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小娟

猪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伴随着农业文明的发生而成为最早饲养的动物之一。桂林甑皮岩遗址下层的猪骨化石，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家畜，其年代为距今9000年。考古学家认为甑皮岩的家猪饲养应该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据此推算12000前的中国就有了畜牧业，开始了家猪饲养。新石器中期，猪是各文化的主要家畜之一，当时人们养猪不仅是为了食用，更是财富的象征。北方磁山文化以及以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范围广泛的仰韶文化，在很多遗址内都发现了丰富的猪骨骼，当时的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在墓中陪葬猪下颌骨和猪牙。这种现象在长江流域的大溪、屈家岭、青龙泉等文化遗址也普遍存在。大汶口文化仅三里河遗址内用猪下颌作随葬的墓就有18座，最少的2块，最多的达37块。随葬猪下颌多的墓葬中，其他随葬品也多，墓葬的规模也大。陶寺遗址的墓葬近旁，还发现了葬猪坑。

从史前时期开始，人们就用陶、石头、玉或者木头等材料塑造猪的形象。距今8000年的陕西老官台文化出土过陶猪塑像。1980年在西乡县何家湾遗址出土了一件塑成猪头的器物把手，猪的嘴巴较长，张口、大眼、耳朵较小，形象生动（图一）。大溪文化遗址出土有猪嘴形和猪头形陶支座(其年代上限达到距今7500年左右），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猪陶钵、稻穗猪纹钵，桐乡罗家遗址出土了陶猪，江苏高邮出土有6000多年前的猪形陶罐，上海青浦崧泽出土距今5000多年的猪首形陶匜。这些史前陶器以古朴的手法再现了当时驯养的家猪的形象。

出土陶猪数量最多的是山东省，在后李、北辛、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猪形陶塑。1959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的猪陶鬶，夹砂红陶质，通体施红色陶衣；器呈猪形，圆面耸耳，拱鼻，张口，四足，短尾上翘，耳穿小孔，背装提手，尾根一筒形口，可受水，嘴可注水，体肥壮，好像正在张着嘴巴向它的主人乞讨食物。尽管因实用需要在背上加安了一个鋬和一个注水口，但仍不妨碍其憨态可鞠的生动形象。全器构思巧妙，造型生动，饶有趣味（图二）。除此以外，1975年出土于山东省胶州三里河遗址的猪形灰陶鬶，整器呈猪形，四肢缺失，外表呈灰褐色，类似猪皮的颜色。头部粗短，双耳上翘，嘴两侧微露獠牙。猪身肥胖，脊背平直，圆臀上安有较高的器口，与猪的身体相通，口沿部斜出喙状流，背部有扁圆的鋬，臀部有上翘的小短尾巴（图三）。猪被大汶口文化居民作为财富的象征加以炫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极高的，而以猪的形象来制作酒器，也显示了大汶口人对酒的喜好。此外湖北省天门市邓家湾遗址出土的陶塑动物种类甚多，陶猪数量也不少，往往突出其浑圆肥硕的特征。

图一 老官台文化

图二 大汶口文化 猪陶鬶

图三 大汶口文化 猪形灰陶鬶

图四 新石器时代晚期 玉猪

除了陶猪，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出土过石雕猪，躯体浑圆，据专家研究，其造型是以家猪为原型的。浙江良诸文化的玉符中有猪纹玉符。2007年，在安徽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第五次考古发掘中在祭坛的近顶部发现一件玉猪形器，全长72厘米，重达 88千克，嘴、鼻孔、眼、耳俱全，并有一对獠牙，形态十分逼真。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个头最大、重量最重、年代最早的“玉猪”，堪称“中国第一玉猪”。这只“玉猪”虽然采用粗犷的写意手法，用整块原石雕琢而成，吻部一对獠牙却清晰可见，特征明显（图四）。

夏、商、西周时期的畜牧业也很兴旺，后来所谓的“六畜”在此时都已经具备。《历代职官考》（卷三）认为，夏商两代设有“牧正”的官职，这个职位是用于管理养猪的，可见当时养猪已经被提到非常高的位置。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豕”字，这应该说是关于猪最早的文字记载。甲骨文和金文所见“豕”字，突出其肥胖的身躯，这意味着猪脱离了野生状态，被限制在人工造成的环境里，逐渐被驯养了。这一时期饲养的家畜，除用于食用或动力外，大量用于祭祀活动，作为奉献给神灵的牺牲。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小事无不举行祭祀， 祭祀所需的家畜很多，用牲少则几头、几十头，多则数百头，甚至上千头，这也反映了当时畜牧业具有相当的规模。甲骨文中也常见用猪祭祀的记录。《礼记》记载，周代的“太牢”用牛、羊、豕三种家畜，“少牢”则用羊、豕两种家畜。两者都有猪在其中担当主要角色。至春秋时期，一般低级的贵族和士阶层，往往以“特豕”、“特豚”来祭祀。河南偃师商城宫城祭祀区、安阳宫殿区乙二基址附近发现过大量猪牲的遗迹。在一些土坑、墓葬或宫殿基址附近发现有埋葬整头猪或被解的猪体迹象，在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还发现用陶土烧制的猪蹄，这些迹象多与当时的宗教祭祀活动有关。

这一时期猪的形象还见于青铜器的造型。1981年初，在湖南省湘潭县九华乡船形山出土了一件铜豕尊（图五），器形硕大厚重，造型栩栩如生。长72厘米，通高40厘米，重约40千克。猪形塑造得十分逼真，体态庞大，两眼圆睁，平视，两耳招风，长嘴上翘，微张，獠牙尖长，背上鬃毛竖起，四肢刚健，臀、腹部滚圆。通体布雷纹、兽面纹、鳞甲纹等，前、后肢部装饰龙纹，短尾下垂，是一头成年的雄性猪形象。整器纹饰刻镂深沉，线条刚劲洗练，既是一件精美的祭器，又是一件优美的雕塑艺术品。豕尊在出土时没有发现其他的伴存物，这可能是商朝甲骨文的辞例中“瘗”（掩埋）这种祭奠方法。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商代晚期的猪形卣（图六）， 高14.1、口径9.1厘米，重0.94千克。圆口，失盖。器呈椭圆形，腹两侧各饰一豕首，大叶形耳向上竖起，直至器口，双目圆睁，向下突起的大鼻最肖似，有两个鼻孔，腹下饰四蹄，蹄端各向前方。腹饰细绫条的羽状纹和繁密华丽的雷纹，器两侧有如意头为钮，腹下饰对称蝉纹。豕卣虽失盖，但豕的头部已完整地显露在器腹上，这种设计方法与鸮卣（盖是鸮的头部）有所不同。

目前已知的西周时期唯一一件以猪为造型的青铜容器出土于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M113。猪环眼横睁，双耳斜立，吻部稍短翘，嘴角出獠牙，项上耸列鬃毛，腰身圆滚，小尾上卷，四蹄踏行状。猪形尊系合范铸造的单一器，腹部中空，颈项之内有阻隔，器的内外有使用性的磨损痕迹。背脊上开圆口，有圈形捉手的隆圆状器盖，盖周饰四目相间的斜角云雷纹。器腹部附有圆形凸起的基座，其上饰两周同心圆的组合纹饰；内圆中心为一枚凹点状的目纹，四周围绕着四条作回旋状的阴线圆首弧形尖尾的圆涡纹；外圆有九枚勾连云纹相围绕。形象逼真如实，体态自然生动，制作极其精良（图七）。器盖的里面和器腹的底面，有字形相近、字数相同的两条铭文：“晋侯乍旅”。这件器物应该是晋侯夫人墓的随葬品。

图五 商代晚期 豕尊

图六 商代晚期 猪卣

图七 西周晚期 猪尊

图八 战国晚期 二人猎猪铜扣饰

湖南汨罗出土的商代青铜豕磬，器身作豕体，豕鼻上卷，背脊上有五个凹形棱脊，脊棱下有一穿供穿绳悬挂。豕体表面分布九枚形状一致、大小有序的乳丁，其间填云雷纹、鱼鳞纹和漩涡纹，通体荫绿。2002年湘阴六塘铺出土2件青铜磬，整体造型与汨罗出土的几乎相同。

考古工作者还在西南地区的云南省祥云大波那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铜猪俑，随葬在铜棺内。还有贮贝器，其上的放牧图刻绘一男子手持长棍牧马，在房屋底层饲养马、牛、猪、羊等家畜。猪鬃毛、体毛细短，嘴前凸，獠牙短而粗，应该是家猪形象。

在少数民族文物中有野猪与虎豹噬咬搏斗的题材。内蒙古鄂尔多斯青铜牌饰上有一虎与一野猪厮杀搏斗，胜负难分的图像；云南古滇族文物中有虎豹噬咬野猪的铜扣饰，如江川李家山M13出土二人猎猪铜扣饰，一猎手被猪咬住腰部，即将将其扑倒，其前一猎犬作惊恐逃遁状，猪后一猎手持剑刺入猪臂部，猪腹下一猎犬正在撕咬咬猪，显然其狩猎对象是野猪（图八）。先秦时代随葬用品中还有漆猪，1986年陕西省凤翔县秦公一号大墓出土一件漆猪，高21、长34厘米，斫木为胎，器表髹黑漆为地，猪身由圆圈纹饰和一道道光滑流畅的弧线组成云气纹饰，形成一条特别简洁、概括而富有动感的纹带，产生简中见繁、以少胜多、动而不乱的艺术魅力（图九）。

图九 春秋晚期 漆猪

图十一 汉 玉猪握

图十 汉阳陵陪葬坑

秦末连年战争，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汉代为了恢复生产，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甚至在上林苑中设立都尉主管家畜的饲养。当时一些地方官吏为了恢复生产，劝民每户养两头母猪、五只鸡或是一头猪、四只母鸡，政府还将此作为衡量官吏政绩的一个方面。各地墓葬中经常会出现以猪模型随葬的情况。汉代盛行厚葬，但此时与新石器时期在墓葬中直接随葬猪头、猪下颌不同，汉代墓葬以陶猪、石猪这种已经物化的模型取代了实物。西汉前期，大量的陶猪随葬于帝王陵墓的丛葬坑以及高等级贵族的墓葬中，墓主为王公贵族，在汉景帝阳陵陪葬坑出土了大量陶六畜模型（图十）。出土的许多汉代陶鸡圈、猪圈，可以说是民间肉畜发展的一种反映。汉代猪的饲养，已由放养为主发展为圈养为主，养猪业和农业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养猪不但为人们提供肉食，也为农业生产提供重要的肥源。为了养猪积肥，汉代劳动人民设计建造了多种形式的猪圈。出土的许多汉代的猪圈模型，向我们展示了汉代猪圈的多样化，有独立式的猪圈，也与作坊连接的猪圈。西晋时期南方青瓷生产兴盛，还出现了许多青瓷猪圈。

汉代的厚葬还体现在死者手中有玉握随葬（图十一），握均做成猪形，其含义是不愿死者空手而去，以猪为握仍是认为猪是财富的象征，这种习俗一直影响到魏晋时期。汉代直至南北朝的墓葬中广为流行的滑石猪，唐代元和以后墓葬中出现的铁猪，均放置在墓室前二角上，这种习俗在中原一直沿袭到元代，可能是用猪驱邪祛祟的用意。陶猪随葬的习俗经久不衰，六朝至隋代，猪多塑成侧卧状，诸多小猪崽伏于母猪旁吃奶。唐代仍出土了许多三彩猪或陶猪。最有趣的是十二生肖俑，兽面人身，身着袍服，其中亥猪俑肥头大耳，长鼻，拱手而立，憨态可掬。以后猪的形象仍不断出现在剪纸、年画、木雕、泥塑等不同载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