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春秋》自出版以来，先后入选文艺联合书单第27期好书榜，2019年4月百道好书榜，《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文学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等先后刊发了评论文章，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反响。2019年3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海峡出版发行集团、《人民文学》杂志社联合主办了《海边春秋》研讨会。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纪秀荣、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林彬、《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出席研讨会并致辞。何镇邦、曾镇南、胡平、张陵、贺绍俊、白烨、梁鸿鹰、徐坤、王干、张柠、吴子林、刘琼、胡友笋、岳雯、刘汀、陆永建等20余位作家、评论家参加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主持。

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海边春秋》是一部书写新时代的现实主义力作，是一部应伟大时代之命创作、反映伟大时代精神、生动讲述中国故事的优秀作品，本刊特摘发部分发言。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这部作品我到昨天晚上看完了，我觉得这确实是值得我们的出版界、评论界给予如此高度重视的一部作品，回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要的、紧迫的召唤和要求，同时对于我们的文学，对于我们的长篇小说，在这个时代，如何塑造新人，如何反映新时代的社会生活，如何反映新时代的改革进程和时代风貌，我觉得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阐明。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论述中都反复强调，说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文艺，我们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新时代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要塑造新时代的新人。这个课题可以说是摆在我们的文学界，摆在我们的小说家们面前的一个很大课题，在这方面我想当我们看到《海边春秋》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感到陈毅达主席在这方面是有自觉的思考，做了自觉的探索，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有人来问，你们这一两年的小说中有什么重要的、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时代新人的形象，坦率地说不是很多，但是我现在可以说有一个，《海边春秋》里面刘书雷就是一个时代新人的形象。时代新人的形象不是很多，并不是说我们作家在这方面的自觉性不够，因为客观地说，塑造时代性、塑造能够体现这个时代精神，同时在他的行动、实践中又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的历史趋向的人物形象，不是轻易就可以塑造出来的。不是仅仅靠理念就可以塑造出来的。真的是需要我们的作家，对于时代生活，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和精湛的把握。既有站在时代大势上的把握，又有对这个时代里面一直深入到细部、深入到心灵深处的把握，这实际上是对这个时代的作家提出很高很高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研讨《海边春秋》，里面的刘书雷，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作家在新时代塑造探索时代新人的形象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一个收获，这里面有宝贵的经验，当然也还存在着说继续提高、继续改进的余地。

我觉得刘书雷这个形象在这方面是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他去蓝港村，这里面包含他的主动精神、创造精神，这种主动精神、创造精神以及他与当代的老百姓之间的情感关系，包括在具体事情上，本来说是蓝港村要整体搬迁的，然后通过他的努力，成功地保住了这个村子，其实我觉得这确实也是体现了新发展理念，不是我们过去粗放式发展的整体搬迁，很粗暴地解决问题。我觉得写得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不生硬，不是那种很硬的以理念为先导的做法，而是从这个人物的精神面貌，从这个人物的精神性格里推动出来的，由此同时也呼应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要求，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精神。

所以要我说《海边春秋》好在哪里，我觉得还是塑造出了一个可以说具有新时代新人品质的这样的人物形象，当然呢，在这方面我们说这是极其艰苦的探索。

施战军（《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我们盼望着具有新时代新的生活、新的审美气质的作品，我们一直在盼望着，《海边春秋》可以说是满足我们这种审美期待的第一部。《海边春秋》拿到手后，我们和毅达做了多次沟通，最后打算发出来，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内心里面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感。就觉得进入新时代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但是具有新时代品质的小说始终很少，《人民文学》零星发过一些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但是主题太狭窄了，不够宽阔。比如写乡村，一个精准扶贫就把大家拿住了，除了精准扶贫之外大家看不到别的生活。其实乡村振兴是一大套的，文化、教育、养老，涉及非常多的方面。而《海边春秋》中蓝港村的故事，从搬迁开始，它也是一个整体的工程，陈毅达比其他作家高明之处在于他发现了这些东西，青年形象，青年群体和今天新时代的关系，老一辈大依公这些人，他们那种文化人格的影响对于文化根基筑牢的影响。还有别处没有的，比如台湾来的那位歌手余望雨，还有那个外商温淼淼，所有的这些人，不同层面的人汇在了岚岛这个小地方，所以一个大的时代故事就在这里边一点点生发出来、清晰出来。

何镇邦（原鲁迅文学院教授）：这部书我花了三天看完，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最大的感觉的确是写新时代、新人物，很有气息的作品。打开这部书，海边的改革之风扑面而来。整个小说情节写蓝港村如何从被决定整体搬迁，到由于刘书雷去了以后，和第一书记张正海联合，考虑到人民的需求，把它改成和原来的兰波国际联合开发。这些地方都很动人，写出来对人民的情怀。刘书雷作为一个新时代新的人物形象，我看其最重要的就是心中有人民，既是情感上面的，也是既有品質。

曾镇南（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看了《海边春秋》以后我还是有一种很振奋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清新，有一股清风扑面而来，而且这个小说虽然它的纪实性很强，整个是一个乡村报告文学的内容结构方法，但是在结构安排上会有一些突转的处理，有一些奇观，平淡之中见新意。我感觉到它的政治性很强，写的都是政治人物、政治感情，但是这种政治性跟作家感情上的倾向性统一得比较和谐，不生硬。因为像这样一种题材，能够把人民性，作为人的人格力量，跟小说里面的党性展现结合在一块，而且让人感觉到很真诚，并不虚假，并不拔高，像这样的小说，这样的创作思想，在我们的文学当中应该说比较少，所以我非常希望有更多年轻一代的作家能够这样去做，把文学的立场、文学的初心跟我们党所做的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结合起来，能够把自己的生活道路、人生道路、人生追求跟时代的要求慢慢地契合起来。有时候这种作家的创作时间、作品的主题思想也是决定作品命运的，因为这些年这些方面我们谈得比较少，但实际上作家的思想，作家对于时代生活的认识，有时候是决定这个作品的命运的，决定我们能不能产生新作品，能不能产生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这样一些新的作品。陈毅达的创作显然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胡平（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一部主旋律作品，直接反映新时代，反映海上丝绸之路、平潭综合试验区，所以这个题材是新时代题材，一般都是由报告文学来写，由小说来写并不容易，而且写得好读好看也更不容易，从这一点来讲我很同意大家所说的，《海边春秋》走出了一条新路。这个作品在设计上很有特点，有自己的风格，一般长篇小说的风格都是属于比较沉重的，但是《海边春秋》总的来讲是比较轻松，总的来讲是个皆大欢喜的故事，而且比较适合题材的需要。其实小说开场面临的冲突是很激烈的、很尖锐的，这个村子面临拆迁，全村人集体抵制，连村委会也在抵制。就一般小说来写这个题材，很可能要揭露很多阴暗面了，比如开发商什么猫腻，政府什么猫腻，村民各种激烈的反抗。可是毅达完全相反，这些都没有。开发商是合法经营，政府里没有腐败，村民是理性和平地对抗，里边有一个强拆场面，还是过去时，没有正面描写，用渔网把起重机罩住了。所以这一开始有一种自觉性，他不写过去小说中涉及拆迁时惯常处理的那种方式的作品，这个时候小说写什么呢？我觉得对作者提出了很大的一个考验，这就关系到作者对现实矛盾的观照和作品的主题。我觉得毅达认为解决一切重大矛盾的出发点应该是以人民为中心，是不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最重要的，所以整部作品主要写当地干部和下派干部如何站对立场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最后他们发现各种矛盾是可以协调的，各方面是可以共赢的，可以开发本土资源建立旅游村的，也可以不搬迁了，于是整个小说就出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这里面作品的主题，一个立场的问题，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就被突出出来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设计得还是很巧妙。

白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看了作品之后，我觉得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个作品确实可以说是最近以来现实题材当中卓具新意的力作。这个新意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它凸显了一种新的理念，说理念比较合适，这个作品的主干故事是蓝港村的搬迁，涉及整个岚岛的开发。陈毅达反复写到思路和出路的问题，我们的思路是向什么方向去走，我们有很多选择，但是这个作品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选择，就是要尊重民意、顺应民心。作品中很多地方不光写到了刘书雷、张正海两位青年干部在这点上的认识，而且也写到了吴副秘书长特别谈到，我们要尊重民意，要双赢，这些都体现了政府部门，包括我们现在的领导在尊重民意上的一种新的认知、新的认识。

第二个，作品寫出了一群人，但是刘书雷从一个文人变成一个机关组织的人，变成一个实践者，下放到基层，经过了很多磨炼、锻炼，而且我们看他是个行动者，也是行动中的思考者，不断在思考问题，在分辨，在改变他的各种思路，这种思路都是围绕着怎么样去解读民意，我觉得这个人真了不起，这恐怕是我们干部的一个榜样。海妹也是一个农村的新人，她有她自己的文学情趣，包括发展家乡、个人的发展理念，她始终有一种家国情怀，包括这个村怎么发展，忧村、忧国、忧民。林晓阳已经出去了，然后又回来，心系乡村，而且怎么样把个人的发展融入改革。其实温淼淼也是一个新人形象，她已经进入国际集团了，但是她应该说还有中国性，还有人文情怀。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写了一群各种各样类型的新人物，都具有时代信息。我们现在的现实题材其实并不缺，你要看每年的长篇小说，量非常大，我们缺好的，缺精品力作，缺有新的时代气息和新的时代的美学的作品。这部作品是我们一直在呼吁，一直在期盼，终于来了，这点确实比较突出。

总的来看，《海边春秋》是我们一直在呼吁的，包括习近平总书记所呼吁的我们要有描述新史诗的作品，要把生活现实主义的新史诗变成文学的新史诗，这个作品很靠近，所以是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作品。

张陵（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这部长篇小说是一个好作品，好在哪儿呢？跟我们这个时代是同步的，抓住时代的细节，传递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反映经济的发展，跟这个时代结伴同行，这么一个作品，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在探索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作品。抓到了新时代的很多元素、很多因素。作品主要是介绍新人物，其实新人物是两个，一个就是大家看到的刘书雷，我说他是比较显性的新人物，其实这部小说里头真正的新人物是张正海，是第一书记，我说他是潜在的新人。

张正海就不一样，张正海确实是我们这个新时代里的一个新型的政治家的形象，基层的政治家，在沿海经济发展的时候，他不能按照过去的模式处理事情。改革开放是新产物，一个干部怎么样从基层当中慢慢去认识自己时代的本质，去和人民成长起来。很多作家都在探讨，也写这么一个人物。我认为张正海这个人物比其他作家写得更有血有肉，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人物，基层政治家的形象。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这部小说一拿到手，的确马上就吸引我，吸引我的就是刘书雷的形象。我们塑造文学新人，必须建立在自己有清醒的思想认识基础之上。《海边春秋》就是这样，塑造刘书雷不是从概念出发，同时陈毅达他自己在面对这样一个具体的改革开放的事业，因为岚岛开发或者平潭开发就是一个开放的事业，他有他自己的认识，我觉得这个认识是确定的，他自己很清醒，因为有了这种认识，他才能够塑造出刘书雷这样一个新人形象。《海边春秋》可以看出来陈毅达他把人民性具体化了，具体化到改革开放事业中。其实我觉得陈毅达在这个小说里表达了他的这样一种认识，改革开放，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必须是人民的事业，从事这一事业的人里，必须要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站在人民的立场，以人民为宗旨。在具体的工作中你真正能够把人民落到实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海边春秋》不仅仅是塑造了刘书雷这样一位有人民性的理念的年轻人形象，而且塑造了一批这样的领导干部群像，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的信念和初心，这是小说最核心的主题，我觉得也是小说最可贵的地方。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归结为一点，就是我们的作者陈毅达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有他自己的很清醒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陈毅达他找出了自己的文学定位。

徐坤（《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今天来参加这个会心情非常复杂，拿了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感觉像是我们《人民文学》跟陈毅达主席共同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生出来的孩子，终于见着他的面了，捧在手里热乎乎的，终于找到好人家嫁出去了，同时心里面有淡淡的感伤和惆怅，请两家出版集团好好对待《海边春秋》。现在从成书来看，陈毅达主席是非常谦逊又非常有才气的人，完全实现了最初的构想，当初我们看中的也是他的才气。他从80年代就开始创作了，东南才子，那时候是创作先锋小说，而且他的身份特别好，又是一个党政干部，对政治题材的把握不用我们过多操心。今天参加了这个研讨会，确实感到非常的隆重，也非常感谢两家出版集团，对于我们这个孩子的关爱，后期的宣传都做得这么好，确实也超出我们的想象，感谢在座的批评家们。

胡友笋（中宣部文艺局理论文学处调研员）：我们看到反映新时代新的变化，或者说能够捕捉到新时代新知的东西，相对来说确实少了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像《海边春秋》这样的作品首先关注到了时代，其次捕捉我们时代新的变化的气息，更重要的是用文学的方式回应了这个时代文学的诉求，塑造出了刘书雷、张正海这样新的年轻人。这个群体的年轻人就像我们在80年代看路遥的作品一样，把个人的价值、个人的追求和时代更好地融合起来，这是我們文学或者文艺创作应该把握的一个方向，至少从我们提倡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一个大的方向，在这一点上《海边春秋》确实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作品。

王干（《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现在看了《海边春秋》以后，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作品，写了新时代、新纪实。我觉得新时代要有新叙事，这是毅达小说里给我们提供的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这个要探讨。他写的题材、整个故事、人物都很重要，但是新叙事特别重要，比如五四的小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新的叙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有新的叙事，新时代有新叙事。我觉得特别好。文学博士，当前的文人叙事、知识分子叙事，如何跟时代、社会叙事结合起来，我觉得毅达这个小说里面用了一个成功的方法，那些事情都有，人物也有，但是他通过刘书雷为新时代找到一个新叙事的雏形。我们不能说陈毅达就是一个新时代叙事的标准，他找到一个主题，新时代新叙事，不能用改革开放的叙事来叙事新时代，也不能用红色经典的叙事来叙事新时代。所以我觉得《海边春秋》是一个新时代、新叙事成功的尝试，它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因为《白鹿原》那个叙事是改革开放的叙事，《小二黑结婚》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叙事，新时代的叙事，我们小说还没找到载体，所以说毅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刚才前面老师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都同意，接着王干刚才的话说，毅达的创作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新时代文学的新人到底怎么塑造，我觉得是一个大的命题。文学新人形象的塑造当然是一个俄罗斯文学的概念，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新现实主义的概念。那些贵族知识分子、忏悔贵族，说我家里这么多田地、农奴，活得有什么意义，最后他觉得意义就是把所有的土地送给农民，自己要推翻沙俄的专制统治。最后发现不行了，打压下去了，另外一种人物形象出现了，就是多余人，多余人形象之后才出现新人形象，平民知识分子走上历史舞台。到了中国，五六十年代也是在塑造这种新人形象，这种新人形象怎么塑造也是一个难题，我觉得到后面为什么达到顶峰，就是因为后面出现了新的人物形象，最后没有空间了，一下回到80年代，重新塑造个人主义，在新时代又出现了，就是关注历史、关注现实，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走出书斋，重新跟土地、跟社会、跟人民接触在一起。他要解决的就是个人主义的叙事已经退到极致，普通读者已经读不懂了，那样的地步，才会出现新的形象。毅达这个小说重新提出了这样的重大的命题，长篇叙事文体怎么塑造人物形象。对我很有启发的，这个小说里我们作为这种年龄的读者，马上跳出来的就是70年代中期的一批小说。但是这里面有很多新的要素，传统的新人形象塑造里边没有新要素，包括新的形象、外商，还有互联网。这些新的要素怎么出现的，目的也出现了，它不是要解决一个粮棉油超纲要的问题，也不是要解决重大的什么政治问题，它解决的是开发致富的问题，这也是新的要素。塑造人物新形象，不论是俄苏还是中国，之前几十年，这些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而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重新塑造新的人物形象，我觉得依然是一个大问题。读了毅达这部小说以后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这个是可以值得深入探讨的。

吴子林（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审）：这么多年理论界、创作界都一再重申文学要有个政策维度，要有现实关怀，要体现一种对社会、对人民、对民族的责任等等，而这部小说我觉得最重要的特色也是在这儿，它呼应了这种诉求。这部小说可读性非常强，读完以后印象很深刻，可以一口气看完的。它不像我们所预设的一个东西，会不会写成了浩然的《艳阳天》，会不会变成图解政治，当时我是有这个担心的，但后来整个看完以后发现不存在这个问题。它没有变成一种我们以往狭隘理解的为政治服务的，是图解某种政策的，它是活生生的，生活感非常强的。所以我就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这个小说之所以没有变成我们以往的老套的小说，他塑造出了新的人物、新的叙事，主要是他把政治的内涵和外延做了革新，在他小说里面政治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他小说里的政治已经不再是我们以往所理解的阶级政治、政党政治，他已经延伸到了一个新的人民政治，这是第一个变化。从阶级斗争党派的政治延伸到广阔的人民政治。刚才有老师讲得特别好，突出了我们这个新时代的特点，还政于民。人民政治也是目前社会主流的话语，它追求的就是代表全体人民真实的利益，要追求一种绝大多数人公平的正义。他一方面认同一个群体，甚至认同一个民族，但是他又非常重视个体的具体性、个体的差异性，在小说里面很鲜明地体现出来了，这种转化是非常成功的。

另外，我觉得这个小说很适合社会最基层的干部们阅读，让他们学一学管理的智慧，以前管理太粗暴，太极端化了。我觉得可以当作教科书，让基层干部好好去学习一下，因为这个小说非常成功地把政治的内涵跟外延做了一些转变，所以就摆脱了以前那种小说的老套的叙事模式，从而把历史理性跟人文关怀非常好地结合起来。

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祝贺作品的出版。这部作品拿到以后，解决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新时代来了，新时代的书写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面貌，怎么样才能跟我们这个时代相媲美，特别是能够真实地反映当前这个新时代。从另一个话题说起吧，现在反映当前时代的好多影视作品、电视剧，它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把人物淹没在琐碎的各种关系中，家庭关系、恋爱关系等等，在那些线索当中去为人物添加很多性格，找叙事亮点。《海边春秋》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它没有走这样的路子，它紧紧抓住新时代重大的变革，具体到一个地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试验区的建设，紧紧围绕这个问题，主人公在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状况下去挂职，他一脚踏进这个新的现实当中，他怎么面对他的工作，他怎么去调动他自己的学养，怎么发挥自己的所学，自己的人格魅力等等方面，主要矛盾是集中在这儿。我们在好多影视剧看到非常狗血的镜头，过年不能回家，孩子病了发烧、母亲病了也不能去照顾，这种它没有，它非常的清新，始终在思考我怎么面对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怎么完成我的使命，把对国家利益的承担、对岚岛提速发展作为工作核心。所以它提供了很多的经验，提供了叙述上构成的元素。对认识新时代，认识乡土的发展，认识当地文化传统的过程，以及认识一个新人在新的时代当中的成长，它都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

刘琼（《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虽然这个小说只是写一个乡村海岛，海边的一个事，但是其实是个重大的题材，提出了重要问题，说的是乡村建设。我们现在国家发展重要的命题就是关于乡村振兴的问题，大家也知道有很多单位在做这样的调研。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我们在城市化进程当中，积累特别多的经验，但是乡村建设还存在着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中国社会是一个传统的农民社会，农民的幸福感特别重要。从这个层面来讲，我觉得第一个它的主题是重要的，乡村振兴的主题，毅达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触及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时他写出了一个新的理念，因为我们现在在提幸福感的问题，这样的一个幸福感，我们讲我们的初心，刚才前面各位老师讲的发展的初心，党的政策的初心是什么，这个初心就是人民的愿望和人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这里面还有乡村发展和幸福感的关系、人民的获得感和人民的价值感的关系。这里面有很多层次的解读。所以怎么写乡村建设，我们说这样一个博士挂职到下面去调研，他采取的姿态是什么，他要倾听，他要调研，他要理解，他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个人民是具体的海岛村民。这个小说有特别强的现实感，针对性很强，当下性表达也很完整，就是它的叙事其实是有当代性在里面。为什么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表达，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站位，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不能够给大家以启示，能不能称为一个好的作品？其实作家自己的站位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特别重要。发展的理念是什么，乡村振兴，包括城市发展的理念是什么，就提到一个问题，以人民为中心，还有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人民的获得感和价值感、人民的幸福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这里面重要的问题。里面还有乡村振兴，我们现在乡村振兴探索的道路，比如说文化发展的道路，文化建设的问题，还有绿色文明发展的问题，生态建设文明，还有资源的平衡性问题、资源优势变化，这里面都有乡村建设。我觉得这篇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决定了有不一样的价值。

岳雯（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我简单讲三点。第一点，这个小说传达了对文学博士的一个善意。我们看到很多作品中博士是一个被嘲笑或者被讽刺的对象，说起来是百無一用是书生，特别是文学类的博士可能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多用处或者是在现在经济建设中不能发挥大用处的人，但是在这部小说中完全洗去了这一些固有的认识，反而是给博士加上了一些光环。第二点，这个小说提出了发展需要内需力的问题。这个小说有双发展的问题。刘书雷作为一个毫无基层工作经验，没有怎么进入社会，没有社会经验的书生，成长为一个有用的知识型人才的过程，这是一层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个乡村怎么从凋敝落后发展成为昂扬向上的过程。这两层发展是相互映照，相互映射的，在这两层发展中我们都能看到与其说输血，不如造血，与其让他们整体搬迁，让这个村庄从有到无，不如让已经空心化的村庄重新振兴起来。第三点，我觉得这部小说和其他小说不一样的是，这部小说有很强大的操作性和实践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很多小说是在提供知的问题，而这部小说是在提供行的问题。其他小说可能提供一些认识论上的指导，但是这部小说直接提出了我们如何去改造这个世界，如何在社会实践中行动的过程。作者有很丰富的行政经验，所以在这部小说里看到大段的一二三四五，我恰恰觉得一二三四五是这个小说的精髓所在，我愿意看的可能也是一二三四五的部分，因为它以一个逻辑缜密的论证环节提出了发展所需要的几个步骤，可能是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的吧。

刘汀（《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很多内容和故事的价值，刚才各位老师们都已经说得特别多了。尤其是人物形象上，作为小说来说，塑造人物形象是很难的，而且塑造一个新的人物形象，在各方面符合文学性又符合主流的价值观念对于新时代青年的要求的人物形象，是很难的。我觉得刘书雷和张正海一开始打动我的也是这两个人身上的精气神，他们就是要做事，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不管以什么样的姿态，他们就是要做成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实际在我们很多的青年人身上是有的。但是我们文学领域这些年写稍微消沉一点的形象多，更积极正面的文学形象比较少一些。我从这里面看到了原来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的方式或者说文学气质。我觉得刘书雷、张正海身上有这样的因子，接续了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写作里面很有价值的。还有，这部小说能看出写这样的题材，刚才好多老师都提到了，表现出了一个写作者非常敏感的触角。真正写这样的题材，又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这部书里面涉及的内容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搬迁的问题、网络舆情、年轻人返乡、留守儿童，涉及的面还是很广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识，写到了沿海这一代的文明、乡土的气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乡土文学都是北方性的，都是莫言的、贾平凹的、刘震云的这样的乡土，其实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南方的乡土或者以水为主的，有水、有海洋、有湖泊的人情世态风景，在我们所谓的乡土文学的话语体系里有点被遮蔽掉。其实这两年面对着海洋，面对着开放性的文学书写正在慢慢地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些小说的出现也预示着文学写作和关注的焦点，从一个纯粹的乡村性的中国到更现代性，具有海洋视角和风采的转变吧。

陆永建（福建省第二批赴平潭挂职干部领队、平潭文联主席、援岚代表）：首先，对《海边春秋》的出版表示祝贺！关于本书体现的新时代文学性、人民性等问题，我已写过一篇读书心得，3月27日《光明日报》已刊发，今天中国文艺评论网又进行了转发。这里就不再重复说了。

平潭综合实验区既是对台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海峡两岸“共同家园”“一岛两窗三区”和自贸区建设是国家战略，综合实验区在中国仅此一个，具有对台深度融合的特殊使命。所以，这里的干部挂职不等同于一般的基层锻炼，不是支援地方建设，而是高起点、高要求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要求挂职干部不仅立足岗位尽职履责，还要做到工作前瞻研究、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探索等。

我有幸作为福建省第二批挂职干部领队，带领560名干部在平潭挂职3年。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有博士19名，正副高级技术职称技术人员98名。刚到平潭挂职时，我就立足于平潭的战略定位和发展使命，给大家提出一个命题：为什么到平潭，到平潭做些什么，离开平潭留下什么？带着这个命题，我们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活动，先后出版了12本书，留下了30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为陈毅达同志提供了很好的创作源泉。

这里我想简单谈谈典型人物和特殊地域的相关情况。刘书雷作为小说中的一个典型人物，其实是19名平潭挂职博士的一个综合体，是时代精神的凝聚体现，因此本书具有如刚才诸位专家所说的报告文学色彩;而关于小说中描写的蓝港村，其原型就是平潭的北港村，这是我主抓的一个实验点，这个村很美，在开发开放中涌现出许多新事物新气象，小说里出现的很多人物、事件都是鲜活的，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型。由于小说的篇幅所限，作者可能有很多东西不能展开去写，其实这里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探索挖掘。

平潭原来是个孤岛，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正是综合实验区的伟大战略赋予了它生机和活力，促使它成长为一座时代新城。作者正是带着深刻而前瞻的眼光，发现平潭独特的意义和丰富的内涵，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纷繁的生活万象中提炼出崭新的时代精神，传递正能量，发出时代之声，才让小说具有如此动人的精神力量。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大家都认为写当下生活的长篇小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毅达主席的《海边春秋》确实是一部卓具新意的现实题材作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青年，这部作品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刻画了这个时代的时代新人形象，特别是时代青年的群像。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主观倾向性完美的统一，也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作家采用的是新时代的新叙事，涉及新时代诸多的新元素、新要素，对新时代的书写是令人信服的、真实可信的。作品也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是一部成功的优秀的现实题材的作品。

责任编辑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