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

1929年1月19日下午两点，民国著名学人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终年56岁。此际恰是中国现代史上影响巨大且深远的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十个年头。

当天尚在返京途中的往昔五四领袖胡适，直至夜里九点多方才抵达。来到好友任鸿隽家中，胡抬头恰好望见墙上挂的梁任公手书的一副对子，禁不住询问梁病情如何，任答曰：“你也许见得着他！”

殊不知任公已西去八个多钟头！次日，不顾舟车劳顿，胡适一早赶往广慧寺参加梁之大殓。看到众人悲伤之态，胡也“不觉堕泪了”。

彼时于思想界已是如日中天的胡适之，究竟因何垂泪？

壹

众所周知，作为新旧两个时代的学术旗手，胡一直视梁为劲敌，梁亦颇能感受到来自胡的压力。然斯人一旦故去，胡不但对往日之不快全然释怀，且心中憾意倍增，其在日记中坦言：

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近年他对我很好，可惜我近年没机会多同他谈谈。

当然，站在新派角度与立场，胡评价梁一生学行，不免略有微词：

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

故其为梁所撰挽联云：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仔细玩味此联，让人颇觉意味深长。对于梁氏一生，胡适只字不提其学术造诣，而是紧扣扬播外来文化、引领思想启蒙，倡导新民主张、改塑国内民众两方面，将其视为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乃至政治家，但并非学界重镇。此定位不免隐存胡适之私心与执念，但却也折射出以其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人对梁任公这位前辈的共性评价。

流亡海外前，梁启超凭借一支利笔，依托一份《时务报》，撰写一篇《变法通议》，令无数士人感到醍醐灌顶，畅快淋漓，其俨然成为思想界之风云人物。戊戌政变夭折，赴日后的梁启超非但没有被国人遗忘，反倒升格为知识界甚至政界共同引颈远望与膜拜的“文化明星”和“思想导师”。

那么梁启超继续“走红”的秘诀何在？

贰

他所依靠的，依然是一支笔、两份报和中国人苦盼的新知。

远离了挚友亲朋、万千拥趸，不见面却心相连，是彼时的新式媒体报刊成全了梁启超。他居日十余载，《清议报》办了三年，共100期，《新民丛报》办了六年，共96号。此期间，新思想各领风骚，新人物粉墨登场，唯有梁启超和他的文字始终矗立于时代潮头。借用梁氏好友黄遵宪的话，“《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这正是新媒体的能量所在。

大致而言，傳统帝国的民众主要依靠人际传播维系社会交往与各种关系。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互通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社会行为。它主要借助面对面的交谈、讨论等直接途径和一方寄给一方信函、著作等间接途径来完成。人际传播的优势在于可用双重手段使受众的全部感官得到刺激，并且其信息交流性强，反馈也快速便捷；然而其劣势亦很明显，即单靠个人传播的方式毕竟覆盖面较窄，局限了传播的广度与深度。较之人际传播，以书籍、杂志和报纸为组成部分的文字传播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它借助印刷媒介，可以大规模地复制和传递信息，从而高效率地传播文化。

近代以来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纸，其特点愈加突出：第一，报纸成本低廉，制作方便，该种优势，是书刊所无法比拟的；第二，报纸承载的信息量大，且能传递深度信息；第三，报纸信息获取的选择性强，且易于保存，就受众而言，报纸由于印刷在纸上，故读者可以据个人需要控制阅读速度，选择阅读时间、地点和内容，人人可以本着自己的习惯、兴趣和能力去加以选择。因此，一种政治思想主张若想迅速传播、让大众了解其内容主旨，报纸无疑是最佳的一种途径。

改良派、革命党在清末的传播过程中，正借报刊业兴盛之东风，故其学说宣传较为便利，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当中。就在清末新式政治思想扬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即往往由海外借助报刊传入国内的新思想，真正要成为青年们的“脑中锐器”，又需要通过人际传播的途径，笔者姑且将其称之为新媒介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交叠现象。

梁启超即是该现象之弄潮儿与受益者。作为彼时传播的领头羊，梁氏藉其常带魔力之笔锋，将近代先进理念输入到年轻人头脑中。套用句时髦话，梁启超之雄浑文章，可以令“佛系青年”读过后秒变为“爱国青年”。这在当时众人回忆里多有体现。如胡适就承认“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他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无独有偶，浙江学人夏丏尊知道“卢梭、罗兰夫人、马志尼等，都因了《新民丛报》的介绍，在我们的心胸里成了令人神往的理想人物。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天下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已成了摇笔即来的文章的套语了”。

这种影响力在当时青年学子群体中非常普遍。蒋梦麟也回忆《新民丛报》的“内容从短篇小说到形而上学，无所不包。其中有基本科学常识、有历史、有政治论著、有自传、有文学作品。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梁启超的文笔简明、有力、流畅，学生们读来裨益匪浅，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我认为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介绍现代知识给年轻一代的工作上，其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毛泽东青年时博览群书，对《新民丛报》印象深刻，“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梁的文章“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可知梁文深深影响了清末几代知识人。

然而，当时无论是《清议报》还是《新民丛报》，俱为清廷大力查禁的出版品。时人虽借助诸多渠道私带回国，不过在一段时期内，国人阅读梁文及其他刊物多是采用私下传阅、个人抄写甚至口耳相传的方式，这就意味着新式思想的引入与改良或革命话语权的转移曾经因政治压力和舆论管控，似乎采用了报刊传播与半私密或私密的人际传播并举的交叠模式。换言之，在新式知识群体的观念塑造过程中，或有一段颇为隐秘微妙的阶段。

对于这段辉煌而奇妙的报人岁月，梁氏的自我评估堪称谦逊：此举属于“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赜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不过这确实满足了国人尤其年轻学子们的知识饥渴和启蒙热盼，“先生之文章亦天矫若神龙之盘空，力可拔山，气可盖世，淋漓沉痛，固不独志摩为之低昂慷慨，举凡天下有血性人，无不腾攘激怒，有不能自己者矣！”徐志摩想必是道出了众多年轻人的心声。

这样的一位长辈故去，受其思想滋养的后劲们应当很怀念他吧？

叁

胡适便觉得梁任公过世，实为思想界之大事件。在其心中，梁启超乃近代政坛、思想界永值铭记之大人物，不久胡致信时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及教育部长蒋梦麟，指出“梁任公先生为戊戌变法之重要人物，辛丑、壬寅间努力输入近代学说，革新思想，厥公甚巨。民七以后专事著作，整理国故，成绩斐然。今不幸勤劬以殁，至堪悼惜，拟请先生商陈政府明令优恤，以示崇礼先觉之意”，请求以政府名义公开褒奖梁氏。

然极其诡异的是，此等级别泰斗离世，社会之反应却出奇冷漠，如翻检傅斯年、顾颉刚等学术新锐此时书信日记，竟对梁氏之死不置一词。八个月后，梁之遗体已安葬于北平西山卧佛寺东坡，各界人士却仍无太多回应。其弟子张其昀感觉情形愈发不妙，“自梁先生殁，舆论界似甚为冷淡”。其实个中缘由，张也猜中了七八分，“梁先生与国民党政见不同，恐于近代历史不能为公平之纪载”。果不其然，国民政府当局没有同意胡适的申请，拒绝公开褒奖梁氏。据张荫麟爆料，“颇闻任公之殁，实曾有大力者建言政府，加之褒扬，格于吾粤某巨公而止”。大力者即蔡元培，而“粤某巨公”则指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由此可知民国虽已建立十数年，但往日因政治主张迥异而形成的恩怨鸿沟，依旧无法弥合。光阴又流过了十三载，1942年10月，国民政府才最终颁布了褒扬梁启超的明令。然与其同受褒奖的，尚有北洋系统的徐世昌与曹锟。闻此让人啼笑皆非的迟来认可，梁氏门生吴其昌慨叹道：“读竟，泫然流涕。”此话究系略感欣慰，还是倍觉讽刺？恐怕更多是五味杂陈。

梁之离世，令曾与其于清末大打文字仗、口诛笔伐多年的章太炎颇有“知友零落殆尽，恻怆何极”的哀伤，较之国民党某些高层，章氏早已放下宿怨，为之悼曰：“进退上下，或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上联称誉梁学问独树一帜，并且品格卓越，下联夸赞其不计个人安危，勇于澄清政治，惺惺相惜之情跃然纸上。

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待1936年章太炎去世时，国民政府一月内便十分应景地明令褒扬章氏，其文曰：

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拥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生平事迹存备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

国民政府如此第一时间、超高规格祭奠章氏，绝非崇学重道这般简单。国葬章氏，一来为其革命传统与合法性塑造典型榜样，二来亦可借助章之气节风骨鼓舞国人抵御外侮。

同为近代政治先锋与学术宗师，梁、章二人身后境遇却判若霄壤。究其根源，与民国政治、学术之权势转移及时代局势变迁紧密相关。当国民党主导彼时政坛主流话语，且学界一味趋新之际，昔日曾与之针锋相对的梁氏自然不入法眼，惨遭冷遇。当政局危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身兼革命元勋与学术大师双重底色的章太炎自然成为国民党手中可资利用的一个人格符号。

大众眼中所认知的学者形象，难道全然取决于当政者之塑造与取舍吗？

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五四转瞬已是百年，附着在梁任公身上的各种政治符号与派系标签亦随着如水时光的冲刷而渐渐消退，其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的先驱底色愈发彰显。

品读其写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心绪怎能不因之澎湃激荡？

细阅其撰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构想60年后的上海“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脑海怎能不会浮想联翩？

通观其成于1906年的《新民说》，主张现代国家必须“使其民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蠻，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远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苟缺此之资格，则决无以立于天壤”，双手怎能不为之拍案叫绝？

倘若略显武断地从以上文字中提炼关键词，恐怕一定包括“独立”“富强”“文明”。这三者不恰是近180年来中国人前赴后继、孜孜以求期望达到而尚未完成的民族复兴之远图吗？可见，作为今人，我们并没有走出当年梁任公所面临的挑战与提出的命题。

是故梁启超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又不单单限于五四。“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此话出自萧公权）。这恐怕才是一代代中国人重读与再识其文字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中国史教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