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启动已有十多年了，人们已经发现非遗保护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十分重要，对于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也能带来实际利益。比如一种传统食品的制作技艺成为非遗后，就会成为一块金字招牌，带来消费的增长，于是像“非遗美食”“民俗美食”的概念就叫响了。在今天，非遗资源、非遗传承人已经成为莫大的荣耀，还具有了重要的文化与经济价值。

非遗保护最为重要的任务是社会对于非遗的传承。不能传承非遗的文化内涵，那么再多的衔头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非遗的传承能力是当下和未来非遗保护的关键问题。

非遗的传承能力首先是非遗传承人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染力，他们必须是具有高尚道德的社会精英。如果传承人恃才傲物、金钱至上，那就会危害社会。有的人即便具有某些技能，但德性不好也绝对不能成为非遗传承人，所以非遗传承人的道德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非遗传承人对于非遗技艺的传承应该具有较高的自觉性。随着时代的变迁，非遗传承人的身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不是隐于深山老林与世隔绝的人，在城市化率超过60%且每年还在大幅度增长的背景下，非遗传承人由乡村进入都市，由文化水平偏低者变为高学历者将成为必然趋势。消费群体进入城市，非遗项目和非遗传承人也就要“进城”了（除了特定地域空间的非遗项目）。如果没有都市经验，怎么能够与时俱进、适应都市消费习俗呢？所以工艺技术类、美术类和医药类等项目必须与时俱进，传承人必须熟悉都市消费习尚。强基础、阔眼界、增学养的非遗传承人群培训就变得非常迫切。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的旨在提升非遗传人能力的非遗传承人群培训，全国有百所高校参与这一工作，将对非遗传承产生深远的影响。

老一代的非遗传承人身怀绝技，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新一代的非遗传承人超越前辈是必然的，否则非遗技艺就会退步衰亡。高学历非遗传承群体的出现将成为趋势。我们在对于上海都市手工技艺及其相关艺术的传承人的调研中发现，这里有着与乡村传承人完全不同的风格。上海的非遗传承人，有很多是科班出身或名牌大学毕业的，有的甚至远涉重洋，有着不一样的眼界。以传统中医药为例，上海中医药非遗传承人多是高级职称，能够精研医道、著书立说。所以，上海非遗传承人有向学之心，对于非遗技艺的研究有执着之念，具有科研精神，这就是“上海匠心”。非遗是具有深厚底蕴的文化传统，没有研究能力，承担非遗传承的使命是很难的。

现在非遗传承有一现象，就是重点面向高职院校开设非遗课程和非遗专业，但重点院校则参与不足。这就明显地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似乎非遗是低层次的文化形式和技艺。高职参与非遗传承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双一流院校要不要参与非遗保护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要从制度上鼓励各级高校参与非遗保护。我们要建立一批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培养高端的非遗研究与非遗传承人才，才会带动非遗保护层次的提升。

非遗传承人要有多方面的能力。在对上海非遗传承人的研究中发现，有很多传承人是企业厂长、艺术团团长，是优秀的管理人员。非遗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传承差不多就是一句空话，所以非遗传承人的管理能力也是迫切需要建设的。过去我们偏于技术技艺能力的考察，忽视管理能力的考察和建设。这是非遗保护能力的不足之处，现在到了修正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一个非遗项目传承的成败是由该非遗保护单位的管理者决定的。比如上海的滑稽戏，虽然在历史上很受欢迎，但在一段时间内，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不仅外国人难以认同滑稽戏，就是占很大比例的外地人也不太能够接受滑稽戏。好在在著名表演艺术家、传承人王汝刚的带领下，滑稽戏表演在上海可谓开展得有声有色。尤其是他们通过600多集的电视情景剧《红茶坊》，展现了都市生活的丰富性，受到观众好评这与王汝刚这位团长的是努力分不开的。因此，一个好的带头人是非遗传承的重要保障。

非遗传承人的传播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传承人口才好，滔滔不绝，能够恰到好处地营销自己以及产品。但是有的传承人短于表达，默默无名，作品难以形成市场效益，这样的传承人也是难以担当非遗传承使命的。传承人不能与时俱进，适应市场，提供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作品或产品，再好的文化遗产资源在他们的手里也会终结。

今天，非遗保护和传承承担了前所未有的功能，如文化认同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文化扶贫与乡村振兴、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儿童与青年教育等。强调非遗与文化传统回到生活中来，这是各界的共同愿望。所以，系統性的非遗传承能力建设，构成了当下和未来非遗保护的主旋律。

（作者简介：田兆元，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