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我国文学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传播迅速，呈现欣欣向荣的姿态。老舍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其作品有很大价值。本文对老舍作品改革开放后的海外传播做典型案例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中国现当代文学    海外传播    老舍作品    改革开放

引言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文学艺术方面，标志着当代文学经过了十年“文革”的缄默后步入新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发展迅速，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方针，并向海外输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传播于世界各地并被读者接受。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汉语热席卷全球、世界汉学研究的复兴、文学翻译工作的开展、优秀文学作品的畅销及中国作家荣获世界文学大奖等事件都证明中国文学以独特的魅力被世界认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个历史节点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要紧跟时代潮流，改善系统机制，以更完善的姿态走向海外。

对外传播的研究离不开传播方式的论析。改革开放作为重要的历史节点，对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方式的革新有着重要作用。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方式中首当其冲的必然是“译介”，翻译保留作品的文化美学价值，再通过对作品的语言转换，让国外读者感受作品中蕴含的中国文化魅力。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热潮，促进了新的传播方式的诞生。四十年来，我国与世界各国展开了广泛深刻的交流，以老舍作品为代表的现当代文学从原来的单一翻译传播途径向多方拓展。

一、翻译传播

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事业始于1920年前后，几乎与我国现代文学开端同步，但传播速度远不及作品创作速度。老舍作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登上英语世界的舞台，是较早的一批走出国门的中国文学作品，因此老舍被英美读者熟知。改革开放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有两种方式：一是国内机构对外译介推广，二是外国翻译工作者向内引进。二者各有优点也各有不足，但这两种译介方式都促进了老舍作品在海外传播与接受。

国内机构对外译介推广工作曾在现当代文学对外翻译事业中占据主导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便开始了此项工作。1951年，叶君健创办《中国文学》杂志，杨献逸与戴乃迭夫妇负责翻译工作。《中国文学》杂志旨在向海外译介优秀作品，向世界展示新中国形象。1981年，《中国文学》派生出“熊猫丛书”（Panda books），译介的重点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但因其局限性导致翻译作品在海外影响较小，仅有个别译本受读者欢迎。2000年年底，中国文学出版社因资金短缺等多种因素被迫撤销，2001年《中国文学》杂志宣布停刊，“熊猫丛书”几乎停止出版。《中国文学》杂志也为老舍作品的海外传播作出了一定贡献，共翻译了《龙须沟》《骆驼祥子》《正红旗下》和《二马》四部作品，五六十年代除翻译老舍作品以外，还报道了老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创作与生活情况等。据悉，《中国文学》杂志译介老舍作品的原因是：老舍作品反映了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语言幽默、白话具有方言色彩。但也有部分作品被否决，如《猫城记》被认为故事荒诞，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態。可见《中国文学》杂志选取的老舍作品主题大多数是反映旧中国的黑暗，展现新中国的形象。另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翻译出版阵地是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香港中文翻译研究中心启动《译丛》杂志，这本杂志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合中国与西方”为目标，旨在向西方推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工作由外国译者担任，自创刊至今日从未脱刊，在海外取得好的传播影响。《译丛》杂志翻译的老舍作品，主要集中于新旧思想对比并展现各类矛盾冲突，其译介作品有《老字号》《牛天赐传》《鼓书艺人》《宗越大师》《我的母亲》《老年的浪漫》。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艰苦生活，对人间真情、人性等问题的思考。二十一世纪国内相关机构出台了不少项目扶持中国文学的对外推广，如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2014年起举办“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2013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外文局联合主办“2013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促进一批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走出国门，且积极展开国际合作，从中培养出致力于现当代文学作品传播的优秀汉学研究人才、翻译人才。现当代文学作品海外传播途径不再单一，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输出作品将会取得良好的传播效应。

国外翻译者的相关工作。中国文学在英美文学市场的遇冷，导致相关翻译工作者的工资待遇等不够理想。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翻译工作者主动担任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国外翻译者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有四种目的：学术动机、商业动机、政治动机、个人动机。主要是汉学家承担这一工作，这是我国文学对外输出一个好的模式。

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葛浩文、蓝诗玲、威廉·莱尔和白睿文等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工作，让一部分优秀作品在海外开拓影响力。其中，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首席翻译家，他翻译了老舍、巴金、贾平凹、苏童、毕飞宇等作家的几十种小说。独立出版文学作品是海外翻译工作者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主要途径，老舍的八部长篇小说已在英美出版，且一部小说（如《骆驼祥子》《离婚》）有不同种译本，读者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不同译本。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老舍作品在英美国家迎来新一轮热潮。八十年代后，在欧美出版的报纸杂志及作品选集收录了老舍的短篇小说、散文、话剧、杂文等。美国的《今日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等杂志定期选编优秀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发表，英国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1995）、《中国现代名家短篇小说选》（2002）等文学作品选集系统地介绍中国作家与作品，这些作品选集收录了《茶馆》《老字号》等短篇作品，英美学界给予老舍及其作品极高评价，认为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超一线”作家。但不可否认，整个译介事业存在限制因素，文化差异、政治因素和审美习惯直接影响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翻译是语码之间的相互转换，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此外，中西之间图书的贸易逆差也表明一点，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依旧是“遇冷”状态。

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文化接近性。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受众较小，因此在翻译阶段不仅要考虑作品表层的“语言转换”还要重视作品内涵的“文化转换”。第二，刻板印象。一些海外读者已经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形成了固有印象。在长达五十年的“冷战思维”影响下，中西方文学传播与接受必然受此影响。第三，审美接受。通过分析西方读者偏爱的中国作家及作品题材后发现，不同国家的读者具有不同的审美习惯。如，美国读者喜欢个人英雄主义等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英国读者偏爱历史主义题材作品。

通过国家政策鼓励，文学翻译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以出版社、发行公司的支持为一体，老舍在海外已经取得一定影响力，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例如在英美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书架上中国作品屈指可数，借阅量较小，老舍作品从最初的“热门”逐渐冷却。中国文学译作整体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与中外文化差异、译介模式、译介及出版发行的系统化、规范化等均有一定关系。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稳步增长、国际影响力日渐提高、始终注重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将会变得更加广泛，越来越受到国际范围内的认可与接受。

二、影视改编

二十一世纪，大众传媒发生巨大变化，纸媒开始衰落。文学作品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大众视野即影视改编，影视作品以全新的姿态刷新着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知。同时，影视输出成为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渠道，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走出国门。

1980年11月至12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西欧的十四个城市演出《茶馆》，取得了成功，各地登载的报道与评论有七十余篇。这次演出让国外观众、读者深入了解老舍。过去国外读者一直认为老舍只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现在感受到了“剧作家”老舍的独特魅力。八十年代初，西欧国家开始译介老舍戏剧。198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制作，Glazer and Beck（美国电影公司）发行的电影版《骆驼祥子》上映，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中美合作制作的影片，《骆驼祥子》电影在国内斩获多项大奖，但在美国并未引起较大反响。其原因有很多：《骆驼祥子》的第一版伊万·金译本将结局改成“大团圆”，电影本身忠于原著造成美国观众不解，电影的中式表现手法等很难被海外观众接受。制约戏剧影视传播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表现手法。中西方对戏剧影视不同的拍摄手法与表演技巧让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影视文化，文学作品的改编需要综合考虑它们对最终呈现作品的影响。第二，审美理解。影视戏剧的表达方式主要集中在对人物的塑造和对情节的叙述，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时，会对剧中人物与情节自行解读。因此，戏剧影视改编要充分考虑观众对作品的接受与理解。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的国家，其本身特有的文学作品必定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由此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一方面要继承其丰厚的内涵，保留最根本、最具有特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影视作品在表现形式方面应当化繁为简，适应世界观众审美的需要，以更具有包容性的姿态向外传播中国故事。

三、课堂教学

随着我国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现当代文学课程发挥其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它能够帮助外国学生感悟中国文学之美，并掌握口语、阅读和写作等技能。现阶段，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当代文学作品选取教材以《博雅汉语》和《汉语高级教程》等为主流，这些教材的培养目标是提高学生汉语运用能力和汉语学习兴趣。国外大学中文系设置了现当代文学的相关课程或者专业。

但通过这一手段传播的影响力微弱。与上述两种传播方式不同，通过汉语课程进行现当代文学的传播只能停留在“教学”手段，其传播对象仅为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市场上大多数对外汉语方面的文学教材出现了“重古代轻现当代”和“重现代轻当代”的倾向，部分高校机构甚至直接让外国学生使用中国学生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这些留学生专用的教材收录的老舍作品有《断魂枪》《骆驼祥子》等小说，都是在英美国家受欢迎度较高的作品，但这些教材毕竟是文学作品选集，不可能完全顾及每一位作家，因此影响力有限，学生只是对老舍及其作品有基本了解。在对沈阳某高校本科留学生的调查中，大部分已完成现当代文学课程学习的学生表示“不了解现当代文学”且课程满意程度较低。虽然通过教学手段传播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效力较小，但随着全球汉语学习者日益增多，汉语教学将逐步扩大影响力。制约汉语教学传播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教学观念。教材的选编、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教学方法等都会对汉语教学传播产生直接影响。第二，学生接受。学生的汉语水平高低是决定他能否接受作品的第一要素，只有当学生汉语水平进入中高级学习阶段，才有能力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经典文学作品是典范的语言材料，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汉语语境，培养交际能力。文学作品承载了中国社会、历史、地理和人文风俗及思想价值等诸多要素，外国学生从中国文学作品中能够看见字间的“中国形象”。但这一传播方式的影响力有限，需不断完善。当汉语成为全球的“流行语言”，自然会吸引外国学生主动学习汉语，传播对象的数量扩大，也会促进现当代文学增强其海外影响力。

四、汉学研究

中国文化因其广度与深度吸引了一大批国外学者争相研究“中国学”。海外汉学研究与本土学者研究不同，他们通过西方文艺理论视角观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这让现当代文学学科向海外延展。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诸如夏志清、李欧梵与王德威，他们的研究观点及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促进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形成了“回返影响”。

汉学研究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视作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没有对这一时期进行细分。海外學者很少关注该时期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而是从“西方语体”角度解读文学作品的价值。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骆驼祥子》评为当时最佳的中国小说之一，其结构严谨，感情真挚，是真正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小说。但他也认为国内学界过高评价老舍，否定《四世同堂》的文学价值。王德威采用许多西方知名学者的理论批评方法对作家作品重新评价，这促进了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对经典文本再解读。但王德威曾说中国现代文学其实就是两条路：一是鲁迅的“讽刺之路”，二是老舍的“幽默之路”，最终目的都是“打倒旧社会，建设新中国”。这个观点明显将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简单化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盲目效仿“汉学研究”只会出现“误判”“误读”等错误结论。

温儒敏在《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一文中指出部分学者对汉学研究过度崇拜，甚至将“汉学标准”作为“争相追赶”的“风尚”。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属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对“左翼作家”几乎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埋没了左翼作家的历史、文学价值。产生于西方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扎根于本土的文学研究有本质不同，虽有可供借鉴之处，但不可将其作为“先进”“时髦”的标准。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回返成果，合理地吸收其有益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产生于中国百余年的历史背景下的，不可放弃自身的主导话语权。因中外学者的立场、观点、方法等因素的差异，海外汉学家在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国内学者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维度：第一，思想维度，海外汉学家能够将西方哲學思想与文艺思想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第二，审美维度，海外汉学家与国内学者的审美理念不同，汉学家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美学判断，因此具有独特的审美取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新的审美探索。第三，传记维度，美国汉学家对老舍的传记研究成果丰硕，如陶普义的《老舍：中国的故事大师》梳理了老舍的一生与创作历程。海外汉学家对中国作家传记研究的角度独特，具有较高的理论及应用价值。第四，跨学科维度。近年来海外汉学家开始用“边缘学科”或者“新兴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地域文化等许多崭新角度重新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将崭新的理论与经典作品相结合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收获。

结语

中国现当代文学能够反映中国人民现实生活与精神思想，这些语言文字中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一种必然。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都被推向世界，全世界人民都有权利欣赏来自异域的文学艺术，中国文学向海外传播是必然的历史趋势，也是一种需要。世界需要聆听中国故事，也需要欣赏中国形象，中国需要向世界展示自己。在外来文化对国内产生较大冲击的今天，我们要保持文化自信，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予以重视，充分展示优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杨四平.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回返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4）.

[2]曹文刚.海外汉学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翻译出版[J].出版科学，2017（3）：114.

[3]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J].文艺争鸣，2007（2）：51.

[4]夏禹圣，史兆鑫.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传播的发展方式[J].牡丹，2017（1）：103.

[5]朱恬，王璇.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传播事业与发展历程研究[J].西江文艺，2017（5）：108.

[6]吕游.从翻译视角看现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J].芒种·下半月，2013（24）.

[7]张清华.世界视野、海外传播与中国当代文学[J].文艺争鸣，2013（08）.

[8]耿强.中国文学走出去政府译介模式效果探讨——以“熊猫丛书”为个案[J].中国比较文学，2014（01）：66.

[9]舒济.国外翻译研究老舍文学作品概况[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