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峰，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写作，在《上海文学》《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山花》《小说界》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并被各类选刊转载。著有长篇两部。目前居住大连。

一

记者小姐，你知道克丽斯蒂娜吗？一艘游轮，它不再驶向大海，实际是一艘废船。它长长的躯体，有一条舷梯连接在岸边，船体通身雪白，桅杆挂着一面五星红旗，远远看去像一只美丽的长着红冠的大白鸟。这是一只特殊的大鸟，里面装饰得如同皇宫一样，到处金光灿灿的。酒吧，餐厅，KTV，台球室，棋牌室，桑拿房，客房。白色甲板上可以垂钓喝酒，可以谈天说地。这艘船不对普通大众开放，特殊的地方也只招特殊的人物。这里还有一个特色，有许多漂亮的女孩子，年轻、充满活力，又都善解人意。她们总是在夜色阑珊时华丽登场，在交杯换盏、纸醉金迷中等价交换青春，消费青春。我，何丽君，不，何三妮跟于之谦的关系就始于克丽斯蒂娜号。

跟那些漂亮女孩子的身份不一樣，我只是一名餐厅服务员，这份工作我做得得心应手。十四岁从乡下来到城市打工，干得最多的就是服务员。小馆子，大排档，饭店，学校食堂，除此，还在一家台湾人开的皮具厂当过小女工。克丽斯蒂娜号是我在服务工作岗位上的最后一站。因为它规格高，上岗前我和几个伙伴接受了专门的培训。我清清楚楚记得培训师讲给我们听的第一句话：“你们在本餐厅的一切举止言行都得注意，绝不能给客人留下坏印象，客人永远是对的，要做到有求必应。”

半个月的课程培训内容包括技能培训、礼仪培训、规程培训。每一项都不能忽视，礼仪培训的重点是在说话时语气语法上的规范，而技能培训有一条是交际能力，客人就是你熟悉的陌生人。

克丽斯蒂娜是一个领地，一个小小的王国，没有王，却有王一样的权贵。能容纳上百人的餐厅每次只接待一桌来宾，即使多出几桌也都是一拨人。这种席面上通常有一两个重要人物，从坐的位置上就能分辨出来。一般情况，重要人物都不苟言笑，正襟危坐，围绕着的人毕恭毕敬，前倨后恭，卑躬屈膝。这个人物可能被称作老大、张局、主任、某书记。有的重要人物实在很一般，他若走在大街上，就是众生芸芸中不起眼的普通一员。可是，一旦进入克丽斯蒂娜的餐桌，便显出鹤立鸡群的气场。

于之谦就是一个有气场的人物，跟那些腆着将军肚、春风拂面的客人不大一样。他个头不高，身材略显单薄，戴金边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凸起，嘴角两边有深深的法令纹，穿中山装，到用餐时才解开最上面的扣子。他习惯于眉毛上扬。他不丑，也不算太老，像极了夹着公文包、整天忙于文件和纸堆的书记员，也像我看过的演绎民国时期电视剧中的学校教员。

于之谦莅临克丽斯蒂娜，缘于一次宴请。那一桌有十几个人，我和餐厅的伙伴们惊喜地发现了两三张熟悉的面孔，电视台女主持人、电视剧演员，还有个在大型晚会上登过台的歌手，这些人虽不是大明星，但也足够光彩照人。餐厅里的一台大电视整天开着，没有客人的时候，从厨师到领班和服务员都聚到电视机前，下午时间段的一档节目我们都喜欢看，六十分钟，播几分钟的广告，然后就是赵本山和他的徒弟们的小品，常常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几分钟的广告时间也很好看，主要是主持人好看，穿得也漂亮，非常有魅力，每天都换衣服，那么多的衣服怕是要用几个大衣柜来装的。

宴席上，克丽斯蒂娜的主人周老板也在其中，他是胖子，除非有重要客人，平日是见不到他的。宴席差不多都是一个套路，东道主开场白，主副嘉宾讲话，然后，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每位客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但总有人笑得不那么好看，干巴巴的，讨好的，谄媚的。相形之下，于之谦的面孔始终保持着一个样式，上扬着眉毛，似笑非笑的脸孔像是经过了历练。

为这桌客人服务的包括我在内的六个服务员，开席之后都离桌两米的距离站立着，双手放在腹部，眼观六路，随时不被客人注意地关注客人的需要。有人给于之谦递上一支烟，我发现一个情况，考虑到并不是每个客人都吸烟，每桌只摆两到三个烟灰缸，于之谦的手边没有烟灰缸，我立即从空桌上拿过一只烟灰缸，轻轻放到于之谦手边。

宴席到半程，于之谦的身体发生了点状况，退席了。他的秘书交代周老板找个房间让于副市长休息一下，他对桌上的宾客解释，于副市长血糖有点低，刚从外地回来，晚上还要会见新加坡的一个代表团，舟车劳顿，需要休息一下。于是，周老板亲自安排房间让于之谦休息，又遵从秘书的吩咐让人泡了一壶酽茶送过去。送茶的差事落到我头上，纯属偶然，不是特殊安排，几个服务员中我离周老板近些，他随手一指：“你，把茶给市长送去。”

克丽斯蒂娜的客房与熠熠生辉的餐厅大相径庭，装饰得像闺房一样，暖色调的墙壁，轻纱垂幔，地毯有一寸厚，踩在上面柔软无声。我站在门口，轻轻敲两下门，稍等片刻，悄然进入。于副市长只脱了鞋，背靠床头，仰面朝天。他扭脸看我时，我轻声道：“您好。”将茶盘放下，低头要退出去。一眼瞥见床边那双皮鞋，上面似乎是洒了汤汁，污了一片。我又轻声道：“您的皮鞋脏了，我给您擦一下。”然后弯腰拎起皮鞋去卫生间，擦干净，再放回原处。

关于擦鞋这举动，在我看来没什么特别，大概是服务意识使然，不管在大餐厅或小馆子，有客人不小心身上被溅到东西，服务员都会立即帮助处理。一个好的服务员，要能做到对客人体察入微，换句话说，长眼色。而从我进门，一直到退出房间，于副市长一句话也没说，他脸上的表情不喜不怒，像一壶没烧开的温水。

我回到餐厅，走了于副市长的宴席桌上气氛热烈了，客人们说笑着，吹捧着，恭维着。就听电视主持人一声惊叫：“肖总，您这块表可是晃了我半天眼睛了。”主持人举起身边一位先生的手，展示其腕上的一块手表，“来，各位猜猜肖总这表的价格，猜对了肖总有奖励。”显然，主持人跟肖总很熟悉，也知道手表的价码，她举手投足流露出的是一向受宠的表现。

一位客人说：“我们不要肖总的奖励，只要你！”桌上众人拍手叫好，主持人大方一笑：“肖总同意我就没问题呀。”

香港来的客人报出了手表的价格，“二十

七八万吧，江诗丹顿，我戴过一块。”

满席一片惊叹羡慕之声：“到底是做大生意的老总。”

“镶了钻吧？”

“是钻是金？”

我站在一边，惊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二十

七八万，得多沉的一块手表哇，乡下人大概几辈子都挣不出一块手表的钱来。

二

宴请香港客人的三天后，周老板一大早出现在餐厅。早饭时间，远远地就见周老板走过来，大概又有什么重要人物要来，但老板来得这么早还是第一次。

周老板走路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在走，而是滚，仿佛一眨眼，周老板就“滚”到我们吃饭的桌前。他脸上有种别于往日的东西，像被一件突发事件惊扰一般，迷惑的目光在几个服务员脸上睃了几个来回，最后定格在我脸上，带有几分怀疑的口吻问：“那天给于副市长送茶的是你吧？”

我一口饭还没咽下去，心开始跳，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錯。

“你叫什么名字？”

我费力地吞咽一口：“何三妮。”

“好，小何，你跟我来，不不，你先吃饭，吃饱了，我在上面等你。”

周老板一“滚”开，全桌人大眼瞪小眼瞅我，就连在吧台那儿做账单的主管也问：“怎么回事？老板说什么了？”

我身边的一个伙伴捅我一下，“三妮儿，你要倒霉了吧？”

“跟那个市长有什么关系？那天发生了什么？”领班问。

我一个劲地摇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心突突直跳。

“得了，”一个厨师接茬儿道，“你们见过老板跟咱们这么客气地讲话？”这个厨师平日就是一副有远见的样子，对什么都挺不屑的。他是餐厅厨师的头牌，拿特级证书，上下班开辆轿车，属于高薪阶层。的确，周老板平时的脸总是耷拉着，看人的眼神仿佛不依不饶似的。记得在一次宴席过后，周老板冲到后厨房咆哮了一番，好像是有客人挑剔菜的味道，当天就有个厨师离开了克丽斯蒂娜。

“那就是好事喽，是不是三妮儿要升职了？”还是身边的伙伴说。

“升？往哪儿升？除非把咱主管和领班开喽，我可是听说老板那边的公司在招人，办公室主任、打字员、策划、清洁工什么的。三妮儿，你想想你能干点什么。”有见地的厨师问。

领班一撇嘴角：“她能端茶送水搞卫生呗。”

我努力按原有的速度吃饭，但已经食不甘味，心跳一直没平复，我在想那天客人都散去之后的情形。于副市长跟他的秘书是最后离开的，餐厅服务人员在周老板的带领下，列队送行，于副市长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从队伍前走过，镜片后面的目光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脸上掠过。他经过我身边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就莫名地一动，像某种预感。果然，于副市长步子略有些迟疑，抬眼之间，目光抓住了我，一秒钟，两秒钟，我屏住呼吸，不敢看他。也仅此而已。

白色甲板的茶座上，等待我的不只周老板一个人，还有于副市长的秘书。周老板起身道：“小何来了，吃饱了吧？孙秘书，这是小何，我们餐厅优秀服务员。小何，这是市政府的孙秘书，你见过的。”

孙秘书向我伸出手：“叫我老孙就好，来，小何，一起坐。”

我窘迫得厉害，心也慌，屁股在椅子边上挂着，我更习惯于站立。

“不用拘束，咱随便聊聊，于副市长对这里的服务很满意，如果我们的服务行业都向你们看齐，那行业文明就大大地加强了，是不是，周董？”

周老板连连摆手：“我们的工作也有不足，还得更加努力。”

接下来，像孙秘书所说的那样，随便聊，但都是他发问，我点头或说是，所问的仿佛是些家长里短，哪年出生的啊，在哪里念的书啊，老家还有什么人啊，来城市多久了啊，有男朋友没有啊，有什么爱好啊，不工作时去哪里玩啊，等等。

回答这些问话的同时，我心里还想，要不要将自己的家境说得体面些。我爹在老家的一个镇上挖煤，有一年井下塌方，死了十多个人，我爹命大，断了两条腿，之后跟我娘做豆腐卖。大姐大妮儿十七岁成了亲，不到二十岁生了俩孩子。我娘生二姐时，因为胎儿滞留宫内时间过长，造成脑缺氧，二妮儿天生发育迟缓。我还有两个双胞胎弟弟。在我家，我念书最多，上到初中时，交不起学费就辍学了。大妮儿给我出的主意：“要走就往远地儿走，狠狠心，去大城市。”大妮儿后悔早早就生了娃，她跟丈夫在县里拼死拼活，也就只能让四口人吃饱饭而已。

面对孙秘书，我没有撒谎。记得培训老师给我们的忠告是：“如果客人问你问题时，尽量别说假话，因为你说了一句谎，就要用两个谎言去圆前一个谎。当你无法回答问题时，要委婉，要微笑，还要学会沉默。”我庆幸自己有过一次人生大课的培训，终身受益。

“小何，除去餐厅服务，你最想做的工作是什么？”孙秘书问。

这我可得想想，问题不是我想做什么，而是我能做什么。我帮家人种过地，也跟爹学过做豆腐，进城在台湾人开的工厂里踩过缝纫机。这些都不是我特别喜欢做的，我其实喜欢上学，那时候我的成绩总在前一两名，我以为只要我学习好，就能继续念下去，我想上县里的高中，还想过上大学。进城以后，别的伙伴喜欢逛商场，我却爱去书店，也经常在街上的书摊前流连。我羡慕摆书摊儿的主人，免费看书，还能挣钱，一举两得。如果我也能拥有一个书摊儿，那该是多幸福的事啊。这是梦罢了，听说光摊位费一年就要几万块。我最初来城里时，每月工资才三四百块，到了克丽斯蒂娜一下子能挣到九百块，大部分寄给家里。两个弟弟要上学，爹又患上了一种叫砂肺的病，没钱看病，只能挨着。前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见到了大妮儿，她面有难色地问我有没有积蓄。她又怀上了，比我才大三岁的姐姐像个中年妇女。村子里的人家只要是能拿出点钱的，都要翻新房屋，而我家那两间老屋，还在风雨中飘摇。娘指望着我，我挣四百时寄家里二百，挣八百时寄家里六百，就这样娘还有怨声：“你留钱干吗？不是管吃管住吗？”似乎我就是头猪，只管吃只管睡。娘也张罗着给我相亲，目的是要彩礼。娘没得到大妮儿的彩礼钱，打定主意要在我身上捞上一笔。我唯一能留得住的钱就是餐厅每到年底给服务员发的红包。资助给大妮儿的就是这点私房钱。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害怕，怕过跟娘一样的日子，怕过像大妮儿那样的生活，让我真正不安的则是，我正在一步步朝向娘和大妮儿，步她们的后尘。我已经二十岁了，远远超过了大妮儿定亲的年龄，我会像大妮儿一样在家人的安排下相亲，要么就自己相一个，一个和我一样高低，我说的是境况，门当户对的打工仔成亲，生孩子，苦熬着继续奔波。这样的日子就在眼前，我还有别的前途吗？

“小何？”

我一定是走了神，在孙秘书提醒前总算想起了他问我的问题，“哦，我，我想卖书，摆书摊。”

“小何还是个爱读书的人呢。”

读书？这两个字用在我身上，我顿觉羞愧难当。

三

有一天早上，我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新的身份，名字，一套两居室的产权房，归属权是何丽君——何三妮。日子的节奏一下子变了，起床，打开音响，洗漱，给自己做早餐。然后，去上班。上班，不是打工。比起我的新身份和名字，我更喜欢就职的图书馆。在我还没取得驾照前，上班要坐一段公共汽车，后来搬了新住处，离图书馆远了，便开始坐地铁上下班。

图书馆那栋三层建筑庄严肃穆，从它面前走过时都不由得心生敬畏。我在一本书中看到一个比喻，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儿，说这话的人是太爱图书馆了吧。我是期刊阅览室的一名图书管理员，工作台有两张书桌那么大，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里总是静悄悄的，除非读者中有电话响起来，接电话的人也都压低着嗓音讲话。门外的走廊上，偶尔传来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的敲击声，清脆的“嗒嗒嗒”声回荡在高高的屋顶。有时，能听到隔壁借阅处有人说话，断断续续，伴随着一台复印机“嗡嗡”的作业声。大多时候，图书馆一片静谧。

我跟阅读者一样，看书看报，累了时，就瞅向窗外，透过一株茂盛树木的枝杈，能看到一个停车场和一片草坪，停车场对面便是明亮干净的街道，人来车往。再远眺，高楼大厦，蓝天白云，某个时候，有飞机飞过。中午时分，乘电梯到二楼的食堂就餐，四菜一汤。由于工作性质，各自守一摊儿，我与身边人的关系松散而友好。事实上，这份惬意，对我这个初中没毕业的丫头来说相当不易。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多是高学历，硕士，博士研究生，还有海归，有一部分则是领导的家属或有背景关系的人，分在编和无编制人员。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太接近周围人，担心暴露知识方面的匮乏。我总是小心地避开交谈场面，能做的就是闷头干活。

图书馆有多个部门，外借部、期刊部、书目参考部、科技部、社会工作部、社会辅导部、流通部、采编部、咨询部、行政部、网络部。新进员工要在每个部门实习，对我最难的就是编书目。每天从书店运来的书都有几十包，分几批次，一天要拆两到三个批次，五六百本书。书要分类，了解内容，写目录，按英文字母排序号。比如，A.马克思列宁著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B.哲学，宗教;C.社会科学理论……编好的书送到外借部，再由外借部人员上磁条，录入电脑，最后上架。我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只能做搬运出些体力。

有一项工作老员工都不愿做，就是给书库里的陈年旧书除塵。书库在地下室，里面没有空调，冬天寒气逼人，夏天在里面待一会儿热得就像蒸桑拿。我自愿请求去书库干活儿，这里不需要知识，只要能吃苦。实习期结束，我被分派到阅览室。这里的工作难度不大，要做的是将当日报纸上架，擦擦桌椅，清理地面;每星期把新进期刊录入电脑，上磁条，摆到架上;月底装订下架的报纸，打孔穿线，糊上封面，送到资料室。这些流程慢慢就熟练了，工作进入了一个有序的轨道。而电脑操作是我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突击学习掌握的。

朝九晚五，一天的时间好像无限地拉长了许多。下班后，我时常去沃尔玛超市转转，它就在我回住处的必经之路上，看着满目的琳琅，心情会增添几分愉悦。没什么要买的时候，我会选几样小食品。回住处，给自己做晚饭。吃饭时，窗外隐约传来音乐声，是小区的人们在花园广场上娱乐。社区经常搞些活动在广场上进行，唱戏跳舞二人转相声比赛什么的。我晚间几乎不出门，没有朋友，跟邻居碰面的时候也不多，偶尔在楼道遇见，但我从不主动打招呼，见了人总是低着头。饭后看看电视，或看从图书馆拿回的书，看书慢慢也就成了习惯，这不是坏事。有时，我会瞥一眼沙发旁的一部电话机，拿不准它什么时候会响起来，打电话过来的只有一个人，于之谦。

从我跟于之谦的第一次到今天，有十年之久，我能说的不多，原因简单，我对他知之甚少，我的意思是，我见到他的次数有限，十天半个月，仨月俩月，五月半载，最长有过两年多没再见。我大概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子，或换句话说，我更适合做某个男人的正牌老婆，操持家务，相夫教子，谁知道呢。

在图书馆工作到第三个月，那天下班回到住处，刚一进门，电话铃就响了。当初孙秘书曾交代过，于副市长随时会打电话过来，我的手机从此再没关机。电话突兀响起来时，我的心怦怦直跳，慌乱地拿出手机看，空白一片，这才意识到响铃的是沙发一旁的座机。我小心地将话筒举到耳边，传来“喂”的一声，我确定不了是孙秘书还是于副市长，我“嗳”地答应着，那边笑一下，从鼻孔里哼出的笑声，“我是老于，你下班了是吧？”我忙不迭地点头，真怕电话会从我的手中滑落，掉到地上。

“一起吃个饭吧，我在来运大酒店，你过来找于先生。”

电话挂断了，话筒被我在手里攥得有些发热。一时想不起来于之谦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吃个饭？什么时候？来运大酒店在哪儿？我闭上眼睛，稳稳心神，洗脸，化妆，换衣服，心里想他没定时间，不必那么急，不认路也没关系，出租车司机会把我带到来运大酒店。

实际上我还是去早了，当来运大酒店的礼仪小姐带我到于先生事先订的餐厅包间时，我没见到他，等了足足一个小时，于之谦现身了。听到门的响动，我从椅子上站起身，心又开始跳。于之谦看我一眼，摆了下手，“过来了。”他声调平稳，脸上的表情不喜不怒。他从我身后绕过去对面，拉开椅子坐下，扬着头说：“你也坐吧。”

这一天终于到了，我无数次想过跟于之谦以怎样的方式见这第一面。也许某天半夜，他突然出现在卧室里？或，我下班时他待在停靠路边的一辆深色玻璃的大轿车内？每每走出图书馆的大门，看到一辆停在马路边上的轿车，我都以为那是他的车。

“工作还顺利吧？”他问，一边从暗花T恤衫的口袋里掏出香烟，抽出一支，点燃，吸一口，轻轻吐出烟雾。

“开头可能会辛苦些，慢慢习惯就好了，待在那儿的人都没野心，也不错。安心干吧，抽空也看看书，看书总没坏处，是吧？我倒是想看看闲书，没时间呵，哼哼。”

我端坐着，两只手放腿上，脖子有点僵硬，于之谦说什么我都点一下头。

“难得能这么清静地吃顿饭，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我都点了一些，爱吃的就多吃，不爱吃的不吃，随便些。”他将抽了两三口的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示意上菜倒酒的服务员，“我们自己来，自己来。”

服务员应声退了出去。

“拘谨是吧？”他问。

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你老家那地方我知道，听说现在建设得不错。吃吧，动筷子，嗳，别搞得像见领导似的，我并不凶恶嘛。”他笑笑，又是特有的从鼻孔里发出来的笑声。

他的确不是凶恶之人，只是有些隐秘的个人癖好，那方面的，我不想细谈，本来男女间床上的事就不能摆明了谈，我能说的就是于之谦在来运大酒店客房的床上不是按常规行事，而我的全部性经验都来自一个叫郑麒麟的台湾人的启蒙。

那是我十六岁时发生的事，我在一家皮具厂做女工，皮具厂的老总姓蔡，据说他的家族在台湾有很多产业，保险、铁路、百货公司。皮具厂生产的皮包有的拿到日本去卖。蔡老总每一两个月会来一次，带一行随从，亲信、家族成员，有的是想在大陆投资的商人，多数是男性。皮具厂的内地主管除了要向蔡老总汇报生产情况，还要安排好这一行大佬们儿吃喝玩乐娱乐活动，其中一项是给这些男人们找陪伴，那些干干净净、容貌娇好的女孩子。我被选中了。

我陪伴的那个人就是郑麒麟先生，和蔼的一个老头子，他告诉我他是郑成功的后人，可惜，那时候我并不知道郑成功是谁，这让他对我怜惜有加，我本该在学校读书，知道郑成功是谁，但我却是个白痴。郑先生圆圆的头顶心一根头发也没有，四周倒满是灰白发，这让他那张脸看上去显得滑稽。一个老头子，脖子上还围一条花花绿绿的丝巾，身上也香喷喷的，我以为他喷了香水呢，后来知道那是一种剃须液的味道。

郑先生和几个台湾人同住一个酒店，他们的年纪都不轻了，身边都有像我这样的女孩儿，来自厂里各个车间的小女工。郑先生待了五天，我在他身边眼界开阔了不少。泡温泉，打保龄球和高尔夫球，东北最大的一家标准十八洞高尔夫球场在近郊，里面有几栋像童话故事里的漂亮小木屋。有喝茶和喝咖啡时间，这个时候我总留意他们在说什么，但多半又听不懂。市场行情，税政，利润所得，陶器，国际风向标，两岸关系。讲得最多的还是女人，语气带着嘲弄，也暴粗口，有时眼睛瞄着陪在身边的小女工相互咬耳朵，哈哈哈大笑。一次，我听一个台湾人跟郑先生说：“工厂里那些年轻人，无识愚钝到可怕。”这句话让我无端地红了脸。

郑先生回台湾前最后一晚，是我该回工厂的时候了，他注视着我，叹了口气，“你长得像一个人。”他没说我长得像谁，但说了句当时我不太理解的话，“遇见了对的人，你这小女将会享受荣华富贵的啦。”

我得到了陪伴费，五千块，这是一笔巨款，让我第一次意识到生活中有许多明的暗的绿色通道，是对漂亮女孩儿开放的。十六岁的我对自己尚无把握，只隐隐约约有了某种无形的、影影绰绰的憧憬。

无论是启蒙的郑先生，还是于之谦，我都没有获得过所谓的快感和高潮，听任摆布罢了。跟于之谦上了来运大酒店客房的床，我知道这种事并不只有一种方式。“习惯就好了。”于之谦这样对我说，但事实上，我一直都没习惯，我只是让自己挺着，每次都这样。他后来很少见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太死板无趣，我真的不知道。

第一次有个小插曲，关于我的非处女之身，他问，我才说，编了个故事，我怀疑这个故事早早就被我打了腹稿。十八岁时家人给定了门亲，在乡下，定亲等同于婚姻的契约，最后没有成则是因为两家人在过彩礼时没谈拢，亲事便一拍两散了。的确有这回事，但不是发生在我十八岁，要更早些，有人来家里给我提亲，一个村子的，对方还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叫石头。他是个腼腆男生，一双眼睛水汪汪的，像能把人看化了似的。他爱在黑板上画小动物，他画的所有动物都笑眉笑眼的。我心里中意石头，但娘却狮子大开口，要人家八万块彩礼。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那年我离开家进城，在村口遇见了石头，也许他知道我那天要走，故意等在那里，见了，两个人的脸都红了。我鼓着勇气说：“你也要进城吧？到时你去找我。”

石头说：“等我爹的病好些了我就去。”他倒退着跑开，离着远了，冲我伸出小拇指勾了勾。

于之谦大概是相信这个故事的，或者说他并不是那么在乎我是不是处女。十几天后，于之谦来我住处，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接到他电话我就一直在门口等，听到楼梯间的脚步声，打开了门，他进来，看我一眼，搂抱我一下，接着就到了床上。第二天早上，他交给我一张银行卡，于是，我与他的关系就此敲定，我是他的情妇，外面的女人，小三儿，二奶，随便叫什么吧。他出钱，我呢，除了身体和年轻，什么都沒有，男人要的也不过如此吧。

于之谦每次自己开车过来，从来不用专门司机，都是在晚间，有那么几回，没急着上床，他陪我一起看电视剧，抗战片，打鬼子的。

有时候我会想，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对这个男人是不是真有过情感？他也算得上老年人，在我还不会使用电脑不知道度娘是谁的时候，我猜测他有五十岁，或五十多一点。他日常总穿一套深色的中山装，有时是西装。衣服穿在身上时，身材只略显单薄，脱去了衣服后的他，干瘦的身体像另一种物件，我能肯定如果要我来选择，我会说不喜欢这个男人的身体，可我有理由和资格谈我的喜欢与不喜欢吗？我不谈，因为，我已经换来了许多，对我来说，那是很多的东西。

一天，于之谦临走时说：“换个房吧，有电梯的，你自己去办，找鲍林声，这小子欠我的。这是他的名片，打电话给他。”

我感到意外，“换房子？要搬吗？那这里呢？”

“我找人处理就是喽。”

于之谦给了我多少钱，我记得清清楚楚，第一次就是在来运大酒店里的那张银行卡，有十万块。第二年，我去找地产老板鲍林声“要”房，之后我住的那套近二百平方米的越层是鲍奉送的，鲍老板又亲自送来一个小拉杆箱，里面是八十万人民币，说是给点儿乔迁费。再见于之谦，我把箱子给他看，他用手拎了两下，哼笑两声。箱子他没拿走，也不提这茬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确定不了那些钱是不是默许了给我。我还有一辆日本牌子的小轿车，这辆车本来是用来练手的，一直就没换，我很少开车，技术不行，一上路就慌，没有方向感。就这些，媒体上说于给情妇几千万供其挥霍，或许吧，但那个挥霍几千万的情妇不是我。至于送我房子的鲍林声，因患抑郁症自杀了，这消息当然是我从新闻里得知的，这也是后话。

那八十万的确让我“挥霍”一空，给娘和两个弟弟在镇上买了房，而爹没见到，他终于没有逃过致命的砂肺病。我也给大妮儿一笔款子，她一家人总算在县上有个自己的窝，不必再租房子住了。我还打算着，谁娶了二妮儿，陪嫁也是一套房，镇上和县上的房子比城里可便宜多了，差着十万八千里。八十万，物尽其用。

我从来没主动跟于之谦要过什么，不知道如何张口跟人要，伸手向上总有羞耻感——说羞耻感有点可笑。我在最初其实有很多时机可以要求的，但我没那么做，为什么？这世界就这么多，有多少拿多少，这是某本书上的话，对我触动极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是你的终归是你的，不是你的求得了也可能会失去。

四

说件别的事吧。有个周六我想出门，到阳台上看看天气，又瞧见在翻小区垃圾箱的那个包着头巾的女子，还有她的三轮车和儿子。有两三年的光景了，这女子在小区里收废品也捡废品，那会儿男孩儿还蹒跚学步。我将拆过的快递空纸箱拎手里下楼。男孩儿又黑又亮的眼睛盯着我准备丢的纸箱，女子回过身，我和她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丽丽？”

“三妮儿？”

丽丽是我在那家皮具厂打工时的伙伴，她跟表姐一同从农村老家出来，一同进厂做工，表姐也不过比我大一岁。当时有个说法，最初选中当陪伴的不是我，是丽丽表姐。等郑先生们回台湾，我回到厂里，丽丽和她表姐撺掇别人孤立我，当面指桑骂槐，骂的话很难听，我为此很快就离开了那里。

我和丽丽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默默对看了几秒。我把废纸箱放到三轮车上，“真快呀，你，孩子都这么大了。”

“是小的，大的今年上小学。”丽丽闷闷不乐道。

丽丽上下打量我，眼神阴郁：“你住这里？那你过得挺好，跟城里人没两样了。男人是个有钱人吧？这个小区住的都是有钱人。”

我含糊应了一句。

丽丽问：“你的是男是女？”

“还没有，没生……”

“城里人都不着急生孩子，不生才好呢，养这两个长大，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大的刚进学校，这样那样都要钱，一个小孩儿，比大人花得多。”

“小孩儿爸爸是……”

“跟人搞装修。”

丽丽说话死气沉沉，我心里也有防范，不好意思一下子走开，找话说，“你表姐呢？也成家了吧？”

“你不知道我表姐的事？”

“什么事？”

“死了。”

我大吃一惊，“死了？”

“被人勒死的。”

“谁把表姐勒死了！”

“传得可凶了，报上都登了，警察还到老家去调查了呢。那个姓顾的主管记得不？就是他骗了表姐，说要跟老婆离婚，表姐就信他，当小三儿，都流掉三个孩子了。表姐年龄越来越大，想着着落，催他离婚，不想他翻脸把表姐勒死了，丢河里，泡了几天才被发现。这个坏种尽说表姐的不是，还说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先判了死刑，他上诉，没死。表姐真傻，傻到连命都搭上了。”

“怎么会这样……”我倒吸一口冷气。

“给男人做小的下场嘛，活着也没见过得多好，一直都租房住，流产都不敢休假，怕人知道。”丽丽瞪眼盯着我，像要从我脸上看出什么破绽来，我心一慌，低下头，借口跟朋友约了时间，匆忙脱身。

從这天起，我再没见丽丽出现在这个小区里。

那天我是要去健身俱乐部打壁球，被丽丽的消息搞得没了情绪，原本我也没多少热情。成为这家国际连锁健身俱乐部的会员有几年了，偶尔去做做瑜伽，跳跳操，打羽毛球、网球，游泳，也参加过俱乐部搞的各类文化沙龙活动。无论是运动还是沙龙，其宗旨离不开与他人建立关系，而我最怕的就是被问及个人家庭生活，跟人说话总是躲躲闪闪，后来也就不再去了。

开始时于之谦是鼓励我社交的，给过我几回请柬，酒会，慈善晚会，宴会，他在这些场合是不露面的。印象深刻的一回是在类似于私人会所的地方，由法国一品牌葡萄酒商举办的鸡尾酒会，参加酒会的是些名媛、名流、商贾，也有媒体记者。大厅角落有架白色的大钢琴，着燕尾服的钢琴师在弹奏;大桌面摆满各种饮品和食物，宾客三五个聚在一起谈笑，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像蝴蝶一样满场飞。在克丽斯蒂娜当服务员时，我对这场面不陌生，但做不到游刃有余，有点怯场，只有别人冲我笑或主动说话我才会回应。有一会儿，我在食品桌边选食物，犹豫不定吃点什么，就在这时，身后一个声音说：“你可以尝尝黑巧克力蛋糕，就是这个，味道好极了。”

跟我说话的女子在酒会上很活跃，仿佛她认识所有的人，跟谁都能聊上几句。她样子要比我大一点，穿一条银色带亮片大开叉的长礼服，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蓬松的发髻，戴一串亮闪闪的珍珠项链，手指上的戒指在灯光下发着暗红色的光，我猜是红宝石。这女子可以用风情万种来形容，长一张笑起来很甜的圆脸蛋，声音也悦耳。

“你看上去像个大学生，第一次来这里吧？”女子端着高脚杯，优雅地抿一口。我脸红了，在一群摇曳生辉的女人堆里，我实在是不起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