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新教师如何站稳脚跟：胡适初入北大任教的启示

2019-04-27李兴韵

大学教育科学 2019年2期

摘要： 1917年9月，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他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是从周宣王讲起，此一截断众流的方法和许多让学生闻所未闻的观点在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差点闹出“逐师风波”。但仅在两年内，胡适即“暴得大名”，逐渐成为学人之首，越来越多的学生来到他的课堂，甚至还有外系、外校的。胡适勇于面对挑战，通过发奋用功致力教学等工作、构建学术共同体、但开风气的学术研究，使他顺利渡过教师生涯的初始阶段。研究胡适新任教师阶段，既是对胡适研究的重要补充，也对今天教师专业化发展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胡适;北京大学;大学新任教师;教学;教师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9）02-0086-07

收稿日期：2019-01-05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胡适的教书生涯与教育启示”（2014A063）。

作者简介：李兴韵（1978-），女，贵州遵义人，历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贵阳，550001。

民国时期，许多著名学者都在各级学校尤其是大学从教，张意忠的《民国大学教授的教学特点及其启示》、周勇的《教师为什么要有专业生活——民国白马湖教师群启示录》、刘晓东的《陈寅恪：一个教育学问题》①等研究从不同角度挖掘民国时期大师们专业发展和教学活动等方面的经验，可启当今。但大师的成长并非一蹴而就，探究他们如何从教学新手成长为大师，必须关注他们的“新任教师阶段”。在众名师中，胡适从初登北大三尺杏坛差点被学生赶走到两年后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的成长过程颇具代表性。②关注胡适当年的工作情境，探寻其实现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路径，对当前大学新任教师成功开展生涯规划，从新手教师成长为成熟教师仍有可鉴之处。

留美时，胡适就有“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1]的宏愿，并进行了扎实的思考与学识准备，回国后很快就“暴得大名”。但在北京大学从教之初，胡适并没有一鸣惊人。作为中国国立最高学府的北大，师生中藏龙卧虎，二十六岁的胡适面对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见地相异的同事，要站稳脚跟，并不容易。

一、挑战

据北大早期的学生毛以亨回忆，胡适初到北大后的一天晚上，在北大大礼堂讲墨学，有百余人到场听讲，但反响并不好。毛以亨和傅斯年听后认为胡适讲墨学类于外国汉学家讲中国学问，有许多观点是他们未曾想到的，“但究未见其大，且未合中国人之人生日用标准”[2]（p68-69）。初到北大的胡适“未曾一炮打响”。当时的北大文科是章太炎弟子的天下，学生也大多倾向于刘师培、黄侃等“保守”派，对胡适这个洋博士的新观点并不认同。当时甚至有学生说胡适“胆大脸厚”，计划赶走他，幸得学生中旧学的第一权威傅斯年出面制止才没有发生逐师风波。毛以亨还回忆，胡适与马叙伦同任北大研究所中国哲学导师，马指导老庄，讲起老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指导墨学的胡适口才比不上马氏，使得哲学系班16人中有15人选了马叙伦，只有班长因觉不好意思而选了胡适[2]（p68-69）。

虽然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趋新潮流日渐明显，但中国国内教师对西学中自然科学部分的掌握有限，各级考试中国文尚举足轻重，许多北大文科生的国学教育经历都较为完整和系统。相较之下，19岁即出国的胡适在美国七年，虽一直坚持自修中国旧学，对经、史、子、集均有所涉及，但他也花了许多时间在“美国苹果”、“外出演讲”、“鸿雁飞书”、“杜威思想”、“绮色佳的风光”上。到北大任教后，胡适因发觉“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而“常常提心吊胆”[3]。

同时，新教师胡适面临的挑战不只来自于学生，还有一班学术观点不同的同事。胡适进校后任教的是哲学系一年级学生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来的任课教师陈汉章在教三年级的中國哲学史，课堂上拿着胡适发给学生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笑不可抑”，并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4]在胡适到北大之前，“哲学史”三字是一整体的概念，即“哲学的大纲”，而不是“哲学之历史”的意思。所以陈先生敢据此取笑胡适。而胡适任教后引入西学概念，在中国开创了“哲学史”是“哲学之历史”一意[5]（P157-158），虽然这在现在是学界常识，当时却与常识不符，引起了同事的笑话。

在北大，胡适被视为“新派”，也为一些“旧派”教师所不屑。国学门有位与胡适同年的教师——林损，比胡适更早到北大国学门任教授，属于年轻的“老资格”。他就在课堂上责骂过胡适不通，说胡适“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6]。新式标点符号在清末就有人开始宣传，民国后更有不少作家开始使用。《新青年》《科学》《太平洋》《新潮》《每周评论》等影响极大的杂志也大力鼓吹、提倡和尽量采用新式标点。1915年7月，尚在美国的胡适就为《科学》杂志写过万字长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回国后更是大力宣传和推广新式标点。胡适等人提倡新式标点，将汉字从承担句读功能的重负中解脱出来，极大增强了汉字的表达功能，实是一件利于教育普及的好事。

新生事物出现时常引起质疑，特别是胡适的观点和主张又涉及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中，中西两大文化系统的碰撞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引起学术路向差异之争。陈汉章、林损对胡适的指责在今天看来过于牵强，但在当时却是正常，颇有响应者。胡适讲《中国哲学史》时直接“绞断”中国历史，从周宣王讲起，也是他持“一切‘无征则不信的材料，一概缺疑”[7]的态度，认为要“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8]。这种实证的科学态度有他美国受学的影响，后来也获得广泛认同，但当时因与学生们头脑中“充满三皇五帝”的学术常规不同，让许多学生“不以为然”。作为北大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授，胡适入校后在国学学识方面未得普遍认可。同时，胡适很年轻，“许多同学都瞧不起他”[9]。初入北大的年轻教授胡适，遭遇了职场的种种不顺，但他却很快就克服了危机，不仅在北大站稳脚跟，更一举成名天下知。当然，这并非胡适运气好，他的成功缘自其过人之处。

二、发奋用功，日有所进

面对入职之初的不如意，胡适首先是加倍用功，以发奋努力来化解危机。这样不如意的情况，胡适不是第一次面对。当他14岁从家乡到上海读书时，曾努力学习英文和算术;初到美国时，他也下苦功学习英语，在美国要转学到杜威门下时，他勤力学习杜威的所有著作，并作了详细的英文提要。面对这次任教之初的挑战，胡适依然首先是努力弥补自身的不足之处。他发现，当时风靡北大的是章太炎的学说，章门弟子在北大文科很有势力，所以他就首先在这方面下功夫。

蔡元培曾赞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10]（p222）。胡适留美之前已有一定程度的国学基础，但实难谈得上深刻体悟。他幼年所读的四书五经多是程朱一派所注，对宋代理学的学贵有疑和批判精神领会较深，但对汉代经学则知之不深。留美时，胡适对汉儒治学之道产生了兴趣，作过几篇文字考据，但也仅是比大多数的留美学生高明些，回到国内最高学府北大，在国学方面就只能泯然众人矣。北大当时流行的是汉学一派的太炎学说，胡适决定赶上潮流。时人（毛子水）回忆说，胡适将《章氏丛书》“用新式标点符号，拿支笔来圈点一遍，把每句话都讲通了;深恐不合原意，则询于钱玄同，玄同不懂时，则问太炎先生自己”。而胡适一旦“工作时兴致来了，不能到了钟点放下来”，所以“夜里总是睡得很晚的”。胡适的妻子总是事先剥一个皮蛋放在那里，胡适“工作到肚饿时，就吃一个皮蛋”[5]（p157）。

胡适一直有不甘落于人后的性格，而较为顺遂的人生经历也积累出他的自信，在挫折时他能自我安慰：“盖人生作文做事，未必即有人赏识。其无人赏识之时，所堪自慰者，全靠作者胸中自信可以对得起自己”[11]。新手教师常产生挫折感，建立这样的自我认同感是非常必要的。胡适不仅天资聪颖，还很能吃苦，凭借幼年接受专门特殊训练的根基，他卯足劲地用功，结果当然是学问日益精进，形成飞跃式发展。不过因用功太过他大病了一段时间，“病愈后胡先生之中国学问，确已有成，真不愧为经生了”[5]（p157）。小挫之后，继以大成功，胡适迅速扭转了刚到北大时的局势。

新教师要走向成熟，不仅需精通自己教授学科的专业知识，还需拥有对教学的热情。胡适在工作上一直认真有加，他对学生要求严格，自己也以身作则，不轻易耽搁学生学习。即使是后来名声大振、应酬繁多时，他也始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工作中，不放松工作中每一个细小环节。胡适1919年到1920年的“日程与日记”中，常有他备课到半夜的记录。他不仅备课讲课十分认真，在学生的作业批改、成绩考核等方面亦从不苟且。有时因白天忙于讲课，晚上批改作业只好开夜车。他的日记中曾出现“改学生作文至晨二时”，然后第二天一早接着改到十一点去上课的记载[12]。有次还出现忙于监印北大入学考试试题和改卷等工作，“接连三天半没有休息”，无暇去看眼伤而“不能再支持了”[13]。教师工作是复杂多样的，这种复杂多样性必然要求教师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必然会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胡适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值得称道的。

“新任教师阶段”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生存关键”阶段，在现实的冲击下，新教师在这一时段会产生强烈的自我专业发展的忧患意识。作为一名年轻的教师，害怕自己的课上不好，担忧自身学识不精，常常感觉心慌意乱，这其实是一种谦虚上进的姿态。教学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教师必须将挑战转化为促进自身持续专业发展的动力。教学本身能激发新教师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来自学生和同行的挑战与压力也是促使新教师成长的动力。只有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相长，坚持不懈地将学科的教学需要与学生需求交织考虑，才能让课程适应学生，并将学生的兴趣引向课程学习。从胡适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提高专业水平的三个法宝：一是自己下苦功，进行扎实的研究以弥补不足;二是向闻道在先、术有专攻的学界同仁和同事，如章太炎、钱玄同等学习;三是认真努力工作，全心投入到日常教学之中。

美国专业教师评审机构指出：“教师的能力不可以一劳永逸地获得，它是永无止境的发展。因为他们的工作领域充满了没有解决的难题和不断扩展的研究成果，教师的专业责任要求他们成为自己教学技艺的终身学习者，努力发展自己的能力，深化自己的认识，提高自己的技巧，使自己在作出判断时变得更加明智。”[14]胡适大半岁月都在高校任教，他一生都努力保持不断的学习研究，是学生喜爱敬仰的老师。

在研究大学教授学术生活的时候，有学者曾经阐述道：“无论是大学外部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支撑，还是大学内部的管理、学术与教学制度，实际上均是由零乱动荡的人际事务关系组成的。说到底，大学这一场所并不仅仅是由抽象的大学理念和透明的学术制度构成的，毋宁说大学的实现存在乃是它所涉及的一切事务关系的总和。”[15]在加强自身专业功底的同时，新任教师胡适也努力寻求同校中志同道合的朋友，并积极引荐志同道合者到北大任教，搭建自己工作中的人脉网络。

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生于辛卯年（1891年）的胡适属兔，当他进入北大时发现北大文科兔子颇多。文科学长陈独秀与主讲中国文学史的朱希祖，皆生于己卯年（1879年），比他大一轮，文科教师刘半农、林损、刘文典都与他同年。①当时，北大文科教员的休息室是一排平房，一人一间，教员们常在这里聚集。可能是文科中属兔的教员较多，他们的休息室被人称为“卯字号”。胡适初进北大，正遇上校长蔡元培奋力改革北大之局面。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广纳人才，北大“卯字号”著名的几只兔子就是他主持校政后聘请而来的，可巧的是蔡元培生于丁卯岁末（1868年初），也属兔。胡适任教北大开始他三尺杏坛的教书生涯后，就在这兔子窝里寻找同道之人。

胡适到北大任教，源于当时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对他的赏识。1917年，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胡适因写《文学改良刍议》提倡改良中国文学引起了陈独秀的赏识，陈将该文刊发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并向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得蔡元培同意聘任。陈独秀对胡适这样转陈蔡元培的邀请：“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16]這样的高看，对于26岁的“洋学生”胡适是非常优厚的待遇。他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蔡元培出长北大，推动教育革新并非易事。当他做北大校长时，很多人都劝他不要往火坑里跳，因为彼时的北大如同一个官僚养成所，但蔡元培还是怀着整顿北大、改革中国大学教育现状的宏愿上任了。一开始，他倚仗陈黻宸、章太炎在北京教育界的弟子门生，他们多为日本留学归来者。但随着北大以欧美大学为目标进行改革，蔡元培必然也必须起用熟悉欧美大学教育和制度的留学生。相较于日本留学生，留美人员的学历层次更高，学科范围更广，对国际学界动态更为了解，自然成为蔡元培改革北大的重要合作者。年轻的胡适正是蔡元培所需之人。胡适入北大首在英文系任教，他也不负蔡元培重望，到校后积极帮助学校延揽人才，增强北大师资，请来不少有真才实学之人。蔡元培曾说：“整顿英文系，因得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10]（p222）

当时还有两个广为传颂的例子：一是1920年夏，留美的女学者陈衡哲学成归国，在胡适的推荐下成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二是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在四川因守旧势力的攻击，处境困难，胡适力邀他到北大当文科教员。校长蔡元培对胡适的表现是满意的，他夸奖说：“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10]（p225）

同时，随着北大与国外的交流增多，胡适同蒋梦麟、陶孟和等有英美留学背景的教师交往更密，对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帮助也越来越大。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进行了一系列学制方面的改革，获得赞誉的同时也引起了反对之声。1919年7月9日，胡适发表《论大学学制》对反对者进行反驳。这篇辩驳里，他屡以欧美学制为据，底气十足地批评那些“引中古相传的学制”来非难北大的人。随着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与欧美大学的交流日增，胡适这样的留美归国教师在北大的发展上能给予更大的助力，特别是在与欧美人士交流扩展北大的国际声誉方面。当时《申报》曾刊登过一则消息：“英国前任教育部次官斯克脱（Scott）曾在上海发表一篇意见书，对于中国教育制度，有所建议。政府当局，漠不关心，教育部中司员以闹穷之不暇，当然更顾不及此，文为北大教员所见，于是胡适乃首先撰书驳议，力驳其主张之不公允，盖如彼所主张，直不啻置我国教育行政于公管。闻斯氏接胡适书后，颇为惊异，第两次宣言，已渐改其论调，现北大教员如胡适、朱经农等对于中国学制问题，正从事研究，不久当有论文发表”[17]。当北大走上效仿欧美大学、与国际接轨的道路时，胡适这样有留美背景的学者开始进入行政管理的核心层，影响力日益扩展。

作为教师，胡适的同道之人不是只有同事，还有学生。

英国牛津大学校长柯林·卢卡斯强调“大学从事的是人的教育”[18]，大学应致力于人才养成，教师应关心学生成长。胡适就是一位关注学生发展的教师。除了前述的专注课堂教学，胡适也和学生建立了很好的课后互动。美国教育比较注重学生的社团活动，胡适留美期间就曾参加过十余个学生社团，所以到了北大后胡适也很关注学生社团的活动。1918年12月，傅斯年、罗家伦、王敬熙、康白情、顾颉刚等北大学生发起组织了学生社团——“新潮社”，接着又于次年1月出版了《新潮》杂志，倡导中国的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新潮》所载文章全部使用白话文，是继《新青年》之后又一个鼓吹新文学的刊物。胡适当时担任了“新潮社”的顾问，对社员影响很大，正如傅斯年所说：“胡适之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受他些指导。”[19]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他对胡适的服膺还曾引起过陈独秀的怀疑，认为他是“细作”[5]（p155），但胡适从未如此怀疑过傅斯年，他对青年人的帮助一直是不遗余力，只要有求教者，他总是“诲人不倦”。这种对学生的信任和热情是成为好教师的重要基础之一。胡适和傅斯年等人的师生互动，使得一批学生慢慢聚集在他周围，胡适因而在北大学生中更有威望，有人将他们称为“胡适派系”。但胡适并不喜拉帮结派，他也不是要利用学生去获取任何政治上、经济上或社会名望上的资源。作为教师，他尽力去做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对学生无私而坦荡，他和许多学生保持着终生亦师亦友的情谊。同时，来自学生的认同也推动了胡适继续推进自我学习，提高教学效能和学术研究水平。

余英时先生曾论道：胡适“把北大国学程度最深而且具有领导力量的几个学生从旧派教授的阵营中争取了过来，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才坚固地建立起来了”[20]（p189）。但北大的学生一向很“牛”，当时的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国学程度不但不在胡适之下，甚至有超过他的地方。胡适究竟凭什么来争取他们呢？如果只是跟上学界潮流，只顾扩展交往圈子，都不可能让胡适成为傅斯年等人信服的好老师。中国古语有云：“学高为师”，作为教师基本素养的第一要件，自成一派的精深的专业知识和学术修为是胡适真正在北大站稳脚跟并脱颖而出的秘诀。

四、中西结合，但开风气

1919年2月，胡适把一年来的课程讲义汇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为该书写“序”，高度赞扬胡适：“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21]罗素曾指出，西方几乎没有一身兼汉学家和哲学家的人……胡适是第一个受过系统西方哲学熏陶而又能读懂中国古代典籍之人。就西方的哲学界与中国“哲学”的沟通而言，胡适的书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独一无二的[5]（p168）。蔡元培和罗素的赞誉，实际上点明了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过程中，胡适具备一些他人很难齐备的长处。

到国外学习文科，语言要求较高，胡适出国后在英文上下了苦工，能用英文写作和演说。他对中国传统学术已有相当根基，对西学又经系统学习，故能将“旧学和新知配合运用得恰到好处”[20]（p231）。胡适在自我定位和发展上，善用他精通英文、熟悉欧美人文学科学术领域情况的优势，迅速地找到中国学界的处女地，所以胡适做学问重在开辟：“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22]《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一部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真正实现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转变。随着《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出版，胡適的专业水平得到学界的普遍赞誉，而学界声誉的提升又反过来扩展他的在校知名度和话语权。

此时，严复、章太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声名显赫的大家在思想影响和社会声望方面已进入“功成身退”的阶段，新人中亦缺乏独挑大梁、一呼百应之人，胡适正好应声而上。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欧美学者访华逐渐增多，尤其是1919年4月30日起，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到华访问两年，成为学界盛事，而作为杜威弟子的胡适一路陪同翻译，声誉愈隆。

“在讨论谁是学术大师时，史卓尔（Avrum Stroll）提出了一条很有说服力的标准。他说，大师是这样的学者：因为有了他，这个学科就完全不同了。”[23]（p43）胡适志向颇高，他一直在努力“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将杜威实用主义与中国考据学的传统结合而成的治学方法沟通中西，做出了原创性贡献。随着胡适慢慢在北大站稳脚跟，他开始确立自己的“新角色”与“旧古董”之间的区别。此后的红学研究、禅学案、《水经注》案……胡适一直贡献着令学界耳目一新的观点，建立起许多新的典范。凭借着自成一家的学术研究，胡适引领着中国学界变革的潮流，他在北大甚至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自此已非常稳固。

在胡适四十多年的学术生命里，“他的学术研究几乎触及了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每一个领域。终其一生，胡适不失为‘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位杰出的启蒙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等众多领域内也实际发挥过总结既往与开拓未来的转捩作用”[24]。胡适最为乐道的也是他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方面所起的划时代作用，这带来了近代中国学术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虽然金岳霖、李敖等人曾对胡适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过批评，但正如余英时所说，“胡适的贡献在于建立了库恩所说的新‘典范”，既“涉及了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同时在具体的研究成果上“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起到了“示范”的作用[21]（p172）。

同时，作为一位大学教师，胡适始终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就是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而成。有学者论道：“教学既‘支撑着学术，本身又是一种学术活动，也是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重要方面。”[25]对于新教师而言，教学与科研如飞鸟之双翼，如胡适一般以学术研究推进教学，以教学鞭策学术研究，可达相辅相成之功效。

结语

作为大学教师，“应该把对内自我反思和对外吸收新知识结合起来，在整个教育生涯中持续发展自己的专业能力，在变化的教学环境里不断有新的创造”[23]（p35）。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新教师，胡适以卓越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良好的教学效果获得同事和学生的认可，迅速站稳脚跟，至今仍有诸多可效法的经验：一是他有很好的职前准备和训练。当前，许多大学教师如同胡适一样并未接受过系统正规的教师教育，但胡适在美国读书时的学术训练和演说训练使得他具备了较好的专业知识储备和一定的教学技能，同时他是怀着热情和良好的愿望进入了大学教师的行业，并一直秉持对师道理想的追求和对学生的关心，在个人性情方面又善于反思和责任感很强，这些都是为师者应具备的基本职业素养。二是他能将教学和科研二者很好结合。虽然入职之初的生活是忙、乱、难的，但胡适一刻也未放松教学准备和学术研究，他发挥自己中西兼及的特长，初到北大就展现给北大学子一个新的学术世界，并且一直在教学中渗透他的研究成果，分享他的研究心得。三是他勇于面对挑战，在困境中能保持较好的自我认同感，并狠下功夫拓展研究弥补自己的不足。四是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如校长蔡元培、留学英美的同道之人、趋向新知的学生以及各大学中学的拥趸。他在学校内外获得的广泛的人脉资源，也使他获得很多支持，迅速站稳脚跟。

随着社会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人们对大学教师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要求也越来越高。胡适的“新任教师阶段”如同他的学术贡献一样具有典范作用，借此或许能帮助今日的大学新教师们顺利适应职业生涯的初始阶段，释放自身创造力，获得专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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