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庭硕

本期推出的3篇文章是从生态民族学的研究视角，探讨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有从个人已有的求学与研究历程出发，去总结和推进生态民族学的研究规范与内容;也有以具体的地域和民族为切入点，去反思当前“灾害”的本质与内涵。研究人员的身份背景具有多元性，既有海外的学者，也有内地的民族学专家、青年教师，甚至还有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管理人员。从众多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身份来看，生态民族学所探讨的内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并逐步成为热点研究内容，这充分说明生态民族学可以助推当代的生态建设和社会发展。

《生态民族学之路仍在远方——罗康隆教授采访记》是由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院长罗康隆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艾菊红研究员共同完成。罗康隆教授是我国生态民族学研究的代表之一，颇具国际国内影响力。他的研究旨归与其个人的家庭环境和求学经历息息相关。罗康隆教授所分享的个人经历对当代年轻的学人具有较强的感召力;他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进一步丰富了生态民族学的内涵;他倡导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开创了民族学新的研究规范。艾菊红研究员对罗康隆教授的采访非常及时，生态民族学正处于该如何进一步深化和转型的新时代，那么回顾前人的生态民族学研究之路，对于后人进一步的开拓创新显然可以发挥引领作用。

陈刚，陈海军，Jean-Franois Rousseau所撰《生态环境的变化对民族村寨生计的影响与适应性研究：以云南红河沿岸为例》一文则是从具体的个案出发，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深入剖析民族生计方式与生态环境二者的制衡运行关系。该文注意到共时态的水文情况、植被分布等因素足以影响红河沿岸各族居民的生计策略和选择，还注意到干旱灾害的爆发严重困扰着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当代的生态建设。其实，酿成灾害的原因恰好与人类的生计活动息息相关，与当地的耕作制度、农作物的选择和匹配、耕作地段的特殊性等更为直接。为此，不管是旱灾还是其它类型的灾害，都很明显具有文化的归属性。该文能够注意到红河沿岸的生计变迁与环境退变二者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实属难能可贵。但是具体到补救措施而言，如果不能从历史的维度揭示干旱、高温的文化成因，那么要作出准确的文化应对，显然是难以办到的事情。假如该文能够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揭示资源利用方式的变迁对干旱、高温酿成的影响，那么无论是探讨的深度，还是应对的有效性都可以得到较大的提升。

郭静伟的文章以云南景迈山布朗族应对病虫害为个案，针对“专家系统”的“科学”施治，表达了对传统地方知识被替代前景下，施治有效性的忧虑。文章明显是论辩性的，坚守的是融合现代技术规范与地方性知识为依托的动态的文化防灾路径。建议传统的防灾路径是长期历史积淀的产物，其地域、生態、文化的针对性都具有充分的保障，因而也就具有不可替代性。为此，当代最需要的防灾策略，恰好需要立足于传统，对现有科技手段进行优化选择，实现两者的结合和互补，符合现代需要的防灾策略才能落到实处。这样的防灾思路理应具有普适性，值得有关部门和研究者引起足够的关注，决不能人为的将现代技术与传统分割开来，否则将会在无意中欲益反损。

[责任编辑：罗康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