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辉, 武佩剑, 杨 栋

(安徽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团队目标的实现需要全体成员共同努力,但是成员贡献因人而异,只有当个人贡献与团队目标相吻合时,个人及团队价值才能得以实现。良好的沟通能力是团队成员彼此了解的前提,其作用在于建立关系、谈判和促进合作[1]。(本文的外文资料均为作者译。)如Kateri等人对医患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医生的沟通能力会影响患者对信息的接受能力,良好的沟通技能可以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诊断患者病情,促进治疗方案的有效实施[2]。众多学者也利用理论描述、实证检验等方法对影响沟通能力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并没有检验多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及共同作用机制。因此,本文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引入个人沟通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结合心理学的态度-行为理论,从个人特征因素、态度和行为因素等多个方面进行组态思维比较分析,以完善提升创业团队成员个人沟通能力的途径的相关研究。

一、 文献综述

沟通不仅是人际交流的基础,更是个人获取成功的基本前提,沟通能力对于个人职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3-4]。

1. 个人特征因素与沟通能力

在沟通能力影响因素研究上,个人特征因素被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性别因素。精确搜索国内外主题文献,研究大多聚焦于医患关系。他们认为: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够有效地减少病人的抱怨,提升医生的职业满意度[5-6];男性和女性的人际交往能力存在显著差异[7-9];女性医生通常表现出更强的同理心,并且在与患者互动时会使用更积极、正面的语句[10];尽管女性通常比男性沟通得更好,但人际沟通能力可以通过相关培训课程获得提升,而且除性别因素之外,其他个人特征因素也会对掌握个人沟通技能产生作用[11-14]。饶艳等对护理专业学生的临床沟通能力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论表明:年级、是否学生干部、性格内外向和人际交往效能感等因素能够解释沟通能力方差的31.3%[15]。唐梦琦等借助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生源地、性格类型、家庭氛围,是否独生子女,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对医学生沟通能力影响显著,但是性别对沟通能力没有显著影响[16]。丰志强等将个人特质界定为自信心、执行力、大局观、自我效能和自我控制力5个维度,对406名乡村医生进行问卷数据分析,发现个人特质5个维度对个人沟通能力影响显著,效应值为0.693[17]。

总而言之,个人特征因素会对个人沟通能力产生显著影响,无论是在医患关系中还是在团队合作中。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个人特征会从本质上决定个人在多大程度上选择性接受信息和展示沟通技巧。

2. 态度、行为与沟通能力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态度可以通过意向来影响行为[18],将态度定义为学习的倾向性。态度是个体对一个给定的对象以一致的喜欢或不喜欢的方式作出响应,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意向3个部分,是一个多维的概念。Wendy认为,具有积极态度的医生比那些态度不积极的同事使用了更多的情绪陈述(安抚)和更少的封闭式问题,从而构建了良好的医患关系[19]。Keith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积极的沟通态度能够使人获得更高的沟通技能[20]。

事实上,沟通能力在“态度-行为-结果”关系中属于结果变量,如果将结果变量不再限制为沟通能力,在“态度-行为-结果”的相关研究中就有大量文献指向态度对行为和结果的影响,但结论并不一致。 例如,Ashcraft 和 Kirk对数学学习的研究发现,良好的态度与成果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21];但是Govind等人在对道德产品消费的研究中发现,消费者对道德产品的态度与行为之间存在显著 “缺口”(gap)[22];Young 等人在研究中也发现,有30%的消费者表示对环境问题担忧,但只有5%的消费者将这种担忧转化为行动[23]。

3. 总 结

综上所述,学者们大多采用回归分析来明确个人特征因素、态度及行为因素对沟通能力的影响。这有助于明确影响因素的作用,也为沟通能力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假设是自变量相互独立,这与现实情境有所出入,比如性别与性格之间存在相关、态度与行为也存在相关。在回归分析处理过程中,一些变量会被作为控制变量处理。所以,单独研究某个或几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效应,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因果复杂性问题。换而言之,结果变量并不一定是由某个因素导致的,而可能是由多种因素作用组合导致的。

2006年,在东京上智大学召开的比较社会科学国际会议上,拉金教授等讨论了组态比较方法,为解决这类复杂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方法----QCA。近年来,这种方法在战略类型[24]、公司治理[25]、制度响应[26]等领域得到拓展应用。与传统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把自变量作为结果变量的前因因素不同,QCA可以解释多个自变量间的复杂组合关系对结果变量的影响,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逻辑和分析方法。

二、 理论模型构建与研究方法

1. 理论模型构建

性别作为影响沟通能力的重要因素,被多数学者研究证实。女性在同理心、语言及肢体语言表达方面强于男性[27];女性谈话风格类似于软弱型,男性谈话风格等同于强有力型,而且在非语言沟通上,男性更多表示权力,女性更多表示服从[28]。

性格会对个人沟通能力产生影响。一般认为:具有外向型性格的人比较乐于与人打交道,喜欢沟通和交流,情感上比较主动;具有内向型性格的人比较稳重,不善言辞与沟通,人际关系相对较差。在唐梦琦等的研究中,是否为独生子女和家庭氛围的融洽与否也是影响个人沟通能力的重要因素[16]。独生子女人际关系敏感性较强[29],融洽的家庭氛围有利于个人性格与待人处事技巧的培养,不和谐的家庭氛围会导致子女情感冷漠和不愿与他人沟通[30]。

前述文献谈及的态度与行为间有“缺口”,更多是因为这些研究可能违反了兼容一致性原则。正如Fishbein 和Ajzen主张的,只要有可能,在一定的时间、目标、内容和方案中,对态度和行为的测量应该相互匹配[18]。Kraus发现,相比一般态度,特定态度是特定行为的更好的预测指标[31]。Corrie等在对473位荷兰企业高管的调查研究中发现,高管对待经济、道德和慈善责任的态度会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产生显著影响[32]。在团队创业的具体活动中,个人沟通能力既是团队协作的基础,又是团队协作的结果,会受到成员个体对待团队协作的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综合个人特征及团队创业活动中的态度与行为因素,本文构建了创业团队背景下成员个人特征因素及团队创业的态度与行为因素组合对个人沟通能力影响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具体研究包括3个步骤:第一步,借助结构方程模型(AMOS)对个人态度、行为及沟通能力等潜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明确不同变量间的影响关系,为QCA提供数据基础;第二步,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个人特征因素与沟通能力间的关系,获得核心变量;第三步,将第一步中获得的核心变量与成员的态度、行为形成新的条件构型,并分析它们对沟通能力的影响,获取影响因素的组合路径。

图1 理论研究模型

2. 研究方法与变量测量

(1) 定性比较分析法。1987年,拉金基于集合理论提出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其中的“一致性方法”和“差异性方法”思想最为重要[33]。20世纪90年代初,QCA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由于这些学科主要是对社会、经济体等宏观现象进行实证研究,QCA最初也被视为一种小样本“宏观比较法”。伴随QCA技术的发展,从清晰集到多值集再到模糊集,QCA在组织、团队及个人层面的大样本研究设计中得到广泛应用。

相比于回归分析中基本假设的严苛性----自变量是相互独立的,QCA关注于产生某一结果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不易受到自相关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并且,在QCA对于中小规模样本的分析中,可以对原因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注重多因素组合对结果的影响,进而获取影响结果的多种渠道。拉金在2000年提出模糊集QCA(fuzzy-sets QCA,fsQCA)技术,解决了清晰集QCA的一个重要局限----二分化条件,可以实施更加精确和严格的集合理论的一致性评估。

(2) 变量测量。 在进行fsQCA分析时, 需要对研究中涉及的变量进行界定和校准, 理论模型涉及的主要变量有3个类别: 个人特征因素, 团队创业中的个人态度与行为, 个人沟通能力。

① 个人特征因素。 在梳理前期文献的基础上, 本文将个人特征因素变量界定为4个: 性别、 性格、 是否独生子女、 家庭氛围是否融洽。 其中: 性别和是否独生子女采用0-1判别是/否; 性格采用内曼和科尔施特的性格倾向性问卷进行测定; 家庭氛围的测量借助于里克特5点量表设计测量题项[16], 要求团队成员进行自我评价。

② 态度与行为。“态度-行为-结果”关系的研究需要遵循兼容一致性原则,即态度、行为及结果的测量应该在一般性或特质性水平上相匹配[32]。本文选择创业团队为研究对象,并全程跟踪各个团队创业项目计划的开发过程。借助相关文献对态度和行为的测量方法[34-36],本文采用里克特5点量表法设计相关题项,以明确成员对待团队协作的态度和行为。

③ 个人沟通能力。个人沟通能力是团队创业活动后的结果变量,即彼此协作共同完成一项创业计划后,个人对沟通能力是否得以提升的自我评价。通过一段时期的分工与合作,团队成员之间会频繁地发生信息交流、争执、协商与达成一致,每位成员都会从团队活动中获得不同的感受与认知。借鉴Anders[13]、Essers[11]、Keith[20]等人的研究中关于沟通能力的测量方法,从互相尊重、语言表达能力、非语言表达能力和场景设计4个方面来设定测量题项。

对于上述3类变量,首先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然后再根据Ragin提出的完全隶属95%、交叉模糊点50%及完全不隶属5%的标准进行数据校准[37]。

三、 实证分析

1. 数据搜集

为了避免态度显性与隐性的差异和遵循兼容性原则,本文将研究设计为:15个创业团队的75名本科生,在2018年2月26日—4月27日内,撰写创业计划的选题与计划书,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团队成员进行测量,要求真实署名,具体描述性统计如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

2. 问卷信度分析

对个人态度、行为及沟通能力等变量的描述题项源自前期学者的成熟问卷,采用里克特5点量表法进行设计(1为完全不符合,2为比较不符合,3为不确定,4为比较符合,5为完全符合)。其中:个人对待团队创业的态度(变量名为ATT)包括3个测量题项(分别命名为Coo、Par和Nec),分别对应态度的情感、认知和意向维度;个人在创业团队中的行为(变量名为BEH)包括6个测量题项(分别命名为Sed、Pro、Hel、Cho、Ini和Tun),主要涉及分工、协作、互助、共同参与、交流及团队文化构建方面;个人沟通能力(变量名为ICA)包括4个测量题项(分别命名为Res、Ver、Nov和Com),主要包括互相尊重、语言表达能力、非语言表达能力和场景设计4个方面,具体测量条目如表2所示。借助SPSS 20.0软件进行问卷信度分析,问卷整体克伦巴赫系数为0.86,表明问卷测量题项内部一致性非常好。

表2 态度、行为与沟通能力测量模型参数估计汇总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

针对比较成熟的测量问卷,直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本文借助结构方程AMOS 24.0软件进行因子分析,采用未加权最小平方法(ULS)进行参数估计,结果显示: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R)为0.043(<0.05),适配度指数(GFI)为0.973(>0.9),调整后适配度指数(AGFI)为0.961(>0.9),简约适配度指数(PGFI)为0.663(>0.5),表明模型整体拟合状况较好;标准化回归系数如表2所示,态度-行为与沟通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在0.6以上。

4. 个人特征因素与沟通能力的QCA分析

(1) 构建真值表(Truth Table)。本文将个人沟通能力(ICA)作为结果变量,性别(Gen)、性格(Cha)、独生子女(One)、家庭氛围(Famc)作为自变量,并将可接受的个案数设为3,一致性门槛设定为0.8,排除极端个别值,构建真值表(表3),每一行代表一种可能的条件组合,案例比例(Raw consist)是指显示结果的每个真值表行中的案例比例。

表3 真值表

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个人沟通能力ICA包括4个测量题项,变量取值为题项得分的平均值。此外,家庭氛围是5点量表的一个自我评价题项,针对这种1～5分赋值的变量,借助QCA中校准函数(Calibrate)进行数据校准。其他变量赋值为:性别中女为0,男为1;性格中内向为0,外向为1;独生子女状况中否为0,是为1。

(2) fsQCA分析结果。本文使用fsQCA 3.0软件分别以个人沟通能力未获得提升(～ICA)和获得提升(ICA)为结果变量进行分析,得到4种模式。其中,模式一(C1)的结果变量为～ICA,模式二(C2)、模式三(C3)、模式四(C4)的结果变量为ICA,具体如表4所示。●和○表示该条件存在,◆和◇表示该条件不存在,空白表示构型中该条件可存在可不存在;●和◆表示核心条件,○和◇表示辅助条件;CS表示一致率(Consistency),CV表示覆盖率(Coverage),NCV表示净覆盖率(Net Coverage),OCS表示总体一致率(Overall Consistency),OCV表示总体覆盖率(Overall Coverage)。在表4中,所有前因条件构型的一致性(CS)均超过理论值0.8,表明文中4种条件组合中的所有案例都满足一致性条件,都是结果变量实现的充分条件。4种条件构型都包括性格、独生子女和家庭氛围3个变量,而且家庭氛围更是以核心变量的形式同时出现在4种模式中,充分表明家庭氛围对个人沟通能力的关键影响作用。

表4 个人特征因素构型

模式1 以个人沟通能力未获得提升为结果变量的fsQCA分析只得到一个模式,核心条件包括外向性格、非独生子女和较差的家庭氛围,性别因素并未在其中起到明显作用。C1表明在家庭氛围较差环境下的非独生子女且具有外向性格的大学生在创业团队项目中更不认可个人沟通能力获得提升。

模式2 C2的前因构型为～Gen*Cha*One*～Famc,以女性、独生子女和较差的家庭氛围为核心条件,外向性格为辅助条件。以往研究表明女性和独生子女的沟通能力较佳,C2增加较差的家庭氛围这个核心变量和外向性格的辅助条件,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前期学者的研究结论,即在家庭氛围较差情境下,外向性格、独生子女的女性在创业团队项目中更能感知与认同个人沟通能力的提升。

模式3 C3前因构型为Gen*Cha*One*Famc,以外向性格为辅助条件,其余变量,即男性、独生子女、良好的家庭氛围为核心条件。这一构型与C2构型对比明显:良好家庭氛围下外向性格、独生子女的男性在创业团队项目中能够认同个人沟通能力的提升。

模式4 C4前因构型为Gen*～Cha*～One*～Famc,核心变量为内向性格和较差的家庭氛围,男性和非独生子女为辅助条件。与C1构型相比,C4也是将较差家庭氛围列为核心变量,但是对于内向性格的团队成员而言,男性且非独生子女也认同在创业团队项目中个人沟通能力可以获得提升。

综合4种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个人特征因素并非独立作用于沟通能力变量。换言之,女性沟通能力强于男性、外向性格个体的沟通能力强于内向性格个体等结论是不严谨的。在导致团队协作中个人沟通能力提升或未改变的个人特征因素中,性别和内外向性格因素并不起关键作用,家庭氛围才是唯一的核心变量。

5. 态度、行为与个人沟通能力QCA分析

根据理论模型第二部分假设,本文将个人特征因素对个人沟通能力影响的核心变量----家庭氛围----融入个人对待创业团队的态度、行为等前因条件中,进一步探究家庭氛围、态度与行为存在哪些构型会对个人沟通能力提升产生影响。

(1) 构建真值表。个人沟通能力和家庭氛围变量取值如前所述,个人对待创业团队协作项目的态度(ATT)包括3个测量题项,个人在创业团队项目中的行为(BEH)包括6个测量题项,ATT和BEH取值为其包含题项得分的平均值(取值范围为1 ～ 5),以平均值为交叉点,采用QCA中Calibrate函数进行校准,并将可接受的个案数设为3,一致性门槛设定为0.8,排除极端个别值,构建真值表,如表5。

(2) fsQCA分析结果。使用fsQCA 3.0软件进行分析,以个人沟通能力提升为结果变量,数据结果如表6所示,所有前因条件构型的一致性和总体一致性均超过理论值0.8,表明所有案例组成的条件构型都满足一致性条件,都是结果变量实现的充分条件。在融入态度、行为及家庭氛围因素后,态度作为唯一的核心变量出现在两个模式中,行为和家庭氛围以辅助变量分别出现在两个模型中。

表5 态度-行为-家庭氛围-沟通能力真值表

表6 态度-行为-家庭氛围条件构型表

模式1 模式1(M1)的条件构型为ATT *～Famc,表明创业团队项目中,保持积极合作态度的家庭氛围较差的团队成员能够较好地感知个人沟通能力的提升。对比之下,持有积极态度、家庭氛围较好的成员却无法获得同等的感受,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家庭氛围较好的成员的沟通能力较强,无法通过一个团队项目来获得进一步提升。

模式2 模式2(M2)的前因构型为ATT*BEH。在这一条件构型中,态度依然是核心变量,行为则是辅助条件,家庭氛围变量则没有限制,表明团队成员只要持有积极的团队协作态度和主动的参与行为就能够在团队协作中感知和认同个人沟通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的提升。这一构型充分证实个人态度与行为共同作用于结果(个人沟通能力)的观点。

事实上,本文为了进一步明确态度、行为及个人特征因素组合对个人沟通能力的影响,将性别、性格、独生子女、家庭氛围、态度、行为共同纳入前因变量构型进行fsQCA分析。简约解显示:态度仍然为唯一的核心条件。

四、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沟通能力、态度-行为相关理论为基础,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个人在创业团队中的态度、行为及沟通能力的因子结构,然后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研究触发个人沟通能力的前因构型,综合得出两个结论。

(1) 个人特征因素对沟通能力影响有4种模式。C1为导致个人沟通能力未获得提升的条件构型“外向性格*非独生子女*较差的家庭氛围”。C2～C4分别为“女性*外向性格*独生子女*较差的家庭氛围”“男性*外向性格*独生子女*较好的家庭氛围”和“男性*内向性格*非独生子女*较好的家庭氛围”,这3种模式能够促进个人沟通能力获得提升。比较4种模式覆盖率可知,C1解释力要大于后面3种模式。在4个特征因素中,家庭氛围是唯一体现在4种模式中的核心变量,对于提升沟通能力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凭靠个人打天下的创业窗口早就被关闭,抱团取暖、团队创业成为趋势,无论是创客空间项目选评还是风投商的项目甄别,创业团队都成为衡量项目是否可行的重要指标之一。一个良好的团队需要成员的共同努力和协作,落实到个人层面就需要团队成员拥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在“沟通为王”的信息社会,如何提升个人沟通能力?从社会层面来看,性价比最高的途径莫过于此----构建良好的原生态家庭氛围。

(2) “态度-行为-结果”的定性比较分析结论表明,不论增加何种个人特征因素,个人对待团队创业的态度都是影响个人沟通能力的唯一核心条件。这恰好印证了“态度决定一切”的说法。M2的覆盖率为0.766,大于M1的0.511,解释力也较大,其前因构型“积极态度*主动行为”,也为个人提升沟通能力或者达成其他目标提供了启示性、可行性路径----持有积极的态度、及时响应、全过程参与。

当然,同所有量化和定性分析一样,本文提出的理论结构模型和实证分析仍然存在局限性,具体表现在:①研究对象的局限性,本文选择大学本科生为调研对象,设计的团队协作项目是创业项目选择与计划书撰写,缺少实际运营阶段。②个人的无论是先天性的还是后天性的因素都会对个人沟通能力产生影响,本文仅选取4个个人特征因素及团队背景下的态度与行为两个因素,有可能导致案例对象覆盖率的减少。此外,由于创业团队中态度与行为的相关研究文献稀缺,本文并未详细探讨态度与行为间的“缺口”因素,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