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素琪

题款是中国画画面中重要的元素。画家常常通过安排题款的位置，平衡画面的形式；组织题款的内容，传递画面的信息，表达个人的感情。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史岩捐赠的黄宾虹《山水轴》的两段题款，由黄宾虹时隔22年分别落墨，寥寥数字，旧画新题，拈出一段艺坛君子之交的佳话。

此幅《山水轴》是黄宾虹1930年之作，画心高108、宽27.5厘米，画面构图饱满，内容结实，从近景的山石坡脚、杂树渔舟，到中景的小桥茅屋，再到远景的如黛山峦，层次分明，笔笔清晰，绝不是敷衍之作。画面以笔墨钩山石的轮廓和杂树、茅屋，以浅绛渲染山体，呈现出淡雅清透的面貌，古意盎然。画面上部左边题款：“庚午七月，志进先生属正。黄宾虹”，上部右边题款：“史岩先生博雅善鉴，得余旧作，见而喜之，书此志感。壬辰冬日，八十九叟宾虹重题。”壬辰是1952年，如此这般时隔22年由作者再次落墨题款的中国画作品，在艺术史上并不多见。

此幅作品的风格，属于王伯敏认定的“白宾虹”时期，“如果按发展阶段来看，黄宾虹的山水画，60岁以前，画得清清爽爽，一看即知受黄公望、李流芳、王麓台和新安画派的影响”[1]。虽然作该画时黄宾虹已经65岁，但王伯敏关于“白宾虹”风格的描述，与这幅作品高度贴合，基本保持了黄宾虹早期的创作面貌，对比《黄宾虹全集》中收录的早期山水画作品，且该画又经过本人认定，可以认为是黄宾虹早期风格难得一见的标准件。

1930年的黄宾虹，已在上海定居20年[2]，是艺术圈里活跃的出版人、画家、教育家、鉴赏家。然而他的山水画作品，市场行情并不看好，与同时期海派领头画家“三吴一冯”相比，润例有相当的落差。个中原因，大致是因为作品与其时海派艺术市场的主导趣味格格不入有着直接的关系[3]。这幅作品的第一位主人“志进先生”，有可能是黄宾虹的一位不知名的朋友，也可能是一位普通的赞助人，或是中国艺术专科学校暑期研究班的学员。最后这个推断，是缘于黄宾虹担任校长的中国艺术专科学校在当年7月开办了为期45天的暑假研究班，“报名者甚形踊跃”[4]。黄宾虹性情爽快，且作品市场不甚佳，因此赠画慷慨几乎是他一生的风格，其时应该也不例外。试想忙于暑期班教学的黄宾虹整日与学员一起，应邀为学员作画，也属情理之中。而且此画较为古雅，个人探索面貌不明显，也很有可能是出于教学的需要而导致的作画惯性。

那么这幅作品又是何时易主，被史岩庋藏的呢？

1930年的史岩，已经从上海大学[5]毕业，拜著名艺术家周湘为师，学习中西画、书法和篆刻，同时开始研究画史、画论和文学[6]。1935年出版的《绘画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蔡元培题写书名）和1936年出版的《东洋美术史》（商务印书馆）是证明他彼时勤奋研究艺术史的成果。而黄宾虹1910年至1937年8月正式定居北京之前，在上海生活和活动了达27之久。作为沪上著名的美术书刊编辑和画学研究者，他的代表作《古画微》（发表于1925年《小说世界》丛刊）、《画法要旨》（发表于1934年《国画月刊》）等， 与邓实合辑《美术丛书》等都出版于这一时期。作为初涉艺坛有志于此的史岩，在从事相关绘画史和绘画理论研究时，没有回避学习黄宾虹著述的可能性。现在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初出茅庐的史岩和艺界前辈黄宾虹交往的程度，但按常理推断，史岩对黄宾虹怀有仰慕之心是不争的事实。在1937年赴成都任金陵大学教授之前，史岩一直居住在上海。因此，这幅作品被其收藏的时间，一种可能是在1937年之前的沪上。其时书画市场交易活跃，黄宾虹的作品价格又比较近人，即使年轻如史岩，碰到自己仰慕的学者的作品，解囊而入，也是合情合理。

1937年之后，黄宾虹离沪赴北平，史岩则西赴成都。1945年史岩从敦煌研究院返回重庆，执教于“国立艺专”，次年随校复员杭州。黄宾虹作于沪上的作品流离于西南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时局动荡，书画市场也备受影响，又恰好能被史岩遇上并收藏，种种巧合的概率比较低，因此收藏于西南地区的可能性几乎可以忽略。

1950年代初期，史岩担任了学院的图书馆馆长。利用自己的学术专长，他为学院搜罗了一大批古代器物、书画作品，用作教学资料。他本人也节衣缩食，逐渐积累了一些收藏。1950年代初的中国，古物旧画异常便宜，人人躲之不及，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收藏物超所值，在当时却是有眼光和魄力的举措。黄宾虹的这幅作品，很有可能是史岩在收藏时的偶然发现。

黄宾虹 山水轴中国画 纸本 1930年108×27.5厘米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黄宾虹《山水轴》的两段题款

黄宾虹《山水轴》局部

根据以上分析，按照常理，该作品的收藏时间当在1950年代初。因为1948年黄宾虹应邀赴杭担任“国立艺专”教授，两人因同样的教师身份和善鉴博学的共同知识体系有了深入交往的必然性。如果该画的收藏时间是在1930年代的上海，史岩没有必要将此画迟至1952年才请黄宾虹题词。不过在现有关于黄宾虹和史岩先生交游的研究中，暂时没有发现两人直接往来的记述，这幅作品的存在，倒是弥补了这一缺憾。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小事在史岩先生心目中记忆深刻，1992年他向学院捐赠包括这幅山水图轴在内的诸多文物、文献，在清点到这幅作品时，他还特别向协助工作的老师介绍说：“你看，这幅画我还专门请黄先生题了字的”，珍爱之情溢于言表，也很直接地反映了史岩对于黄宾虹的敬仰之情。

事实上，在题字的1952年，黄宾虹的境遇并不如史岩。

1951年6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和华东文化部批复，同意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在院长领导下设院务委员会。校长刘开渠任主席，史岩和倪贻德、江丰等先生同为十三位委员之一，是学院的业务、行政领导班子成员之一。就在几乎同时，黄宾虹因为自己的作品在学院展出时受到批评，竟萌生了退休回歙的念头，甚至修书给故乡亲属咨询相关事宜[7]。

黄宾虹这种失落并不是个人的矫情，在1950年代，他的艺术不被理解是一种普遍状态。

“黄老晚年赠画过于慷慨，至今美术界朋友中珍藏其精作者颇多，因而市面上流行的印刷品中，反而大都不是黄老的代表作品。”[8]这种慷慨，表明了他太希望自己的艺术能够被理解和认识。

黄宾虹与齐白石（1864-1957）的去世时间间隔仅两年，但齐白石逝世时大家的追悼回忆文章多达18篇，而黄宾虹逝世当年仅《美术》发表过一篇对其逝世的公告，由此可见黄宾虹在世时所受关注程度之低。张仃发表于1958年和1959年的两篇文章的描述中，也说明了这一点：“现在，对于齐白石先生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而对于黄宾虹先生的研究，可以说还没有开始。”[9]“近几年来，齐的艺术逐渐被广大群众所理解，并获得世界声誉；至于对黄的淡漠，实在由来已久，非自今日始了。”[10]

在这样的境遇中，院务委员、美术史专家史岩带着自己新入的黄宾虹旧作请他题签，老先生对知遇之情的感激想必也是溢于言表。1952年冬天，正是黄宾虹眼疾最严重的时候，视力减退，几至失明[11]。受到精神和身体双重压力的老先生此时的情绪非常低落。史岩携画求题，犹如连日阴雨天的一道阳光，他欣然落墨。可惜由于眼疾，他没能长篇落款。从这略显不清的32个字中，不难感受到黄宾虹在题字时的艰难，同时更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欣慰之情。

题字的第二年，1953年的2月28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和学院联合为黄宾虹举行隆重的90岁寿辰庆祝会，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亲往祝贺。华东军政委员会授予他“中国人民优秀画家”称号。值得注意的是，史岩作为教授代表之一和潘天寿、潘韵一起在会上致辞。这也侧面证明了二人交往深入程度的可能性。

在黄宾虹的艺术并未引起真正重视的1950年代，史岩能够慧眼识珠，宝而藏之，是和他个人的专业和眼识密不可分的。

史岩（1904-1994）早年曾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上海大学美术系学习，1943年赴敦煌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研究员，1945年赴重庆，任“国立艺专”（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教授，1946年随校复员回杭，从此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这所学校的教学和研究之中，曾兼任图书馆馆长、理论教研室主任等。1984年2月，文化部公布国家“第二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和指导教师名单”，学院美术史及理论专业为首批美术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邓白、史岩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史岩早年从事绘画史和绘画理论的研究，后长期从事美术考察尤其是中国古代雕塑史学科的开创和研究。他认为：“治艺史，赏鉴尤重于读书，如欲明一家风格、一代风格，尚虽读百篇专论，亦莫明其真妙处安在，若得披图一览，则了然若揭，千疑百难于斯决矣。……百闻不如一见者，执是故也。”[12]本着这种认识，他毕生节衣缩食，数十年间精心积累了数百件中国古代美术资料，包括拓片、书画、雕塑、陶瓷各个种类。1992年，他将这批珍藏捐赠给学院永久保存，其中就包括这幅黄宾虹《山水轴》。现在，这批文物是学院美术馆藏品中文物序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学院也分别在1992年和2003年举办“史岩捐献文物选展”和“史家清藏——史岩捐赠书画文物展”，表达对于先生泽被后世的义举的深深敬意。

[1]王伯敏：《麝墨 狼毫 民族魂——黄宾虹的晚年变法》，《美术研究》2004年第9期。

[2]1909年，黄宾虹应邓实邀请襄理神州国光社，可以视为其定居沪上的开端。参见王中秀：《黄宾虹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3]关于黄宾虹作品市场起落的研究，可以参见张素琪：《黄宾虹：先抑后扬的百年艺术之旅》，《艺术市场》2012年第11期。

[4]参见《黄宾虹年谱》第254页。

[5]上海大学成立于1922年，1927年因革命色彩过浓招致被迫关闭。尽管存在时间短，却培养出诸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的人才。

[6]参见孙振华：《根深才能叶茂——著名美术史论家史岩教授的学术生涯》，《美术》1993年第4期。

[7]参见《黄宾虹年谱》第525页。

[8]朱金楼：《从素描结合中国画专业谈起》，《新美术》1980年第1期。

[9]张仃 ：《试谈齐、黄》，《美术》1958年第2期。

[10]张仃：《可染的艺术》，《美术》1959年第9期。

[11]黄宾虹的眼疾在1953年6月治愈。参见《黄宾虹年谱》第541页。

[12]《河西走廊古窟拾遗》，载《史岩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