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相崧

我的父亲，最终选择了以沉默应对这个世界。他纵使住在我这里，帮忙照看着我的儿子、他的小孙子时也是如此。他面对孩子奶声奶气“爷爷爷爷”的呼唤，常常只是报之以讳莫如深的一笑。实在不行了，才从喉咙或者鼻腔里发出两声“嗯”“啊”之类含糊不清的声音。他一天到晚吃饭、喝水、洗菜、扫地、拖地，也都默不作声。他能顺利领会我和妻子的意思，并做好该做的一切，但跟我们，也大多只限于眼神的交流。

在一年前，他初到我这里来看孩子时，还不是这样。那时，他刚刚迷恋上语言学。我记得有一天，父亲推着我儿子的小推车回来时，自言自语地说：“语言啊，真是妙不可言！”我吃惊地瞥了父亲一眼，不知他是不是在故意配合我们。父亲做过几年民办教师，后来因为学历低，被清退了。他自从到我这儿来，开始喜欢钻研点儿什么。我和妻子都在北京的一所三流大学工作，我是副教授，妻子是讲师。在父亲甚至所有村人眼里，我和妻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我们学校名义上是教学区和生活区分离，却并没完全分开。父亲就经常推着儿子，去教学区转悠。在草坪上撒欢，在湖边捡石头，在体育场上捣鼓健身器材，也在食堂那块儿，看那些迟到的同学提着盒饭往阶梯教室飞跑。我不知道，父亲突然迸发出来的求知欲，是不是受了那些夹着书本的大学生的影响。

同事知道这事之后，都说父亲迷上语言学，是受了我们两口子熏陶。这种联想看似顺理成章，其实让人啼笑皆非。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引导他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不要说引导，老实说，从父亲来了之后，我和妻子都很少跟他说话。他头一次接替母亲来北京看孩子，我去高铁站接，一路上我们两个都是一言不发。从上大学算起，我们已经十多年不在一起生活了，有什么好聊的呢？聊些童年记忆吗？我曾经几次想寻找点话题，最终都放弃了。临下车时，他憋不住说了句，你的车挺快嘛！他在我们这儿住着，不用看孩子时，就躲进他的小屋。吃饭时，好在孩子离不开人，都是错开时间，让他先吃了，我们再吃。若不然，几个人闷着头坐在一起吃，多尴尬哩。

我和父亲的关系多年以来就冷冷淡淡，这种紧张，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大学时跟家里打电话，纵使接电话的是他，我也不会多说一句，而是必定要他去叫母亲。也许，这是多数男孩的共性，要不俄狄浦斯也不会犯下杀父娶母的滔天大罪。妻子从小在北京长大，自然也没多大兴趣去理会这个乡下来的老头儿。她做出的跟父亲表示亲近的唯一行动，是在一天下班后给他买了一双福联升的老北京布鞋。

在我们看来，父亲能尽职尽责地帮我们看好孩子就足够了，剩余的时间，完全可以像其他老人一样，去跳跳广场舞，打打太极拳。他却闷在家里，研究起了“语言”。那时，我儿子已开始牙牙学语，刚能含混地发出类似“爸爸妈妈”的简单音节。让父亲产生兴趣的所谓“语言”，并不是这些，而是我們农村老家的方言俚语。有一段时间，孩子在客厅玩耍，父亲会像罗丹的《思想者》一样，坐在沙发上埋头沉思。他口中念念有词，时不时发出些奇怪的音节，有时还会拿着我女儿的《新华字典》，皱着眉头“a、o、e……”地念叨着。发音夸张，样子滑稽。

有一天中午，我发现父亲一个人在洗手间洗脚时，喃喃着什么。父亲是汗脚，所以除了每天晚上跟全家人一样洗一次脚，中午还要再洗一次。他出来后，跟我撞个正着。“你在跟母亲通电话？”我问。他红着脸，显得有些兴奋。“我……我在琢磨我们老家的一些语言。”他搓着双手，略显羞涩。我没理他，把儿子刚替换下来的一身小衣服递给他说：“你去洗洗，领口和袖口重点搓，记着用婴幼儿专用洗衣液。”

父亲接过衣服，按进脸盆，转脸望着我问：“大山，你还记得‘骑尿脖这个词吗？”

我的脑中一下浮现出多年前的一幕幕温暖情景。那时，父亲还年轻，儿时的我经常被父亲高高举起，放在他的脖子上。我像骑大马一样，骄傲地骑在他的肩头。他就那样扛着我，两手抓着我的双腿，去小卖铺买吃的，去地里干农活，去他代课的学校打篮球，也去村口的小河里摸泥鳅。

他等不及我回答，又说：“你如果记得‘骑尿脖这个词，那么，肯定还记得‘得beng这个词的意思。”他一边揉搓着孩子的小衣服，一边转过脸来，盯着我的眼睛。我当然记得“得beng”的意思，它指的是一个人坐在一辆行驶中的车子上面的感觉。

从前，我们家里只有一辆大金鹿牌的自行车。父亲每次骑着它去镇上赶集，或者下田里干活，我都会缠着非要坐在后座上跟着去。那种悠然地坐在车子上像是要飞起来的感觉，就叫“得beng”。

我有些诧异，站在那里。我心里明白，父亲的确老了。他不仅脊背微驼，头发花白，而且开始喜欢沉浸在对从前往事的追忆之中。我正考虑着该怎么回答父亲，就听见儿子张大嗓门，在卧室里哭了起来。妻子下午有课，正在卧室换衣服准备出门。儿子的哭喊，是每天雷打不动的分别仪式。我没有回答父亲，转身去卧室。父亲便显得有些失望，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小孩坐在车上享受。”他说完，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发现，在那之后，父亲开始偷偷地写写画画。我虽然感到有些奇怪，但也没有兴趣过问。有时晚上，妻子已经搂着孩子睡下了，我看会儿书，写会儿东西之后，去洗手间洗洗准备睡，父亲的门下还透出灯光。有一次，我装作去他住的房间找东西，看到他正慌慌张张地把一张纸藏在枕下。

谜底是半个月之后揭开的。那天，吃了中午饭，女儿在书房画画，妻子搂着儿子去午休了。父亲回他房间，待了一会儿出来，递给我一张纸。他不好意思地说：“大山，我知道你忙，一直不敢麻烦你。我这些天，对我们老家的方言，做了一些研究。但有些问题，主要是一些词的写法，因为水平有限，一时还不敢确定。”

他语速缓慢，拿捏着词句。我感觉好笑，打开那张纸，看到了父亲在上面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字迹。那只是一些凌乱的词汇、音节和简单的句子。写着：

（1）pin（咱家的读音是阴平，下同）种。傻子的意思。（2）shi（阳平）牛。母牛的别称。（3）ban（上声）了。东西不要了，把它扔了的意思。（4）sai（上声）了。东西不要了，把它甩了，丢下的意思。（5）得beng（阴平），小孩坐在车上享受。（6）今men（阴平）。今天的意思。（7）yan（阳平）san（阴平）。昨天的意思。（8）heng（阳平）heng（阳平）。下午的意思。（9）qian（阳平）shan（阴平）。前天的意思。（10）zhua（阳平）去？干啥去的意思。（11）duo（阳平）neng（阳平）。什么时候的意思。

“这些天，你就捣鼓了点儿这个？”我愣了半晌问。

“我琢磨得更多，这一些对我来说有困难，我觉得在我们老家的方言里，也有代表性。”父亲庄重地看着我，脸上是认真而期待的神色，显然想让我这个大学副教授多少谈点儿什么。

“我是学文学的，不懂语言！”我笑了笑，跟他说。

“你怎么会不懂？”父亲用怀疑的眼神望着我，“那小梅呢？小梅不是教学生现代汉语吗？”

“她就更不懂了！她是北京人，怎么会懂山东方言？”

我把那张纸还给父亲时，他脸上掠过一丝失落的表情。其实，父亲提出的问题并不高深，只是反映了语言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即语言是音意结合体，有些方言词汇虽然有音和意思，却并没有固定的写法与之对应。当然，他的研究内容，那些方言词，除了一些使用范围特别狭窄的，其中大部分，前人都已有了详细的总结。只需随便翻开一本方言教材，甚至翻开一本普通话培训教材，都能找到相关的内容。

虽然如此，但我不愿意跟父亲多费口舌，因为我不想留给他我愿意跟他讨论有关语言问题这个假象。

那段日子，妻子其实正在为父亲那一口浓厚的鲁西南方言忧心不已。妻子常说，我们老家鲁西南那片，属于北方方言原官话中郑曹片的一种方言，没有翘舌音。从前，我每次反驳，她总会拿“出租车司机”这几个字难为我。我一张口，便会让她大笑不止。新生开学季，她总能凭口音帮我认下无数小老乡来。

妻子经常跟我说，大山，怎么办呢？你没有翘舌音，上课发音就经常惹学生耻笑，他们课下都议论你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如果咱儿子将来再学一口你爹那样重的口音，怎么给他改？

父亲来北京好几个月了，竟然还操着一口纯正的山东腔。虽然做过几年民办教师，但和母亲比起来，他显得有些笨嘴拙舌。其实，困扰父亲一辈子的，就是普通话。有一次，上边来听课，要求用普通话，可难死了他。现在看来，也许，他并不是笨，正如妻子所说，他是态度问题。当年，我的女儿还小时，一直是母亲在这里照看。妻子临产前，母亲就来了。母亲在产房伺候了几天月子，就已经有了翘舌音。妻子出院坐出租车回家，母亲已经能够卷着舌头跟司机聊天了。可是，在儿子六个月大时，母亲的身体状况却已经不允许她继续留在我这儿帮忙照看孩子。她腰椎出了毛病，宫颈也似乎有些问题。

当然，小梅并不接受这种说法，她跟我说，母亲是在装病。“医院也去了，各种检查也做了，连医生都说她没问题。”小梅撇撇嘴说，“春节送她坐高铁回老家时还好好的，提着包过安检，跑得比贼都快。怎么回来一趟，腿脚就挪不动了呢？”

按照母亲的说法，她身体的每况愈下，完全是我姐姐一手造成的。一年前，姐姐离婚了。在她终于下定决心离婚时，那段婚姻其实早已名存实亡。在她怀孕期间，丈夫就出轨了。为了孩子，她选择了隐忍。可是，在孩子两周岁时，姐姐听说那对狗男女已在外面生下了一对儿女。当时，所有人都把他们的善良和同情慷慨地送给了姐姐。

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经人介绍认识小梅还不久。我们都劝姐姐快刀斩乱麻，趁着年轻，起诉他们。如果她听话，不但能够重新开始一段生活，还能得到数额可观的经济补偿。我的岳母是老北京，认识的街坊邻居多。她甚至已经开始热心地为姐姐張罗下家。

可是，姐姐并不买账。儿子三岁时，她就离家出走了。她既不离婚，也不再回那个家，一意孤行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一开始，过年还回来几天，看看儿子。从她男人有恃无恐地把那个女人和两个孩子堂而皇之地接到家，她就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她一直在中国东部的一个海滨城市打工。其间，她男人数次提出离婚，都被她以不屑一顾的态度拒绝了。

这次，姐姐突然提出要离婚时，我的儿子刚刚出生。姐姐给母亲打来电话说，她得赶快回老家离婚，此事十万火急。因为她五一节就要跟一个叫国的男人去拍婚纱照，国庆节就准备结婚。从姐姐的电话里，我们知道，那个将要跟她结婚的国，年龄小她五岁。用姐姐的话说，国长得像庾澄庆。“姐弟恋，现在流行这个。”姐姐的声音让人感到她仿佛是雀跃着说，“当然，就像国说的一样，离是一定要离，但不能便宜了他！”

我们这才知道，姐姐已经打定主意，回老家起诉丈夫，讨要她的精神损失费、青春损失费、孩子抚养费等各种费用。这笔费用，按照她和国的估算，会高达三十余万元。

当然，姐姐的这番话，如果是十年前说出来，肯定会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可现实是，十年过去了，她的儿子在几乎被她遗弃的情况下，已经长到十四岁，上了初中。从前的许多有利因素，对于她来说，已经转化为不利因素。我们对姐姐能得到这三十万元的赔偿，都不抱任何希望。小梅甚至轻蔑地笑笑说：人家不让她赔偿就不错了。

几天后，姐姐又给母亲打来电话，说他们辞职了。原来，姐姐在电器厂做零件，国是厂子里的保安。现在，她要倾尽十多年打工的积蓄，租一个小店，卖衣服。母亲愣了愣问：“这是谁的主意？”姐姐含糊其辞，没有正面回答。她打这个电话的主要目的，是想跟母亲借五万。姐姐说，小店的租金每年二十万，她的积蓄加起来已经有十五万。再凑够五万，就能顺利地把小店盘下来了。

“那个国出几万？”母亲问。

“他不出钱，他智力入股，帮我出谋划策，帮我经营！”姐姐说。

在父亲来到北京后，有时小梅和我闲聊，会提起姐姐。“你怎么会有那样一个奇葩的姐姐？”小梅说，“真是匪夷所思！”姐姐官司打下来，并没有得到预想的那三十余万元赔偿。她得到了儿子名义上的抚养权，然后是并不能兑现的、每个月两千块钱的抚养费。她离婚了，她的小店却因为经营不善，不得不转让了出去。几天后，她在电话上又告诉母亲一个惊人的消息：她和国分手了。当时，姐姐已经有了五个月的身孕，母亲不顾我和小梅在场，朝电话里吼叫着：“你去把他找回来！”姐姐说，分手是她提出来的。母亲禁不住喊起来：“那孩子怎么办？”姐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悠悠地说：“你知道吗？妈妈，这世界上，真是只有你和国真心对我好！国临走的时候，也说了跟你一样的话！”

每一次，母亲接完姐姐的电话，都会气得脸色煞白，在那里坐着，久久站不起来。“骗子！那个国是个骗子！”母亲嘟囔着，“他看从你姐姐这里弄不到钱，就走了！”姐姐肚子里的胎儿已经五个月大了，不可能再打掉。母亲问姐姐怎么办，姐姐说她要生下来，自己养着。一个女人在外面打工，养个孩子谈何容易？可姐姐说，她早就想养一个自己的孩子了。她说，没钱去医院就在家生。穆桂英还在战场上生孩子呢。孩子养大了，就上托儿所，全托。

据母亲说，在老家的父亲气得暴跳如雷，扬言从此不让姐姐踏进家门。愤怒归愤怒，姐姐的肚子还是一天天大起来了。她一直到生产的前一天，还在玩具厂给人家打工。正月二十七那天上午，她给母亲打来电话，说自己正躺在出租屋里，已经肚痛一天，身边却没有一个人。

“那个国呢？”母亲一手抱着我的儿子，一手抓着电话，愤怒地喊叫着，“你去医院没有？不要命了？”

“我跟国打了电话，他回了老家，还没有赶来。”姐姐说，“我问了房东，说住院生孩子需要五千块钱。你能不能通知爸爸，让他给我打些钱来？”

当然，后来事实证明，国并没露面;或者，姐姐压根就没有给国打电话。当姐姐把孩子生在医院，房东也丢下她不知所踪之后，母亲按照姐姐提供的电话号码拨过去，那边的一个男人说他根本不认识姐姐。第二次拨过去，关机。从此，那个号码，就再也打不通了。

这件事，给了已经是惊弓之鸟的母亲致命一击。在姐姐生产之后，母亲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子宫出了问题。淌水，像来月经一样淌水。她在病情已经渐渐严重之后，有些难以启齿地跟我说。我领着她到好几家医院检查过，彩超也做了，照影也做了，都说没事儿。母亲却总感觉有液体从她的子宫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像要生孩子一样。

从我们这儿离开前，母亲已经需要每天用去三块卫生巾。母亲走了，我让她回山东老家休养，让负责在家种地的父亲接替她照看儿子。在母亲走后、父亲来了的这些日子，我和妻子经常会抱怨姐姐。因为如果不是姐姐，母亲就不会患病离开。我们也开始怀念母亲在这里的日子。因为，父亲虽然来北京好几个月了，但一直还没有走出那个漫长的磨合期。

父亲第一天进家，换上拖鞋，没待一会儿，一种难闻的气体就在屋里弥漫开来。妻子的表情到了愤怒的边缘，女儿则直接叫嚷起来：“爷爷的脚好臭！”我趕紧准备了一盆温水和一双干净袜子，端到洗手间，喊父亲说：“爸，你去把脚洗洗吧，换双袜子！”

“我昨天晚上刚洗干净了脚来的！”父亲执拗地说。

“你刚洗了脚，也再洗洗嘛！”我不由分说，把他推攘进了洗手间。

一开始，父亲有些不适应;可慢慢地，他就养成了每天白天和晚上各洗一次脚的习惯。父亲来时穿了一双胶鞋，第二天妻子就去给他买了一双福联升的宽脸布鞋。在脚臭问题渐渐解决之后，接着又出现了口臭问题。父亲不讲究个人卫生，还直接用嘴含着吸管，去尝孩子水杯里水的水温。

“爸爸，你怎么用嘴尝孩子的水？”妻子尖叫起来。

“不用嘴用什么？”父亲反问道。

在妻子教了两遍之后，父亲学会了把水倒一点儿在手腕上，来掌握孩子喝水的温度。在这些问题之后，父亲的方言口音，才渐渐地变成主要问题，浮现到水面上来。父亲来北京几个月了，却仍然执拗地坚持着他的方言发音。

“他是成心的，”妻子说，“他要跟我们对着干！”

从前，在语言的问题上，妻子和我还能幽它一默。例如，我会说，有什么问题呢？孩子学会一种方言，等于多掌握了一门外语。妻子则会笑着说，还是京韵京腔好，长大了可以说相声，还多了一种就业渠道呢。现在，它却完全变成了一个充满火药味的敏感话题。因为，父亲在看孩子时，会把睡觉说成费叫，流鼻涕说成流鼻子，鼻屎说成鼻子葛吧，打喷嚏说成打嚏忿。为此，我们已经爆发了好几场家庭战争。

“你爹不是学不会普通话，他是在敷衍！他从来没有一天把孩子当自己的孙子看！他竟然给孩子说，擦擦‘知马糊（眼屎）。你倒是跟我说说，‘知马糊是什么？”

“他老了，从前当民办教师时，校长都拿他没办法，随他去吧。”

“他不是改不了，是不愿改！纵使一个保姆，也不会这样敷衍地对待孩子！”

小梅的语言如刀子一般锋利，火势一样蔓延，又会引起蝴蝶效应一般的连锁反应。不管起因是什么，最后总是会扯到孩子、姐姐和母亲。妻子压根不相信母亲是真的病了，也不相信父亲会不让姐姐进家。她怀疑母亲装病回去的真正目的，是在姐姐跟前伺候月子。

“你告诉老太太，不要让我回去逮个正着。在我这里走路都走不动，不要让我撞见她正给自己的外孙洗着尿布。你姐姐怀的是国的孩子，为什么不给国打电话，让国来养着他的孩子？”小梅冷冷地笑着，说，“我算是闹明白了，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国这个人！谁知道你姐姐是从哪儿弄来一个孩子？谁知道她一个女人这些年都在外面干的啥？无耻！”

有时，妻子说这样的话，甚至不避讳父亲在场。

“你姐姐被人骗了！”父亲听到这些话，总会忍不住插嘴，无力地解释着。

“人家没有骗她，是她一直在骗人家！是她先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富婆，搞什么姐弟恋！”

父亲呆立着，哑口无言。

“她是骗子，你们全家都是骗子！老太太说她有病，可病在哪里？医院检查的单子你们都看了。我不相信一天天淌水，她能忍着。如果那样，好人也能淌死！”小梅又指着我的鼻子，陈芝麻烂谷子地说，“结婚前，你装作一副乡下人憨厚的面孔，骗了我们全家！现在，我才知道，乡下人最狡猾！当初怀女儿的时候，你说三年内就能争取到出国交流的机会，女儿跟着我们到了国外，轻而易举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现在怎么样？喝飞（喝水），喝飞，你女儿现在还跟老头学着说喝飞！”

这样的场景，会让七岁的女儿吓得缩在墙角，或者躲到洗手间里哭泣。父亲则会推着儿子的小推车出门，带着儿子到楼下去遛弯儿。这种情况下，有时战争还会持续一会儿，有时，小梅会马上从愤怒中突然冷静下来，冷笑着，直截了当地跟我说：“我不想跟你们争吵！没有意义！跟一群骗子说话没有意义！也许，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应该在一起，门不当户不对。”

有时，我跟小梅吵架，父亲会推着孩子，去校园里的湖边捡石头。

那是一条人工小湖，水不深，浅浅的湖滩上满是从外面拉来的机器打磨的鹅卵石。父亲会捡一些小的，拿到石桥那儿，教儿子一块块地丢进水里。父亲还会挑选一些轻薄的，站在水边，在镜子般平静的水面上，打出一个个好看的水漂。那些小石头在水面上一跳一跳地，轻轻掠过，最后沉入水底。

有时，父亲也会捡一些小而精美的石头，带到家里来。我问为什么，父亲说，他听一个从湖边经过的教授讲，把小石头含在嘴里，可以练习发音。许多主持人之所以发音那么好，都是用的这种方法。

那时，我才发现，父亲其实一直在学习普通话。父亲在说话上已经开始在努力地做出改变。当然，改变是缓慢的。首先，他说话时夹杂进了京腔。这让他说话如果配上动作，完全像是在唱京戏。他慢慢讲起普通话后，我和妻子才发现，他的强行改变，其实还不如不改。因为他所谓的“普通话”，完全是方言的词和普通话的音的混搭。例如孩子的脖子，他还是会说“格啦甭”，女儿和儿子争东西时，他还是会说他们在“隔气”。

他的话常让我们两口子突然笑得喷出饭来，那些奇怪的词汇，也成为邻里间经常讨论的笑料。

父亲的方言研究工作，仍然在东一榔头西一锤地倔强地进行着。他如此着迷，以至于有一天在湖边看孩子时，竟然把孩子扔在那里，自己飞跑着回了家。当然，妻子的这话并不确切。说扔在那里，其实父亲只是把孩子暂时托付给了同样在看孙子的楼上周阿姨。父亲飞跑回家，是因为他连续思考了好几天的一个问题有了突破。他需要赶紧回家，查查《新华字典》，加以验证，然后找到纸笔，记录下来。我后来问他为何会如此糊涂，他的解释是，他老了，他怕晚一点儿，那灵感就会飞走。

父亲原打算办完事儿就赶回去，没想到孩子在小车上哇哇大哭的那一幕，恰好被经过的妻子撞见。那天上午的第三节课，妻子没有去上。她抱着孩子到我的办公室，扬言如果父亲继续装疯卖傻，她就跟我离婚。

那天中午，我到父亲屋里准备跟他谈谈时，他正在往一张纸上写着什么。

“你怎么还把孩子丢在湖边了？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你脑子里在琢磨什么？语言学？”

“是的，”他说，“我有了新的发现。”

我没有吭声，盯着他看，像是盯着一个奇怪的动物。他的眼睛放光，全身都沉浸在一种兴奋之中。

“pin种的pin，你知道该怎么写吗？”他的脸红彤彤的。

“拼命的拼。”我随口说。

他使劲地摆了一下手，大声说：“你这种观点，显然是受了平常看到的文章的影响。但据我的研究，不一定是。字典上有一个字，是女字旁的姘。姘头的姘，你知道吗？应该是姘头的姘，音变了。”

我哭笑不得，心想，这两个字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本来不想对他的研究内容作任何评价，也不想打消他求知的积极性，可是，如果总是纵容他，可能会让他永远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斟酌着字句，说：“怎么说呢？通俗地讲，有些字可能只有音和意思，原本就没有固定的字形。换句话说就是，你的这个研究，其实……毫无意义！”

如我所料，他听了我的话，的确愣了片刻，但随之反驳道：“不对！没有字形，那还叫什么字？至少得有个常用的字！至于用哪个字，比如，‘sai（上声）了这个词，意思是东西不要了，把它甩了，丢下的意思。你说用哪一个字？我研究觉得，得是‘摋字。摋有sa（去声）、sha（阴平）、shai（上声）这三个音，但shai（上声）这个字音，已经没有扔掉这个义项了。这个义项，在发展中，丢失了。”

“你闭嘴！够了！”我突然忍不住，吼道。

“你，你……”他尴尬地拾起桌子上的那张纸。

“爸爸，语言学是一门学问，非常高深的学问。有些专家，像我们系里的张教授，搞了一辈子，也没搞出什么名堂。我们系里的学生，几年大学下来，连点儿皮毛都学不了！”

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让父亲能够知难而退。可是，父亲却会错了意，他觉得我终于跟他讨论语言学了。他听了我的话，脸涨红着，说：“那你给我推荐一些书看，你们中文系里学生用的。我学习一段时间，就肯定能达到可以跟你和小梅交流的水平。”

“你能看什么书？最普通的你能看懂吗？”

我终于忍无可忍，抢过他手里的那张纸，看到上面凌乱地写着：

……罵人叫呟（juan）人，干什么去了叫咋起类，做饭叫揍饭，打架叫各气，你太好了叫你砸赠好安，秸秆叫柴火，提水叫低楼水，水桶叫捎，说话叫拂话，睡觉叫费叫，打喷嚏叫打嚏忿，蝉叫杰寥，鞋内腔叫鞋壳喽儿，不新鲜叫葛焉了，故意的叫嘚意儿的，一起去叫般法儿去，讨人厌叫恶婴人……

“这些东西，压根一钱不值！”我轻蔑地说了一句，把那张纸团在手里，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篓里，还往里面狠狠地吐了口痰。

一个星期之后，我到父亲屋里去，发现他桌子上摆着一本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我拿起来随手翻了一下，看到扉页上写着一个学生的名字，书页上有些水渍，泛黄发霉了。不知他是从学校垃圾桶里捡的，还是从不愿上学的学生那里买的。也许，他是看书名里有“普通”二字，就把这本书当成了语言学的入门书。

“这本书，你读过吧？”父亲问我。

“上大学时读过。”

“这个索绪尔真不简单，能指和所指，太妙了！他的理论，不知道你能领会多少。”父亲看着我，像一个面试考官，神秘地笑了笑，“我考考你，例如桌子，字和音也即你们所说的语言符号是它的能指，那么它的‘所指是什么？”

我忍不住笑了，因为这只是书上举过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作为语言符号的“桌子”这个词是能指，作为具体事物的桌子是“桌子”这个语言符号的所指，同时也是这个语言符号的意义。

我没有说话，指了指面前的桌子。

“是的，”父亲点点头说，“这都是一些简单的词汇。”

我站在那里，不知父亲为什么说出这番话。索绪尔的理论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备受争议，甚至拉康直指他的树形图式是一张错误的图式，因为它把人们引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即认为能指（语言符号）总是指向对象，尤其是图像式对象。不得不说，我在大學虽然选修了这门课程，但对索绪尔的高深理论，也是一知半解。我不知道父亲接下来会发出什么高论。

“如果情况复杂些，当我一遍遍地跟你说‘方言真是妙不可言的时候，语言能够把我心里的想法传达给你吗？”父亲突然提高声音问。

“不能！”我说。

“如果我说‘你姐姐被人家骗了，这句话或者说这些语言符号还能够还原事实，把所有应有的信息，连同我说这话时心里的感情，完整无缺地传达出来吗？”

“不能！”我说。

“那当你母亲说，她病了，她病得很重，她很难受，语言能将她的病痛传达出来，让听到这话的人体会到吗？”

“不能，语言不能传达的东西太多了！”我摊了摊手说，“古人就说过，言不尽意。”

“言不尽意，好好好！古人说得实在太妙了！”父亲笑着问我，“圣人说‘金人三缄其口，也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知所以，茫然地望着父亲。父亲沉默了片刻，笑了笑。然后，恍然大悟似的晃着脑袋。

他忽然问我：“那语言还能干啥？语言真的这么没用吗？”

从那天开始，父亲的话越来越少了。有一次，我追问父亲沉默的理由。他张开嘴巴，指指自己的舌头，又指指自己的耳朵。我百般劝说，父亲还是不愿开口，不肯妥协。父亲选择了沉默，在我看来，这当然要归咎于索绪尔的那本《普通语言学教程》。

那天，父亲推着孩子到校园里的小湖边，打了一阵水漂。最后回来时，从湖边搬回来一块浑圆的石头蛋。那石头圆圆的，像个卷心包菜;颜色褚红，又像一块煮熟的大肉。

在接下来的将近一年时间里，父亲仍旧在这里帮我看着儿子。可是，因为久不开口，口腔内厌氧菌大量繁殖，他连鼻腔里呼出的气体都有一股腐臭的气味儿。我跟妻子商量之后，不得不决定请一个保姆，来代替他。我们宁愿每月多花上几千块钱，也不愿意承受父亲在这里所造成的混乱了。

我开车送父亲去高铁站，帮他提包时，沉重如铁。趁父亲去厕所时，我把包打开，里面是那块从小湖边捡来的红色的石头蛋。

我的父亲，死在从我这儿离开后的第二年冬天。在父亲的葬礼上，母亲说，你爹回村后，就再没说过一句话。算来，截至死的那一天，他已经两年六个月零三天没有说过一句话了。

我和母亲走进父亲生前的小屋，那块石头就在桌上摆着。母亲说，他没事时，就会坐在那里，端详着那块石头。我盯着那块石头，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我看不出它像个什么。

“你看看，这多像你爹那张脸。”母亲说。

责任编辑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