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华伟

自古以来，猪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我国十二生肖属相中的最后一位，它与十二地支的亥相对应，所以又称“亥猪”，猪年又称亥年，颇具圆满之意。据文献记载，猪这一语义有“豕、彘、豬、猪”等多种称谓，甲骨文中记录的“豕”作，如《甲骨文合集》10230：“癸丑卜，王其逐豕，获允获豕。”字形上具有野猪的简化外形，这一词应该是猪的最早称谓[1]。甲骨文中的“彘”作，如《甲骨文合集》21566：“甲子卜，丁呼犬彘五往若。”在的腹部横穿一箭即为“彘”。古代用猪作为祭品，有特殊的捕猎仪式，《周礼·夏官·射人》载：“祭祀则赞射牲”，郑康成注云，“丞尝之祀，有射豕者，《国语》曰：褅郊之子，天子必射其牲。”彘为上牲，“彘”字就是这种祭品的专用名词[2]，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字是家养猪的专称[3]。“豬”在《说文解字》中释为“豕而三毛从居者，从豕者声，陟鱼切”。在战国时期的包山楚简中发现有这个字，意指饲养而供食用的家猪，这应是“猪”字的正字[4]，《康熙字典·犬部》：“猪，《广韵》：‘俗豬字’。”“猪”字见于《左传》、《荀子》等文献记载中，语义上指家猪，如《荀子·荣辱》：“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东汉伊始，猪字用法逐渐增多[5]。

随着人们对猪的特性的认识变化，一些有关猪的词语也应运而生，这些褒贬之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如“猪脑袋”、“猪头三”等形容人笨头笨脑、不够聪明的贬低词汇；“封豕长蛇”比喻贪婪凶悍的人，表现了猪的贪婪卑下的地位；“狼奔豕突”指像狼那样奔跑，像猪那样冲撞，形容成群的坏人乱冲乱撞，到处骚扰，表现出猪的粗鲁暴戾的脾性；“行同狗彘”指行为如同猪狗，指人的行为极端无耻，表现出猪的卑劣下等形象；“牧猪奴戏”是对赌博的贬称，用于告诫喜欢赌博的赌徒，劝诫他们回归正途；“猪突豨勇”形容拼命向前冲、不怕死的人；“杀彘教子”指父母教导子女应言行一致，等等。

图一 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猪纹刻画符号陶片（及拓片）

猪作为六畜之一，很早就成为人类驯化的对象，它们经过被捕获、拘禁、驯服、驯化、圈养或放养的过程，逐渐进化成现代人所常见的猪。据考古资料统计，我国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发现有猪骨，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南部、云南中部、甘青地区等，其中又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汉水中游、皖西鄂东南、晋南、宁镇等地区出土的猪骨最为丰富[6]，这些地区出土的猪骨，经鉴定既有家猪也有野猪，有的以家猪居多。目前所知中国发现最早的家猪猪骨来自距今12000年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7]，遗址出土较多的猪牙和颌骨，经鉴定认为是经过人类有意识地饲养而宰杀的猪，应属于早期的家猪[8]。距今10000年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9]、距今9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10]、距今8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11]、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12]等也出土有猪骨，经鉴定均为家猪。海岱地区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遗址中都发现有家猪的骨骼[13]，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也均有出土。另有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姜寨遗址、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邓州八里岗遗址、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宜城顾家坡遗址、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含山凌家滩遗址、潜山薛家岗遗址等，也同样出土有一定数量的猪头骨、颌骨、肢骨、猪牙等，有的出土有完整的猪骨架。蚌埠双墩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其中就有较多刻画猪纹的符号[14]（图一），其形体特征兼具家猪和野猪的特性，结合出土猪骨鉴定结果可知，双墩文化时期的先民已经开始驯化家猪，但其驯养水平还比较低[15]。

猪作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之一，自被驯化成家猪以来，就被人类用于“文化控制”[16]，人为赋予其各种功能，除了食用功能外，有的被当作财富的象征物，有的被用作祭祀品、陪葬品、礼品、宠物等，其形象有的被赋予神性，成为图腾或神灵崇拜的对象。史前时期，殉葬猪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葬俗之一，死者的墓中除了随葬墓主生前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外，还随葬有动物尸体或活体动物，对于墓中随葬的猪骨如猪头、颌骨等，学术界普遍认为是财富的象征，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猪骨是为了护佑墓主，具有巫术性质和驱邪的功能[17]，也有人认为殉葬猪只是为死者提供食品的一种传统习俗[18]。本文认为，用猪作为陪葬品应是为了表现死者的身份地位和体现生前富足的水平。从考古资料来看，殉葬猪的墓葬发现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数量和质量都相对较高，而一般墓葬仅随葬少量的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具，有的没有随葬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阶层分化逐渐凸显，财产的私有化现象也逐渐显现，占有更多的财产成为人类必然的人性选择，无论活着的或死后的人，都会将保留财富作为首要选择，这也是人们“事死如事生”丧葬理念的生动写照，如汉代流行厚葬之风，贵族墓葬随葬较多的陶塑禽畜、陶圈（图二）、侍俑、亭台、楼阁等，逝者都希望死后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受荣华富贵。针对殉葬猪的多寡，有学者认为“死者生前如果担负社会公职或者近亲血缘关系较多，那么吊唁的人便多一些，所送的祭牲可能就要多一些，因此随葬的猪颌骨自然就多一些”[19]。墓葬中猪头、颌骨的数量主要与送葬人多少有关，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往往有较多的亲属和社会关系，因此死后会有较多的人去送葬，猪头、颌骨主要在这种意义上象征死者的社会身份和财富[20]。

图二 汉 陶猪及陶猪圈

图三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鹰

图四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石）雕猪形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我国古代社会对重要的事务都会举行祭祀祖先和神灵的活动，《礼记·王制》载：“天子祭祀则太牢，诸侯祭祀则少牢。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太牢即猪、牛、羊，少牢即猪、羊，用于祭祀的猪、牛、羊也叫三牲，因此都离不开猪。用猪作为祭祀品或供品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发现有用猪祭祀的祭祀坑或用猪奠基的奠基坑，如兴隆洼文化的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房址F5西南侧出土了15个兽头，摆放成一组，其中有12个猪头，这些兽骨都是人为有意摆放，用于奠基仪式的祭祀活动[21]；后李文化的西河遗址在F60房基内出土了1件成年猪的左侧上颌骨，推测可能属于一种有意识放入的奠基物[22]；大汶口文化的建新遗址发现的房址F27，房基下发现一个猪坑，坑内埋葬有完整的猪骨架，也是用于奠基祭祀[23]；大汶口文化的尉迟寺遗址也发现有6个专门的用猪祭祀的祭祀坑[24]。殷商时期，祭祀活动更为频繁，甲骨文中皆有明确的记录，如《甲骨文合集》32674：“丁巳卜，有燎于父丁百犬、百豕，卯百牛。”《甲骨文合集》33273：“癸酉卜，有燎于六云五豕，卯百牛。”用猪作为祭祀品进行祭祀的礼制习俗对历朝历代都有深远的影响，现代民间社会还延续着用猪头作供品，祭祀祖先或神灵的习俗。

原始社会的先民出于对大自然、动物或植物的敬畏，往往会选择一类动物或植物作为本氏族的图腾，定期举行图腾祭拜仪式。《史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其中玄鸟就是商族的主要图腾，《列子·黄帝》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鶡、鹰、鸢为旗帜。”这些禽兽旗帜其实也是各氏族的图腾。以猪作为图腾崇拜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考古发现的红山文化玉猪龙[25]，身体卷曲，首尾相连，猪首，圆眼大耳、吻部突出，口露獠牙，体现出猪首与蛇体的完美结合，可能是中国“龙”的最初形态。有学者认为玉猪龙不是单一的哪一种动物的抽象造型，而是红山文化先民的认识观念的一种物化形态，“很多动植物在胚胎或萌芽状态中都是卷曲状的。大多数动物休眠时都是首尾相接的，这都蕴含着发育、生长、伸展、运动之寓意。受这种动植物初生状态的启示，红山先民一些氏族便形成了‘卷曲’才能发展壮大的观念，并把这一观念融入他们的图腾崇拜中，形成最初‘龙’的概念”[26]。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鹰[27]（图三），整体为展翅飞翔的鹰的造型，鹰首侧向傲视，鹰眼对钻穿孔，腹部饰八角星纹，双翼展开，翼尾呈猪首形，猪眼和鼻孔都有钻孔，表现出鹰、太阳和猪三种图腾的融合，即三位一体的综合[28]，象征着三个部族的联盟。猪作为信仰崇拜的对象也同样体现在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另外两件猪形器上。一件出土于07M23墓坑填土中的大型玉（石）雕猪形器（图四），长72厘米、宽32厘米，重88公斤，整体雕刻成猪的造型，吻部突出，嘴部有两个鼻孔，嘴的两侧刻有向上弯曲的一对獠牙，眼睛、耳朵用减地法表现出来，形态逼真[29]；一件出土于87M13的小型玉豕，利用玉石的自然形状琢磨出猪的造型，猪的背部圆弧肥大，猪首琢磨出猪嘴、眼睛，形象栩栩如生[30]。从外形看，两只猪的造型都属于野猪范畴。凌家滩文化时期的先民以野猪作为图腾崇拜对象，是有其原因的，一方面猪的繁殖能力强，野外生存能力也很顽强，同时兼具有凶猛、刚烈、勇武的特性，这些特征与先民们为生存和繁衍问题而抗争的生存理念相符合；一方面猪是先民的重要肉食来源，先民们出于感念动物的付出和牺牲，以其作为敬拜对象。这种图腾崇拜的习俗延续至后来已上升到至高神灵崇拜的层次，猪开始身兼地母、水神、雷神、丰产之神、财富之神等多神的职能。它是“地母的动物化身和象征物，当时的人们用猪作随葬品，实际上是借助猪或地母的繁殖力与生命力使死者复活的一种巫术手段”[31]。作为水神，猪具有致雨的能力，人们在祈雨仪式中一般会用猪作为沟通人神的信物[32]。在我国北方和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曾有以猪神为崇拜对象的历史印记，如古代的契丹人信奉野猪神，曾流传下来满族神话故事传说《野猪神》，中国西南的傈僳族、哈尼族、珞巴族等在古代也都以猪神为敬拜对象[33]；土家族人认为猪是“血财”，猪神是送财喜的财神，所以土家族人每逢过年都要敬猪神[34]。

当今社会，猪在人们的认识中已经被固化为好吃懒做、笨头笨脑、肮脏丑陋的形象，人们往往对其充满厌恶、鄙视之情。然而，回观猪的万年成长史，它在人类社会的复杂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肉食来源，而且还被用于祭祀品、陪葬品、礼品、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等多种用途，以此满足人类的精神文化需求。猪有那么多的功劳，人们以后再丑化它、厌恶它、蔑视它，那就的确不应该了。

[1]王彤伟：《“豕、彘、猪”的历史演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王仁湘：《新石器时代葬猪的宗教意义——原始宗教文化遗存探讨札记》，《文物》1981年第2期。

[3]郭洪义：《“猪”字命名新探》，《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4]同 [3]。

[5]同 [1]。

[6]黄英伟、张法瑞：《考古资料所见中国新石器时代时期家猪的分布》，《古今农业》2007年第4期。罗运兵：《汉水中游地区史前猪骨随葬现象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08年第1期。

[7]广西文物工作队、桂林市文管会：《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

[8]李有恒、韩德芬：《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4期。

[9]李君等：《1997年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0年第3期。

[10]罗运兵、张居中：《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猪骨的再研究》，《考古》2008年第1期。

[11]周本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动物骨骸》，《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13]宋海波：《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4月。

[1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

[15]管理、胡耀武等：《食谱分析方法在家猪起源研究中的应用》，《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

[16]罗运兵、李想生：《中国家猪起源机制蠡测》，《古今农业》2012年第3期。

[17]王仁湘：《新石器时代葬猪的宗教意义》，《文物》1982年第2期。

[18]孙明利：《关于猪的考古学研究的四个视角》，《农业考古》2007年第4期。

[19]王仁湘：《新石器时代葬猪的宗教意义》，《文物》1981年第2期。

[20]刘莉：《山东龙山文化墓葬形态研究——龙山时期社会分化、仪式活动及交换关系的考古学分析》，《文物季刊》1999年第2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聚落遗址2002-2003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7期。

[2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章丘市西河新石器时代遗址1997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10期。

[2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枣庄建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

[2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全三册》，文物出版社，2012年。

[26]吕富华：《红山文化猪龙、凤鸟图腾崇拜原因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4期，2014年。

[27]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

[28]李修松：《试论凌家滩玉龙、玉鹰、玉龟、玉版的文化内涵》，《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6期，2001年11月。

[2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30]同 [27]。

[31]户晓辉：《猪在史前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中原文物》2003年第1期。

[32]牟海芳：《从神话传说中猪形神的职能变迁看猪神崇拜观念的演变》，《四川教育学院学报》第26卷第10期，2010年10月；李立：《东夷族猪崇拜及其相关文化现象》，《绥化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33]马倡仪：《论猪的文化品格——中国民间故事中的猪》，《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34]曾为志：《土家族猪民俗的文化现象探析》，《农业考古》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