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宋元时期北方加彩瓷窑址考古新进展

2019-04-03于陆洋郑建明

文物天地 2019年2期

文/于陆洋郑建明

宋元时期北方加彩瓷生产的窑口以磁州窑为主，但生产区域几乎涵盖了整个北方地区；产品以白地黑花为大宗，亦包括黑釉酱彩、白釉绿彩、红绿彩等。

一、磁州窑

一般来说，磁州窑主要指代古磁州境内的窑场。一处位于滏阳河流域，以彭城镇为中心，另一处在漳河流域，以今磁县观台镇为中心，包括观台、冶子、东艾口、申家庄、观兵台、南莲花、荣华寨等七八处窑场[1]。1958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配合工程对观台窑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并发表简报[2]。1964年，故宫博物院李辉炳又对观台、冶子、东艾口三处窑址进行深入的调查，并发表调查报告[3]。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观台窑址进行再一次发掘，并于1997年出版了《观台磁州窑址》发掘报告[4]。发掘者认为观台窑址始于10世纪中期，而终于元末明初时期。此次发掘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磁州窑全方位的认知，对其他产地所烧所谓“磁州窑类型”器物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出土完整或可复原瓷器千余件，瓷片数十万片。产品品种较为丰富，其中加彩瓷主要包括有白地黑花、白釉绿彩与黑釉酱彩，在各个时期皆有发现。

图一盐店窑址窑炉

图二临水三工区出土红绿彩瓷器

进入21世纪前后，所进行的三处窑址发掘皆位于滏阳河流域。1999年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与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联合对彭城盐店窑址进行局部发掘[5]（图一）。累计开挖探方6个，发现窑炉4座、料池1座、灰坑12个，出土完整或可复原瓷器数千件。发掘者将出土器物分为三期，其中第一期为元代，加彩瓷主要为白地黑花与黑釉酱彩两类。白地黑花最为常见的器形有碗、罐、盆与瓶，纹饰流行鱼纹、花卉纹与文字题材；黑釉的酱彩则以板条纹与洒斑为主，鲜见具象纹饰，与白地黑花的流行纹样大相径庭。2002年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与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对临水三工区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6]，共开挖探方2个，探沟3条，清理料池12个、灰坑27个和陶窑1座。发掘者认为第三期主要为北宋时期，加彩瓷包括白地黑花与白釉绿彩，其中前者主要以梅点纹、麦穗纹与文字的形式出现。第四期为金代，产品数量和品种最多，装饰技法也最丰富，且与1987年观台窑址第三期遗存特点相同，属本窑址的鼎盛时期。除延续前一期的白地黑花外，还新出现红绿彩[7]（图二）与黑釉酱彩器，其中红绿彩这一装饰品种在包括观台窑址在内的漳河流域各窑场皆较少发现。第五期主要为元代，器物品种单调，工艺粗犷简化。加彩瓷面貌与观台窑址第四期以及盐店窑址第一期类似，流行白地黑花与黑釉酱彩。2010年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又对彭城半壁街瑞兴花园窑址进行了发掘[8]（图三），清理探沟2个、窑炉2座、灰坑4个。遗物可分为三期，前两期分别为金代与元代。第一期金代产品有白地黑花与红绿彩。前者主要为塑像类，推测是红绿彩器的半成品，很少有器皿类或枕类产品。后者的塑像类器物产量较大，绝大多数为人物俑。出土的红绿彩器与模具伴出有三枚“泰和重宝”铜钱，可为此类产品的烧造上限提供纪年信息。第二期元代产品则与其他磁州窑场同时期遗存面貌相似。

2015年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磁县文物保管所联合对冶子磁州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9]，该窑址与观台窑址隔漳河相望。发掘共计开探方10个，面积296平方米，共发现窑炉2座、灰坑等遗迹16个，出土完整或可复原瓷器1万余件。年代范围从唐晚期至元代。北宋时期的加彩器与观台窑极为接近，金代观台窑址较为流行的白地黑花装饰在冶子窑址却发现较少，红绿彩在地层中也仅发现寥寥数片。元代产品较为单一，加彩瓷多见白地黑花双圈文字碗（图四）。

1987年的观台窑址考古发掘对于磁州窑以及北方地区陶瓷考古之研究的意义无以复加，而进入21世纪后（包括1999年盐店窑址）发掘的四处磁州窑址资料则使得学界对磁州窑发展的时空格局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加彩瓷相关的学术成果体现在：第一，临水与彭城地区的三处窑址发掘一定程度地解决了滏阳河流域磁州窑产品面貌问题，由宋至元包括白釉绿彩、白地黑花、红绿彩、黑釉酱彩在内的历代加彩瓷都与漳河流域极为近似。两流域的瓷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性，可视作同一处窑区。第二，漳河流域窑址发现的红绿彩器数量较少，而临水三工区与彭城盐店窑址发掘出土了大量红绿彩塑像与各类俑模，这使临水汽车队、泰和二年临水崔仙奴纪年墓[10]出土人物俑的产地问题得到解决。另外，窑址发掘出土的红绿彩器几乎都为塑像类产品，少量器皿类产品有些可能与豫北或晋东南地区窑场有关。鉴于目前所见北方所有烧造红绿彩的窑场中，器皿类产品在这一装饰品种中的比例都极高，为何独有磁州窑出现这种现象？窑址所出器皿类红绿彩器又有哪些是本地烧造的？这也可为学界带来新的思考。第三，冶子磁州窑出土大量被认为是唐晚期至五代时期的素胎黑釉花以及白地黑花产品，为梳理白地黑花这一装饰品种的整体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材料。

图三彭城半壁街窑址出土瓷器

图四冶子窑址出土元代瓷器

二、鲁山段店窑

段店窑址虽至今仍未进行过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但通过历年的调查资料以及新世纪出版的器物图录[11]，亦可对其宋金元时期的加彩瓷产品面貌进行总结。北宋时期的加彩瓷品种有白釉绿彩、白地黑花与黑釉酱彩，这三类也均在磁州各窑址有所发现（图五）。不同之处在于，在段店窑址发现的白地黑花纹饰，除与磁州等窑场接近的梅花点和麦穗纹之外，还发现一类绘有抽象图案的白地黑花器，风格较为独特，纹饰相对更为复杂。器形多为碗类，口沿多饰有黑边，内底留有涩圈。另也见有高体罐、瓶与枕。这类产品无论是器形、釉面质感、纹饰、装烧方式等因素，皆与典型金代豫西地区化妆土白瓷区别较大，而更接近于北宋时期的风格。目前尚未有更多的信息证明其年代，但应属于早期白地黑花中一类较为独特的存在。黑釉酱彩以洒斑装饰较为多见，另有绘制抽象菊纹与草叶纹图案，这在其他窑场同类品种中鲜有发现。金代加彩瓷主要包括白地黑花与红绿彩。白地黑花以散草纹为主，并未形成独特的本地风格，且有些与元代产品难以分别。红绿彩多为碗盘器皿类，与长治八义窑产品风格近似。对比段店窑址北宋与金代器物可以看出，二者的特征差异较为明显。北宋时期的制瓷传统在进入金代后并没有得以延续，这也与宋金两方在豫西地区长时段战争密切相关。元代则以白地黑花为主，器形多为碗盘类与大盆。

图五段店窑址的宋元时期废品堆积

图六河津固镇窑址

图七乡宁土圪堆窑址的白釉黑花瓷器

段店地区是目前发现的豫西地区宋元时期品种最为丰富的窑场，并可能是唯一一处由北宋早期至元代晚期持续烧造所谓“磁州窑类型”产品的窑场。一直以来学界对段店窑的主要关注点都以唐代的花釉瓷为主，近年又通过一些散落的资料开始对段店“汝瓷”进行探索，而宋元时期包括加彩瓷在内的所谓“磁州窑类型”器物却始终未引起足够重视。以烧造贯穿始终的白地黑花产品为例，其自身发展分期、各时期与周边产地的交流影响情况以及前文所提到的一类风格独特的产品的断代，都是较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河津窑

河津固镇窑址位于今山西省河津市境内，地处吕梁山南麓，黄河与汾河汇流的三角洲地带。201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宋金时期固镇窑址三个地点进行考古发掘[12]（图六），清理出四组制瓷作坊和瓷窑炉，另有水井等相关制瓷遗迹，出土可复原瓷器千余件。其中瓷窑炉均为半倒焰式馒头窑，由通风口、扇形单火膛、窑床及双烟室组成。北宋时期多精细薄胎无化妆土白瓷，金代则以化妆土白瓷为主。白地黑花、剔花填黑彩、珍珠地划花等都是极具地域风格的白瓷装饰手法。最新的发掘出土了一批白地黑花标本与残器，见有枕、罐、钵、碗、盘、盆等器形，为考古发掘以及海内外馆藏中常见的一类白地黑花枕的产地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黄白胎，釉水温润，多数有细碎开片。纹饰以折枝草叶纹为主要题材，花叶较为秀美；有的以文字为主题[13]。窑址发掘出土的黑釉白花洗工艺较为特殊，在黑釉上用蘸有白色化妆土的毛笔绘制花纹，其草叶纹样画法与白地黑花相同。

四、乡宁窑

目前已知乡宁地区的窑址位于今山西省乡宁县南部山区西坡镇土圪堆村南，西坡境内主要河流有罗毕沟河、硬家沟河（遮马屿河）和西家沟河，三河交汇处正是窑场集中的区域[14]。该窑址与河津固镇窑址虽现今分属两县（市）管辖，但相距仅有十公里左右，或可看作同一窑场或窑区。

从笔者窑址调查的情况来看，乡宁窑的烧造年代为宋金时期。其中金代乡宁窑与河津固镇窑产品面貌极为相似，多为化妆土白瓷。装饰品种以白地黑花（图七）与珍珠地划花最具特色，纹饰风格与固镇产品几无不同。

值得关注的是，乡宁窑址调查标本中见有一些黑花梅瓶残片。也许是因为发掘面积有限等原因，在目前所发表的2016年固镇窑址发掘资料中并未发现瓶类的白地黑花标本。在国内外馆藏器中常见的一类白地黑花高梯形口梅瓶，或许部分与乡宁窑有关。

五、定窑

定窑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境内，宋金时期的窑场主要分布于两大区域：一是灵山镇以东的涧磁村与北镇村，二是灵山镇以西的东、西燕川村与野北村。1960-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涧磁村定窑进行调查并试掘[15]。1985-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先后在涧磁、北镇、燕川和野北选择了七处发掘点进行发掘，发现大量窑炉、作坊等遗迹[16]。2009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涧磁岭、北镇、涧磁西及燕川四个地点布方发掘[17]。加彩瓷在定窑产品中并非属于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但却有一定的产量。以化妆土白瓷的白地黑花装饰最为多见，纹饰图案较为简单，主要为梅花形点彩。2009年定窑北镇区发掘出土有此类标本，判定时代为金代早期[18]。器形以碗为大宗，内壁与外壁口沿处施化妆土，外壁下部施黑釉或露胎。

此外，随着近年来各类资料的增多，丰富了学界对定窑加彩瓷的品种的认识。细白瓷（无化妆土白瓷）有釉上金彩、红彩与红绿彩；黑釉有金彩与酱褐彩；另外，民间藏品中也见有酱釉黑彩标本。

六、井陉窑

井陉窑宋金时期的烧造地点在河北省井陉县西南部天长镇与秀林镇，河北省文物部门对这一窑区已进行七次考古发掘。据2016年的窑址调查与勘探的资料[19]，城关、河东坡、东窑岭、北横口、南秀林五处窑址发现了北宋时期的遗物，城关、河东坡、东窑岭、南秀林、冯家沟、北横口、南横口、梅庄八处窑址均发现有金代遗存，窑业堆积很厚，说明金代是井陉窑的高峰时期。井陉窑加彩瓷的烧造情况与定窑极为相似（图八、图九），除黑釉金彩与酱釉黑彩尚未发现，其他品种都在窑址见有同类工艺产品。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在窑址区域发现爪形戳具，可证明井陉窑点彩类黑花部分使用了戳印工艺。

七、临城窑与内丘窑

宋元时期临城窑位于河北省临城县射兽村、南程村、解村与山下村等，以及临城与内丘交界处的东、西磁窑沟村、上沟村与陈刘庄村[20]。内丘窑则位于城关原猪市一带以及城西北的北双流村[21]。山下窑[22]与磁窑沟窑[23]曾进行过发掘或清理工作，前者于2013年的发掘收获较大。其余各窑中上沟窑[24]与南程村窑[25]的标本资料公布较多。

通常情况下临城与内丘两县的窑场被归为邢窑范畴，而本文不使用邢窑这一概念，原因如下：

1.宋金时期内丘属邢州，而临城属赵州管辖，元代两地也分属不同路级行政区划。这一传统窑区在金元时期的中心区域已从隋唐时期的内丘李阳河流域转移到临城泜河两岸以及两县交界地区，绝大多数器物应在赵州境内所烧。

图八井陉窑点彩类装饰

2.虽然《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与《宋史·地理志》皆有关于北宋邢窑产瓷器或作为供瓷的记载，但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这一区域北宋时期的烧造情况仍并不清晰。金元各窑址几乎不见早期遗存，可见自唐至金元并无延续性，器物特征与邢窑这一概念所体现的核心本质有较大差异。

临城窑与内丘窑以白瓷与黑瓷为大宗。这其中白瓷又包括仿定类的精细白瓷与施化妆土白瓷两类。加彩器绝大多数为白地黑花产品。宋金时期主要使用点彩装饰，与定窑、井陉窑风格接近，此类在临城山下窑址有所发现。元代则多为碗、盆、枕类器物，与磁州窑无论画风还是器形都极为相似，临城磁窑沟窑址出土有此类标本。可以看出，宋元时期这一地区受临近窑场影响较深，并未形成独特的风格特点。

八、冮官屯窑

冮官屯窑址地处辽东半岛中部，位于辽宁省辽阳市小屯镇冮官村，发现的遗存年代为辽金元时期。2013-2014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窑址进行了发掘，清理窑炉10座、灰坑6个、房址1座。目前可通过已发表的窑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26]以及《辽阳冮官屯窑初步研究》[27]对此次发掘的情况进行了解。

出土瓷器以化妆土白瓷为主，另有酱釉、黑釉与茶叶末釉。加彩瓷多为辽金时期的白地黑花。辽代流行用点彩手法绘制简单纹样，有中原地区常见的梅花纹；金代则更多使用折枝花草纹作对称式构图进行装饰。包括赤峰缸瓦窑在内多处辽金时期窑场均流行的十字形纹饰也在冮官屯窑址发现较多；另外还有一类不加化妆土直接施透明釉的绘黑花品种，被称为“青灰釉”黑花。这类深胎粗瓷直接施透明釉的方式，在辽代雁北地区的浑源窑也较为流行。

图九井陉窑黑釉加彩瓷器

此次发掘为北方地区白地黑花品种的研究拓宽了视野。虽然并未发现太多年代判定的直接证据，但发现具有典型北宋、辽代造型的器物上很多都有黑花装饰，如平展折沿较窄的折腹炉、具有麻花把造型的葫芦形执壶等，且非与白釉绿彩技法相类，而更接近于所谓“成熟型”白地黑花。因此之前“辽产陶瓷中没有釉下黑花（主要是白地黑花）品种”[28]的观点与判断应当重新被审视。

九、其他窑址

北方地区新世纪后进行过发掘或系统调查，并出土有加彩瓷器的宋元时期窑址，还包括有禹州刘家门窑址、临汾龙祠窑址以及淮北烈山窑址。

2001-2002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禹州刘家门窑址进行了发掘，出土遗存绝大多数为钧瓷产品，加彩瓷仅见元代的少量白地黑花产品。

2003年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临汾龙祠窑址开一探沟作小规模试掘[29]。出土瓷器均为元代产品，加彩瓷有白地黑花与黑釉酱彩。白地黑花多为碗盘类器形，纹饰较为简易，整体风格与河北、河南地区同时期产品差异较大。戳印黑花技法与宋金时期井陉窑相同。黑釉器上出现酱彩绘折枝花、鸟纹等具象图案，这在元代山西以外地区是极为少见的。

2018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淮北市烈山区烈山村一处窑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30]，尚未发表正式简报。据报道的材料，位于南区的金元时期窑址发现了白地黑花产品，有碗与罐类，纹饰相对简单。该窑址是金代疆域内最南端的窑场，可为研究南北窑业技术传播、所谓“磁州窑类型”窑场的范围、大运河出土器物产地等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十、加彩瓷各品种研究的成果

新世纪对加彩瓷各品种研究中最具成果的无疑为红绿彩瓷器。2009年深圳博物馆、深圳文物管理办公室、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携手深圳望野博物馆举办“精彩·中国——公元12-13世纪彩瓷器的辉煌”展览，将望野博物馆收藏的200多件红绿彩瓷器公诸于世，引起学界高度关注。2010年深圳博物馆等单位在深圳举办“中国红绿彩瓷器专题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31]，推动了红绿彩瓷器创烧与流行年代、与金代宗教社会风俗的关系、装饰艺术特点及材料科技等相关议题的研究[32]。

白地黑花品种综合性研究论文中较为重要的有吉林大学马萌萌《北方地区宋元时期白地黑花瓷器的初步研究》[33]以及山西大学冯宵慧《山西地区宋元时期白地黑花瓷器初步研究》[34]两篇硕士论文，资料收集较为丰富全面，对产地与年代判定较以往更为细化与精确。

十一、小结

在上世纪的瓷器研究中，或许是由于窑址考古发掘不充分等原因，学界对作为宋元时期北方地区所谓“磁州窑类型”瓷器代表的加彩瓷了解得并不十分全面，对非窑址所出土或馆藏的此类品种器物的产地与年代问题始终无法很好地解决。无法提供基础信息也会为对加彩瓷纹饰关于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带来障碍。新世纪的考古新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如河津固镇窑址的发掘使得出土及馆藏的大量白地黑花器物找到了产地的信息。滏阳河流域窑址的红绿彩瓷器也可与附近窖藏与墓葬所出塑像相对应。

北方地区宋元时期加彩瓷的研究在进入新世纪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红绿彩的研究进展显著。信息量丰富是加彩瓷具有的重要属性，可通过器形、胎釉彩特征、装饰品种、纹样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研究。加彩瓷研究的深入，将会对掌握北方地区宋元时期瓷器整体发展脉络及较为复杂的时空格局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志谢：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河北的黄信、申献友、张志忠、李怀林，山西王晓毅、刘岩、曹俊、孟耀虎、郭智勇、逯斌、詹坚、周晓晨等同仁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1]秦大树：《磁州窑的研究史》，《文物春秋》1990年第4期。

[2]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1959年第6期。

[3]李辉炳：《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第8期。

[4]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5]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彭城盐店磁州窑遗址发掘简报》，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北省考古文集（五）》，科学出版社，2014年。

[6]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临水北朝至元代瓷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8期。

[7]目前所见各地区红绿彩产品，绝大多数为白瓷，也发现少量黑釉红绿彩。本文中所提及“红绿彩”仅指代白瓷红绿彩产品。

[8]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彭城半壁街瑞兴花园磁州窑遗址清理简报》，内部刊物，2010年。

[9]赵学锋、乔登云、王志强：《河北磁县冶子村窑址阶段性考古发掘的收获和意义》，见方鸣编：《中国磁州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年。

[10]秦大树、李喜仁、马忠理：《邯郸市峰峰矿区出土的两批红绿彩瓷器》，《文物》199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