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锐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作为劳动力质量的人力资本，尤其是作为高质量劳动力的高级人力资本，是经济体实现持续增长的基本要素，也是国民财富发展的根本动力（Lucas，1988；Romer，1990）。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使得不同等级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呈现异质性。接受并完成高等教育的高级人力资本，具有专业的知识、理性的思维和判断力、更强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能够吸收、消化和模仿先进技术并付诸生产实践中，更为重要的是促使原创技术的产生、完善和推广普及并实现生产技术质的飞跃，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经济持续性增长（Romer，1990；Benhabib and Spiegel，2005；Ang et al.，2011；黄燕萍等，2013；Li and Wang，2018）。高级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作用。

理论证明与实证检验往往存在显著不一致，相关经验研究表明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并无显著正向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表现为显著负向关系（郑鸣和朱怀镇，2007；Ahsan and Haque，2017），以至于 Pritcheet（2001）发出了“教育都去哪儿了？”（Where has all the education gone?）的疑问。无独有偶，在中国部分省市也表现出“教育都去哪儿了？”的现实困境，例如西部陕西省，拥有丰裕的高等教育资源，坐拥3所985、8所211、55所本科院校，每年大学招生规模、毕业生规模高达30万人，其招生规模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然而其经济增长水平却远低于北京等市，甚至也低于高等教育资源丰裕度远远劣于陕西省的四川省（如图1所示）。由此可知，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面临这一理论与经验的重大不一致性，是理论的不完善，还是现实中的某些扭曲或不足抑制了高等教育资源发挥其在培育高级人力资本、实现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进步方面的作用。为解决该问题，Ahsan and Haque（2017）利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研究指出，当人均资本存量超过一定程度后，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会显著存在。

图1 招生规模与人均实际GDP1 图1中的b、c、d的三个图的年份依次为2003年、2008年和2013年。2003年为本文样本期间的第一年，也是高校扩招政策冲击年份；2008年为金融危机年份；2013年为2012年界定新常态后的第一年。并且此三个年份间隔为五年期。

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浩如烟海，但考察高级人力资本的供给面高等教育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胡永远和刘智勇（2004）运用面板数据考察各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由高到低呈梯次分布，同时毛盛勇和刘一颖（2010）运用1999-2007年的面板数据获得了同样的结论；郑鸣和朱怀镇（2007）认为自高校扩招以来，超过一半地区的高校对当地经济发展不仅没有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当地经济发展；邸俊鹏和孙百才（2014）基于分专业视角实证考察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高等教育对我国经济产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高等教育对工业部门的影响最大，对农业部门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由此可知，文献中已经指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已有文献虽然指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线性关系，但并没有揭示出此非线性关系存在的深层原因。本文首先从供给与需求互补—匹配角度分析，指出作为高级人力资本供给面的高等教育资源，要充分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与一定程度的需求环境相适应，即所有制结构环境与产业协同集聚环境。然后，利用中国31个省区市2003—2015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考察，结果表明：所有制结构和产业协同集聚程度的差异，是引起高等教育资源对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的原因。当市场发育程度与企业家创业精神跨越第二个门槛值以及产业协同集聚跨越第一个门槛值之后，高等教育资源丰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达到最大化。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立足于人力资本理论，考察高等教育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丰富了人力资本相关文献；另一方面，直接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差异这一典型事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这一典型事实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第二，为高等教育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存在的不一致现象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拥有丰裕高等教育资源的部分省份的经济增长水平远远低于同等丰裕程度或者更低丰裕程度的省市的原因在于，其所有制结构更偏向于国有部门导致市场发育不足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受限，以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程度过低，抑制了高等教育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第三，从高级人力资本的供给与需求互补—匹配视角进行分析，指出高级人力资本的供给应该与一定的所有制结构和产业协同集聚相适应，丰富了高级人力资本的供需理论。

二、研究假说

高级人力资本不仅作为一种高质量生产要素直接作用于生产活动，而且高级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对生产活动产生更重要的作用。如果高级人力资本只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无配置效率上的优化，那么大量高级人力资本的存在只是一种社会负担，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形成严重的教育过度，导致大量人才外流。如何有效地达到高级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最大化，或者在经济活动的演化过程中逐步实现高技能劳动者与生产活动配置效率的提高？按照经济学基本原理，最大化资源配置效率源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匹配——供给不断适应需求，需求不断反作用于供给，逐步实现供给与需求在动态演化中保持均衡。据此基本原理，实现高级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最大化，需要考虑供给与需求、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之间的互动、匹配关系。高级人力资本的供给面源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资源的丰裕程度决定了高级人力资本的供给水平，高等教育资源越丰裕，高级人力资本供给水平越高，高等教育资源越稀缺，高级人力资本供给水平就越低。

在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具有明显的外生性，每一个省市高等教育的分布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受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形势产生巨大变化，并且各地高等教育招生又存在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地域分割，导致本地高等教育基本招收本地户籍人口学生并流向本地就业市场（刘海峰、李木洲，2014；李小龙等，2014；万国威、靳慧琴，2017）。因此，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外生性，以及高等教育招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域分割，导致高级人力资本的供给面存在极强的刚性。面临高级人力资本刚性供给，要想实现高级人力资本供给与需求的动态互补匹配，只能从需求面着手。而高级人力资本的需求主要取决于高级人力资本的生存环境和生产环境，即制度环境和产业环境。具体而言，在中国情境下表现为所有制结构与产业协同集聚：

首先，高级人力资本必须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才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创造力和创新性。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活动表现为：计划经济色彩逐渐淡化，市场经济行为逐渐强化；国有部门比重逐渐降低，非国有部门比重逐渐提高。以国有与非国有部门比重衡量的所有制结构成为市场经济活动强弱的主要表现。当所有制结构偏向于国有部门时，国有部门占据绝大部分经济活动，市场发育程度较低，企业家创业活动不足。对于寒窗苦读十六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学历者会做出理性选择，更多的高学历劳动者会流向国有部门或者行政事业单位，而非选择进入发育程度较低的市场或进行创业活动。原因有二：第一，根据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进行权衡，对于个体而言，体制内收益大于体制外收益。如果高学历者进入体制内，将会比流向体制外获得更多的收益。研究和实现均表明，国有企业或者行政事业单位不仅具有较高的工资收入，而且还存在大量隐性福利待遇。第二，更多的优惠政策导向促使高学历者流向体制内。在劳动力市场上，体制内招聘条件往往对学历提出了严格的限制。在软预算约束下，高学历进入体制内不仅获得优待，而且也因国家担保获得“铁饭碗”。在此情况下，高等教育培育的高学历者大多流向体制内，私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对经济生产活动无法产生直接效应。相反，当所有制结构偏向于非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占据绝大部分经济活动，市场发育程度高，市场体制健全，各种合法收入获得保护，激励机制促使更多的高技能劳动者选择进行创业活动。高等教育培育的高学历者流向体制外，进入非国有企业部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高的收益，实现更有价值的个人贡献，同时发挥个人企业家才能，进行各种类型的创业活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倒逼国有部门进行改革，预算软约束逐渐消失，国有企业为提高经营效率，必须进行必要的福利削减和工资降低，引导高学历者的体制内收入低于体制外收入。当高级人力资本流入体制外时，高级人力资本直接作用于高效率的生产活动，此时，社会收益将会显著提高，大于私人收益，实现经济增长。因此，所有制结构的差异，导致市场发育程度和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差异，引导高学历者的行业流向，从而影响了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

其次，高级人力资本必须在一定的产业环境中才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创造力和创新性。产业层次取决于产业技术水平。按照原毅军和董琨（2008）的技术层次与产业层次匹配划分可知，技术层次越低，产业层次越低2具体而言技术结构包括五个层次：原始技术、初级技术、中间技术、先进技术、尖端技术，其分别对应着五个层次的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越高，技术层次越高，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越需要研发创新，尤其是原创性技术创新，越远离世界技术前沿，模仿型技术进步即可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林毅夫，2014；台航、崔小勇，2017；刘智勇等，2018）。也即，产业层次越高，技术水平就越高，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就越大。如果产业结构偏向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水平处于原始技术或者初级技术，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十分有限。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主要体现在制造业的高级化以及由其衍生而来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其中，高端制造业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属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无论是制造业的高级化，还是更好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劳动者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高技能劳动者则呈现出井喷式的需求。更高级的制造业总是伴随着更好的生产性服务业并与之互补匹配（张斌，2016）。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补与匹配，形成联系紧密的上下游式投入-产出的垂直结构，必然带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Ellison et al.，2010）。根据斯密-杨格定理，分工一般取决于分工，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演进，而分工越演进，生产率水平越高，市场规模也越大（Young，1928）。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够形成斯密-杨格式迂回分工所产生的棘轮效应。制造业越发展、越高级化，越需要生产性服务业与之相匹配，分工才能持续演进，新就业岗位、新市场机会才能源源不断的产生，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才能可持续。制造业的高级化，衍生出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巨大需求，形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当协同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形成棘轮效应，从而影响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

综上所述，如果市场发育程度不足、企业家创业精神受阻、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过低，大量高技能劳动者会流向体制内、事业单位和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极大的降低高技能劳动者的创造性、创新性，导致高级人力资本的严重误配置，严重的误配置对经济增长效率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Hsieh and Klenow，2009）。根据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大学生较少的配置到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更多的配置到了电力、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等非生产性部门。无论相对于国内其他行业还是国外同类行业，中国事业单位或行业，尤其是行政管制行业都有极高的人力资本强度，中国生产性、非生产性行业之间存在明显的人力资本错配现象。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作为高级人力资本供给面的高等教育资源促进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程度的所有制环境和产业协同集聚环境，即实现供给与需求的互补匹配才能实现高等教育资源促进经济增长作用最大化。只有当所有制结构和产业协同集聚程度跨越一定门槛值之后，高等教育资源培育出大量高技能劳动者才能有效地发挥其对生产活动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门槛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利用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将影响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对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作为门槛变量纳入模型。具体设定模型如下：

其中，lnPergdpi,t为人均实际GDP，qi,t为门槛变量，I(·)为指示函数，γ1表示不同水平的门槛值。当指示函数条件满足时，I=1，否则，I=0。γi、λt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ξi,t为随机扰动项，服从独立同分布，ξ～iid( 0,σ2)。当门槛变量存在双重门槛值时，门槛模型设定如下：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采用人均实际GDP进行衡量。按照价格指数将名义GDP 调整为1985年为基期的实际GDP，然后除以总人口计算得到人均实际GDP（Pergdp）。在实证过程中，取自然对数已消除异方差问题。

2.核心控制变量

高等教育资源丰裕度采用高校招生规模衡量（High），即每百人招生人数，招生规模=100*招生人数/当地户籍人口。原因有二：其一，直观而言，高校招生规模越大，高等教育资源越丰裕；其二，我国高校招生存在严重地区分割现象，本省高校招生名额绝大部分被分配给了本地生源，且参加高考必须具备本省户籍而外省户籍被禁止在本省参加高考，在此背景下，本地招生规模越大，本地高校资源越丰裕。本文并打算采用高等院校数量进行表征高等教育资源丰裕度，因为高等院校数量忽略了院校规模异质性和质量异质性，容易形成严重的测量误差，导致估计结果有偏。

3.门槛变量

第一，所有制结构，采用市场发育程度（Mark）与企业家创业精神（Entre）两个指标衡量所有制结构。

其次，企业家创业精神。遵循已有文献的做法，利用私营企业率衡量，即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程锐，2016）。

第二，产业协同集聚（Lq_coagg），采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进行衡量。借鉴Ellison et al.（2010）、张玉华和张涛（2018）的方法，构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计算过程如下：首先利用区位熵指数构建制造业集聚指数（agman）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数（agser），其次利用制造业集聚指数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数共同构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

区位熵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LQi,j表示j省份i产业区位熵指数，qi,j表示j省份i产业的就业人数；qj表示j省份全部就业人数（j=1,2……,31），qi表示全国i产业的就业人数，q表示全国就业人数。根据公式（3）得到的制造业区位熵和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熵计算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LQagman表示制造业集聚指数，LQagser表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数，LQagcoo表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公式（4）中的第一项代表协同集聚指数的质量，第二项代表协同集聚指数的深度，两项之和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越高，协同集聚质量越高、深度越广，两个产业之间的集聚程度越高，协同集聚指数越大（张虎等，2017）。进一步地，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合并为生产性服务业3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标准，生产性服务业还包括房地产业。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自2003年以后，中国房地产开始呈现出快速上涨趋势，房地产行业逐渐演变为一种投资或者投机性行业，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性质大打折扣，因此，在计算生产性服务业时并不考虑房地产业。（张玉华、张涛，2018）。

4.控制变量

投资率（Invest）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Fdi）为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对外开放度（Open）为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政府支出（Gov）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优惠政策指数（Policy）借鉴刘渝琳、刘明（2011）做法，考虑到不同层次优惠政策差异，政府优惠政策指数构建如下：第一，将经济特区、浦东新区、滨海以及两江新区优惠政策指数定位ω1= 3+(n-1) 1；第二，将国务院批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边界/跨境经济合作区的优惠政策指定为ω2= 2 + (n-1) 2；第三，将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开发区的优惠政策指数定为ω3=1 + (n- 1 ) 3；第四，加总获得各省优惠政策指数，即∑ωi。其中，n表示该省同类开发区的数量。该算法进一步加入了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开发区的因素。交通基础设施（Tran）采用铁路里程、公路里程、内河航道里程加总除以人口数，即人均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价格指数、常住人口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总额、人民币汇率、铁路里程、公路里程和内河航道里程、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从业人员等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政府财政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统计年鉴》；招生人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当地户籍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开发区数目来源于《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和工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制造业就业人数、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各省全部就业人数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表1汇报了各变量的统计特征。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检验

基于公式（1）和（2）的设定，首先需要检验样本数据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并确定门槛值，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门槛效应估计。具体检验过程与结果分析如下：

（一）所有制结构门槛效应

根据上文分析，所有制结构采用市场化指数和企业家创业精神两个指标进行衡量。在门槛效应检验过程中，依次进行检验。

1.市场发育程度

表2汇报了门槛效果检验结果。从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市场化水平存在双重门槛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得到门槛值和95%的置信区间，市场化指数的门槛值分别为5.7359和9.3354。

表2 市场发育程度门槛效果检验

表3第1列汇报了市场化水平双重门槛值条件下的参数估计结果。由估计结果可知，市场化水平越高，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当市场发育程度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招生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当市场发育程度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招生规模对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较低，表明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开始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当市场发育程度跨入第二个门槛值后，招生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扩大，且更为显著。当市场发育程度较低时，一方面反映出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知识的作用受阻，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另一方面反映出高比例的国有部门，国有部门的铁饭碗和丰厚的隐性福利待遇，吸引高技能劳动者流入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在双重作用下，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并不能显著的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相反，当市场发育程度较高时，知识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高等教育回报率呈现出递增趋势，加之更低比例的国有部门，更少的高技能劳动者流入国有部门，同时在更高的市场竞争程度下，国有部门也在市场竞争下不断提高运行效率。因此，随着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高等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越重要。

表3 门槛效应检验

表4汇报了期初和期末各省市场发育程度分布情况。期初的2003年有18个省份未跨越市场发育程度的第1个门槛值，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未显著影响地区经济增长；有13个省市跨入了第二门槛值，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开始对经济增长发挥显著促进作用。期末的2015年仍然有4个省份未跨越第1个门槛值，分别为新疆、西藏、贵州、青海，14个省份跳出了高等教育资源对经济增长无影响的区间；有19个省份跨入第2个门槛值，13个省份跳入了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开始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区间；有8个省份跨入第3个门槛值，步入了促进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区间，分别为上海、北京、山东、广东、江苏、河北、浙江、辽宁。浙江省虽然不是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最多的省份行列，但是其高等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其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能够极大的促进经济增长，而陕西省虽然分布了大量的高等教育资源，但是其高等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促进作用是微弱，呈现出拥有丰裕的高等教育资源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并存的尴尬境地。

表4 各省市场发育程度门槛通过情况：2003年和2015年

2.企业家创业精神

表5汇报了企业家创业精神门槛效果检验。从表5的检验结果可知，企业家创业精神存在双重门槛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得到门槛值和95%的置信区间，企业家创业精神的门槛值分别为0.193和0.453。

表5 企业家创业精神门槛效果检验

表3第2列汇报了企业家创业精神双重门槛的参数估计结果。由估计结果可知，随着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具体而言，当企业家创业精神处于第一个门槛值范围内时，招生规模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此时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未显现，反而出现抑制效应；当企业家创业精神处于跨入第二个门槛范围内时，招生规模估计系数不再显著为负，此时高等教育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不存在，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尚未发生；当企业家创业精神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招生规模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此时高等教育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最大化。由此可知，只有当企业家创业精神跨越了第二个门槛之后，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开始发挥，而当企业家创业精神处于较低的状态时，高等教育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甚至出现抑制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就是说，当企业家创业精神处于低水平时，市场微观激励机制并不健全或者根本不存在，拥有高技能的劳动者并不能利用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进行创业活动，以充分发挥自身企业家才能。高等教育过度，形成高等教育资源浪费现象，致使高等教育者挤破头进入体制内或者低效率国有企业，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存在甚至抑制经济增长。而当企业家创业精神处于较高水平时，市场微观激励机制基本建立或已经相对完善，各种合法财产受到认可并得到保护，企业家创业活动所获收入合法化，具有高技能的高等教育者能够通过发挥自身企业家才能给自身以及全社会创造更大的收益。因此，随着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会随之提高。

表6汇报了期初和期末各省企业家创业精神分布情况。期初的2003年有27个省市处于第一个门槛范围内，有3个省市处于第二个门槛范围内，只有上海市跨越第二个门槛，也就是说，在2003年大量的省份处于高等教育资源对经济增长无显著促进作用的区间，甚至更多的处于抑制经济增长的范围，而只有上海市呈现出促进经济增长的阶段。期末的2015年仍然有3个省份未跨越第一个门槛值，其分别为河北、河南和黑龙江；有22个省市处于第二门槛值范围内；有6个省市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中新加入了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和重庆等五省市。由省份分布情况来看，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相对稀少的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状态，而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丰裕的陕西省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也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北京、天津拥有比上海更丰裕的高等教育资源但经济发展水平却略微低于上海。

表6 各省企业家创业精神门槛通过情况：2003年和2015年

（二）产业协同集聚门槛效应

表7汇报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门槛效果检验。从表7的检验结果可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存在单一门槛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得到门槛值和95%的置信区间，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集聚门槛值为3.4467。

表7 产业协同集聚门槛效果检验

表3第3列汇报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参数估计结果。由估计结果可知，随着产业协同集聚程度的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随之提高。具体而言，当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处于第一门槛值范围内时，招生规模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此时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对经济增长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当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集聚跨越门槛值之后，招生规模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此时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对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根据该估计结果可知，当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会发生。也即当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程度较低时，产业集聚不充分，市场活力不足，分工演化速度受限，对劳动力的需求有限。制造业的发展和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集聚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协同集聚程度越低，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就越低，产业结构处于初级产业层次或者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越低级，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就越少，此时如果分布了丰裕的高等教育资源，那么培育的高等教育者就处于一种过度状态，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当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程度较高时，产业集聚充分，市场活力十足，分工演化速度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加，尤其是高技能劳动者。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程度越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程度就越高，产业结构层次就越高，倾向于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就越多，那么分布丰裕的高等教育资源会极大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只有当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程度达到一定门槛之后，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对经济增长才会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8汇报了期初和期末各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分布情况。期初的2003年有29个省市处于门槛范围之内，只有上海和天津跨越门槛；2015年有28个省市处于门槛范围之内，有3个直辖市跨越门槛值，其中仅北京市为新增跨域门槛值的省市。由该结果可知，大量的省份处于无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的区间，而仅有上海、北京和天津三个直辖市处于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区间。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门槛变量下，绝大多数省份出于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的状态，导致大量高等教育资源丰裕的省份无法有效发挥其禀赋优势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进一步促进各地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和集聚，以跨越门槛界限，实现高等教育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

表8 各省产业协同集聚门槛通过情况：2003年和2015年

综上所述，用市场发育程度和企业家创业精神衡量的所有制结构以及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衡量的产业协同集聚作为门槛变量，通过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发现，所有制结构的两个变量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而产业协同集聚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但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增长效应均随着两个门槛变量值的提高而提高。从跨越门槛值省市数量来看，在所有制结构门槛变量下，截至2015年，绝大部分省市已经跨越无显著正影响的门槛界限，而且跨越第二个门槛值的省市越来越多；但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门槛变量下，截至2015年，只有上海、北京和天津三个直辖市跨越门槛值，处于显著正影响的范围，而绝大多数省市处于无显著正影响的门槛值范围之内。通过此研究结论可以很好地回答前文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部分省市拥有丰裕的高等教育资源，但其经济发展水平却不与之相匹配，而部分高等教育资源并不丰裕的省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对较高？其原因在于，所有制结构引起市场发育程度与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差异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差异，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对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非线性门槛效应。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解释高等教育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差异不一致的现象。首先，从供给与需求互补匹配角度分析，指出作为高级人力资本供给面的高等教育资源，要充分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与一定程度的需求环境相适应，即所有制结构环境与产业协同集聚环境。然后，基于2003—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所有制结构引起市场发育程度与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差异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差异，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对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非线性门槛效应。当市场发育程度与企业家创业精神跨越第二个门槛值以及产业协同集聚跨越第一个门槛值之后，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达到最大化。需要指出的是，截至2015年，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大部分省市已经处于显著正向影响的门槛范围内；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方面，只有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处于显著正向影响的门槛范围。

如何更加有效的发挥高等教育资源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实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缓解高等教育过度或者高等教育不足等错配现象。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可得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推动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等教育的高效供给。首先，打破高等教育招生的地方保护和地域分割，达到高等教育招生的全国统一性，实现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平等性，消除因高校分布差异而形成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差异；其次，消除高考报名和招生的户籍限制，为经济发达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地求学提供平台，专门增加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的供给，实现纳税地点与享受公共服务地点的一致性，降低人口流出地税收与公共服务供给不协调问题；再次，鼓励高校异地支援，比如通过规范化建立分校、分支机构或者高效联合办学等方式，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地域流动。同时，鼓励高校资源丰裕地区的高校教师异地讲学，为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传播先进知识，以增强经济落后地区的师资力量；最后，高校专业设置差异化。不同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不同，高校专业设置也需要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匹配，以培育适合本地需求的高质量人才。

第二，逐步调整所有制结构，促进市场发育，鼓励和激活企业家创业精神。根据研究结论可知，目前大部分省市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处于高等教育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阶段，但是仅限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在市场发育和企业家创业精神方面仍然有待大幅度提升。放宽行业间和行业内的市场准入条件，实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平等竞争。完善产权保护法，保护企业家群体的正当财产收入；鼓励各类金融业务发展，解决企业家创业的融资约束；消除排斥、歧视、否定企业家的社会舆论。

第三，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布局，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根据研究结论可知，当前只有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的产业协同集聚处于高等教育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阶段，因此加快促进产业协同集聚刻不容缓。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需建立起制造业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良性互动的机制。借助现代化中央商务区优势打造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培育制造业服务化、生产性服务业自动化的产业融合方式，引导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定位，创建产业间相互匹配和相互协同集聚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