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锦厚

（四川大学 出版社，四川 成都 610065）

上世纪60年代中，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知多少人受到冲击，特别是那些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更是首当其冲。吴宓算是其中一个。挨不完的批斗，写不完的认罪书。他在日记中多有详细记载。1967年2月1日写道：

二月一日 星期三

阴历十二月二十二日。阴，小雨，风，寒。3－7℃，夜 3：30a.m，起，4－6撰《交待我的罪行：第九篇演讲〈红楼梦〉》，成总说及批判一段，凡大半页。早餐，粥，二馒。

……晚……

10p.m.-2a.m.续撰写《交待我的罪行：第九篇演讲〈红楼梦〉》，叙述1907—1963宓一生有关《红楼梦》之事实经历，二页有余；全篇成，凡三页满。2a.m.始寝。（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8册1967-1968》，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吴宓交待的“有关《红楼梦》之事实经历”的文字，我们是无法寻觅了。这实在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不仅对了解吴宓、分析吴宓、评价吴宓，就是对《红楼梦》研究，《红学》史的研究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但从留下的不完整的“交待”，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少许可供研究的一些重要线索。他说过：

我研究《红楼梦》的时间很早，四十年代，我更是致力《红楼梦》的研究。

这就告诉我们：

要注意他研究《红楼梦》的时间。

从吴宓自编年谱，我们知道他研究《红楼梦》确实很早。1907年，14岁的时候就开始阅读《红楼梦》。他说：

仲旗公带回之行李中有《增评补图石头记》（此书俗称为《红楼梦》一部，铅印本，十六册，本书第一回，由第二册起，与后来商务印书馆所出版之《增评补图石头记》，分订上下两册者，完全相同），宓见之大喜，赶即阅读，并于夜间，伏衾中枕上，燃小煤油灯读之。每昼夜可读五回至六回。故得于明年正月中旬（宏道下学期开学前）读毕全书。（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 1894-1925》，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12。）

不但阅读《红楼梦》很早，而且与作者曹雪芹能够心心相印也很早。早年在和友人讨论小说时就说过：

昔人评《石头记》，谓语语从我心中拔剔而出。金圣叹论《西厢》，则谓《西厢》非王实甫之作，特天下万世人心中所有，而王实甫从之窃取来者。此二语，余极服膺。（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2册1917-192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吴宓自此便以他“极服膺”的二语，“从我心中拔剔而出”“窃取来者”的态度去阅读《红楼梦》、理解《红楼梦》，越是困难时读得越多，以资心灵相通，以资心灵契和，从而获取智慧，获取力量。在他的日记中，不难读到这类的话语：“恒爱诵”“酣读”“久读”“默诵”“背诵”……“泪下极多”“流泪甚多”“泪如雨下”“涕泪交流”“泪如泉涌”“涕泣”“涕泣不止”“落泪不止”“宓自伤如石头记”……他的心与曹雪芹相通，与《红楼梦》中人物相通，简直成了《红楼梦》的一员。“敌人”沈从文（参见2017年2、3期《郭沫若学刊》拙文：《吴宓为什么认定“沈从文”是“他的敌人”？》上、下）在写给朋友的女儿的信中讲过这样一件有趣的轶事：

我这里住的地方，附近约有廿个小馆子，全是联大教师学生照顾。教师中最出色的要数吴宓。这个人生平最崇拜贾宝玉，到处讲演《红楼梦》，照例听众满座，隔壁有个饭馆，名“潇湘馆”，他看到就生气，以为侮辱了林黛玉，提出抗议（当真抗议）！馆子中人算尊重教授，便改名为“潇湘”。你想想看这个人多有趣！你问问妈妈，她会告诉你这人故事的。（从文：《给小莹的信》重庆版《文艺先锋》第4卷1期1944年8月11日出版）

这一则轶事告诉我们，吴宓如何以《红楼梦》为工具，为武器去生活、去斗争。

他一生没离开过《红楼梦》。诚如他在《忏情诗》里所写：

平生爱读石头记，瀛海一编载笈随。

千骑华堂齐拥贺，有谁焚稿慰颦儿。

（吴宓著：《吴宓诗集》，中华书局，1935年）

演讲，是吴宓公开《石头记》研究成果最主要的载体，是他借以“倾诉”，“渲泄”内心感受的手段，是他“无形中”受“感化”的表白。他说过：

凡真正之伟大文学作品，皆能无形中施感化之功，使全体读者之性情得以根本改善。（吴宓：《红楼梦人物典型》1945年3月25日《成都周刊》3期）

试细绎吾个人每次读《石头记》时之情景则可历睹此三四十年中，世界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之变迁，兼可显映吾个人幼少壮志悲欢离合之遭遇焉。（吴宓：《“石头记”评赞》，《旅行杂志》1942年11月16卷11月号）

吴宓研究《红楼梦》，演讲《红楼梦》不但早，而且时间也很长。我们可以将它划为三个时间段：

第一个时期，序曲：1919年到1937年

时间：1919年3月2日

地点：美国波士顿（Boston）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

题目：《〈红楼梦〉新谈》

吴宓用英语向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所作的演讲，反响强烈。陈寅恪以诗一首见赠：

《红楼梦新谈》题辞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在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得诗后，在日记中写道：

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从此两人的友谊得以终身。

第二个时期，高潮：1937年到1949年

先后在昆明、遵义、成都、乐山、武汉、长沙、广州、西安……差不多讲遍了国统区，除了向青年学生、教职员工，还向工厂职工、医院护士、银行职员、剧团演员、讲习班、现役军人讲演，所讲之处，无不引起“轰动”……抗战时期，更是大讲特讲，同时与各界人士座谈《红楼梦》，向红迷、粉丝答疑解难。次数，虽有人作过统计，最少在八十次以上，但那绝不是个准确的数字。

第三个时期，尾声：1949—1963

时间：1963年4月13日，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

地点：重庆市戴家巷市政协俱乐部

题目：《红楼梦》与世界文学

1963年4月以后，虽然没有再在公开场合演讲了，但他的阅读和研究，与红谜、粉丝的互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时人对吴宓40年代“更是致力《红楼梦》的研究”，由课堂讲授走向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演讲《红楼梦》，也有不理解的。当年就发生过读者投书报刊对他予以批评。他的日记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1944年1月16日 星期日

昨《朝报》郭君撰论《红楼梦》文（谓因听宓讲演后而作），谓妙玉与贾政竟生同世。似讥宓兼具此二人之性行，未免矛盾。且有不谌之语，以诬辱宓，亦未如之何也。（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9册1943—1945》，第 191页）

1944年12月31日 星期四

［补］今晨接“《新民报》之一读者”寄来邮函，“北外何寄”。责宓当今国难紧急，战士浴血舍身之时，不应对青年讲《石头记》贾宝玉等题材。问宓是何居心？促宓在《新民报》中作文答复。宓与诸君商，决置之不理。（同上391页）

1945年1月18日 星期四

出见市贴一月十七日《华西日报》副刊，有刘由甫撰文，诋斥“某教授”（指宓）侈谈《红楼梦》。又劝人读四书五经，为迟生数千年，不合时世，为动机不良、别有用心。云云。（同上413页）

如今的研究者，也有人对吴宓大讲《红楼梦》，虽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对四十年代吴宓演讲《红楼梦》的良苦用心仍然是不完全理解的。他们说：

1920年，吴先生就用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小说比较的方法写出《〈红楼梦〉新谈》这篇论文，在红学研究上令人耳目一新。以后，或许是忙于高校的教学，以及编辑《学衡》和创作诗歌等，未见先生有红学论著公开发表。四十年代，他似乎对《红楼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仅连续发表了《〈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之人物典型》论文多篇。（韩进康《别具慧眼，独辟蹊径——从“〈红楼梦〉新谈”看吴宓的红学观》，《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

吴宓开设业余红学讲座，基本属于志愿服务。一方面，邀请者的盛情难却；另一方面，他自己也确实兴致勃勃。个人的学术兴趣为上，报酬问题，本不在吴宓话下。（沈治钧：《吴宓红学讲座述略》，《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五辑）

这样的评论还缺少全面性，当然也没照顾到时代，顾及到吴宓的全人。吴宓的演讲《红楼梦》，绝对不仅仅“是个人的学术兴趣”。

更有甚者，有论者竟对吴宓演讲《红楼梦》任意加以曲解，大加指责，说：

倡扬国粹的吴宓，并不去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对古典文学，他毕生关注并投下较多精力的是《红楼梦》，他是从贾宝玉身上寻找自我，借贾宝玉而言自己的心声）主张旧礼教、旧道德的吴宓，却向往个性解放，恋爱婚姻自由的新生活。他表面上主张新人文主义精神，而实际的内心生活和行为却是浪漫主义追逐女性之旅。（沈卫威：《吴宓的志业理想与人生悲剧——前期日记解读》，李继凯、刘瑞春选编《解析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590页）

这种“解读”全然是“曲解”，进而加以“指责”更是没有道理。吴宓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化”，何止于《红楼梦》，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水浒传》及戏曲《西厢记》……诗人学者顾亭林、黄梅村等等，有爱好研究甚多！不可否认，他对《红楼梦》最喜欢，下功夫最多，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呢？难道《红楼梦》不是“中国古典文化”吗？为什么“毕生关注并投下较多精力”就是错误呢？就指责他“是从贾宝玉身上寻找自我、借贾宝玉而言自己的心声”呢？

这种“指责”似乎脱离了时代，脱离了社会环境，脱离了吴宓的全人。吴宓很早就指出：

凡小说巨制，每以其中主人之祸福成败，与一国家一团体一朝代之兴亡盛衰相连结，相倚伏。《石头记》写黛宝之情缘，则亦写贾府之历史。（吴宓：《〈红楼梦〉新谈》，1920年 3月4日《民心周报》17、18期）

《红楼梦》不正是这样一部巨制么？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妙玉、袭人、晴雯、紫鹃……的祸福命运，哪一个不与荣宁二府，不与清王朝的兴亡盛衰相连结、相倚伏呢？《红楼梦》中的人物，吴同情贾宝玉、林黛玉、自比妙玉，厌恨薛宝钗、王熙凤、袭人，赞颂晴雯、效法紫鹃。每当他遇到挑战，遭受打击的时候，他总是要读《红楼梦》，想到书中的人物。他说自己的“境遇虽可比妙玉，性情则颇似宝玉”。看他是怎样说宝玉的吧：

1936年7月25日 星期六

午饭后，忽不乐。读《石头记》凤姐托巧姐于刘老老，及宝玉出家等段，大悲泣，泪如流泉。盖宓多年经历，伤心实太深矣。于是极有意出家，为天主教僧侣。对世中之人与事，一切均极厌鄙。今与宓言救国益世，如对宝玉言科第功名。盖恋爱乃宗教之初步与过程，必极聪明而又多情之人，始足语于斯二者也。宓读西洋宗教及哲学书，所得既深，一己经验又繁，夫然后，乃益赞赏《石头记》一书之伟大，以其为人生全体之真切悲剧也。

1938年10月16日 星期一

宓回念生平，所行所施，能不伤心痛悔也耶！且宓由此更知《石头记》之所以伟大，夫宝玉之于女子，崇拜爱护可谓极矣。顾其梦游太虚幻境时，竞眼见诸多美丽之女子立地化为可怖之魔鬼前来追逐吞噬，宝玉急逃。盖即表现作者类此之观感而已。呜呼，人生如孽海乘筏，惟宗教为一线之光明灯耳。此最真至之人生观也。

1941年3月11日 星期二

宓无富贵之境遇，又无俊逸之形貌，而有贾宝玉之性情，此实宓生之不幸与悲剧。则宓亦只效法宝玉之佛性而出家，而终不能窃比宝玉之色情而求爱。成败短长，其尽于是。宓年近五十，略知天命于宓者何如是。……

1951年6月9日 星期六

又谈论《红楼梦》，宓自言宓答昔为贾宝玉、柳湘莲，而今则为甄士隐与警幻仙姑一流人物，盖乃注重道德之高僧与侠士。

1972年5月22日

夕，孙开中来。宓为谈宓之《红楼梦》研究及宓自拟紫鹃、刘文典以宓拟妙玉等。

吴宓的好友，不少听众，对他演讲《石头记》的良苦用心是非常明白的。他们在听了演讲《红楼梦》后所写的感想或“赋呈”赠诗都非常清楚的告知我们。现举几例，即可见一斑。

1942年5月4日，一位叫虞唐的人就专门访问吴宓，呈上自己写的诗篇，畅谈听了演讲后的感想。吴宓日记中写道：

虞唐兄弟来访，呈诗。谈时危。宓述（一）三洲分霸之说。及（二）未来世界融合并存Eclecticism（折衷主义）之论。11：00虞君始去。

听雨生先生讲红楼梦率成一律录呈吟政

后学虞唐

金谷莺燕竟有无，裙屐盛事总荒芜。

人间啼笑终成幻，浊世文章亦自娱。

剥茧伊谁抽妙绪，谈禅赖君辟野狐。

剔微独具粲花舌，探得骊龙命下珠。

宓寝后，以时局危迫，忧患深至，憬然有悟。遂有如下之决心。（1）谢绝人事，深居孤处，自撰小说……

此诗后来收入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诗集》时，定稿为：

听雨僧先生讲红楼梦赋呈

虞唐

金谷繁华事有无，风流裙屐总荒芜。人间啼笑终成幻，浊世文章亦自娱。剥茧伊谁抽妙绪，谈禅端赖辟新途。剔微独具莲花舌，探得骊龙颔下珠。

读吴宓诗集及石头记评赞赋呈雨僧先生

程兆熊

清明易简，万法归宗。勇猛精进，群魔景从。读先生集，愧无以慰。守道而已，他何足惜？辟地开天，益寿延年。此亦大事，不亚诗篇。才说红楼，白云悠悠。论归宿处，自有千秋。（《吴宓诗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

近事有感呈雨僧诗

杨树勋

先生爱读雪芹书，文雅风流老杜如。

禅谈莽玉心颜喜，爱语痴颦气韵舒。

栊翠孤芳身自许，蘅芜深罪笔能诛。

云开花雨真情现，亦是诗僧亦是儒。（同上）

1946年2月，先生应好友刘永济的邀请赴乐山武汉大学分校演讲《红楼梦》，当地不少人闻讯而至，听者无不拍手称快。好友刘永济随即赋诗：

听雨僧兄石头记评论赋赠浣溪沙一阕即希教正

刘永济

君亦红楼槛外人，凄凉犹说梦中身（初稿此句为“梦中说梦最酸辛”）。忏情何计等冤亲？顽石倘能通妙谛（初稿作“点石有功真妙术”）。粲花无碍是奇文，独持宏愿拯群昏（初稿“独持宏愿理群纷”）。（同上）

诗中的“抽妙绪，辟野狐”，“辟新途”，“笔能诛”，“守道而已”，“拯群昏”可谓画龙点睛之笔，点出了吴宓讲演《红楼梦》的良苦用心，值得细心体会。

挚友姚文青说得更明白。他说：

雨僧嗜读《红楼梦》，终生不衰，为现代研究《红楼梦》最早之学者。其研究摒弃索隐，不事考证，专以人生讲《红楼》。其论亲朋故旧，亦好以《红楼》中人喻之。此次来陕，在西大讲《红楼》数次，不特座无虚席，室外亦众头攒孔，盛况空前。临别，余赠以诗曰：“异国微言万象收，早年群羡紫骅骝。周情孔思黄虞志，白眼青山嵇阮俦；一代文章矜玉海，半生骚愿寄红楼。才人老去风流在，艳绝东南七宝州”。盖将往岒南讲学，故有末句。此诗雨僧甚赏之，谓能道出胸中积蕴，并誉余有诗人本质，今后当专心致力于诗，不应以货殖纷其志也。（姚文青：《挚友吴宓先生轶事》，黄世坦编《回忆吴宓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

抗战时期为什么大讲《红楼梦》？他本人也作过回答。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

外文系二年级学生、兼《中华人报》通讯记者张中文晋人，来谒，宓从其请，明日为撰《答〈中华人报〉记者问》四条，刊登该报十月二十一日，并诗（粘存）。（1946年10月7日）

问：吴先生研究《红楼梦》之经过如何？有何心得？

答：予有一贯综合之人生观及道德观。予之讲《红楼梦》，只是借取此书中之人物事实为例证，以阐明予之人生哲学而已。至于对此之总批评，曾登载《旅行杂志》16卷11期，可寻阅。

问：吴先生将教授武大外文系何种课程？

答：……（2）为文学与人生。文学与人生，乃述宓读书经验之心得，期与一部分高明诚挚之同学互相讨论。其中有予一贯综合之人生观，而以古今东西圣贤哲士之著作教训为根据，以日常生活现今社会之现象为例证，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其中根本之义有二：曰一多，曰两世界。（《答〈中华人报〉记者问》1946年10月21日《中华人报·学人访问》栏，转引黄世坦编《回忆吴宓先生》）

《石头记》为文学人生集大成之书，尤须以各人之真情常识读之识之。彼旧式专家（如谓书中某事后紧按某事是金可克木能生火）及新式专家（如《东方杂志》某君以历法考定此书年代）皆同一离题甚远，无有是处。“红学”久为世诟病，俗人以“红学”为承平时代有闲阶级士大夫玩物丧志之行。故近年有称宓为红学家或《红楼梦》专家者，宓恐滋误解，殊未敢受。宓甲申年四月有诗云：“千端忧世凭谁诉，遥指红楼说梦人”，即有感于此事也。（吴宓：《“红楼梦”之人物典型》，《成都周刊》1945年4月1日第四期）

吴先生所说《感事四首甲申闰四月》，此为第三首，全文如下：

国命茫茫系一身，取威定霸未兴仁。

狼贪鼠窃糜公帑，薪桂米珠苦下民。

簧鼓齐鸣文教息，家居自坏礼刑沦。

千端忧世凭谁诉，共指红楼说梦人。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诗集》）

抗战时期，吴宓为什么要“更致力《红楼梦》研究”，而且不辞辛苦，不避艰险，不计报酬，大讲特讲《红楼梦》呢？友人的和诗以及他自己的诗文都作了明确的回答：

一方面是因为他“事业和恋爱”失败，重新感受了经典著作《红楼梦》的力量，借题发挥。如他给友人的信中所说：

又弟在各地讲《红楼梦》，原本宗教道德立说，以该书为指示人厌离尘世，归依三宝，乃其正旨。（《吴宓：《致王恩洋》1946年8月16日，《吴宓书信集 人文读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吴宓在《文学与人生》课的讲授中广泛地运用了《红楼梦》作实例进行讨论。他说：“对《石头记》的赞颂和辩护，以显示小说家（曹雪芹先生）的人生观不仅是严肃的，也是高尚的理想主义的。”这完全可以移植到他的《石头记》讲演上来。他在《石头记》的讲演中所宣扬的人生哲学、人生观，也是严肃的、高尚的理想主义的。

关于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文革中吴宓还作过最简明的回答。他说：

宓之人生观、道德观，一生殉道、殉情行事。自奉俭约而助人丰厚，捐助公家（如捐西师西书，今至少值15000元）以及华北水灾（1920）、抗日团体（1933，落难逋客（1925）爱国抗战（1939、1950）更不言亲友深宓关系及左右偶逢之人，恒以“多助人，作好事”为职志。(1967年2月26日日记）

他的这种人生观、道德观的哲学根源是他据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方的柏拉图哲学思想的综合。今天，能够分析批判的接受是有价值的。

他为什么要大讲《石头记》，以史为例述说、宣扬自己的“人生观”呢？试如他在日记和书信中所说：

宓以《石头记》及文学史为例，述宓之人生观。（1966年1月1日日记）

自《大公报·文学副刊》被人破坏而停刊后，虽有主张，无由刊布。而国势日益危急，所需于真正之道学以救世者亦日益切，宓《诗集》虽叙个人情志，而于民族精神及文章本旨，于卷末附录中，三致意焉，或以儇薄视之，误矣。惟先生察之。（吴宓：《致钱基博》，《吴宓书信集》）

这里所言“被人破坏而停刊”，指的就是胡适之、沈从文将他赶出了《大公报·文学副刊》。因为“无由刊布”，他就“另辟蹊径”，继续抗争，于是便采用讲演的形式，借讲演《红楼梦》发表他的主张，如他所说自己之所以写日记一样：

以宓为内向之人，处境孤独，愁苦烦郁至深且长，非书写出之，以代倾诉，以资宣泄，则我实不能自抑，无以自慰也。（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3月）

这虽然谈的是自己的日记，但完全适用于演讲《红楼梦》。这才是他抗战时期大讲《石头记》的根本的原因。在吴宓日记中，记载关于阅读和研究《红楼梦》的文字最多，倾述的情感最深，渲泄的爱恨最为鲜明。1952年，他在向文教部派来西师指导思想改造的沈忠诚、鲁国珍汇报思想后在日记中写道：

先答二同志所问宓个人生活及西师各方面情形，表示宓自知旧思想包袱甚重，极愿意参加而切实改造。次简述宓之履历及事业，举出（一）《学衡》（二）《大公报·文副》（三）《吴宓诗集》（四）《红楼梦》演讲四件，均承认缺失，俟后自加评责。但申明宓乃一国粹主义者，又为感情主义者……（同上）

研究《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诗集》和《红楼梦》讲演是吴宓自己认定的一生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四项事业。他在从事这四项事业的历程中，遭遇了不少的挑战，既有政治的，也有学术的，尤其是演讲《红楼梦》。其中贯穿着两条：

一条是《民心周刊·发刊宣言》所指示的：

根据吾国固有文明特长处，以发挥而光大之，使人人知道吾国文明有其真正之价值。知本国文明之所以可爱，而后国民始有与之生死存亡之决心，始有振作奋发之精神，遇外敌有欲凌辱此文明者，始有枕戈待日之慨。（《民心周刊·发刊宣言》）

一条是对胡适、沈从文等人的“文字相讥”“精神压迫”的“抗争”。

他曾计划将胡适之这些“敌人”写入他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他说：

宓之亲戚关系，不同林黛玉，宓自幼读《石头记》恒以胡原堂为我之荣国府，大观园。近之详记宓幼年所知，所见胡适之种种人物、事实，不厌其繁琐者，正犹宓在撰作我之长篇小说《新旧因缘》，故率先草出“冷子兴演说荣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两回，将其中人物及地理之大要，综合叙述，交待清楚而已。（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曾于中宵枕上，仿《石头记》，拟定过如下回目：

（1）梅迪生艰逝播州城，胡适之荣长北大校。

（2）吴雨僧情道齐亏损，冯友兰名利两双收。

（3）陈寅恪求医飞三岛，俞大维接轨联九洲。

亦可见宓之志矣。（《吴宓日记第10册1946—1948》）

吴宓的《红楼梦》研究，无论是讲演，还是文章，无不具有鲜明特色，但比之研究《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诗集》三项，其困难更是重重。他虽然编辑过《红楼梦讲演录》《红楼梦研究集》和《宓与同时代人士研究〈红楼梦〉文件汇编》等专著，但都遗失了。因此我们今天研究起来就格外困难，愿更多的学者予以关注，让这份遗产能够重放异彩。

2018年5月初稿

2019年1月修订

2019年2月再修改

于川大花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