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

摘要：在日本，女性在结婚后被定位为以服务家庭、相夫教子为主，其就业方面存在一种“M形曲线”现象。本文试图以东京医大篡改女考生分数事件为切入点，运用社会角色理论的相关内容对日本女性的就业状况进行解读，以期参考日本政府在改善女性M形就业曲线、促进女性就业方面的经验，为解决我国女性目前所面临的就业问题提供些许启示。

关键词：社会角色理论 日本女性 就业现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9-0075-02

一、引言

2018年8月，据日本媒体报道，坐落于日本东京新宿区，有着100多年校史的东京医科大学涉嫌在招生考试中對所有女考生进行人为操纵减分。此后，该校在召开的调查说明会上承认了通过对男性考生加分变相达到女性考生减分的目的，从而控制女性考生入学合格率的暗箱操作。媒体爆出，医科大学之所以篡改女考生的分数来限制学医女生的数量，是因为一方面女性在结婚产子后会休产假暂离工作岗位影响医务工作的开展，甚至还有可能放弃从医，另一方面，医务工作需要长时间的劳动，女性在体力、心理承受力等方面都无法同男性相提并论，可能会增加男医师的工作。

本应该公平公正开展的入学考试被扭曲了，而这种歧视不仅仅体现在分数上。事实上，日本女性在结婚后被定位为以服务家庭、相夫教子为主，因此，毕业之后参加工作→结婚育儿期辞职→等到孩子长大上学后再重返就业市场，是当前大多数日本女性的主要就业模式，即“M形曲线”。基于女性的这种就业模式，不止医疗体制，在整个日本社会的雇佣领域中性别歧视问题都十分严重。

本文试图以东京医大篡改女考生分数背后的真相为参考，从社会角色视角来解读日本女性的就业状况。同时，希望参考近年来日本政府在改善女性“M形曲线”就业模式、促进女性就业方面的经验为解决我国女性目前面临的就业问题有所启示。

二、从社会角色理论看日本女性就业状况

社会学认为，任何一种社会角色都是社会生产和生活发展的产物。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日本女性在社会中所担当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并且深刻影响着其职业生涯。

（1）日本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望。二战结束后，日本进行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的民主化改革。学校教育改革方面，虽然通过制定《教育基本法》《学校基本法》等改变战前的男女别学制度，开始推行男女共学，但是，近代以来长期形成的“良妻贤母主义”教育理念和性别定位的影响依然存在。另外，日本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为了保证男性更好地工作，创造更多的利润，产业界提出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因此，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望是做良妻贤母，即“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然而，当劳动力短缺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瓶颈，加之日本开始步入少子高龄化社会，社会又希望女性能够参与更多的劳动和就业。由此，女性的社会角色顺应时代要求成为“照顾家庭为主、顺便可以工作”的新良妻贤母形象，而能够平衡女性家庭和事业的“M形曲线”就业模式也得以产生并且长期存在。

（2）当前日本女性就业状况。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2017年劳动女性实情报告数据显示，日本女性的就业在数量规模上实现连续5年扩大，雇佣方式、薪酬待遇等方面也都有所改善。

根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的统计，2017年女性劳动人口约2937万人，比上一年增加45万人左右，实现连续5年的增长，约占劳动力人口总数的 43.7%（较上一年提高0.4%）。其中，女性雇佣者人数达到2590万人左右，较上一年增加了约51万，占雇佣人口总数的44.5%（比上一年提高0.3%）。从女性雇佣者从事的行业来看，以医疗、福利业人数最多，约602万人（占女性雇佣者总数的23.2%）。批发业、零售业约513万人（同19.8%），制造业约298万人（同11.5%），住宿业、餐饮服务业约211万人（同8.1%）等次之。其中，批发零售业和服务业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6%、5.4%。薪酬待遇方面，在雇佣10人以上常用劳动者的民营事务所，普通女性劳动者中正式职员的薪水为28万2800日元（比上一年增长0.3%），法定工资为26万3600日元（同0.6%）;非正式职员的薪水为20万2000日元（同0.5%），法定工资为18万9700日元（同0.6%）。雇佣形态上，正式职员约1114万人，非正式职员约1389万人，分别占女性雇佣者人数的44.5%和55.5%。[1]

数据分析显示，当前日本女性的就业环境有了显著提升。但是，男女就业不平等仍然是很严峻的问题。目前，在日本因生产育儿而辞职的女性依然很多，等到她们想要再就业时多数只能成为非正式劳动者，这也是女性雇佣者一半以上都是非正式人员的原因。而且，同欧洲、亚洲其他国家相比，进入管理岗位的女性占比也很低，导致女性在职场上很难发挥自身的力量。

（3）日本男女就业不平等的原因。社会学根据角色获得的途径把角色分为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先赋角色是由先天因素决定的角色，如性别角色。还有一些先赋角色是由社会规定的，如封建社会在世袭制下形成的皇帝等。自致角色则主要指通过自身努力和活动而获得的角色。随着社会的进步，后一类先赋角色会随着自致因素的不断增加而逐渐被自致角色所代替。[2]

从社会角色理论来看，日本女性之所以在就业方面受到歧视，是因为她们作为女性的先赋角色被过分放大，制约着其自身角色的发展。例如，企业认为女性将来结婚生子后可能会辞职回家无法对公司作出长期的贡献，进而在进行人才招聘时，多半会选择男性，由此造成女性的就业难;或考虑到女性在体力等方面不及男性，认为她们所做贡献无法同男性相比，对男女职员实行同工不同酬等。就男女工资收入差距来看，自1976年统计以来，两者之间的差距在2017年已经缩小到历史最低，女性平均薪资也只是约为男性的73.4%（上一年为73%）。[3]由此，女性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光靠其自身的努力还不够，需要社会各界认识到保障女性自致角色的重要性并且付诸行动。

三、日本政府对女性就业的支援政策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逐步出现少子高龄化问题，劳动力市场也随之迎来巨大挑战。面对日益显著的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政府开始鼓励女性就业以解决劳动力危机。1986年，日本政府发布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强调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此后，还发布了《育儿休假法》《关于平衡工作与育儿的支援政策方针》等一系列支持女性就业的社会福利政策。

当前，日本政府积极推进的是安倍政权为激励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而推出的《女性活跃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促进法》作为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之后提出的“女性经济学”的一环，旨在扩大女性就业及升迁机会，以解决日本社会劳动人口减少问题。为了支持女性兼顾家庭与事业，该法对用人单位和男性等都提出了要求，如用人单位要构建使女性可以兼顾育儿和护理的工作机制，男性应积极参与家务与育儿等。

自《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实施的30年间，日本女性就业政策经历了维护女性劳动权利到完善社会福利政策，直至积极活用女性的转变。[3]当前，尽管日本女性的社会角色中先赋角色虽然依旧很强大，但是其先赋角色中的自致因素开始不断增强，自致角色正在不断扩大。表现最明显的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女性自我意识的增强，近年来女性M形就业模式的底部逐渐上升，并呈现向倒U形就业模式转化的趋势。[4]

参考文献：

[1]厚生労働省「働く女性の実情」（平成29年）[R].

[2]丁水木.论先赋角色与自致角色[J].学术月刊，1988（12）：37-38.

[3]王国华.日本女性劳动就业支持政策及影响分析[J].长春大学学报，2017，27（9）：17-21.

[4]师艳荣.日本女性M形就业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J].日本问题研究，2013，27（1）：84-90. 责任编辑：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