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

1973年夏季，父亲休班回家的一天，晚饭后带着我去小学，和苗校长坐在院子里的水泥乒乓球台上聊天。父亲问能不能让我上学，苗校长说不行，一定得满七周岁。我在一旁玩，其实没有什么可玩的，学校里没有别的人，除了他们散淡地说话，四周寂静，月光明亮而柔和，有细微的风，空气凉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情景我记住了，从未忘记。

过了一年，我到这里上学了。

小学在村子边上。很多年后想到这一点，禁不住心里感谢，感谢它的位置，不在村子的里面而在外围的一个角落，不脱离乡村生活日常，又连着外面的世界。

学校背靠一座小山，山坡贫瘠，散布着矮松、荆棘和杂草，偶尔会蹿出只野兔，飞出只野鸡。小山对我们吸引力不大，我们不缺丰盛高深的山，但还是有时候会爬上去，望望不远处不知道蜿蜒通向哪里的公路。有一次，我一个人爬到小山顶，站了一会儿，忽然想，继续站下去，能不能站成一棵树？

小山下是苹果园，园门斜对着校门，除了苹果成熟的季节，课间休息时就能进去小闹一会儿。苹果园很大，一直向北绵延，尽头就是另一个县了。这就又要说到一个边上的位置，村子地处两县交界处，行政划分上属于招远，习俗、方言却同于黄县，爬到村子西面群山的高处，我们叫王顶，能望见渤海湾龙口港的轮船。胶东半岛各县人说话，口音差别明显，我们一开口，同县的人马上指出，黄县腔。

冬天，树叶落净，茂密的苹果园显出疏阔。无所事事的周末，结伴闲逛，看园人的小屋已经封了，我们好奇，大一点的孩子带头撬开木窗，爬进去，发现几筐冻苹果。这些苹果是淘汰下来的，个头小，不够卖的规格，随意放在这里，时间一久，就忘了。我们似乎不觉得是偷，反而像是把这些出局的、遗弃的小东西救了出来。我们没有大人那么势利，一口咬下去，带着冰碴，抽口凉气，全身发抖，一半因为寒冷，一半因为兴奋——少年的冻苹果盛宴。

学校放麦假，放秋假，两个短期的农忙假。我割过麦子，掰过玉米，拔过地瓜藤。最快乐的是夜晚的打麦场，大人们忙着脱粒、扬尘，任由旁边高高堆起的麦秸垛变成孩子们的游乐园，爬上爬下，打闹，翻滚，捉迷藏——把自己埋在厚厚的麦秸里面。有一次，我在麦秸垛的熟香里睡着了，醒来已是深夜，所有的人都早已回家，周围只有虫鸣。我看着头顶广阔而灿烂的星空，又躺了一会儿，才起身抖掉麦秸，带着自己的影子，慢慢走回去。

上学的日子也有不少劳动。摘松花，冬天教室里生炉子，松花易燃，放进去就会升起跃动的火焰;捋刺槐叶，背回家晒干后，再送到学校，统一卖了，所得用于日常办公开支。这两项都是到村子西边的山里，山连着山，大山小山，人那么少，散到山里，谁也看不见谁。所以这是孤独的劳动;孤独使精力专注，劳动让身心踏实。我们熟悉我们的山，知道渴了哪里去喝最甜的泉水，也知道什么地方有人下了铁丝扣，等待莽撞的野兔。山里据说也有狐狸，村里人讲过许多狐狸的故事，真假难辨，不过我从来没有见到，倒是见过几次黄鼠狼。我们熟悉山里的梨树、柿树、桃树、杏树、山楂树、李子树、栗子树，熟悉很多野果，有叫得出名字的，有叫不出名字的。最常摘来吃的，是荆棘上的山枣。

集体劳动更轻松、活泼一些。在苹果树下拔杂草，在田野里拾麦穗，休息的时候围着老师听故事。苗校长讲了一个土匪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最受欢迎。这个土匪真有其人，故事在山东半岛流传多年了，之前我听祖父讲过，但没有苗校长讲得绘声绘色。下一次劳动的间歇，我们要求，苗校长，再讲一遍那个土匪打鬼子的故事吧。

多年以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复旦大学东部阅览室翻到新一期的《人民文学》，读到《红高粱》，无比惊讶，又困惑不已：原来我小时候听的故事，可以写成小说？可以这样写小说？《红高粱》当然大大不同于我听过的故事，但独特的原型、浓烈的民间传奇气息，我曾经那么熟悉。再后来，遇到莫言，说起家乡，他告诉我当兵期间驻扎在北马好几年。那个地方离我们村十里，村民常去赶集。

学校两间教室，两个老师，所以我们是复合班上课。一年级和五年级在一间，二、三、四年级在另一间。复合班的好处真是妙不可言，课堂永远不会单调，埋头写作业的时候，耳朵支棱着，听其他年级的课;所有年级的学生都是同学，年龄不齐，智愚各异，有趣的事总是不断。

我的第一个老师大概二十岁，教得好，但严厉，同学们有些怕他。课间休息，他常坐在教室前面的石条凳上拉二胡，这样的时候面色柔和下来，神情有些沉醉。他的二胡是自己做的，琴杆、琴筒、弓，各用不同的木料，很是讲究;有人打了一条大蟒蛇，他去取了蛇皮，做成了琴皮。不拉的时候，他也时不时用松香擦拭琴弦和弓毛。我很想试试他的二胡，始终没敢。那时候我学着拉京胡，父亲从县城给我买了一把，最便宜的一种，三块三毛钱。晚上，学校里空了，近处的人睡觉时常常听到二胡声。要到很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老师可能是孤独和苦闷的。过了一两年，他父亲退休，他接班，离开学校到县城去了。

上二年级，换到另一间教室，是苗校长教我们。苗校长是公派教师，负责我们这个小学已经很多年了，跟村子里的人都熟，挺受尊敬。他四五十岁的样子，灰色的中山装，夏天是白衬衫，洗得干干净净;说话总是带着笑，随和，亲切。三年级的时候，一道数学题，全班同学都做对了，只有我一个人错，他批评我之后，在黑板上边写边讲，结果发现是只有我做对了，他马上批评自己，向我道歉，我这个小学生还真不习惯。

第三个教我的是姚老师，二十出头，头发自然微卷，英俊挺拔。也许因为我字写得不错，记得是冬天的晚上，他叫我到他家里刻钢板，油印复习材料。用尖细的铁笔，一笔一画刻在下面垫着钢板的蜡纸上，这对我可是新鲜的经历，而且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经历了。姚老师在学校的时间也不长，也就一两年。

然后来了姜老师，他高中毕业不久，是我的第四个老师。姜老师喜欢乒乓球，课间就和学生在院子里那个水泥台子上打。同学们最喜欢看我和姜老师对台。我乒乓球打得好，要不是母親反对，就被上面来考察的人招进少体校专门打乒乓了。母亲的理由很朴素，还是要读书。姜老师如果输了，会提议再来一局;再输，就再来一局。围观的同学乐见我赢，这样休息时间就延长了下去，等姜老师放下球拍摇铃上课，一节课已经过了好长一会儿。多年以后想起这些，还能体会到那种单纯的快乐，只是又多了一点点惆怅：自从小学毕业以后，我再也没有拿起过乒乓球拍。

一天我到办公室，看到姜老师自己订的两份杂志，一份《读书》，一份《外国文学研究》，后一份是卷成一卷寄过来的，邮局送信的人说，全县只有两个人订。我当然看不懂，却很好奇，翻一翻，仿佛能够捕捉某种气息，不清楚是什么，只是很确定有那么一个东西。也许就因此，记住了这两份杂志的名字。我是来借《解放军文艺》的，学校订了一份。我的小学跨了两个时代，对于我来说，划分的标志是，现在有杂志订了，母亲先是给我订《儿童时代》，后来又加一份《人民文学》;上初中以后，又订了《小说选刊》。

几年以后，姜老师考上了师范学院，他还不忘他教过的这个小学生，常常给已是中学生的我写信，有时信封鼓鼓的，贴好几张邮票，打开看，里面有他写的文章，抄在红格信纸上。他鼓励我也写点什么给他看，我写得少，回应不成比例，暗自惭愧。

小学生活平淡无奇，父母基本不管我学习上的事，好像很放心。唯有一次，母亲发了火。那是三四年级的时候，母亲偶然看我的作业本，大吃一惊。原本我写字规矩，大方，那一阵子心浮，字写得细细小小，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东歪西倒，笔画轻飘，还连笔。当时正要吃晚饭，母亲一气之下，把我的作业本撕了。

这顿饭当然吃不好，母亲这样难过生气，我一声不吭，心里实在震动，以后再也不敢胡乱写字。

1978年春天，四年级下学期，片里举行了我上学以来的第一次统一考试。负责这个片的是初中校长，成绩出来，他激动不已，觉得发现了一个天才。他拿着我的作文卷，到初中的每个班，轮流念了一遍;數学卷有一道附加题，全片只有我一个人做了出来，他把这道题也拿到初中班里，竟然没有人做对。他兴冲冲跑了几里地，到我们小学，由小学老师陪着找到我家里来。

张校长进了家门，见了母亲，没想到是高中同学，毕业后又一同做了老师，自然觉得话更好说了。他对母亲说，你这个孩子不要读五年级了，跳一级读初中，初中高中看情况再跳级;科大不是招少年班了吗？将来提前考大学。

母亲热情招待同学喝酒吃饭，可是不为他描绘的前景所动，很平静，不松口，她的意思很简单，也很坚定：我的孩子我知道，不是什么天才，就是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做出一道难题就是做出一道题，不说明其他方面。

张校长隔了两天又来，母亲说，路还是要一步一步走。

张校长第三次来，母亲劝菜劝酒，寡言的祖父忽然开口道：庄稼嘛，不到季节，不够日子，成熟不了。张校长和祖父碰一下酒杯，我的事就算过去了。

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四十年了，母亲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我却从那时候起就记住了母亲说的几句话。我按部就班读完五年级，再读六年中学，十八岁正常年龄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