舆论;必须禁止那种人人饶舌的不可名状的街头巷议，以期尽量减少流言蜚语……”[5]沙皇政府采取一切暴力手段镇压民主变革之风，逮捕流放革命者，查封进步刊物，禁锢人们的思想言论。全国警探遍布，告密者横行，一切反动势力纠合起来，对抗进步的潮流，竭力维护腐朽没落的沙皇统治。

孔乙己生活在清朝末年，距辛亥革命10多年，鲁迅创作这篇小说是在孔乙己生活年代的20多年之后，五四运动前夜。当时，封建帝制虽然被推翻，但封建势力仍统治全国;封建科举虽然废止，但封建教育仍通过其他地方推行，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仍根深蒂固。《孔乙己》虽然反映的是中国封建阶级统治时代的事，但其影射的是封建腐朽制度下的封建思想对国人精神的摧残与毒害。《套中人》与《孔乙己》创作之时俄中两国的社会环境相似，在压抑的社会风气中酝酿着思想及生活变革之势。新的世界观和现实主义原则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文学作品中得到蓬勃发展。在国内许多学者如鲁迅、郭沫若虽然在日本等国家接受过教育，但他们却着眼于俄国，中国读者通过俄国文学“看见了被压迫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把俄罗斯文学看作“导师和朋友”。[6]由上述可知，别里科夫和孔乙己的形象相似性与他们所处社会环境以及中国文学界对俄国文学的推崇不无关系。

2.相似的人生经历

郭沫若曾评价：“鲁迅的作品和契诃夫的极相类似，简直可以说是孪生兄弟。假使契诃夫的作品是人类无声的悲哀的音乐，鲁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说是中国无声的悲哀的音乐。他们都是平庸的灵魂的写实主义。”[7]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鲁迅不愧被喻为中国的契诃夫。

契诃夫在文学上的成就一方面得益于他的医生职业。因为“行医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大量积累了他在其他条件下未必能获得的素材”。[8]1899年，在给友人信中，契诃夫写道：“我不怀疑研读医学对我的文学活动有重大影响;它大大扩展我的观察范围，给我丰富的知识……这种影响的真正价值只有作家自己兼做医生的人才能体会……大概多亏接近医学，我才能避免了许多错误。由于熟悉自然科学，熟悉科学方法，我总让自己小心在意，凡是在可能的地方总是尽力用科学根据考虑事情，遇到不可能的地方宁可根本不写。”[9]

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两年间，系统学习了医学理论知识，接受了医学的专业训练。但后来鲁迅毅然决定弃医从文。好友问其原因，鲁迅便以“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吗？”的反问作为回答。[10]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效的注意。”[11]

文学是人学。它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塑造人的形象，关注人的命运，剖析人的心灵，揭示人的心理。医学也是人学，而且是更全面的人学，因为它涉及与人相关的一切因素，应该是对人本身更全面的研究。正是在这以契合点上，文学和医学形成了不易割舍的联系。医学的知识背景促使契诃夫和鲁迅在不知不觉中在其文学作品中展示出医生的视野和医学的才华，他们用犀利的眼光洞悉了社会的弊病，用锐利的语言书写出一份份真正出自医生之手的文学病例，给读者描绘出一幅幅不同于他者的文学世界，也铸就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的辉煌，揭开了20世纪中国文学崭新的一页。

（二）形象差异性的原因

中俄两国虽然都有悠久的文明历史，但两国的思想体系完全不同。

俄国地域广阔。历史上突厥文化、芬兰—乌戈尔文化、蒙古鞑靼文化都对斯拉夫文化产生了影响。在公元10世纪末，罗斯受洗，基督文化和穆斯林文化开始影响斯拉夫文化，俄国文化兼容了东西方文化的特點。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形成了果断、绝对的俄国民族思想，在民族性格上反映出极端的特点。这种极端的性格很好地表现19世纪以及20世纪生活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身上。“他们用极端的态度看待事物，分析问题。所以在这段时期俄国的知识分子的视野很狭隘，他们排斥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方式……”[12]这也解释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代表形象——别里科夫的思想以及他种种极端的行为。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谚语在中国世代相传。这句话在古代中国的意思是，读书是唯一能够获得社会地位并且光宗耀祖的方法。这种思想无疑也占据了孔乙己的心灵。考取进士是孔乙己梦寐以求的事情，正因如此他不屑于与短衣帮为伍，自认为高人一等。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是封建正统思想。这种思想体系包括“中庸之道”，即无论对人、对事、对己都应避免对立，采取中和，不走极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安静平常、含蓄内向、安分守己、保守顺应、明哲保身、不求进取的性格特征。这也就解释了孔乙己在屡次秀才不中的事实下，不想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虽然身材高大，有像短衣帮一样干活养活自己的能力，却只是替人家抄抄书，以此换碗饭吃。

四、结语

通过上述类比和对比，我们发现别里科夫和孔乙己有形象上的相似性，他们有着相似的性格特征和悲剧命运：二者都迂腐、麻木不仁、保守、懦弱;小说都以主人公的死亡为结局。同时二者的形象又有差异性，他们在社会角色和行为准则上有所不同：别里科夫扮演的是奴才的角色，而孔乙己则扮演奴隶的角色;别里科夫惧怕与人交往，惧怕一切麻烦，而孔乙己则有善良热心的一面。探究主人公形象相似性及差异性的原因，我们初步发现黑暗压抑的社会风气、作者共同的从医经历以及中国文学界对俄国文学的推崇是产生别里科夫和孔乙己形象相似性的原因，而中俄两国思想体系的不同则是二者形象不同的主要原因。在《套中人》与《孔乙己》作品中，契诃夫和鲁迅分别成功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小人物的形象——别里科夫和孔乙己，在抨击黑暗社会对人民压迫的同时，又抒发了对光明未来的渴望与期待。

参考文献：

[1]张隆溪.钱钟书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J].读书，1981（10）.

[2]契诃夫.契诃夫文集[M].汝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57.

[3]契诃夫.上契诃夫文集[M].汝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63.

[4]鲁迅.鲁迅小说集[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46.

[5]格·别尔德尼科夫.契诃夫传[M].陈玉增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88：248.

[6]魯迅.祝中俄文字之交[J].文学月刊，1932（5）：23.

[7]郭沫若.沫若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96.

[8]格·别尔德尼科夫.契诃夫传[M].陈玉增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88：58.

[9]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M]. 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85-286.

[10]许寿.我所认识的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7.

[11]鲁迅.鲁迅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2.

[12]朱达秋.中俄文化比较[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73.

责任编辑：赵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