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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南宋福建宗室文化教育的成就及其原因

2014-08-15杨文新

关键词:宗室泉州福州

杨文新

(福建教育学院 校长研修部,福建 福州350025)

福建宗室是南宋初年随着南外宗正司和西外宗正司两个宗室管理机构先后迁入泉州和福州而不断发展而成的皇族群体。入闽初期,福建宗室总人数是525人,其中迁入泉州的宗室349人,迁入福州的宗室176人。[1]之后福建宗室不断繁衍发展壮大,生活的区域也从福建泉州、福州扩大到了建宁府、漳州、汀州、兴化军、邵武军等地。以泉州居住的宗室为例,至南宋庆元年间,泉州宗室就增加到1740余人,到南宋名臣、大理学家真德秀第二次担任泉州知州时即绍定年间(1228~1233年)又增加到2314人。[2]居住在福州的宗室后来的人数目前没有确切的数据,但估计也有1000多人。为了更加真切地了解宗室在福建的文化教育状况,以便为把握宋代朝廷对外居宗室的政策和客观评价宋代宗室的地位和影响提供依据,本文拟从南宋福建宗室在文化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原因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南宋福建宗室在文化教育上的突出成就

宋代宗室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成就总体上比较突出,外居福建宗室的情况也不例外。根据对现存正史、地方志、谱牒等各种文献记载的综合考察分析,南宋福建宗室在文化教育上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科举考试、著书立说和重视文教等方面。

1.科举考试方面。南宋福建宗室是外居宗室,他们与皇帝的关系较为疏远。要想获取官职,谋求社会地位,实现自身价值,大多数宗室得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而获取。贾志扬先生认为,“大批宗室通过恩荫、科举进入官僚集团”。[3](P185)宗室参加科举考试,在史书上有“宗子取应”、“宗子正奏”等不同的记录。如明朝人黄仲昭《八闽通志》记为“宗子取应”;[4]始于乾道二年(1166年)的“宗子正奏”则见于宋朝福州知州梁克家《三山志》卷之三十一《人物》科名条下的记载。该书从绍熙元年(1190)开始,以“宗子正奏”条目附在人物类科名条下。那一年,福州宗室赵崇祉、赵善岐、赵彦俑、赵希锡、赵善然、赵善佳和赵善牧7人考上进士。宋代科举考试基本上是三年一次,其中进士科最为重要。南宋福建共有329名宗室进士及第。其中福州宗室210名,泉州宗室122名,漳州宗室33名,兴化军宗室20名,建宁府宗室6名。[3](P226-227)这其中有许多典型的宗室科举考试事例,如泉州宗室、晋江人赵善新派下,取得了“一门三世九进士”的可喜成绩,其中赵善新、赵汝偰和赵汝倣父子三人于绍熙元年(1190年)同年考上进士,被时人誉为“三秀”,他们居住的地方因此被泉州知州颜师鲁命名为“三秀坊”,[4](P268)世代传为佳话。泉州宗室、晋江人赵善谧、善谥兄弟,“俱省试第一”,南外宗正司长官非常高兴,把他们的住所命名为“袭魁”。[4](P582)除泉州宗室外,福州宗室的科举佳话也不少。根据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谢重光教授的研究,“福州西外宗子中,父子同榜中举的有4组,兄弟同榜的有24组,叔侄10组,堂兄弟3组,同族8组。其中叔侄及同家族同榜中举有多达四人者。另外还有父子先后登科11组,兄弟先后登科28组,更有9兄弟、8兄弟同登科的情况,4兄弟、3兄弟同登科的情况屡见不鲜”。[5]

2.著书立说方面。除科举考试外,南宋福建宗室在文化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绩,还可以从福建宗室的著书立说方面窥见一斑。南宋福建宗室的著书立说涉及诸多领域,内容广泛,而且各有各的长处和特点。有的宗室的文化成就体现在文学方面,南宋福建宗室中有文集问世的就有不少,如福州宗室、古田人赵汝腾著有《庸斋集》六卷;福州宗室、长乐人赵以夫著有《虚斋乐府》;莆田宗室趙庚夫有《山中集》;[6]泉州宗室、晋江人赵巩之有《寄庵集》、[4](P585)泉州宗室、晋江人赵与师著《格庵集》[7]、泉州宗室、晋江人赵孟俊有《安中集》[7]、崇安人赵必涟有《倚梅吟稿》[4](P543)等等。此外还有一些不知其文集名称的,如泉州宗室、晋江人赵伯询“有集传于家”[7]等。有的宗室对经学很有研究,如福州宗室、长乐人赵以夫,他对易经就很有研究,留下了《易通六卷》;邵武人赵善佐,先后跟随张敬夫、朱熹学习,著有《易疑问答》;[4](P672)另外有的宗室“有精微道德之学”,如赵汝蕊;有的宗室“长于典礼”,如赵必晔;有的宗室以能词著名,如赵不慢“尝和梅词千首”;有的宗室擅长作诗,如赵善沛尝赋《雪诗》:“儿笑真珠碎满盘,女疑荷叶雨中来;道人心下无些事,三个柴头品字煨”;[4](P542)赵若执,“性倜傥,不治生产,酷好吟咏,常徜徉山水间,遇会心处辄居数日,人以陶、阮辈目之,评者谓其所作得晚唐风致[4]P543)等等。南宋福建宗室在著书立说方面的成就也引起了当时福建地方士大夫的关注,他们和宗室有着比较密切的交游互动。比如南宋文学大儒、福建莆田人刘克庄与同乡赵庚夫的关系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赵庚夫去世后,刘克庄亲自为他选编诗集,录诗歌百首。[8]刘克庄对赵庚夫的诗歌成就评价极高,认为他是宋代五位最负盛名的宗室诗家之一,其他四位分别是赵令畤、赵汝谈、赵汝谠和赵师秀。另外宗室的文化成就也得到了后人的关注。如明朝人张以宁就对泉州宗室、晋江人赵希直的作品极为欣赏,称赞他的短章作品“清妍妥适”、长篇作品则“滔滔泊泊”。[9]

3.重视文教方面。重视地方文教事业一直是历代中国地方官员的良好传统。南宋福建宗室在这方面也比较突出。他们每任职一方,看到当地文教事业发展落后,都会想方设法去采取措施加以改变。如福州宗室赵崇萃,嘉定年间担任崇安知县,“爱民兴学”,[4](P797)多方筹措资金助学。一些地方的县学、州学、府学等出现问题,宗室在任上都下大力气加以修筑、改善,如乾道年间赵公绸担任仙游知县“修县学”;[4](P36)端平年间担任汀州知州的赵性夫,下令拨“盐钱库宽剩钱二百贯文”[4](P24)以助府学等。

除以上三个方面的成就外,南宋福建宗室的文化教育成就还可以从后人为他们立传情况体现出来。如以黄仲昭《八闽通志》为例,列入“文苑”部分的有赵善沛、赵必涟、赵若执、赵庚夫等四人;列入“儒林”的有赵文孙、赵伯暐、赵师虑等三人,从中也可以看出宋代福建宗室在文化教育上的建树。

二、南宋福建宗室文化教育成果突出的原因

南宋福建宗室在文化教育方面取得的成果非常突出,令人瞩目。究其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1.皇帝的高度重视。宋朝皇帝非常重视发展文教事业,以致历史上对宋朝有“重文轻武”的评价。对宗室的教育也不例外。宋朝皇帝对宗室教育的重视,可从历任皇帝颁发的诏令中窥见一斑。如宋英宗下令“增宗室教授”、[10]宋神宗下诏以经义“论试宗室”、[10]宋徽宗下诏“宗室有文行才术者,令大宗正司以闻”、[10]宋高宗下令扩大宫学规模,以“教内外宗子”、[10]宋孝宗加强对宗室的考核,下令“立宗室銓试法”[10]等等。宋朝皇帝的诏令,内容涉及宗室教育的方方面面,如增加宗学教授、推荐宗室人才、改善教学条件、扩大教育内容、严格考核办法等都在皇帝的视野之内。这些举措对推动宋代宗室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宗室官员的关注。宋代宗室管理机构非常健全并成体系。在中央有宗正寺、大宗正司,在地方上则主要有南外宗正司和西外宗正司。它们的职责主要就是负责宗室日常的生活、教育和管理任务。这些宗室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分别为知宗正寺事、知大宗正事、知南外宗正事和知西外宗正事。皇帝对他们的任职条件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要求在宗室范围内选拔“宗室之贤者一人为知宗,掌外居宗室”[10];凡是担任知宗的人选,“须择老成更练之人”[10]等等记载都是明证。事实上,大多数宗室高级官员也都能够以教育宗室为自己的崇高使命。他们对宗室的教育非常关注,经常向皇帝提出建议和意见。如赵子偁,针对居住在都城之外宗室的教育问题就向宋高宗建议,认为宗室应该集中起来居住,要精心挑选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对宗室加以管教。年龄十五岁以下的宗室要入“州小学”,十五岁以上的宗室入“大学”;[10]再如赵士珸,在担任知南外宗正事一职期间,也可谓尽心尽职。当他看到宗室群体存在不爱学习的现象时,他努力想方设法加以改变。由此他提出了树立典型,促进宗室教育局面改变的做法。宗子赵善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选用。赵士珸的这一举措,促成了宗室出现“人知激劝”[10]的局面,之后泉州南外宗室人才也就不断涌现出来。

3.宗学教授的教导。宋朝皇帝为了让宗室得到良好的教育,设立了专门的宗室教育机构——宗学。宗学的长官就是宗学教授。宋代宗室的教育任务就是由宗学教授来承担的。南宋时期,南外宗正司和西外宗正司迁入福建,他们都保留了原先的规制,各有一名宗学教授来主管宗室的教育。他们是福建宗室的老师。迁入泉州后,南外宗正司的宗学设在泉州睦宗院门的东边,宗学机构组成主要有“宜圣庙,祟教堂,宗强、升贤、立爱、怀德四斋”。[4]迁入福州后,西外宗正司的宗学机构安置在福州庆城寺的“东北”。[11]宗学教授一职一般由外姓的名士大儒担任。目前可考的泉州南外宗正司宗学教授的有十位,即郑汝谐、傅伯成、林淳厚、林信厚、黄叔度、王迈、黄自然、李次长、陈俊卿和洪咨夔。这十位宗学教授中,五位是进士,四人在《宋史》有传,这说明当时宗学教授的任职条件是比较高的。从目前史料记载来看,有的宗学教授还著书立说,如傅伯成有“《竹隐居士集》三十卷,奏议十卷、《耆志》六卷”;[12]陈俊卿“有集二十卷”;[10]王迈,“尝因岁歉,作《劝果歌》”[4]等。西外宗正司宗学教授“自侯文中始”。[11]目前可考的福州西外宗正司宗学教授还有林士逊、[13]时澜[14]等人。从南宋福建宗学教授的学历、身后评价和著书立说等情况来看,他们大多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和精英人才,如陈俊卿,官至“左相”。[10]他们本身也是善于学习的人,如傅伯成,“少从朱熹学”。[10]这正与南外赵氏家范规定的宗室应“当延明师教诲”的相一致。

总的来说,南宋福建宗室在科举考试、著书立说、重视文教等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与皇帝的高度重视、宗室官员的关注和宗学教授的教导密不可分。考察南宋福建宗室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成就及其原因,将为把握宋代朝廷对外居宗室的政策和客观评价宋代宗室的地位和影响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

[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宋〕真德秀.西山文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美〕贾志扬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M].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明〕黄仲昭.八闽通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5]谢重光.宋代西外宗正司考述(二)[J].福建文博,2013,(2).

[6]〔宋〕陈起.江湖后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泉州赵宋南外宗正司研究会.南外天源赵氏族谱[M].1994.

[8]〔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明〕张以宁.翠屏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0.

[12]〔明〕何乔远.闽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13]〔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宋〕周密.文忠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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