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加拿大人云达乐

2019-04-03徐杉

郭沫若学刊 2019年1期

徐杉

（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四川乐山 614000）

由于《清末民初时期外来文明对乐山文化的影响与作用》的课题研究，2015年我去了加拿大，在采访90岁的云达乐（Don Willmott）时，他忽然问我：你笔记本封面上的人是谁？我告诉他是郭沫若。他显得很开心，讲述起与郭沫若的往事。

一

云达乐的父亲云从龙(Leslie Earl Willmott)1921年以教育传教士身份来到四川，在仁寿县创办了华英中学，并担任首任校长。云达乐就出生在仁寿。由于家里的保姆、厨师、轿夫是四川人，所以云达乐小时除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外，还能满口仁寿方言以及成都话。他说父亲最初为他取名叫：大乐。希望他一生都有大大的快乐。后来意识到期望过高，觉得只要能通过努力达到快乐就满足，于是更名为：达乐。

抗日战争爆发后，位于山西的铭贤学校（Oberlin Sansi Memorial School）几经辗转，在于右任的帮助下终于在四川金堂县一座清代庄园——曾家寨安顿下来。该校原是由美国欧柏林大学派外语教师，因为战争爆发暂时中断，只好在在华的西方人中招聘教师，云达乐便应聘到铭贤学校任教。

云达乐回忆道：“我到铭贤学校当英语老师时，与许多学生年纪相仿，有的比我年纪还大，所以师生之间没有隔阂，相处非常愉快。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球、唱歌，出去爬山。男生们性格开朗一些，会主动用英语与我对话，讲对讲错不在乎，因此他们英语提高比较快。可女学生比较害羞，担心自己说得不好，不好意思说英语，除了课堂以外总是用中文与我说话。那些女生说话细细的，柔柔的，非常好听。我便模仿她们说话，时间一长我说中文就带她们的腔调，结果后来有人给我取了个‘娘娘腔’的外号！”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19岁的云达乐被招募到来华的美国空军某部担任翻译，成为了一名军人。由于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2005年中国政府邀请他到北京参加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并授予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二

云达乐在重庆期间曾四次见过宋庆龄。说她当时被软禁，不能离开重庆，私下里组织了一些药品和物质，只能请外国友人帮忙运到延安帮助共产党。由于他当时年少，又在美军中服役，四处行走不受限制，暗中为共产党做了一些工作，也结识了共产党中的一些精英分子。

云达乐回忆：“1945年6月3日，在陶行知先生的引荐下，我见到了郭沫若，他非常和蔼。郭沫若先问了我家人的状况，然后谈起抗日战争，言语中流露出对国民党的不满。他当时在重庆领导文化界人士进行抗日宣传，身边聚集了大批文人。其中一些人与父亲是朋友，如陶行知、龚澎、乔冠华、张友渔、马识途等，还有一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聊了一阵，郭沫若先生问我了解中国书法吗？我说略知一点。他便让我砚墨。我拿起桌子上的一块墨，在砚台里加上水，一丝不苟地研磨起来。稍后，郭沫若先生微笑挥笔写下一幅书法：‘我们应以世界市民的心情通力合作，使全世界真正地成为民主的大家庭。’郭沫若先生把这幅书法送给我，我珍藏了大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返回加拿大后，曾经给学生讲过中国书法，每当我拿起毛笔时，就会想起郭沫若先生。”（图见封二）

云达乐回忆道，他在美军服役期间，主要是教授美军中文。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投入二战，增派了大量飞行员到中国，因此学中文成为美军的重要内容之一。他所在的军队中也招募了少许中国人，闲暇时大家喜欢凑在一起下棋，中国人学会了美国人带来的国际象棋，而美国人学会了中国象棋。

三

抗日战争结束后，云达乐觉得自己有必要进入大学学习，便于1946年7月退伍返回故乡，不久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专业。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希望毕业以后回中国进行这方面研究。云达乐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了解中国人在其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和想法。他相信学成之后，能在中国成就自己的学术事业。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准备来中国完成博士论文时，中国的大门关闭了。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到华人较多的印尼开展中国人研究，故他的人类学博士论文名为《侨胞在印尼》。

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所以对在国外居住的华人称侨胞。他在印尼等地接触到许多中国明代移民与马来人通婚后的后代，他们的文化介于中国和马来文化之间，也受到其他非华人族群的影响，后来这些人被称为“娘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