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岱宝

摘    要： 作为西方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威廉·巴特勒·叶芝一生不断追求诗艺的革新，其中神秘主义则贯穿了其一生的诗歌创作。诗人擅长将神话经典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使诗歌蒙上了神秘色彩，同时在塑造女性的同时，采用象征主义，借用“面具理论”，以“反自我”表达思想，使诗歌内涵更丰富，意义更深远。

关键词： 神话经典    神秘主义    女性意识

马克思曾经说过：神话是原始人类精神活动产品的结晶，是对自然和社会的“不自觉艺术”。在神话中，“现实和想象、实际和幻想、自然和超自然相互交织”[1]。神话显示的自然崇拜的混沌意识结构或主客互渗的“诗性智慧——使其成为人类幼年的诗。富有意义的是，神话乃是原始文化的综合表现或凝聚”[2]。神话既是民族远古的梦和文化之根，又是“原始初民对大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自然的欲望，其中蕴涵了哲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萌芽，是每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源泉之一”[3]。因此，诗歌可以作为一种神话的载体表达更丰富的思想和内涵。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论证了神话的艺术性：“古代神话，乃是现代诗歌靠着进化论者所谓的分化和特化过程而从中逐渐生长起来的‘总体（mass）。神话创造者的心灵是原型，而诗人的心灵则‘在本质上仍然是神话时代的心灵”[4]。

W.B.叶芝（1865—1939），是爱尔兰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其一生作品广泛且丰富，创作主题多样，在1923年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叶芝的诗歌题材丰富广泛，涉及人生、爱情、政治、哲学等，创作手法多种多样，在诗歌创作中，叶芝非常善于运用神话经典为诗歌创作服务，作品中的神话经典来源广泛，包括希腊神话、圣经神话故事及印度神话等。在诗歌创作中，叶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神话思维。另外，叶芝对神话中的意象信手拈来，或直接引用，或重新诠释与解读。本文旨在从神话经典角度探索叶芝诗歌中所透露出的女性意识。

一、神话经典与神秘主义

叶芝受达尔文、赫胥黎、廷德尔等英国思想家怀疑主义的影响，以及父亲的影响，很早便对基督教持怀疑态度，而对神秘主义兴趣浓厚，在一生对神秘主义的研究中，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信仰体系”。

他说：“由于我所深恶痛绝的赫胥黎和廷德尔剥夺了我童年时代那种单纯的宗教，我就造就了一种新的宗教，差不多是一种绝对灵验的关于诗歌传统的宗教，是关于一堆故事的宗教，是人物和情感的宗教，与其最初的表达密不可分由诗人和画家借助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一臂之力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5]他产生了一个信条：“因为那些虚构的人物是由人的最深刻的直觉创造出来的，并以此作为人的尺度和规范，所以，任何我所能想象得到的出自他们口中的话或许都最为贴近真理。”[6]他认为想象力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人类想象的东西其实才最接近于真实，想象从某种程度来说与叶芝一直坚持相信的神秘主义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神话经典中的想象常常可以成为一种表达自我的媒介。

叶芝从小受民间口头传说的熏染，对乡间故事的兴趣十分浓厚。其从小生活的斯莱戈居民对鬼神十分迷信，在怀疑主义和科学主义破坏掉大部分现代人对传统基督教的信仰后，这种民间信仰恰好指出了一条新的精神道路[7]。年少的叶芝将神秘主义作为精神寄托，而民间传说则为其提供了新的精神道路。在《凯尔特的薄暮》中，他说：“民间艺术的确是思想贵族中最古老者，而且因为他拒绝短暂和琐碎、仅仅聪明和漂亮的东西，犹如拒绝庸俗和虚假一样坚决，因为它搜集了世世代代最单纯、最令人难忘的思想，所以它是一切伟大艺术植根于其中的土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神话经典作为叶芝诗歌的来源之一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二、神话经典与叶芝的女性意识

受父亲怀疑主义的影响，叶芝从小对神秘主义青睐有加，叶芝认为诗歌可以用象征唤醒神秘的力量，将生活的碎片在更深层次里连为一个整体。“叶芝阐述了一个庞大的神话体系，这个体系要求包括历史、个人心理和死后灵魂的命运。但他把这个体系归因于游魂的作用，这些游魂通过昏睡状态中的自动写作进行交流，他们一开头就宣布他们的行动范围说：‘我们是来给你们的诗歌隐喻的。这一切努力因为都处于时代的实际活动范围之外，所以便转向被放弃的知识领域，未被认识的启蒙源泉——总之，转向某种神秘主义”[8]。叶芝年少时期曾痴迷于神秘主义，并于1884年接触到了英国通灵学者辛奈特所著的《佛教密宗》，书中的印度和藏传佛教密宗的修行原理和方法对叶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后，叶芝于1887年在伦敦加入了通灵学会，在那里学到了东方神秘主义，由于私自进行通灵实验叶芝最终退出了通灵学会，但随后加入了“金色黎明”秘术修道会。叶芝的诗歌创作经历了大致三个时期，叶芝的早期诗歌作品富有浪漫色彩，中晚期的诗歌作品则不如早期那般热情，更多的是智慧和思索。

1.早期诗歌中的神话经典和女性意识（1885—1899）

神秘主義贯穿了叶芝的一生。童年的叶芝随母亲居住在爱尔兰斯莱戈的外祖父家，却因外祖父的严厉而时常觉得孤独，当他独自一人时，他会沉溺于幻想，有时会听见“良心的声音”，有时会看到“神鸟”，“而且从此以后，我一直相信有隐形人在耳边对我低语”[9]。在斯莱戈的岁月里，叶芝接触到了丰富的凯尔特神话传说，这些神话故事和传说为叶芝日后对神秘主义的痴迷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889年，叶芝在伦敦的贝德福德公寓迎来了一位容颜姣好、身材高挑、姿态优雅的女子，她就是带给叶芝一生欢乐交织痛苦爱恋的女子——茉德·冈（Maud Gonne，1866—1953）。两人的初次见面是因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约翰·奥利里的一封信。茉德·冈对爱尔兰政治自由的热情深深地吸引了这位年轻的诗人。“那时，她就像春天女神的古典式化身，维吉尔的赞美‘她走起路来好像女神，只是为她一人而写的。她容光焕发，好像阳光透照的苹果花。我记得那天她就站在窗内一大簇苹果花旁”。

在诗歌《尘世的玫瑰》中，叶芝将玫瑰视为理性或爱的象征，并且有一种与人类一同受难的美，诗歌融合了作者的浪漫主义理想和神秘主义理念，诗人引用希腊经典神话，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斯巴达以美貌而著称的王后海伦引起十年特洛伊战争，特洛伊城最终被希腊人焚毁。“特洛伊在一场冲天的殡葬之火中逝去，尤什纳的孩子们已断魂”。“尤什纳”是黛尔德的恋人及其朋友阿尔丹和安利的父亲。根据爱尔兰的传说，北爱尔兰武士奈希在兄弟阿尔丹和安利的陪伴下，与美女黛尔德私奔到苏格兰，而黛尔德被北爱尔兰王康纳哈选中作王后。后来他们被康纳哈诱回爱尔兰，三兄弟遂被康纳哈的军队所杀。这个传说为诗歌蒙上了神秘和悲情化的色彩。诗人随后慨叹道：“孤独的面容永生不朽”，这里在名义上指海伦又暗指茉德·冈。在第三节中，诗人写道，“有位疲倦而仁爱者已在神的座前盘桓”，这里的“疲倦而仁爱者”指的是海伦，但也影射了茉德·冈，诗人在诗歌的结尾处慨叹道，“他把这尘世造成一条铺满青草的路，在她的漫游的双脚前边”，诗人勾勒出了极富浪漫和神秘的画面，引用特洛伊神话，将茉德·冈喻作海伦，既赞美了所爱之人的美貌，又暗含了自己为茉德·冈所伤的难过心情，即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始作俑者，而茉德·冈则是作者多年情伤的始作俑者，最后一句与题目形成双关，意指爱人茉德·冈在这尘世中是出众的，正如玫瑰在铺满青菜的路是出众的。诗人巧妙使用神话经典使茉德·冈的美貌蒙上了神秘的色彩，这一时期，作者刻画的女性形象是女神般的、富于浪漫色彩的。

2.中期诗歌中的神话经典和女性意识（1899—1917）

在葉芝的中期诗歌中，受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叶芝的诗歌转而追求一种更朴实、更大众化的风格，逐渐摆脱了早期的浪漫主义特点。这一时期他的诗作多以政治和个人境遇为题材，不再像早期诗歌富有浪漫色彩，虽然仍旧从神话世界中汲取灵感但是逐渐走向现实世界，诗歌创作将坚实硬朗的现实意象与神话经典相结合。

此时作者处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工业革命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在经济和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作者逐渐对这种甚嚣尘上的工业趋势赶到反感，同时排斥理性科学带来对颠覆世界性的认识，作者依然坚持对神秘心灵的依从。1919年复活节起义的失败使诗人对流血革命赢得独立产生了质疑，叶芝逐渐褪去了早期的浪漫热情，开始以冷静的眼光看待世界，塑造的女性不再是早期的“海伦”那般只是拥有美丽的外表。

在叶芝的广泛兴趣中，神秘哲学对他的文学创作乃至世界观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中年回忆说，秘密法术为他的诗歌提供了象征和隐喻;神秘主义静坐冥想“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思想。借助神话经典，诗人塑造的女性睿智、冷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诗人本身不如早年那般极富浪漫和热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叶芝一直倾慕的对象茉德·冈的丈夫John McBride作为爱尔兰起义领导人之一被判了死刑，这一事件给诗人带来了极大的触动，诗人转而再次追求爱慕的对象茉德·冈，虽然求婚再一次失败，但是为诗歌创作内容平添了很多内容，这一时期的诗歌风格直白、朴素、明确。叶芝于1917年与乔治·海德-李斯（George Hyde-Lees）结婚，并在妻子的鼓动下尝试了“自动写作”，诗歌与神秘主义的联姻为叶芝的诗歌内容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诗歌《所罗门致示巴》中，作者取材圣经神话，诗中的所罗门王是作者自喻，而示巴女王则象征叶芝之妻乔治，此诗作于1918年，《旧约·列王记上》第10章第1节—13节记叙有示巴女王访问所罗门王一事，示巴女王倾慕所罗门王的智慧，就带着臣仆、香料、宝石和黄金来到耶路撒冷觐见，所罗门王对其所提的问题都给出了满意的回答，两人的爱情故事成了一段千古佳话。作者笔下的示巴女王不再拥有“海伦”般的美貌，而是拥有”微黑的脸”和“阿拉伯的眼睛”，而诗歌的主题也脱离了浪漫色彩，不再是早期的浪漫情怀，诗人借示巴女王之口追求“使博学者欢畅的”话题，在示巴女王感叹其“思想”“不过是一个“狭窄的马圈”，而所罗门王则感叹道“除了爱，什么也不能把世界变成一个狭窄的马圈”，因为“全天下”无人敢与他二人“较量学识”。诗人眼中的爱不再是早期的情爱，而是更着眼于智慧和学识。诗人引用圣经故事，为诗作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3.晚期诗歌中的神话经典和女性意识（1917—1939）

处于创作晚期的叶芝，诗歌更加纯粹，也更专注，诗人反思之前的诗歌作品，逐渐摒弃之前形式复杂华丽的风格，去除了不必要的装饰和点缀，使诗歌更简洁有力。诗人此时站在年龄铸就的智慧高度上，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对神话经典和神秘主义又有了新的认识，诗人以老人常有的明智反思一生的所作所为，与传统作家在晚期进行总结性创作不同，叶芝晚年创作中写作手法更娴熟，将神话经典注入诗歌中，诗人晚年沉湎于哲学冥想，诗歌主题更抽象。叶芝在晚年建立起神秘主义哲学体系，《幻景》的出版，更是对螺旋、锥体等做了详细的阐释，在塑造的女性形象中，“疯珍妮”与早期的“海伦”和中期的“示巴女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疯珍妮”没有“海伦”的美貌，也没有“示巴女王”的智慧，在某种意义上，作者以“疯珍妮”自诩，“疯珍妮”的原型是戈尔伟郡郭特乡一位以言语放肆、善于讽刺著称的老妇人，人称“疯玛丽”。“疯玛丽”婚后丈夫性格暴虐，在孩子夭折后又被夫家赶走。在“面具”理论下，通过挖掘诗歌作品人物性格中潜在的及没有正面描述出来的无意识特征，使诗歌的人物形象更立体，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作者内心的矛盾。“面具”指出自其内在本质的一切情感的对立面，即反自我（对立自我或准自我），是一种情感的反创造。

在《疯珍妮》组诗中，作者借“疯珍妮”之口表达了对教会道德权威及世界限制人类自由的嘲讽。在《受责的疯珍妮》中，疯珍妮感叹“伟大的欧罗巴当了冤大头”，作者引用希腊神话，欧罗巴是希腊神话中的腓尼基公主，被爱慕她的宙斯化为一头白牛，劫持到了克里特，疯珍妮感叹是“上天在打呵欠”，作者借用希腊神话，以“疯珍妮”之口表达了对上帝对嘲讽，这一点在《疯珍妮在最后对审判日》中同样得到了体现，根据基督教传说，在世界末日，基督将重现人世，审判所有活着和已死之人，善者得升天国，恶者必下地狱。在诗歌的最后，疯珍妮感叹道“什么能被显露？什么是真正的爱呢？只要时光逝去，一切都能被知道或显露”，诗人此时的爱情观不再如早年那般，而是感叹道“那样的爱情，不令人满意，如果不能接受全部肉体和灵魂”，历经沧桑的叶芝表达了凡事终将逝去的真理，并且认为艺术、人生体验和不易保留的世俗世界终将流传下去。

三、结语

作为二十世纪伟大的诗人之一，叶芝一生创作了大量诗作，其作品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由于对神秘主义的迷恋，叶芝一生在诗歌创作中都运用了丰富的神话经典故事，构建了自己的神秘主义体系，在神秘主义体系中，作者常常借用神话经典故事塑造女性形象，在不同的时期，作者塑造的女性形象带有不同时期的特点，表达出了不同时期的作者的思想特点，同时作者在“面具”理论的影响下，以塑造的女性为契机表达“反自我”，诗歌融合艺术、美学和神秘主义，内容更深刻。

参考文献：

[1][苏]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1.

[2][罗]泰纳谢.文化与宗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3.

[3][苏]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96.

[4][德]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96.

[5]W. B. Yeats. Autobiographies[M]. Macmillan， 1955; repr. 1956：211.

[6]傅浩.叶芝评传[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26.

[7]张毅.叶芝诗歌特异的神秘主义宗教信仰[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37（4）：93-95.

[8][英]马·布雷德伯里，著.胡家峦，译.现代主义[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291.

[9][爱]叶芝，著.徐天辰，潘攀，译.帷菇的颤抖[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本文是河南省教育厅201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神话经典视阈下的叶芝诗歌的女性形象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9-ZDJH-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