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晓禾

国防第五研究院着手开始研究导弹时,仅有寥寥几人见过导弹，著名导弹专家黄纬禄是其中一个。

当时，年轻的黄纬禄正在英国实习，恰逢英国伦敦博物馆展出一枚德国V-2 导弹，于是，他有幸目睹到了导弹的“真颜”。仔细观察和了解一番后，黄纬禄默默地想，自己的祖国要是能造出来就好了，这样就不会被欺负了……若干年后，他果然如愿以偿，并为祖国的导弹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与任新民、屠守锷一样，黄纬禄也是一名学有所成的优秀留学生，且同他们一样，怀着对祖国的热忱，抛弃了国外相对优厚的待遇，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祖国的国防事业之中。

▲ 黄纬禄（1916.12～2011.11）

在各种液体弹道导弹型号的研制中，任新民负责发动机，屠守锷负责总体，而黄纬禄则主要负责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是导弹的“中枢神经”,决定着导弹飞行的姿态和方向。在主持控制系统工作的8年时间内，黄纬禄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了导弹在研制和试验过程中诸多的工程技术难题，如远程和多级导弹液体晃动、弹体稳定性、级间分离及各种制导问题等。有一次，返回式卫星和东风五号导弹在总装测试时，出了岔子。为了不影响发射进度，黄纬禄不顾自己仍处于消化道溃疡急性发作期的身体，带病来到现场，不分昼夜地与广大技术人员一起攻关，终于在六天四夜后彻底解决了返回式卫星的难题。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和技术人员一起，埋头苦干了一个月，成功排除了“东风五号”的故障，保证了东风五号导弹按时出厂。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由于技术过硬，心思缜密，善于发现和解决导弹的各种“疑难杂症”，他被航天人誉为“导弹医生”。

黄纬禄不仅是液体导弹控制系统的领军者，还是固体战略导弹技术的总负责人。1979年，黄纬禄出任固体潜地导弹和陆基机动导弹两个型号的总设计师。

▲黄纬禄在坐火车去试验场的路上

▲ 黄纬禄与航天员合影

上世纪50年代末，为了从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中挣脱出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号召。实际上，只有核潜艇上装备了带核弹头的战略导弹，才能构成一个国家的二次核打击能力。液体导弹体积大，场面设施复杂，发射准备时间长，并不适合装备在核潜艇上，所以研究出体积小、机动灵活的固体战略导弹势在必行。

海上环境条件非常恶劣和复杂，我国水下发射技术完全属于空白，任务艰巨。而且，我国经济基础特别薄弱，试验条件十分艰苦，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光建个水下可移动发射座就耗资数亿美元。不过，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黄纬禄毅然接受了这项任务，并结合我国国情，带领团队踏上了一条自主创新、自行研制的发展之路。

经过反复论证，最终，黄纬禄决定取消建设陆上水池模拟水下发射实验的阶段，转而采取“台、筒、艇”的试验方案，即先在陆上发射台发射，再在陆上的发射筒中发射，最后从潜艇水下发射遥测弹。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试验程序不仅大大缩短了导弹研制时间，并且还为国家省下了数十亿元的科研资金。

1982年10月12日，我国首枚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在渤海湾上方腾空而起，向世界宣告了我国已具备二次核打击能力的事实。为了这枚“争气弹”，黄纬禄的体重从64公斤下降到53公斤。潜地导弹中凝聚着他的心血。

固体潜地导弹使我国有了和其他超级大国抗衡的底气，但对黄纬禄来说，却只是另一个奋斗目标的起点。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将潜地导弹搬上岸，实现“一弹两用”。1985年，在黄纬禄和其他技术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第一枚陆基机动导弹顺利发射成功。

在导弹研制过程中，黄纬禄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的“四共同”原则。至今，这个原则仍在航天系统中发挥着光芒，增强着我国航天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 黄纬禄给采访他的记者变魔术

▲ 不放过任何一点漏洞

▲ 黄纬禄在试验场悉心指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