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功

（湖州师范学院 湖州文化发展研究院，浙江 湖州 313000）

论及古史或上古史，传统意义上总是以黄河流域为鹄的，而今天持这种看法的人自然已经很少了，这是由于考古学的努力与成果，让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文明起源有如满天星斗，星月同辉，是多民族、多地区，多元一体同构的。

多年来，一代代考古工作者为以“地下之新材料”揭櫫古史的真实面貌付出了诸多辛劳和汗水，作出了令人感佩心仪的贡献与努力。李伯谦先生撰写的《考古学视野的三皇五帝时代》，给出了一份“考古学重建中国古史体系与传统史学中国古史体系对应表”，李学勤先生认为：“此文代表了中国学者探索古史，特别是远古历史的新趋向。”由此出发，不妨放宽我们的视域，思考考古学发现对传统历史观的颠覆与启示。

具体到越文化的讨论而言，史学宗师徐中舒先生曾有一问：“要是吴越的文化真很低,怎么能骤然兴起并与中原争霸呢？”荀子并将越与楚、夏一起目为战国时代的三大文化区域而等量齐观，《荀子·儒效》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检括史籍，越地的历史面貌在春秋前的古文献记载中几近于盲点。正是由于考古学的介入，方使曾被遮蔽的历史重新发言。浙江等地良渚文化的相继发现，揭示出环太湖流域一带的文化及其历史颇为悠久，由此亦奠定了日后江南地区越文化发展、变化的大致格局和基本走向。由此出发，窃以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皆应视作越文化的源头——先越文化，而太湖流域正是越文化的初兴之地。如此，徐中舒之问方可在此基点上求得正解。

为方便讨论，兹以良渚文化为例，对良渚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社会发育程度，以及作为越文化初兴地的太湖流域等问题作一勾勒、探讨，祈请方家指正。

一、良渚文化的基本面貌

良渚文化自上世纪30年代由施昕更先生率先在浙江余杭良渚探掘而告白于世，迄今已历八十余春秋。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展开和发掘报告、研究论著如行云流水般相继面世，良渚文化面貌渐被揭示得愈益清晰。

依照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良渚文化属于考古学文化六大区系之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区系。其年代，夏鼐先生有谓，经碳14测定，约为公元前4000年纪末到公元前3000年纪前半，和河南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约略并行，而早于山东龙山文化。

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果看，以1982—1986年上海青浦福泉山2座“玉器大墓”发掘为标志，良渚文化考古发掘工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了一个高潮期。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浙江余杭反山（按，发现11座玉器大墓，出土有号称“琮王”、“钺王”的玉琮与玉钺）、瑶山（按，发现祭坛遗址）、汇观山（按，发现祭坛遗址）、莫角山（按，发现巨型夯土台基）等地相继发掘出成片的高密度聚集的大型良渚文化墓葬及建筑基址，上述文化遗存一经揭幕，即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相继入选1987年、1991年和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及“七五”、“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亦足见良渚文化考古发掘产生的影响。

为便于对良渚文化整体面貌的观察和分析，不妨以分期和分区为锁钥，立点以探。关于良渚文化的分期，以林华东先生的早、中、晚三期六段说较具代表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把良渚文化又分为若干小的区系，如严文明先生即以太湖为基点，将良渚文化遗址分为太湖南岸、太湖东岸、太湖北岸三组。刘恒武君则划为四区：余杭区、嘉兴—海宁地区、苏州—上海地区、常州—常熟地区。即以刘君所划四区而观，余杭区位处太湖南侧，范围覆盖余杭、杭州以及德清。该区域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系良渚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遗址群；嘉兴—海宁地区位处太湖东南，范围涵盖整个杭嘉湖平原东部，遗址呈扇形星状散落；苏州—上海地区位处太湖之东，范围包括苏州、昆山及沪西等地，以吴县、昆山、青浦一线遗址最为集中；常州—常熟地区位处太湖之北，范围包括常州、江阴、无锡、张家港及常熟等地，其间较具规模的遗址不多。从良渚文化考古发掘所揭示的遗址整体分布看，有论者注意到，“整个良渚文化时期，遗址分布是由太湖东部向太湖南部转化的过程，而高密度的遗址群则集中在面积约40平方公里的今杭州北郊的余杭区良渚镇—瓶窑镇一带，遗址总数至少有115处。”

据有关资料介绍，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有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有磨制精致的斧、锛、镰、铲、犁形器、有柄刀以及特有的耘田器。陶器以泥质灰胎，表面光亮的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采用轮制，器形规整，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常见的器形是壶、豆、盘、簋等，以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加以装饰，也有彩绘。墓葬出土很多玉器，有璧、琮、璜、玦、环、珠等，也有玉斧和玉铲。有的玉琮上还刻有象征威武的兽面纹饰。丝麻织品、竹器编织也比较发达。此外，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少有兵器，并发现有人殉现象。

良渚文化基本面貌概如上述。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太湖地区发现有祭坛、玉器大墓和巨型夯土台基构成的建筑，联系到该时段恰好相当于古文献记载的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总不免使人萌生出关于长江流域越地初始文明形态的种种假说和遐思。

二、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发育程度

考古发掘中的出土器物与遗址规制，既是揭开良渚文化面貌必不可少的要件，同时也是蠡酌、判断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发育程度的指示器。在此，不妨从聚落、礼器及生产工具等的分析入手。

先看聚落

如所周知，聚落是人类休养生息的原点和出发地，它集中反映着一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土精神。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良渚文化聚落的研究明显偏少。这是因为在良渚文化中，作为聚落存在的居住遗址，较少发现。由此亦局限了对良渚文化聚落问题的深入探究。这方面，殷墟发掘的经验是一个重要参照。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殷墟为殷都的天然所在，无需质疑，也不必存疑。但有意味的是，在殷墟始终未见城垣的发掘，直到2000年左右，考古工作者在洹水北岸发现了城垣遗迹，李学勤先生认为，此即盘庚迁殷之殷。有鉴于此，对于良渚文化聚落组织的探索，不妨扩大思考的视野和搜索半径。就后者而言，希望今后能有良渚文化聚落遗址的新的更多发现，以弥补“文献不足”而带来的困扰。就思考而言，不妨围绕现今发现的墓地、祭坛及大型建筑基址所指示的聚落空间展开讨论。以期通过考古学方法所提供的路径，接近人类的早期文明。

据统计，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早中晚三期，计有516处遗址。其中高密度遗址群连片集中在余杭区系内，前已引述，在此区系内有大小遗址115处之多。著名的反山、瑶山、汇观山墓地和莫角山大型建筑群即汇聚于此，且在分期上这些遗址群属于良渚文化中期，遗址的文化区系表现明显。兹结合上述遗址材料，以余杭地区为例作一胪列、分析。

1.反山墓地 位于余杭瓶窑镇雉山村，1986年发掘。先后发掘出排列有序的竖穴土坑大墓11座，坑墓皆有棺木痕迹，棺木有红色涂层，随葬品颇为丰富，有陶器、石器、玉器等1200余件（组）。反山墓地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总面积2700平方米，为高台墓地，高出地表约4米。墓地距莫角山遗址150米。

2.瑶山遗址 瑶山遗址由祭坛和墓群构成，位于余杭安溪镇下溪湾村，1987年发现。瑶山为天目山余脉凤凰山延伸出来的一座低矮山丘，海拔38.2米。山丘顶部有方形或回字形祭坛遗迹，系由祭台、围沟和以砾石铺砌的土台构成。灰围沟与红土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发掘报告称：“这是一项经过精心设计、认真施工，具有特定用途的建筑”，应是“以祭天礼地为主要用途的祭坛”。有意味的是，祭坛废弃后又用作墓地，概有12座大墓，随葬有陶器、石器和玉器等707件（组），墓葬分南北两列，自东向西排开。

3.汇观山遗址位于余杭瓶窑镇外窑村，1991年发现。墓地海拔23米，系在自然山体的基础上修整而成，结构、规模与瑶山遗址概相类似，也是由祭坛和墓群构成，随葬有诸多玉器。

4.卢村遗址 发现有祭坛遗迹，位于台地顶部，呈方形台状，以纯色黄土堆砌而成，周沿经过修整。

5.莫角山遗址1987年发现，东西长约750米（一说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遗址区总面积30余万平方米。1992至1993年进行大面积发掘，在大莫角山下发现大片夯土层、夯窝等建筑基址，在小莫角山南发现了柱洞，柱洞口径在0.4～1.35米之间，大立柱遗迹直径一般在0.5米左右，最大直径达0.9米，经钻探调查，夯筑基址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

由上述材料，不难看出，良渚文化遗址群如此高密度的分布，表明聚落规模的扩大确是不争的事实。由此亦折射出人口的增长有了一定规模。许倬云先生通过对莫角山遗址工程用工量的估算，曾得出良渚文化中心区域人口约在10万人左右的结论。窃以为，这种估算还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考古学的认识，永远都受到发现的局限。前引有论者注意到，“整个良渚文化时期，遗址分布是由太湖东部向太湖南部转化的过程”。这是否说明了在当时不可抗自然力和部落、部族间战争等的因素影响作用下，良渚先越部族仍处于一种迁徙中的游农游渔状态。如果是，则良渚先越文化中心区域的人口数，就得大打折扣。而且，在原始时期，族的迁徙乃是部族变迁的常态，张衡《两京赋》有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可见，商人立国前迁徙为常，即便立国后，也曾有屡迁的记录。不惟如此，从所发现的良渚文化祭坛而言，仅余杭区域就有3处祭坛的存在，从祭坛在随后的岁月中改作墓地，亦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尚处于游徙不定的部族时代，恐未“晋级”到产生阶级、国家的程度。故在部族林立的区域内方有多个聚落共同体祭坛的出现。

当然，笔者如此言说，并非执意否认良渚文化中心聚落的存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在中国江南的核心地带——太湖流域，确乎出现了国内较早的先越文化中心聚落，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以及祭坛的出现即是一种说明。它表明游农游渔过程中，流动的部族有了自己的共同体同宗精神的象征。只是中心聚落毕竟与带有国家特征的都邑城市聚落有着质的不同。2007年底曾传出在莫角山一带新发现良渚文化城墙遗址的讯息，对此，林华东先生曾著文予以辩驳，指出良渚发现的并非古城。林先生是主张良渚古国论的，显然，如果论实、证成这座良渚“古城”，无疑将对其观点提供极为有利的实证和支持。笔者亦曾赴莫角山寻访，深为林先生的严谨治学和求实态度所感佩。

次说礼器

如果以遗址发现地的代表性文物来命名，良渚文化或可称得上是“玉文化”。其玉器数量之丰、品类之多、制作之精，在中国史前文明阶段，无出其右者。如余杭反山墓地11座墓葬中，随葬玉器多达3200件，占全部随葬品的90%以上。玉，很早就被先民赋予了神圣的内涵，为社会生活中之重器。因此，玉器一经出场，便具有了某种礼器的身份和色彩。在此，不妨以方家之论略作分析。

李学勤先生曾以《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立题，探讨饕餮纹的源流。指出：“浙江反山、瑶山发掘的一大收获，是发现了良渚玉器饕餮纹的最完整、复杂的型式。……这种图象所要表现的，正是人形与兽形（龙）的结合统一……图象中的兽，即龙，本来是神话性的动物，是古人神秘信仰的体现，同时又是当时正在逐渐形成、增长的统治权力的象征。……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与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良渚文化的玉琮、玉钺等玉器上常常都刻有这种神人兽面纹以及神鸟纹，也有学者称之为“神徽”。张光直先生、邓淑萍女士对良渚文化中的玉琮、玉璧亦曾分别进行过考述和分析，认为玉琮是绝地天通的象征，玉璧则是礼拜天神的法器。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则认为，良渚文化的玉琮是古越族“降神时所依凭的‘主’”，“其中央的孔可能是降临的神所停留的场所”。

毫无疑问，从余杭区域内良渚文化期祭坛的多设以及刻画有神秘符号、图象的大量玉器的出土，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信仰、神权对族群的影响力已十分强大和浓郁。文化人类学亦表明，在人类精神的童稚期，思想是在神的地盘上跃舞。因此，神本主义毫无疑问地统御、影响着良渚先越文化地区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是，这种表现力、影响力（玉器的制作、利用与权力的彰显）同国家形态的神权控御之间的关系，遗址内涵对此揭示得尚不充分。

再观农具

良渚文化遗址出现了器身较长的石犁，有了耘田器、破土器以及石镰等原始农具。表明有了犁耕农业的劳作，从而丰富了农耕采集渔猎经济的内容。

三、部族时代：良渚文化初始文明形态的认识

夏鼐先生曾指出：“从前我们认为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2250）是我们所知道的长江下游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并且认为良渚文化是龙山文化向南传播后的一个变种。实则这里是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另一种中心，有它自己独立发展的过程。”应当说，对良渚文化阶段先越历史面貌的新认识，是考古学重构古史体系的重要努力。

在良渚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上，苏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认为这个时代城邦、万国林立，古国以后是方国时代，即大国下的小国群体，而良渚文化正处于方国阶段。这种认识，无疑是考古学朝着综合社会学、历史学的工作迈出的重要一步，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只是这种用古国、方国的新构架解释国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否在理论上能够融通？而且古国与方国如何界分、定义等等，恐怕还需进一步梳理。此外，一些学者引据西方文化理论，进行诠释、解读，这方面以谢维扬先生的《中国早期国家》为著。谢先生立足于酋邦理论，总结良渚文化具有五个特点，即社会的规模超过简单氏族、部落社会；社会分化的程度甚于一般氏族、部落社会；出现了掌握社会最高权力的个人；在社会高层权力之间存在着金字塔似的等级结构；宗教与世俗权力相结合。窃以为，谢维扬先生的总结分析颇为精到。特别是指出了良渚大墓和祭坛遗址所显示的社会分化程度和政治权力程度规模要小得多，也简单得多，离真正的国家形态还有一定距离，立论殊为审慎。只是以域外之“酋邦”冠名中国古史的前国家时代，殊觉有异质之感。不妨以植根于传统记忆深处的“部族社会”构架初始文明形态的发展阶段更为稳便。

“部族”一词，笔者目力所及，较早似见于《旧唐书·郑馀庆传》，其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汇编》《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史著均有“部族”之记录。据王家范先生考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周谷城、吕思勉两先生采“部族”之说，吕思勉先生并明确主张，“昔人所谓封建时代，应再分为（一）部族时代，或称先封建时代”。并谓：

盖古之民，或氏族而居，或部落而处，彼此之间，皆不能无关系。有关系，则必就其有才德者而听命焉。又或一部族人口独多，财力独裕，兵力独强，他部族或当空无之时，资其救恤；或有大役之际，听其指挥；又或为其所慑；于是诸部族相率听命于一部族。而此一部族者，遂得遣其同姓、外戚、功臣、故旧，居于诸部族之上而监督之，亦或替其旧酋而为之代。又或开拓新地，使其同姓、外戚、功臣、故旧分处之。此等新建之部族，与其所自出之部族，其关系自仍不绝。如此，即自部族之世，渐入于封建之世矣。先封建之世，情形大略如此。

王家范先生据此认为，作为本土所自出的旧名词，“部族”植根于历史积淀的“集体性记忆”。若能比照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抉发出一定的理论内涵，也许反比较容易做到名实相副，符合国情。有鉴于此，本文采“部族”立题，以作思考的进阶。

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黄帝以及尧舜禹时期，适值“天下万国”时代，只是此万国之“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步入文明时代的阶级、国家之“国”，而是部族时代的族邦、方国。愚意以为，既然传世文献未见以“良渚”名之的古国，因此，在历史叙事上既不适当，也无必要以考古文化遗址直接冠名、坐实历史上并无记载疏证的所谓“良渚古国”，不妨径以考古学中的“良渚文化”概念，叙述文明初始形态之太湖流域先越部族的历史更为稳便。

需予说明的是，随着文明探源工程的展开，其中对良渚文化认识最重要的变化，是良渚文化被人们提升到“文明”的认识高度。良渚文化与文明的认识涉及文明标准的认识。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准：一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一是按地区划分国民。考古学的标准则更为具象：国家组织形态、城市（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遗址和商业遗迹；文化：宗教遗迹）、文字发明或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当然也有例外，如秘鲁即是结绳记事）、冶炼金属（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或铁器时代）。良渚文化比之于上述标准，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良渚缺少文字和冶金技术。如果抛开或部分抛开原有的标准，再提出新的标准（当然既然标准的提出是人类认识的产物，则标准的修改甚或修订也不是不可以），有一个问题则无法回避，即如果按探源工程所提标准，那么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旧大陆各地，细算起来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了，如此文明起源无疑又被泛化了，反而显现不出华夏文明的独特性。对此北师大教授、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就发声认为修改文明形成的标准并不可取。提出良渚、陶寺、石茆可以作为已经形成文明的假说，待日后发现有关证据再由假说上升为事实，认为科学是允许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提出假说的。

四、太湖流域是越文化的初兴地

翻检《左传》、《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有一个现象引起笔者的注意，即春秋间吴与越的冲突、交战主要是沿太湖一线展开。如发生在前510年、前496年的两次檇李之战和前494年的夫椒之战（一称五湖之战）、前478年的笠泽之战等。而檇李即在今浙江嘉兴西南，五湖即太湖，夫椒即今太湖中之洞庭山，笠泽在今江苏吴江一带。如此，亦说明了有“五湖”之称的太湖，当是春秋时吴越交兵之处，南太湖流域当是越的势力范围所在。如此，亦可看出，曾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带的先越区域文化——良渚文化，在其形成、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实际上确乎充当了涵化、孕育越文化的母体角色，从而使得太湖流域成为越文化的滥觞、初兴之地。

《国语·越语上》载：

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今绍兴诸暨），北至于御儿（今嘉兴桐乡），东至于鄞（今宁波鄞县），西至于姑蔑（今衢州龙游）。

由此不难看出，越之初兴地确在浙江北部太湖以南流域，而与良渚文化之核心带正相吻合。对此，著名历史学家童书业先生则有着更进一步的“大胆”推断：

《左氏》哀元年传云：“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夫椒为今太湖中山（《越语下》：“战于五湖，不胜，棲于会稽。”“五湖”即太湖，则夫椒为太湖中山当可信）。所谓“五湖”，盖即吴越之交界。越败于夫椒而吴遂得入越都，则越都必离太湖不远，不当在今绍兴。……（自楚灭越后，越裔南迁，故有越都绍兴之说）。……越都固在太湖流域。

按，童书业先生上述关于越都所在的议论，确乎是个大胆的推断。这是因为，无论《史记》、《越绝书》还是《吴越春秋》等，诸般史籍所载，均言越都在绍兴。对此，童先生亦言，自己的说法，“还是证据甚不够之假定”。童先生对越都之所而发的议论，仍有待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说明。在此，笔者所关注的是，童先生对吴越地理区域的探究。为方便讨论，不妨再引述如下：

…………

我又读《越语》，云：“夫吴之与越也，仇雠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上）“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下）则吴越“三江环之”，均为临近太湖之国。

…………

我们的假定，春秋末吴都江北扬州附近，越在太湖流域……

童先生对吴越历史文化区位的思考，对我们启示良多。联系到良渚文化的地理分布，颇有意趣。目今所见，良渚文化分布的范围北抵江苏的扬州、海安一带，南入浙江的宁（波）绍（兴）平原，东及舟山群岛，西达江苏的宁（南京）镇（江）地区，其中心区域主要在太湖流域。考古发现之良渚文化活动半径与童先生所论之吴越，特别是越的活动范围大致契合。2003—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浙北长兴鼻子山、安吉龙山均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越国贵族大墓，2005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安吉笔架山发现了颇为密集的春秋战国越人古墓群及一座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城遗址。这些发现可以说是继绍兴印山越国王陵之后浙江越文化考古新的重要成果。其中，长兴鼻子山“墓外陪葬器物坑的发现在浙江尚属首次，是越国墓葬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与突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大墓，其木椁“在形制上与绍兴印山越国王陵木椁相同”。不惟如此，2007年，考古工作者对德清火烧山原始青瓷窑址的发掘，揭示出这是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纯烧原始青瓷的窑址。窑址“出土了大批包括卣、鼎、簋在内的仿青铜礼器产品，为江南大型土墩墓随葬的同类器物找到了原产地。”窃以为，德清窑仿青铜礼器产品的发现和太湖流域石室土墩墓等的发现，正在一步步揭开太湖流域与越文化崛起关系之谜。上述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浙北太湖流域是越文化萌蘖之根系所在。如此，将良渚文化视作先越文化，在地域上应无大的问题。而且即便精神信仰上，良渚文化与越文化亦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如良渚文化玉琮等玉器上的神鸟纹饰，《越绝书》、《吴越春秋》关于越人崇鸟习俗的记录等等。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即认为，良渚文化的玉琮及其图像记号（包括神鸟纹）是古越族对外交流的深化。

当然，沿着童先生之说所启示的方向思考，并不意味着童先生所提出的假说没有问题。问题之一，如果说吴都在江北，那么其与无锡发现的阖闾故城、苏州乃吴之姑苏所在等等问题如何释解、圆通？这需要进一步的历史文献与实证资料的解读，以说明曾经发生的人口与文化的传播、流动及其带来的文化记忆的变迁；问题之二，考古界对春秋战国及其前后时段的发掘更多的尚处于“点”的解剖，若想复原先秦时代这一区域的面貌仍需假以更多的时日，而且这个问题的解决，其本身就是一个可展望，而不可即及的面向理想的现实魔方。

窃以为，良渚先越文化存在一个与其他文化的此消彼长以及相对疏离、渐趋聚合的状态与阶段。良渚文化向岭南的延展和后来在太湖之地的逐渐消遁，既反映出黄河流域文化对淮河、长江流域文化的扩张、影响，也表明吴文化（按，在笔者看来吴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当更深，印迹亦更为明显）与越文化的碰撞、交集（按，尽管对此我们还缺乏更多资料的诠释）及越地文化在族的迁徙和文化传播浪潮中的形态嬗变。而这也恰恰说明华夏文明的形成，确乎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远古时代族群的分分合合，各地方文化的差异聚合，当是一种常态。当然，无论怎样改变，区域文化的基本精神却仍如屈原“九歌”中的魂魄一般，虽九死其犹未悔。如所周知，越文化以好剑轻死、厥性轻扬而著称。《越绝书》即称：“锐兵任死,越之常性”。明《（万历）湖州府志》引《晋志》云：“江南气劲，厥性轻扬”。及至东汉末、三国争雄时,世人谈及江南之地仍谓之：“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凡此，亦说明时空的跨越消解不了文化的生命力，区域文化的耐应力和持续张力远比人们想象的顽强得多和复杂得多。

综上所论，尽管在良渚文化的方国冠名和国家（文明）状态的具体认知上，史学与考古学互有歧见，尽管对越文化初兴地的认识也还只是一个开始，但并不妨碍历史学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构建新的古史体系，不妨碍我们将良渚文化遗址目作先越部族时代重要的文化聚落群，不妨碍史学放宽研究的视野去找寻越文化在历史的原野上留下的芳跡和支点。事实是，在今天想要探究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时代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只能根据考古发现进行研究，而考古学确乎“有能力研究发生在数百年或数千年前的历史过程，以重现并检验某一时刻曾存在于世上但现在已消失了的各种文化类型的全貌”。一如王家范先生所论：“考古事业的大发展，使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古书里提到的‘方国’或‘方邦’，正从地底慢慢涌出”。而良渚文化无疑正是一个“从地底慢慢涌出”的具有一定的初始文明形态的先越文化的突出代表，太湖流域无疑应视作越文化初起、勃兴的重要地区。

注释

①关于良渚文化发现人，何天行先生曾有不同看法，认为其于1935年即发现了良渚文化。对此，良渚遗址管委会张炳火、蒋卫东先生曾撰专文予以辨析，提出施昕更、何天行先生都对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做出过开创性的突出贡献。然而，就良渚遗址的发现和试掘而言，当为施昕更先生，并引陈星灿先生观点称，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学术界展示了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认为，“学术界推崇良渚遗址的发现者施昕更先生为良渚文化的发现人是名至实归，符合良渚文化发现的史实”。详见《也谈良渚文化的发现人》，《良渚文化探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②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在是书第7页，关于良渚文化起讫年代，夏鼐先生使用了比较明确的表述，其上下限为约公元前3300～2250年。另，关于良渚文化的年代，学界认识不一，其上限有距今5200～5300年说、5300年说、3500年说、3300年说、3200年说等，下限则有距今4300年说、4000年说、2500年说、2300年说、2200年说、2000年说等。参见黄宣佩《论良渚文化分期》，《上海博物馆集刊》第6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林华东《浙江史前文化的两朵金花——河姆渡和良渚文化》，《文史知识》1996年第10期暨《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6～87页；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分区》，《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1996年版；牟永抗、魏正谨《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太湖流域原始文化的分期问题》，《文物》1978年第4期；汪遵国《太湖地区原始文化的分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③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7期；杨楠、赵晔《余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筑基址》，《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10日。

④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2、133～196页。另，良渚文化的分期，学界尚有二期说、四期说、五期说等。参见汪遵国《太湖地区原始文化的分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分区》，《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1996年版；黄宣佩《论良渚文化分期》，《上海博物馆集刊》第6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⑤严文明：《良渚文化と中国文明の起源》，《日中文化研究》11号，1996年。另，栾丰实先生将良渚文化划为六区：太湖以东、杭嘉湖、太湖以北、宁绍平原、江淮和宁镇地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划为五区：杭州地区、苏南—沪西地区、嘉兴—沪南地区、常州—无锡地区、湖州—宜兴地区。参见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分区》，《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1996年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596～597页。

⑥按，对反山墓地的认识，各家略有不同。如东西长度，或有数字表示，或曰长度不明；南北宽度，或曰40米，或曰30米；高台墓地高度，或曰7米，或曰5米，或曰4米。至于高台墓地系人工堆筑而成，还是在自然山体的基础上堆土增高，认识亦颇不一致。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0～461页；方酉生《从良渚文化的衰落说到防风国及与夏王朝的关系》，《良渚文化探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1页；《反山墓地》，杨宽、沈起炜等主编《中国通史词典》（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刘恒武《良渚文化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⑦参见林华东《从良渚文化看中国文明起源》，《浙江学刊》1994年第6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瑶山遗址》，杨宽、沈起炜等主编《中国通史词典》（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⑧按，据笔者访谈相关人士，汇观山之“观”，在当地实意为“棺”。此亦足见，远古先民的墓群仍保存在后人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中。此外，涵括了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三处良渚文化遗址的大观山果园之“观”，其初意亦为“棺”。

⑨按，莫角山过去为大观山果园的一部分，故亦称大观山果园遗址，现称莫角山遗址。

⑩参见杨楠、赵晔《余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筑基址》，《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10日；林华东《从良渚文化看中国文明起源》，《浙江学刊》1994年第6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莫角山遗址1992～1993年的发掘》，《文物》2001年第12期。

[11]参见林华东《良渚发现的并非古城》，《观察与思考》2008.02.01；《良渚文化“古城”再质疑》，《观察与思考》2010.1.1。

[12]参见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邓淑萍《新石器时代的玉璧》，转引自国际良渚学中心编《良渚学文集》（玉器一）。

[13]参见牟永抗、宋兆麟《江浙的石犁和破土器》，《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1996年版。

[14]按，实际上，即便是吴之所在，学界也有颇为不同的认识。如对周之太伯奔吴，也有东吴、西吴、北吴等的不同说法。参见叶文宪《吴国历史与吴文化探秘》，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15]林华东：《浙江史前文化的两朵金花——河姆渡和良渚文化》，《文史知识》1996年第10期；并见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安志敏先生在为《良渚文化研究》所作序中认为，良渚文化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南限迄于浙南，东到海滨并远达舟山群岛，同时还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及江西、广东的若干史前遗存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对于良渚文化分布的范围，也有学者表达出不同认识，如认为宁绍平原不属于良渚文化范畴，认为宁镇地区的史前文化第四期属于江南新石器文化区系等。参见牟永抗《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魏正谨《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与分期》，《考古》1983年第3期。

[16]陈元甫：《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按，目前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正组织力量对安吉八亩墩越国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笔者曾在2017年和2018年几次与浙江大学方新德教授探访，深感墓主的等级规格似不低于“王者”，对此充满期待。

[17]据叶文宪先生分析，石室土墩墓可看作是越人、越文化颇具典型意义的特征。在德清独仓山与南王山，考古工作者发现有6座石室土墩墓。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独仓山与南王山》，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8]按，说到区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离合”问题，早期巴蜀文化与中国的大两河——长江、黄河流域主流文化的疏离较为明显，且更多的体现出一种“离”的文化差异性特征。春秋战国以降，巴蜀文化开始步入文化整合的过渡时期，其文化特征才较多的显示出与中原文化、楚文化等“合”的一面。而吴越文化则与巴蜀文化不同，其“合”的成分与意识相对较浓。限于篇幅，这里只交待一下观点，待另文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