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宇超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一、前言

顾炎武曾援引宋祁语，称天水一朝“为宗属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仪。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①，此一说对其后研究产生极大影响，然全览两宋，“弃物”说虽可概括部分时期的宗室，但对于整个宋代来说应该是不恰当的。北宋立国之初，正如宋祁所言，宗室大都溺于富贵，宋廷对宗室的主要态度是“豢养”，政策亦是逞其欲而遏其志。但很快，由于内外交困局面的渐次出现，宗室政策走上了改革之路，尤其在仁、神二朝，大削其弊，解除了部分限制，使宗室得以拥有参与科举以及外任的资格，至于徽宗时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学界对此已有一些论著，汪圣铎先生在上世纪对宋代宗室制度做了开创性的研究②，苗书梅指出了北宋朝廷对于宗室任官的几类限制并分析了原因③，李国强对熙宁变法中的宗室改革做了细致的分析④，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北宋宗室任官制度的变化作一整体性的把握，并尝试作出新的思考。

二、北宋前期的宗室

北宗肇造，宗室也从无到有，这一时期，宗室成员较少，与皇帝的血缘也比较紧密，又由于太祖朝和太宗朝前期宋廷的主要任务在于统一，因而对宗室较为重用，宗室成员个人与皇帝关系密切，相应的宗室任官政策也从无到有，担任官职的宗室成员往往直接介入了中央权力中枢。而到太宗后期，天下大势已定，对宗室的态度逐渐转向了防范与限制，开始施行“豢养”，以高爵显禄养之而不畀以事权。

在任官制度上，太祖、太宗两朝，宗室任官大抵无定制，迁转亦无常例，“故事，宗子无迁官法，唯遇稀旷大庆，则普迁一官”⑤，真宗天禧元年以前，宗室起家官的授予视情况而定，诸王子以卫将军之官起家，其余宗室则据其父恩荫得相应官阶，至真宗天禧元年，乃令宗正卿赵安仁定制,“以宣祖、太祖、太宗孙初荫授诸卫将军,曾孙授左侍禁,玄孙授右班殿直,内父爵高听从高荫,其事缘特旨者,不以为例。”⑥但是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即恩荫的使用会导致起家官的不同，而如南郊祭祀的封赏又会导致高阶官的增多和政府负担，故宗室任官至此时仍缺乏统一标准。

至仁宗景祐二年，统一的宗室环卫官迁转序列得以建立，迁转的体系规范化，而此前已拥有其他官阶者则转授环卫官中的对应阶位：

丙午，宗子诸司使领诸州刺史者十二人换诸卫大将军、领诸州团练使，诸司使十九人换诸卫大将军、领诸州刺史，诸司副使十九人换诸卫大将军；内殿承制以下一百三十人，并为将军、率府率副率，用乙未赦书也。先是，宗子无迁官法，唯遇稀旷大礼，则普迁一官。及南郊，并侑三圣，宗子皆上表乞推恩，故有此制。旧自借职十迁乃至诸司副使，今副率四迁即遥领刺史，八迁即为节度使云。⑦

宗室环卫官亦被称为“南班官”，职在“奉朝请”，参与朝会、宗庙祭祀和其他宗教仪式，虽说在儒家以礼为维系君权和天理的基本要素的背景下，宗室的礼仪功能绝非无足轻重，但南班官无实权也是不可忽视的，这表明，宗室任官制度正式转向了“禄养”，彻底抛弃了国初的“权寄”。

然而，“禄养”之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南班官在除授、迁转等各方面都更为有利，俸禄也相应地提高，随着宗室人口的不断膨胀,这方面的开支愈高，这无疑加重了国家财政压力，宗室改革的伏笔已经埋下。

三、北宋中期的宗室

神宗改制，熙宁宗室法是一个重要部分，但常为学者忽视，它是宋代宗室任官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对它的分析无疑是必要的。

英宗时期，宗室人口已然繁多，治平元年的南班官“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余人，其奉朝请四百余人”⑧，而宗室人口带来的财政负担愈重，到熙宁元年，“九月丁酉，诏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礼给赐，时京师百官月俸四万余缗，诸军十一万余缗，宗室七万余缗，其生日婚嫁、丧葬及岁时补洗杂赐与四季衣不在焉”⑨，宗室耗费几于军费等同。同时，按例，宗室谱系只至于袒免，袒免外即不入宗室玉牒，到神宗朝，宗室蕃衍已超过五代，与皇帝关系已过五服。熙宁二年，“九月，上谓陈升之、王安石曰：‘今赋入非不多，只是用度无节，如何节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费”⑩，变法派对于宗室问题也有清晰的认识。如此三重因素之下，神宗即着手进行了第二次宗室改革：

“祖宗袒免亲将军以下愿出官者，听仍先令经大宗正司投状上闻，委大宗正选择本官尊长，同大学教授结罪保明才行堪与不堪任使，复委大宗正审察闻奏。就试武官者，试读律、写家状。就试文官者，试说一中经，或论一首。

祖宗袒免亲赐名授官者，除右班殿直，年十五与请受，二十许出官。愿文资者与试衔知县，并令监当考试，及任满有无保明准上条。

以上出官，并特与支赐。愿锁厅应举者，依外官条例。其袒免亲，更不赐名授官，只许令应举。应进士者止试策、论，明经者止习一大经，试大义及策。”⑪

诏书剥夺了太祖、太宗的第五代后裔和魏王赵廷美的第四代后裔，及其子孙赐名、授官之权，却给与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力，进而可以担任常规职位。同时，宗室玉牒并未将他们除名，新出生的无服宗室虽不得大宗正司赐名，但仍要上报大宗正司记录，仍被视为宗室成员。同时，诏书还规定了无服宗室参与科举的细节，即宗子试法，宗室与普通考生同考，但不同场也不同卷，考试内容亦有别，并且录取比率也远大于普通考生。

与景祐之制规范宗室、改以禄养不同，这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裁定宗室授官、任官恩例，缓解景祐之制带来的朝廷财政压力。在任官制度上，新法最根本的改变就在于打破了所有宗室均享有“世官世禄”、“坐食县官”的身份特权，自此以后,赵宋宗室产生分化,他们以五服为界限,确立亲、疏、隆、杀制度：五服以内近属接受赐名授官,担任太子右内率府副率以上南班官,一般仍不责以事权；五服以外疏属继续列名属籍,但不再获得自然拜官的身份特权,需要通过科举或者其他选试方式登达仕途,出任外官。这套新制度大大改善了宗室特权带来的财政压力，同时，也使一部分宗室从“豢养”中解放出来，宗室中的优秀人才获得了被选拔的可能

四、北宋晚期的宗室

北宋末期，宗室任官制度出现了疏属外任的趋势。徽宗初，蔡京等上议：

“乞得上件服属宗室年二十五已上者，今次许于礼部投状试经义或律义二道。以文理稍通者为合格，分为两等，侯至来春附进士榜推恩。内文艺优长者，临时取旨其不能试或试不中者，并赴礼部书家状读律，别作一项奏名，只作一时指挥，不为永法。今后自依熙宁诏书并元符试法施行。”

又。“伏请依熙宁文武官试出官法再试经义，中选者许令出官，若再试不中者，止许再宫院使食其禄，其试法从本司参定。”

“欲乞今后应宗室非袒免以下亲量试出外官者，并各于员阕外添差。每大郡通都属县不得过七人，小郡不得过四人，到任不签书本职公事。”⑫

奏议对量试的实施作出进一步地推动，并且还添加了出官试，这表明宗室成员担任实际职掌的情形越来越多，使得朝廷需要对此作具体的规范，包括了宗室地方任职的名额、职务界限等。

这一改革在徽宗朝及其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着宗室人口的增长，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发展出一套宗室授任外官的规定；另一个则是越来越多的宗室被任命为亲民官，如县令、知州等。虽然宗室在正常升迁上可能受到其宗室身份影响，但需要承认的是，在其地方官任上，许多宗室官员都发挥了符合其宗室身份的作用。

此外，徽宗时期，还破格授予了大量无官宗室官职，如政和四年四月九日，徽宗设宴款待宗室，这是仁宗之后首次大宴宗室，他因宗室的进步而特意厚赏了与宴宗室。“宗室乐成，昨日庭按登歌击拊，八音克谐，朕甚嘉之，因阅名籍，无禄者百有余人，恻然与叹。应昨日按试有官者可并转一官，正任大将军及遥郡以上回授，有服亲无官者可并与承信郎，仰宗正司申中书施行。”⑬这些外任的宗室在外任期间普遍锻炼了吏干，同时也远离了开封的宗室中心，间接远离了即将到来的靖康之变对开封宗室的毁灭性的打击，并且在南宋初年成为了朝廷拥有的为数不多的优质资源，如宗室赵汝愚，凭借才能与时运几乎达到了宰相之位。

五、结语

宗室作为皇权的附属，宗室一直在为皇权忌惮的同时又为其所用。北宋前期,为安全计，宗室尽皆豢养不用,自神宗熙宁改制,确立宗室近属赐名授官、疏属出仕任官的不同政策，而北宋宗室自此展现出新气象，大量疏属外任充实了官僚阶层，同时也使得宗室官员士大夫化、官僚化，并在之后形成了宗室士大夫阶层。在南宋，由于人才的缺失，宗室精英们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也应当是以后研究的方向。

注释：

①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②汪圣铎.宋朝宗室制度考略.文史：第33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0.

③苗书梅.宋代宗室—外戚与宦官任用制度述论[J].史学月刊,1995(05).

④李国强.论北宋熙宁年间的宗室改革 [J].江西社会科学,2010(10).

⑤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⑥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⑧⑨⑩111213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