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 林方伟 石曙萍

前面的话

余云

张爱玲辞世已近二十四年，她母亲黄逸梵有一位闺蜜邢广生，尚在人间。老人一直努力地发声，十多年前找过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并写下长信，几年前又向马来西亚资深媒体人叙述与黄逸梵的忘年情谊。但这些声音一次次如抛入大海的小石片，没激起几圈涟漪就消失无影。

1990年代，我由上海移居新加坡，得知张爱玲母亲黄逸梵曾三次出入于此，十多年“查无实据”，却在年前有一线奇光闪露，线引由张爱玲抛出：母亲在马来亚侨校教过半年书。

凡走过必有痕迹，尤其网络时代。我与前同事兼“张迷”林方伟，以被忽略的“马来亚侨校”为线索，终于从网上片言只语里，捕捉到邢广生的踪影。几番周折，经《亚洲周刊》搭上最后一道桥，今年1月底，当我们踏进槟城安达曼海边邢家高层公寓，真有“于千万人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之感。邢广生健在，九十四岁仍思路清晰叙述细致，仿佛就是为了在终点——其实是起点，等待我们。

由“黄逸梵在南洋”的第一“人证”邢广生提供、新加坡记者林方伟整理的黄邢之间五封信件，首次在本专栏全文披露。从来都以第三人称出现的“她”，瞬间变为了第一人称：黄逸梵走出张爱玲私语，忽然自己开口说话。这是一种陌生温暖的复调，还是话语换位的有趣反拨？

从“奋发昂扬”直到“急景凋年烟花冷”，在黄逸梵1957年琐碎絮叨的最后话语里，埋藏大量珍贵信息，甚至与闺蜜谈论已在美国再婚的女儿张爱玲……机缘巧合下，成为黄逸梵书信的第一位解读者，林方伟以《黄逸梵私语：五封信里的生命晚景》，彰显了超越一般“张迷”的功力。

《娜拉的第三种结局——黄逸梵在伦敦最后的日子》，则是一封短讯牵出的意外收获。

采访了邢广生，我请伦敦友人石曙萍帮忙拍摄与黄逸梵有关的几个地址，不料由此引发一场追踪。石曙萍化身“文学侦探”，引领我们回到了黄逸梵晚年最后的生活现场，她走过的街道、住过的房子、交过的朋友、投过信的邮筒……在英国档案馆里躺了那么多年无人问津的入籍证书、死亡证书、去世前十天所立遗嘱，也被一一挖掘研究。

这趟发现之旅，迷雾重重，惊奇与困惑交织，却也因此引人入胜。石曙萍博士细致敏锐，将黄逸梵的经历视为“娜拉出走”的第三种结局（鲁迅说：要么“回家”要么“堕落”），慧眼独具。

联系着“新马沪港英”五地的连环寻觅，这场填补了空白的“不可能任务”，今天感觉依然如梦。

黄逸梵私语：五封信里的生命晚景

◎林方伟

今年1月26日，笔者找到张爱玲母亲黄逸梵生前的闺蜜，邢广生。1948年，她们曾在吉隆坡坤成女中一同教书，从同事变成了一辈子的深交。九十四岁的邢广生老师，在马来西亚槟城面海的家忆述两人近十年的友情，填补黄逸梵最后一次在南洋的空白，并提供五封两人的书信，首次让神秘的黄逸梵发声，亲笔道出她1957年在伦敦，也是她人生最后一年的秘辛。

说到黄逸梵和张爱玲纠结一生的母女关系，话语权之前一直握在张爱玲手上，从黄逸梵的信件，我们也首次听到她怎么说张爱玲。

黄逸梵至少来过南洋三次，1948年从上海重返新加坡是最后一次。新加坡南洋女中的刘韵仙校长，黄逸梵的湖南老乡将她引荐给吉隆坡坤成女中的陈玉华。由于她没学历资格，只能教手工。之前的1947年，邢广生也从中国随马来亚华侨丈夫南来坤成执教。两女结识时，邢二十三岁，黄五十一岁。二战的苦难消磨了黄逸梵的芳华，邢广生记得黄看起来消瘦、憔悴、苍老，吉隆坡的邻居叫她“老太婆”（old lady），气死爱美的黄逸梵。她虽比实际年龄苍老，但邢认为她仍有种迷人的优雅气质，被她深深吸引：“逸梵说话时

轻声细语，斯文秀气。但她是外柔内刚，内心很坚强。”两人发现彼此都认识清朝名媛容龄公主后开始接近，成了忘年闺蜜。两人时常一起逛街、看好莱坞电影。黄逸梵体弱多病，热心的邢广

生常带蔬果登门拜访。黄逸梵租下旧巴生路小洋房内的一间“劏猪房”（分间单位），屋建在山坡上，的士和三轮车都不愿上去，邢得爬上高坡找她。邢记得她的家居陈设气派，展现超凡品味：墙挂有水准的油画，地铺高贵地毯，连梳妆台都由她亲手设计。黄从不对邢说家世，因此有关张爱玲、黄二战死去的男友，以及她的印度经历等，邢当时一概不知。唯有一次，两人看完约翰·施特劳斯的传记电影《翠堤春晓》后勾起黄留洋的回忆，首次对邢忆述在巴黎的法国律师情人。“她本来财产是一生够用，吃不完的，但在巴黎的财产在二战被炸光了。她害怕情人也在二战阵亡，不敢写信找他，宁愿让他活在她心里。”

不到一年，黄逸梵看上英国良好的福利制度，再次出走。邢试图挽留，请她搬来同住，有饭吃饭、有粥吃粥，然而黄去意已决。相隔两地，两人鱼雁往来，1953年，邢产下女儿辛婉华，黄主动要求当她干妈。邢说：“她在英国生活苦得不得了，租了间寒冷的地下室住。”尽管经济拮据，黄仍托人从英国送来洋娃娃给干女儿，还从首饰上拆下米粒般大小的翡翠给她留念。邢也会寄钱和在英国找不到的中国罐头给黄。

这五封1957年写的信，邢广生珍藏了六十二年，今次首度全文披露，配合笔者今年1月26日在槟城与她访谈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引述张爱玲的著作，为黄逸梵传奇的晚年做一次深度解读。

第一封信

黄逸梵致邢广生，1957年3月6日

寄自黄伦敦住家：11A，Upper Addison Gardens， London W.14

（注：信中别字系原文照录。下信皆同）

广生，

谢谢你廿一号的信，昨天收到了。我仔仔细细的读了两次，想像你写信时感想，所以我决定Lunch time赶快先给你写几个字。①你们图书馆最重要的人物温先生已经见着了。他的信是上星期四收到的。我当晚给他打电话约了第二天拜五散工后就去拜访他。他问我有没有收到你的信，我说还没有，他告訴我你很惦念我在这的生活，如果我愿意回马的话，住处是没有问题，不但有朋友，同时教员的待遇也增高了很多。我说有这样□□的朋友处处为我作想，真是使我说不出的感激，只□□□（注：信一角撕去，此处遗失一行）现在想到□□□（注：遗失一行）了，同时工作□□□（注：遗失一行）在就更不能□□□（遗失一行）得不成话了，不但在家起居饮食一概的任性，就连做工多是一点不对立刻就不做，另换一家。如果回到马来亚，那工作的范围，就不能任性的换了。犹其是如果不当心得罪了上师，恐怕另找事都不是容易的事，那只有惟一的方法是忍耐着自己，同时得应酬一切与工作有关的大人物，不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犹其我是真正的一文都没有的人，到那时起不是要累坏了我的朋友了。虽然我认识人不少，但是只有你和陈玉华两个人，你们都是自己辛苦教读节省下一点钱。我明知道我自己的坏皮气，怎能够忍心来累你们。并且陈有沙先生同住，我要是回马，只是惟一的累你了。你现在虽然钱宽一点，但是你的孩子小，一天比一天的长，你的钱也一天比一天的花得多了。这是人生做父母的责任，你想我决不能来添你的麻烦。你要知道这不是一天一时的事，不能和五二年同日而语，我找你帮忙，把你的几天假期都白白的为我忙过了。并且我最希望的是你碰到一位志同道合的人，如果有我这样一个朋友住在一起，那多难死人。我无钱走不了，你又决不肯丢开我，那时真要急死我了。现在我得速短了写不长这信决寄不出了。王太太说我说要你眼界不要太高，你不用问我，只要闭上眼睛想想这口气是谁的就得了。你记得我给你写过一封信，劝你别想着为婉华着想就抱独身主意，如果有合试的人和你同志，爱你的才，不是爱财，那就千万别怕人言，还是结婚的好，不要像我太自傲了。那时我是不愁经济的，决没想到今天来做工。但是王太太他们觉得做工是狠失面子的。我自己可一点不是这样想，完全相反的和已前的自傲性是一无分□。我新年时和容芬说王太太一定把我的生氏说得像故事一样了。我告诉她我没和朋友说过这些事，为着怕人谈，所以自己都骗自己的不去想牠了。有一天她问我有没有你的信，我说有。我就告诉她，我希望你别像我，只要志同道合的人，我劝你决不要怕人言，还是结婚的好。那也许对婉华的将来是有益的。意义是没多大分别，不过到另一个人的口里，口气就不同了。记得去年你最后的一封信叫我见着王先生时问问他是听谁说的，说你和人开店了。我问了他，是说听一个客人还是一个潮州人说的。我现在记不清了。可是一两个月后我又见着他们，不知王太太说了甚么，王先生说不要说了，不要又给广生写信又出是非来。我听了真有些不痛快。我说王先生上次问你听谁说广生开店，那是广生写信来要我问的，并且我到今天多还没给她写回信替她问的话，都还没答覆她呢。□时我是和别人两样的，爱朋友从来不写信告诉她是非，是怕更使她生气，因为写信不能像说话，常常不当心用字就会把意义失之千里去了。后来我就接二连三的事烦得要死，又是做工处出麻烦，我就决定不去了。容芬来了又为她忙了好多天，同时另一个老朋友她的儿子来英读书，写信要我put him up for weekend（周末接待他）。已后就忙着找工作，一直换事，到今年一月中才又找到工作。中国新年才匆匆的写了容坤姐妹的信和你的信，陈先生的信到今天还没写，你一定觉得荒唐吧。实在就是每天只赶着做必等着的事，别的一概都是一天天的推下去。这信已经写了一个星期。有两天工作太赶忙，中午没得闲，只写了两晚，所以温先生的电话我没打。那天他来吃便饭，他说你要他写信告诉你我的情形。想必他的信你早收到了，我就不再写了。你说我已前留下的一些乱杂的东西请关先生代卖。我记得多是不值钱的东西。我是说送给她阿姨，如果她有用的话。虽然你帮朋友的深情，全部的代图书馆买下了，但是那里值得那多钱？我是问心不能收那多钱的。我这几晚连想到我有一部《故宫周刊》。四七年回上海时，在故宫做事的老朋友告诉我可以卖出很多钱，因为战事时板烧了。我要留着牠不愿卖。如果你图书馆没有的话，将来我割爱卖给你，免得将来送给英国。等几天请温先生先看看。你大概听他告诉你我想将来开中国cafe。慢慢将来再谈。我只知道你在大会堂做事。王先生题过一句图书馆，后来容芬说邢先生的图书馆里有张爱玲的书，但是别的一点都不知道。这次听温先生详细的说给我听，才明白详情，但是容志给我的长信一字没题。容坤已快一年没通信了。将来再谈，话太长。现在再说你布置房子的事。那是非常容易的事，只要颜色相合，如果你还没买好一切的话，先你得说你墙的颜色。我猜想一定是淡色，那你把窗帘也多半不相冲相合的色;三就是灯要好点。4买那种竹子的大（2）椅子三张、小桌子，如果房大的话，再加一两张小椅子和花架子或是一张同样竹子的书柜，大概矮矮长长的椅子要做麻布的垫子，最好一色。5地上□当买那种马来亚做的草毡子，然后墙上挂上点东西，那客堂就成了。吃饭房不用太华丽，只要颜色爽越简单清净为上。如果你还没搬的话，写信我立刻答你。我要劝你一句话，自己的房子是值得花点钱，但是不要因为怕币值跌价就把钱都用掉了，你可以买英磅存在汇丰银行里，作婉华将来的教育费。现在先慢慢的代她存起来，她的钱也同时和她一块慢慢的长起来。你心里也觉得安定点。她一定聪明，就是你要有空在家时多多的和她说话，不要完全由老妈子带她，早一点送她去幼□园。

容芬不住在London，不常见，听说吴的事，我非常可怜她，不敢想她的结局。

至于说爱玲的话，我是狠喜欢她结了婚，又免了我一件心歉。如果说希望她负责我的生活，不要说她一时无力，就是将来我也决不要。你要知道现在是廿世纪，做父母只有责任，没有别的。将来再谈。先谢谢你。廿六号拜二寄给我年糕还没到。

祝你母女好。梵上。

人生最后飞扬的一面

这封长信洋洋洒洒两千多字，让我想起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信比《我的天才梦》足足多了一千字，饱含黄逸梵传奇人生的密码。

《我的天才梦》是张爱玲十八岁，大学一年级在上海《西风》杂志征文比赛中获第三名的“自传体”散文。那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为她叩开文学大门，让世人首次听到张爱玲独特的声音。黄逸梵这封等了六十二年才出土的信虽写于六十一岁，她人生的最后一年，但却也是千万读者首次听到她的声音。多年在张爱玲的《流言》《对照记》《小团圆》里追看这对母女长寿剧的读者首次读到黄逸梵亲筆自述人生，尤其是说起女儿张爱玲，难免震撼。

邢广生1955年开始管理吉隆坡兼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里的民众图书馆，是当年吉隆坡首家中文图书馆。邢负责购书，开始只有三百七十多本，直到她离开后，已建立超过六万本藏书。黄在信里提起女儿，跟馆内藏书有关：“容芬说邢先生的图书馆里有张爱玲的书。”

母女间相互伤害的复杂关系，是张爱玲写作的一大主题。张爱玲在首篇问世作早已揭露和母亲之间复杂和纠结的矛盾：“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黄逸梵写给闺蜜的话，或许可视为她的自我辩护，以及对女儿的回应。她从不指望张爱玲负责她的生活，不要说现在张爱玲经济能力有限，即使将来张的经济状况变好了（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香港一些娱乐新闻都声称张以才女的身份为电懋写电影剧本，编剧费影坛数她最高），她也绝对不愿投靠女儿，因为“做父母只有责任，没有别的”。

不少张迷会把黄逸梵对女儿的调教简单化、标语化为“淑女养成班”。可是重看《我的天才梦》，除了有矫揉造作之嫌的“行路的姿势”、“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研究面部神态”显然是淑女的教育之外，“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待人接物的常识”其实都是自力更生的生活技能，和黄逸梵一辈子崇尚的独立自主毫无违和。文里提到黄逸梵这句训话听来狠心、刺耳：“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但从黄的观点来看，女儿从旧式家庭逃了出来，现在跟她一样已是出走的娜拉，一个人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必须自食其力，这些女人基本的生存术不得不懂。

“如果说希望她负责我的生活，不要说她一时无力，就是将来我也决不要。你要知道现在是廿世纪，做父母只有责任，没有别的。”短短的五十字，强而有力地道出黄逸梵从千疮百孔的旧式婚姻出走之后，一辈子坚持的人生座右铭：自食其力，不靠别人。这是五封信里，黄唯一说到女儿张爱玲。在张爱玲“自传体”的小说《小团圆》里，“张爱玲”和“黄逸梵”最后一次的“对峙”也是“黄”1947年最后一次回沪。“张”将感情债化为金钱债，坚持要偿还母亲时，“黄”泣责女儿：“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儿嗳！”十年后，看到黄这句“做父母只有责任，没有别的”，不就是“虎毒不食儿”的新派说法吗？但这次语气显然释怀了许多。这段话，看了几次，每次都有不同的理解：有时我仿佛听出黄逸梵语气里的自傲，有时我却又看到她对女儿的谅解——因为从未有孝道的期望，所以最终对张爱玲并无怪罪之意。

黄逸梵特立独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国娜拉。她在张爱玲四岁时，踩着小脚，毅然走出千疮百孔的旧式婚姻，成为第一代出走到法国追求自由生活的现代女性。她在巴黎学过油画，造诣甚高，并熟识徐悲鸿、蒋碧薇，三人在花都曾同住一栋楼里，黄住四楼，徐蒋夫妇住二楼。她至少来过南洋三次，还到过爪哇，并在印度当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无数次的出走、闯荡成了黄逸梵的人生模式，有人将她比作《阿飞正传》里的张国荣，是一只没有脚的小鸟。1948年，这只缠了脚的小鸟从吉隆坡启航，终于在英国伦敦落脚，度过余生。

这么一位有着现代意识的独立女子，却在信里三次强调“还是结婚的好”。不管是对自己的闺蜜还是说到女儿，她还是认为女人嫁了人才是好事，屡劝离了婚的邢广生别为女儿着想而抱独身主义：“如果有合试（适）的人和你同志，爱你的才，不是爱财，那就千万别怕人言，还是结婚的好，不要像我太自傲了。”之后聊开别的话题，说着说着，黄又不甘心地兜了回来：“我希望你别像我，只要志同道合的人，我劝你决不要怕人言，还是结婚的好。那也许对婉华的将来是有益的。”说起女儿在美国嫁了作家赖雅，即使是比她大近三十岁，黄也是一派心满意足：“我是狠（很）喜欢她结了婚。”

邢忆起当年在马来亚的黄逸梵，认为她的一大遗憾是缠过脚：“虽然放了脚，但走起路来还真不好看，我猜这是她拒绝别人追求的原因之一。”邢补充：“她在吉隆坡的朋友也很少。她有自尊，大概也有点自卑，那时她很落魄了，不想结交太多人。”

这矛盾性一直存在于黄逸梵的人生和个性中，以致她在女儿成长时也不自觉地释放出自相矛盾的混乱信息，这或许就是张爱玲《我的天才梦》里所指的“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纠缠出母女一生解不开的心结。如果《小团圆》里这段描述母亲“要她自立，又要她靠块处女膜找个好人家”的对话确实发生过，那张爱玲所感到的创伤是可以理解的——

蕊秋说：“想想真冤——回来了困在这儿一动都不能动。其实我可以嫁掉你，年纪青的女孩子不会没人要。反正我们中国人就知道‘少女。只要是个处女……”九莉感到诧异到极点。从小教她自立，这时候倒又以为可以嫁掉她？少女处女的话也使她感到污秽。虽然刚说过“嫁掉你”，她以为是旧式的逼婚，再也没想到她母亲做媒做得顺手，也考虑到给她介绍一个。

对我忆述黄逸梵晚年的两位人证——不管是她在马来西亚最后的忘年闺蜜邢广生，还是新加坡学者王赓武转述他母亲（黄逸梵信里提到的王太太）写给他的家书——都说她晚年很惨、很苦，但我却在这封信里看到她人生最后飞扬的一面。她过了退休年龄仍自食其力，打工维生，不但不觉卑微，还有一腔义无反顾的热血。这“老娘不高兴就不干”的打工和人生态度很符合读者心目中那位把自由摆在第一位的黄逸梵。身为如此了不起的新女性，又是名门大家闺秀和李鸿章的外孙媳妇，在异乡沦为女工，黄逸梵难免有一丝无奈。她写：“那时我是不愁经济的，绝没想到今天来做工。”话虽如此，但绝无羞愧。六十一岁，年华老去的她，不再有感情的依靠，唯有自食其力，活得很有尊严。黄是知道周围人怎么看她的：“王太太他们觉得做工是很失面子的。我自己可一点不是这样想。和以前的自傲性完全相反。”邢广生屡劝她回马与她同甘苦，但黄逸梵还是喜欢当自己的主人，她“不但在家起居饮食一概的任性，就连做工多是一点不对立刻就不做，另换一家。如果回到马来亚，那工作的范围，就不能任性地换了。尤其是如果不当心得罪了上司，恐怕另找事都是不容易的……尤其我是真正的一文都没有的人，到那时岂不是要累坏了我的朋友了”。 黄逸梵这东家不打打西家的态度让我想起张爱玲在《对照记》里写：“我看茅盾的小说《虹》中三个成年的女性入学读书就想起她，不过在她纯是梦想和羡慕别人。后来在欧洲进美术学校，太自由散漫不算……” 在女儿眼中是“自由散漫”，不是“自由浪漫”，在她自己口里则是“自傲”和“任性”。就因为这点“自由散漫”，她年轻时在欧洲忙着过“自由浪漫”的生活，估计美术学校也没念完，所以才没有学历资格，1948年到了吉隆坡坤成女中也只能教些美工课，不算是正式的教师。

我在1956年10月6日的《伦敦宪报》（London Gazette，一份主要发布重要法令通告等的英政府官方报）上查到黄逸梵入籍英国的通告：居住11A，Upper Addison Gardens的她在1956年8月27日成为英国公民，职业栏列为“machinist”（缝纫工），和张爱玲在《对照记》提到母亲“1951年在英国又一度下厂做女工制皮包”一致。

在张爱玲的笔下，有一箱蛇皮笼罩着黄逸梵传奇、浪漫的一生，闪烁着异色妩魅的迷彩。张爱玲在《私语》里形容母亲和姑姑出洋前夕，黄逸梵穿着绿衣绿裙伏在床上痛哭，钉在衣服上的亮片随着她的抽噎搐动，张爱玲说像一片海洋，我看来像美艳的蛇鳞。张爱玲在《对照记》里说，黄逸梵有意设计皮包，想跟外国男友创设皮包皮鞋生意，所以在那个年代鳄鱼皮和蛇皮出入口贸易兴盛的新加坡买下一大箱蛇皮，带回了上海。上海成了孤岛后，她前往新加坡又留下了這箱蛇皮。黄逸梵总是义无反顾地迎向了一个又另一个未知的新生，这些“柔软……可爱的薄蛇皮”则像是她脱下了不屑一顾的旧皮囊，张爱玲和姑姑时不时得拿出来晾晒，被她们“视为苦事”。我问邢广生有否在吉隆坡见过这箱蛇皮，她说没见过，也不知黄逸梵有没有带去英国。张爱玲在《对照记》里表示，母亲做女工是为了重启手工皮包生意的梦想。后来这计划不了了之，那一箱蛇皮也从此人间蒸发，下落不明。六十一岁的黄逸梵在信里首次披露她有新的创意计划：“你大概听他告诉你我想将来开中国cafe（咖啡座）。慢慢将来再谈。”开咖啡馆、自创手工皮具，让人感受手作的温度，是不少时下文青的梦想，黄逸梵简直超前了半个多世纪，岂止是张爱玲说的比现代人“早了二三十年”？然而正如她女儿说的“自由散漫”，黄逸梵一生如此，所以创业是空有梦想，最终因“自由任性”而一事无成。然而，黄逸梵不能没有梦想。她必须靠梦想支撑，才有走下去的动力。有了开中国咖啡座的创业新梦想，黄在信里朝气十足，士气高昂，对在伦敦的未来有着憧憬，完全听不出是一位六十一岁的“老太婆”。

这封信是黄逸梵唯一亲笔写的，其余的都是她病重时口述，别人代笔。出身名门，家学渊源的大家闺秀写的信错字百出得这么离谱，还真叫人暗暗惊奇。 “以前”写成“已前”、“身世”写成“生氏”等等不胜枚举。还有，整封信几乎没有标点符号，宛如在读古文。为了使阅读便易，我自己加上了标点符号。黄写这封信时已是1957年，张爱玲在《流言》里写过黄逸梵爱坐在马桶上看老舍的《二马》，边看边笑边读给张爱玲听，即使黄受的是旧式中文教育，看多了新派小说也会把标点符号学上吧？难不成又是她女儿说的“自由散漫”作祟，画没学精，中文也不熟练？

基因遗传的影响真强大——黄逸梵和张爱玲母女都是设计狂。也许是邢广生在前一封信向她请教装修新屋的事，黄在这封信用了三百字，巨细靡遗地教她选购什么颜色的窗帘配墙壁，钱该怎么花在刀口上：“就是灯要好点”，“吃饭房不用太华丽，要颜色爽越简单清净为上”。显然，她在南洋的日子对她影响颇深，黄逸梵建议的家具很接地气，都是南洋当地材料制作的竹桌椅、竹书柜，还忍不住把脑海中的竹柜造型画了出来（虽然只有她的字体一般大小），同时应当“买那种马来亚做的草毡子”。最后她语重心长地劝她“自己房子是值得花点钱”，正如邢广生所记得，黄1948年在吉隆坡时租的虽是一间“劏猪房”（分间楼单位），而且也没久留的打算，但她的家居陈设仍很讲究、气派。

黄逸梵说起家居设计滔滔不绝、叨叨絮絮的语气竟然和张爱玲跟闺蜜邝文美信里说起裁剪旗袍的口吻和兴奋同声同气，如出一辙。1957年10月12日，张爱玲写信请邝文美帮她裁三套旗袍，也是巨细靡遗地画图千交代、万嘱咐她该选什么花色的料子，该怎么滚边、选什么花钮。其中一款外套式的旗袍袖宽如袄，又似风衣，像极了张爱玲在上海孤岛蹿红时穿来拍照的清朝外袍。一个月后，11月16日，张爱玲又写信告知邝文美之前的旗袍设计有所修改，要将黑旗袍周身滚一道湖色窄边，看张爱玲的手绘图，整件旗袍宛如花瓶。张爱玲不好意思自己左改右改，承认衣服狂的自己来到衣服就忍不住“啰唣不休”。

母女俩可知道她们在这方面有多么地相似吗？

张爱玲在《小团圆》和《对照记》里形容过母亲在上海公寓设计的家具和“照毕加索画编织的地毯”。我在邢广生槟城面海的家里看到了黄逸梵设计的梳妆台。黄赴英时将它赠予邢，现摆在邢家客房。邢显然视为珍宝，梳妆台保护得很好，完全看不出有至少七十一年的岁月痕迹。从木纹看得出黄逸梵选用了很好的材料，像是花梨木或榆木，

妆台造型设计奇特，但又看出独到的匠心。台面和抽屉部分极矮，化妆时要像个日本女人那样跪坐，或是坐在极矮的小凳上。黄逸梵似乎喜欢不规则的设计，四个抽屉的宽度和深度不一，第二层的扇形抽屉最抢眼，那弧线打破了柜子硬邦邦的方格型，为妆台注入一丝女性的柔情，整体造型细致、高雅，走艺术装饰风（Art Deco），但镜底却独具匠心地融入中国风的木雕。镜子拉长，是为了兼当穿衣镜，也解释了为什么妆台刻意设计得这么矮。

《对照记》图十九，是张爱玲姑姑坐在她曾和黄逸梵合租的公寓里的留影。张爱玲写：“我母亲离婚后再度赴欧，我姑姑搬到较小的公寓……迁出前在自己设计的家具地毯上拍照留念。”照片里的艺术装饰风柜子，台面刻意不做平，突出一个柜子的设计不正与黄逸梵梳妆台不规则的风格如出一辙吗？我不排除这柜子其实出自黄逸梵之手，要不也至少有她参与设计。

黄逸梵与张爱玲的血液里静静地淌着一抹蓝绿。张爱玲的童年相片里有一张是黄逸梵上色的，《对照记》里忆述：“记起那天我非常高兴，看见我母亲替这张照片着色……她把我的嘴唇画成薄薄的红唇，衣服也改填最鲜艳的蓝绿色。那是她蓝绿色时期。”

其实，蓝绿期从未离开黄逸梵，至少它曾随她到了南洋。1948年，她在吉隆坡和邢广生某次逛街时特地帮她选了一块蓝绿色的布料裁旗袍，邢怕穿坏，裁了后不敢穿，一直收着留念。

上海孤岛时期，张爱玲的著作也染上了这一抹蓝绿：“我第一本书出版，自己设计的封面就是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令人窒息。”张爱玲为《天地》杂志设计的封面，一个无名女子的脸庞化为一片大地，宛如地母，仰望着的也是一片浅淡蓝绿的苍穹。

《对照记》这篇文章写：“姑姑说我母亲从前也喜欢这颜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浅的蓝绿色。我记得墙上一直挂着的她的一幅油画习作静物，也是以湖绿色为主。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长处一点都没有，气死人。”

黄逸梵对她人生的影响，张爱玲肯定是知道的。

第二、三封信

黄逸梵致邢广生（由邢广生在英国的学生黄兼博代写，寄自黄兼博住家），1957年7月29日，

地址：K.P. Wong

44，Bryanston Square， London W.1

邢先生：

您的信到伦敦时，我仍在威尔斯及苏格兰，直到上周我回伦敦来才收到。连忙赶到医院去看黄一（逸）梵先生。她要我代她写给您，我就在她床边草了后面这几个字，匆忙中未及修詞，尚请您原谅。

黄一梵先生目前尚很衰弱，幸得其友人巴登夫人照料，请勿忧念。我是因为常常离开伦敦，未能遵嘱亲自照料黄先生，真是抱歉，但我定尽可能多去看她。病倒异乡是人生最苦事，不必您嘱咐，我也会尽晚辈之谊，常去致候。

我在九月尾或十月初就回隆，届时定亲自拜访畅谈。

即语。

女弟

黄兼博敬上

30/7/57 London

广生：

对不起得很，一直没给您写信，兹趁兼博来看我，讬她代我写几个字给您。您寄来的廿磅，在我入院后第二天由银行转寄来，那张支票仍在我处。我住医院一切免费，请别担心。我在两周前已施手术，但效果不大好，后又再施一次手术，之后人仍很不舒服，但这两天已经好多了，可以下床慢慢行走，大约两天后可以出院，先住在一位友人家（地址会写在后面），食物等可得她照料，比住在Nursing Home（疗养院）好。我曾给您写过许多封未完的信，等我精神略好，定给您写长信。我在此间结识一位蓝太太（Mrs. Lankaster），她将在八月中到吉隆坡，我曾嘱她打电话给您，她会告诉您我在此间情形。对您的深情，我说不出的感激。请您别惦记我。兹将我朋友的地址写下：Mrs. Margaret Barton，8 Eliot Park， Lewisham， S.E. 13。再谈。

逸梵上

一九五七.七.廿九

（兼博）又及：贺先生及容坤等前语，代为道歉，未能写信与她们。

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

好景不长，三月还意气风发，憧憬未来，但到了七月，黄逸梵就被诊断患上卵巢癌（邢广生忆述时说是胃癌，死亡证明书却证实是卵巢癌），入院动手术。邢请居住英国的学生黄兼博到医院探望黄逸梵，在病床旁为她代笔写信给邢。黄逸梵当初看上英国优良的福利制度而婉拒邢广生的挽留，选择离开吉隆坡到伦敦度过晚年。因这未雨绸缪，她住院“一切免费”，晚年患病还不至于太过窘迫，也暂时用不上邢寄给她的二十英镑。对个人理财，黄逸梵的确是有点远见的，要不然她是不可能靠一份工厂工来养活自己，在伦敦自住。她虽靠变卖家传古董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即使卖不出古董还能用古董作为抵押跟英国人借钱，但想必生活也极精打细算，拖着几箱的古董在伦敦九年非但没有转眼清空，死后还剩下五件古董偿还赊欠伦敦朋友的债务，还有一大箱被赖雅称为“宝藏”的古董留给张爱玲。黄逸梵守着这些家产，省吃俭用也勉强足够她过半辈子。司马新的《张爱玲与赖雅》说法则是：遗产到了张爱玲和赖雅手上不到一年就几乎被卖光来补贴两人的生活费。黄逸梵显然对自己的理财和生存之道有一定的信心，在第一封信里才以专家的语气劝导邢广生赶紧趁女儿还小就为她未雨绸缪：“不要因为币值跌价就把钱都用掉了，你可以买英磅存在外国汇丰银行里作婉华将来的教育费。现在先慢慢的代她存起来，她的钱也同时和她一块慢慢的长起来。你心里也变得安定点。”黄逸梵在帮邢广生想着女儿的未来时，潜意识里会不会也想着自己在美国的女儿，心里早已盘算着留点遗产给她？

从这封信中也可见，黄逸梵在英国除了有华人朋友，也亏有当地的英国朋友照应，出院后会住在一位巴登太太（Margaret Barton）的家，“食物等可得她照料”。信里也提到一位“蓝太太”（Mrs. Lankaster）将到吉隆坡，到时会联系邢广生告知黄更多近况。

第四封信

黄逸梵致邢广生，1957年8月29日。

由邢广生在英国的学生/朋友容芬代写，寄自黄友人泰勒太太（Mrs. Taylor）住家。

地址：Miss Y. Whang.

c/o Mrs. Taylor

34 Dorville Crescent， Hammersmith， London， W.6.

廣生：

你八月廿一号的信我收到了，谢谢你。看了婉华的小照，使我有无限的感慨，真是又喜欢又难过。我这几星期好好歹歹，有时好，有时坏，有时发烧，有时吐，晚上就肚子疼、泻，总是不清的闹。这两天稍微好一点，请你不要惦记。我这毛病大好是不会的了，医生早就告诉我了，不过就是迟早不知道，不知到底要拖到那一天。所难的地方就是活又不活，死又不死。明天我再去医院，也许得留院住几天，我希望能回到自己的房子去。就是我得先找到佣人来看顾我，能回家，我就安心了，就是死了也痛快。等到我搬回了家，我再给你写信。谢谢你给我的廿镑，我已经提出来了。现在我就是想到要卖几本书，虽然并没有了不得的价值，但二次大战，版都烧了，所以想你往港方打听，现在的价钱。书名是《故宫周刊》黄宓文（注：代笔人笔误，应是王宓文，下同）先生曾见过，本来我预备给温先生看的，但他没有回来过。还有几张散的《鸠衣图》，还有几张，但一时想不起名字，不过我想这种东西对你们图书馆都有点价值。还有一本弹词小说，是我儿时看的，叫《梦姻缘》（注：应是《梦影缘》），是1800年印的东西，是用中国纸印的，我很喜欢书中的插画，所以我一直把牠带在身边，虽然故事很荒唐，同时书已被虫咬了，但我想放在图书馆里是非常有价值的。我曾和黄先生（注：应是王宓文先生）说过想死后这些东西就贱价卖给英国的博物院，但此地能欣赏这种东西的人非常少，现在听温先生说你们那儿有图书馆的组织，会员那么多，我想别说卖，就是送给你们也比留在英国有价值。那些虽不是古董，但也不是新书，所以我想进口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以为适合，等我回了家，我就找一个人来帮忙把所有的中国书找出来，连同我儿时看的小说，诗词等一起寄给你，钱多少都不要紧，只要够付邮费就成了。这些东西是从一个在故宫博物院做事的朋友那儿定来的，据他说版都没有了，所以只要我肯卖，可以卖得很高的价钱。如你以为有用的话，

来信告诉我，我就请一个中国朋友先把题目抄了，用挂号空邮寄给你看。现在容芬特意从她的学院下来看我，我就请她先代我写这信，以后我好点再给你信吧！上次蓝太太回马时（八月四号），我因为昏昏沉沉，不能写信，托她带了几样小东西给婉华做纪念，我想她到了就会给你打电话的。等我回到家我就找两张小照给婉华，一张是我年青的，一张是新近的，使她有机会见见干娘。黄宓文的少爷上星期三赶来看我，送了一张棉被，一件皮大衣，还有一瓶麻油给我。他们八月廿三号已经下船了，本来黄太太答应送我中国锅那些东西的，不想他们却送了这种东西来，我又用不着。不过人快死了，中国锅等东西，也是没□大用处了。现在我想不写了，希望你自己当心自己。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及时行乐吧！喜欢看电影就多看点，希望进教堂，就常去听听教，用心教导婉华，使她成个有用的人，你千万当心自己，因为婉华需要你的地方很多，不是一天一时的，她所需要的是你的心血。等到我能自己写信时，再给你信吧。现在我祝你们母女平安，快乐，健康。梵 八月廿九。

（来信请寄信封上的地址）

邢先生：我心很乱，同时在病床前，没桌子，在匆忙之间，字很草，或许词不达意，希望你多多原谅。黄先生的病情等一下回到宿舍我会详细的写信告诉二姐，你问她好了。

遥祝你与婉华快乐！

容芬 八月廿九日1957

急景凋年遥遥在望

一个月后，黄逸梵没好起来，基本上在躺着等死。这急速的退化恰如张爱玲《对照记》结尾所写：“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黄这封信十分消极，也是她病危实情的首次披露：“有时发烧，有时吐，晚上就肚子痛、泻，总是不清的闹……我这毛病大好是不会的了，医生早就告诉我了，不知到底要拖到哪一天……活又不活，死又不死……我希望能回到自己的房子去……能回家，我就安心了，就是死了也痛快。”

这应该是黄逸梵写给邢广生的最后一封信。信末的诀别叫人读后揪心：“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及时行乐吧！喜欢看电影就多看点，希望进教堂，就常去听听教，用心教导婉华，使她成个有用的人，你千万当心自己。”

信里提到的“王宓文的少爷”是著名学者王赓武。他是黄逸梵在伦敦最后两个月的见证人之一。

王赓武在异乡给病重的黄逸梵送暖，看得出王家对黄有情有义。我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王赓武，请他谈谈对黄的印象。他说，他父母在伦敦住了一年，不是陪他，而是他父亲王宓文研究文字学，他们来是看中了伦敦有个很好的图书馆。那时，他父母家住伦敦维多利亚火车站附近，黄逸梵是邢广生介绍给他父母认识的朋友，他去父母家探望时见过黄五六次，但事隔六十二年，他对黄逸梵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只记得她是一位瘦小的老太太。1957年8月，王赓武在英国读完书，正准备和太太与孩子乘船返马来亚：“我的母亲很同情黄逸梵晚年的处境，从马来亚写信来嘱咐我家里有什么她适用的就给她送去。我那时已将行李打包好，就从打算留下的物件中选了棉被、我太太的皮草大衣和一瓶麻油给她送去。我那时住在伦敦Shepherds Bush区，离黄逸梵寄住的汉默史密斯（Hammersmith）区很近，匆匆送去，对她最后一面未留下特别的印象。”

张爱玲的人生拖着一袭爬满虱子的华袍，这些虱子在她晚年化为“爬虫妄想症”，从一家汽车旅馆到另一家汽车旅馆不停地追逐着她。

晚年的黄逸梵也拖着一口口沉重的箱子，里头装满了和双胞胎弟弟分家产时，她所分得的古董、首饰和珍物。很难想像做工任性如她能靠女工的薪酬过活，所以《张爱玲与赖雅》作者司马新说“她主要的收入来源是靠变卖她从中国带出来的几口衣箱中的古董”是可信的。

这几口古董箱子，传奇又神秘。到底有多少口箱子？里头装了什么？连黄逸梵最亲的人都说不准。

1947年，黄逸梵从南洋返沪，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里记得“母亲带回数十个箱子，大多是皮件”。张爱玲在《小团圆》写的（若可信的话）则有十七件行李。到底有十七口箱子吗？邢广生在槟城受访时说这些箱子她都没见过，黄逸梵1948年从吉隆坡动身到伦敦时，她在学校教书，没去送行，也不知后来跟她到伦敦的有几口箱子。但邢广生的忆述却让箱里装载的古董更为清晰。她见过黄吉隆坡的家里有一百零八件官窑瓷器和宫缎。黄虽有贵重古董，却苦无门路，变卖不出。邢说，黄想将官窑瓷器卖给影业钜子邵氏老板，但对方“不识货，嫌它们粗糙”，出价太低而未成交。由此可见，一身祖传的珍物没给黄带来荣华富贵。没人懂得欣赏，它们就只是累赘和垃圾。根据石曙萍挖掘出黄逸梵的遗嘱披露，她在伦敦也曾将古董作为借贷的抵押，死后用来还债的还有一大两小木雕盒子、中国木柜和白釉瓷花瓶共五件。

黄逸梵在第一封和这封信里提到的还有一批极有价值的书籍，包括绝版的《故宫周刊》《鸠衣图》和用“中国纸印的”弹词小说《梦影缘》等。《故宫周刊》由参与创建故宫博物院的吴瀛主编，图文并茂地介绍宫内珍品，在192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周年时创刊，1936年停刊，共出了五百十期。上网略查，完整全套在旧书网叫价最贵三万至五万人民币。

黄逸梵临死前，仍试图卖掉这批旧书。我很好奇这些年靠变卖维生的黄逸梵怎样“兜售”她的古董，她在這封信里做了生动的演绎。她一而再地表示，这批书“不是古董也不是新书”，“没有了不得的价值”，但却矜贵在“二次大战版都烧了”，“可以卖得很高的价钱”。她请邢广生代她到香港打听价钱之余，也表示愿意卖给邢所管理的中文图书馆。话是说“钱多少都不要紧，只要够付邮费就成了”，但一而再地强调其价值，加上又是闺蜜的关系，钱是不会少给的吧？

黄逸梵两封信里都提到卖书，显然这批书是她心目中极为重要的事。解读得更深入一点：这些旧书固然有变卖的价格，但从黄逸梵的字里行间还看得出情感和文化的价值。她“想死后这些东西就贱价卖给英国的博物院，但此地能欣赏这种东西的人非常少……别说卖就是送给你们也比留在英国有价值”。

对于这批旧书，她这次写得比第一封信还要深入，其中还提到对“已被虫咬了”的19世纪旧弹词小说《梦影缘》一生不离不弃，是因为书是她“儿时看的，还是用中国纸印的，我很喜欢书中的插画，所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虽然故事很荒唐”。探讨黄逸梵还有她那个时代的姐妹们是怎么成为第一代出走的娜拉，信里的这段话乍现曙光。

《梦影缘》由清代弹词女作家郑澹若所著，她还著有诗集《绿饮楼集》。弹词小说创作者有一大部分是女作家，受众群也集中在女性读者群，研究弹词小说的学者将它列为女性写给女性的古典文体。弹词小说热的崛起跟明清时代江南的才女文化有关，《悦容编·博古》曰：“女人识字，便有一种儒风。”把知书达理当成女性美的一个条件。黄逸梵若从小就涉猎弹词小说，必受里头的女性意识影响。我大胆假设，黄逸梵一生特立独行固然是受新思想的影响，但新思想能在这片土壤上盛放，使得黄逸梵变成民国第一代出走留洋的娜拉，会不会是弹词小说的女性文体所埋下的女性意识的基础？这一点很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黄逸梵对古典插画的钟爱，自然让人联想到张爱玲和插画的华丽缘。张爱玲自小也爱插画，在《流言》里的《道路以目》就特别点名民初小说《歇浦潮》里的插画。她也亲笔为自己许多早期的短篇小说和散文集《流言》画插画。两母女在这部分的相似之处无可否认。

黄逸梵这位民国新女性和旧中国的脐带相连是复杂和耐人寻味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她凭着自己是旧中国贵族的身份，靠着这几箱古董才能以独立现代中国女性的身份在异乡存活，因此这条脐带或许是她不愿也不能断然切割的。但换上女性主义的滤镜来看，黄逸梵踮着小脚，踩在这些旧社会的遗物上，才能高举双手触摸到她想要过的新生活，也不失为一种对旧社会大快人心的复仇——她尽用古物，努力地生存下来，就是最漂亮的复仇。想到黄逸梵颠沛流离的晚年，我不禁联想到张爱玲在《〈传奇〉再版自序》里写的“蹦蹦戏”女伶。在“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都是她的家”，不就是她母亲的人生写照——一位勇敢、独立、自由和干练的湖南女子吗？在哪里都能生存，连在印度也不知怎么当上了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社交秘书，黄逸梵的生存之道肯定比她女儿强许多。

第五封信

邢广生致黄逸梵，1957年9月1日。

（不知何故，这封信未从吉隆坡寄出。）

亲爱的逸梵：

（寄上罐头每样一个共七个，喜欢吃那种，请来信告知。）

八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说的话太使人伤心，我虽在办公室，仍然是克制不住的流起眼泪来。你的那些画，那些书等等，请用挂号寄来。前几年我们曾派人到香港专门搜集绝版线装书。你的这些东西应该是我们用得着的。价钱方面，数目大的，我不能作主，不过，我会尽我的力量。要是我们不能全部买下，我会设法找人介绍给马来亚大学或南洋大学。如果还有剩下卖不去的，我会寄回给你。你的东西寄到了，我权力范围内做得到的，必先买下一两样，而且尽快请管钱的人赶快把钱寄给你。

一个病人往往心理方面软弱，比较消极。你现在是病人，所以不能例外。你这一生，都是不断的在激励自己，鼓舞自己。这一次的病，不要气馁，希望你如以往一样的振作。病痛是人生免不了的，尤其你在医学这样发达的英国，只要好好休息，必定会康复如昔。假如你厌倦工作，要退休的话，请你想起我。我的门永远为你开着。我们可以苦在一起。

前两天我已与蓝太太会过面，那些东西都收到，带的话也带到。你在病中，还有这样的深情，我永铭不忘，只是以后千万再别为这些事劳神了。

容芬写信回家说她打电话给你，你的朋友接电话问她是不是爱玲。这样说来，爱玲是已动身来看你了。她是个很有天分的人，想来也应该感情很丰富。她写了不少的书，又编电影剧本，经济情形应该过得去。我还是从前的老想法，希望你跟她们在一起。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这是很应当的。她的美国先生做了中国人的女婿，应能多少迁就一些中国人的习俗。再说，现在大家无家可归，情形与平常不同，尤其你现在又有病。父母子女之爱是天性，你不要对自己的骨肉矜持，骄傲要强。你去体贴她，请给机会她尽一点孝道。你的许多事情，我都没机会知道，只是胡乱猜，胡乱想，现在也是胡乱说，说错了请千万原谅。

听容芬说你很想吃中国罐头，今天我回家及到街上找，明天寄出。但这不一定是你要吃的。你想吃什么，来信告知。如不然，寄的是你不要吃的，岂不冤枉。我们浮萍似的飘泊在外，彼此不要拘礼客气。

陈玉华先生很关心你。她叫我问候你。

我想请问贵省湖南叫干娘叫什么。上次寄婉华照片不知如何写法。婉华长得很高，说话比她年龄大。资质不致于顶愚蠢。所苦的是，我整天工作，没什么时间和她在一起。

八月卅一日独立大典我有入场券。三四点爬起来，五点多去到会场。大雨不停，典礼延迟了一小时，弄得个个精疲力尽。晚上公园放烟花，街上灯火如昼，比英女王加冕还要热闹。我住得远，连的士也叫不到。婉华眼巴巴的看着邻家的孩子出去看灯，小孩子那种失望的情形，使我大有感触。以后怎么穷，也要想法买辆车。

容龄公主最近在南洋商报上载有她的清宫琐记，还有她的照片，穿的是人民装，不伦不类的。当年，她那里会料到有今天呢？

你好生保重。我希望我有一天来英国看你。祝

康乐 请代候

容芬好

广生上

九月四日

南洋烟花冷——下接淡出

信为何没寄出，邢广生自己也不记得了。也因为这封未寄出的信，让五封信构成一种奇妙的叙事性，留下一条惘然的尾巴。这封信让我们听到黄逸梵掏心掏肺倾诉的另一端也有着同样热情、真挚的回应，证明她晚年虽身在异乡却不尽然是完全孤独的。1948年，当黄逸梵计划动身赴英时，邢广生苦劝她留下，请她搬来同住，“有粥吃粥，有饭吃饭”。九年后，邢离了婚，带着独生女，但在信里仍不放弃照顾挚友，再次请她考虑回来马来亚：“何时你厌倦了工作，要退休的话，请你想起我。我的门永远为你开着。”

我问邢广生，得知黄逸梵和张爱玲的母女关系之后，从张爱玲的著作看到两人疏离淡漠的复杂母女情有何感想？邢广生感叹：“我觉得可惜。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会把她们调合起来。”

黄在吉隆坡时没对邢提起有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女儿张爱玲。邢透露她是透过学者王赓武的父母王宓文夫妇才得知的。邢说：“我是靠他们的转述，和从张爱玲在报纸杂志的文章东一点、西一点凑起来知道她的情形。”张爱玲的书，邢广生大部分都看过，她希望收齐她所有的著作：“我觉得她们母女性格不大像。但不管像不像，因为她是张爱玲的母亲，我就对张爱玲有感情。”

黄逸梵的第一封信解释了她未对任何人，甚至闺蜜说起身世的原因：“我没和朋友说过这些事，为着怕人谈，所以自己都骗自己的不去想它了。”

六十二年前这封未寄出的信里，邢广生确实试图劝黄逸梵搬去美国与张爱玲同住。这段未对黄逸梵说出的话也带出黄临终前和张爱玲的最后一次互动。据知，黄确实放下了“矜持”，发了电报对女儿说：“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张爱玲没去，只寄去了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对于这样的反应，基本有两派看法，一是张爱玲性情凉薄，以为母亲要跟她借钱医病，立马用钱把她打发掉了;另一说法是张爱玲刚嫁给了穷老作家赖雅，新婚两个月后赖雅便中风，小两口捉襟见肘，张爱玲实在买不起飞伦敦的机票。不知情的邢广生不知哪里听说黄逸梵给女儿发电报，还以为张爱玲已动身，准备上演母女大团圆。

黄逸梵第一封信里说过：“如果说希望（爱玲）负责我的生活，不要说她一时无力，就是将来我也决不要。”由此可见，她想见女儿最后一面与钱无关，纯粹发自一位母亲最后的牵挂和爱。然而她引以为傲的20世纪养育观也是一把双刃刀，切断了母女间原有的感情。黄的自立独行让她在张爱玲的成长岁月中不断地缺席，母女相见时又为钱财，还有彼此为对方的牺牲值不值得而互相伤害，最终造成两人关系的淡漠和疏离。

邢比张爱玲小五岁，但她不认为黄把对女儿的情感转移到她身上，声称两人只是忘年之交：“我想我是逸梵晚年最后的一位好友。”

无数次读了这五封既让人扼腕又使人捂心的信后，我也认为确实如此。

当然，黄逸梵在英国还有不少好友，比如带她回家照顾她饮食的巴登太太、估计在巴登太太之后让她寄住家里的泰勒太太（第四封信回邮地址属于泰勒太太），以及为她执行遗嘱的朋友。可以说，黄逸梵人生最后的时刻，用行动扶持她的都是英国人，能做到他们所做的，友情必然匪浅。可当你读到黄逸梵信里与邢广生热情、真挚、温暖的互动后，你能感受到邢虽不在她身边，但的确是黄最能倾诉心底话的对象。

人生难得有知己。张爱玲在美国有香港的邝文美，在英国的黄逸梵也有马来亚的邢广生，这能鱼雁往来的闺蜜让两母女在晚年都各自有着自己能够敞开心房、无所不谈的真心知己。

邢广生寄钱接济黄;寄罐头给她解味蕾对家乡的思念;帮她在新马香港找寻古董买家，还介绍朋友给她。五封信里登场的几位华人——有到伦敦短住，常和黄逸梵往来的王宓文和王夫人丁俨;邢广生工作的图书馆副主席温典光和学生容芬、黄兼博——让我们看到邢虽不在黄身边，但她总会发动自己的关系网，让他们变成黄逸梵在异乡的支持网，在天涯的另一端给黄逸梵送暖。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成功争取独立，邢广生信末用日常的笔触描述她的历史见证，对身居南洋的读者有着一份独特的意义和情感。英国人撤了，马来亚掀开了历史新的一章。信里马来亚的举国欢腾像电影里对比、反差的空镜——南洋的烟花清冷地映照着远在英国病床上的黄逸梵。一個半月后，她独自走完她的人生。黄逸梵的死亡通告记录：她在1957年10月11日死于伦敦St. Lukes医院，享寿六十一岁，遗留财产估值一千零八十五英镑十二先令六便士，遗嘱由一名叫Cecilia Hodgkinson的已婚英国女子执行。跟了黄逸梵后半生、没卖完的古董在1958年2月运到美国给了张爱玲。赖雅在日记里形容箱子打开后，悲伤充满整个房子，挥之不去。

遗物里有一张张爱玲模糊的肖像。她低着头，仿佛在想着温柔、梦幻的心事。黄逸梵最后一次回沪选了这张照片，一直带在身边。张爱玲在《对照记》里写道：“大概这一张比较像她心目中的女儿。50末叶她在英国逝世，我也拿回遗物中的这张照片。”她始终认为她是让母亲失望的女儿。

（本文供图：林方伟）

娜拉的第三种结局

—— 黄逸梵在伦敦最后的日子

◎石曙萍

黄逸梵三次到英国，她的人生终结于英国。

1924年，黄逸梵陪小姑张茂渊赴欧， “她终于藉口我姑姑出国留学需要女伴监护，同去英国，一去四年”，1928年由英国返回上海。在《对照记》中张爱玲这样写：“我们抱着从英国寄来的玩具。他戴着给他买的草帽。”没有注明年份，张爱玲姐弟看起来不过三四岁。《对照记》图十三是黄逸梵相片，张爱玲注：“一九二六年在伦敦。”可见黄逸梵第一次去了英国，期间可能也去了法国、瑞士旅行。

1932年，黄逸梵只身到法国。期间黄逸梵到过英国的线索，目前所知只有2019年1月4日的《每日头条》的《“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你还能记起几位》显示：1936年春，她曾以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会员的身份，参加“巴黎中国留法艺术学会英伦中国艺术展览会参观团”，在伦敦逗留六天。参观了中国艺术展览会，以及多家博物馆、画廊、私人藏家、英国皇家美术学会的活动。同年从法国绕道埃及与东南亚回国。

1948年，黄逸梵到吉隆坡，年底去了英国，直到1957年离世，期间除了短暂去过法国，整整九年都长居英国。

黄逸梵在英国的生活一向鲜为人知。去年圣诞节后，我回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作家余云和同事林方伟追寻“黄逸梵在南洋”多年，余云告知：2014年吉隆坡出版的《杏坛芳草》一书中，发现九十四岁的马来西亚教育家邢广生早年和黄逸梵交往的一些描写。这真让人惊喜。余云及林方伟等人于1月26日专程赴马，访问了居住槟城的邢广生。邢老师展示了五封信件，以及黄逸梵在伦敦最后一年的三个相关地址。余云将地址发来，希望我设法前往拍照。虽然字迹潦草，竟也找到了确切路名。我兴趣大增，回英后不久就开始一一走访黄逸梵生前居住之地，也寻获了黄逸梵的入籍证书、死亡证书及遗嘱。她生前最后一年在伦敦的生活面貌，一点点展现在眼前。

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我查到了黄逸梵的入籍证书，惊讶地发现有很多令人费解之处：首先，离婚二十六年后，黄逸梵依然沿用前夫的姓，入籍时把自己的名字写作了Yvonne Chang（张逸梵）。其次，她把出生年份改成1905年，少报了整整九岁。再者，她把父母名字乱填一气，写成Shih Sheng and Shih Chang（盛氏和张氏）。最后，入籍证显示她的职业为machinist （机械女工），住址却是伦敦肯辛顿区一处高尚住宅区。一张入籍证书，疑团重重。

黄逸梵于1956年8月27日加入英国国籍。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入籍证书上，她的姓名一栏写着：Yvonne Chang（张逸梵），曾用名Yvonne Whang（黄逸梵）。在1930年的上海，女方主动提出与张志沂离婚，并果断地请了英租界的律师办理，真是非常大胆而前卫的事。用九莉的话来说，“家里有人离婚，跟家里出了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当然，这与黄逸梵有足够的陪嫁和分得的大批古董有关，更与她超出同时代人的先锋意识有关。但这样一位现代娜拉，为何拖拖拉拉二十六年，仍对张太太的名分恋恋不舍？

保留夫姓，是因为内心对前夫一直余情未了？我们在《对照记》图三的文字中得知，张爱玲后来收到的遗物中，有一张黄逸梵收存的前夫照片，大约是张志沂在直奉战争时寄给首次出国的妻子的。记者林方伟著文提到，黄逸梵曾这样劝说邢广生：“如果有合适的人和你同志，爱你的才，不是爱财，那就千万别怕人言，还是结婚的好，不要像我，太自傲了。”这样看来，晚年的黄逸梵还是向往婚姻和家庭的。但言辞之间，并无对当年离婚的悔意，只透露出因“自傲”而曾错过姻缘。若是这样，她也没有理由一直保留着“张”姓。

这个费解之谜或有一个解释：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写蕊秋到香港的一所教会学校看望寄宿的盛九莉：“亨利嬷嬷知道她父母离了婚的，但是天主教不承认离婚，所以不称盛太太，也不称小姐，没有称呼。”天主教徒不能离婚，因此身在英国的黄逸梵沿用夫姓，或以此缓解与周围人交往时的尴尬？

另一个谜团是她的出生年月。 中国国内的资料显示黄逸梵出生于1896年。但英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黄逸梵入籍证书上，出生年月一栏却写着：1905年2月4日。相应地，她的死亡证书显示去世年龄为五十二岁。我先收到档案馆发来的死亡证书，以为年龄被算错了，后来看到她的入籍证书才明白缘由。

1905年2月4日若是黄逸梵出生的真实年月，照这样推算，黄逸梵在十五岁时就生下了张爱玲。张爱玲的祖母二十三岁才定亲，若母亲十四岁就嫁人育子，为何张爱玲从未在文字中提及？再则，1924年时黄逸梵如果是以十九岁之龄做小姑出国的监护人，似乎也显得勉强。

《联合早报》记者访问邢广生时得知，黄逸梵在马来亚时，大家都知道她的年龄：“两女结识时，邢广生二十三岁，黄逸梵五十一岁”;“……黄看起来消瘦、憔悴、疲累，黄在吉隆坡的邻居叫她‘老太婆，气死爱美的黄逸梵”。这样看来，黄逸梵很可能是到英国之后，才修改了自己的出生年份。 那么，为什么黄逸梵要刻意隐瞒年龄，为自己“减龄”九岁？

1948年底再度入境英国时，出生于1896年的黄逸梵已近五十二岁。离她上次来英国已十二年了。黄逸梵不再年轻貌美，经济情况也大不如前。在晚年時重返曾经居住过四年多的英国，原因之一是英国有很好的福利。难道，她特意修改出生年份，是为方便申请工作及成为公民？本来东方人就比西洋人显得年轻，五十二岁说成四十三岁，也不难让人接受。而黄逸梵如何修改身份证件比如护照上的出生日期，又是一桩悬案。

入籍证书上父母一栏，黄逸梵填写的是“Shih Sheng and Shih Chang ”（盛氏及张氏）。这也相当令人困惑。黄逸梵父亲姓“黄”，生母姓氏不详。“张”是前夫父亲的姓，“盛氏”又是谁？或者黄逸梵因自己保留了“张”姓，就顺水推舟“乱改”了父母姓氏，反正洋人也不懂，顺便把自己的出生年月也改了一下？ 这样想的话，当时已六十岁的黄逸梵，未免很是随性好玩，让人哑然失笑。

入籍证书是黄逸梵在1956年8月27日签署的。英国的移民法令显示，当时在英国住满五年就可申请国籍。黄逸梵却在居住了八年后的1956年才成为公民，原因不详。

档案馆同时寄来的，还有一份入籍宣誓书。当时英国法律规定，拿到入籍证后的一个月内必须向女王宣誓效忠，否则入籍证书就无效。于是，1956年9月5日，黄逸梵在离家不远的18 Shepherds Bush Green宣誓效忠，宣誓内容如下：“我，张逸梵Yvonne Chang，曾用名黄逸梵Yvonne Whang，对着万能的上帝发誓，将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以及她的后代及继承者忠诚不渝。”宣誓处距离她Upper Addison Gardens的住址步行约五分钟，大概是当时这个街区的地方政府部门所在地。英国内务部遂于1956年9月21日在宣誓书上敲章，黄逸梵这才算正式注册为英国公民。此时，离她告别人世，仅剩最后一年光阴。

1956年，张爱玲三十六岁，是她赴美后的第二年;也是黄逸梵1948年抵英后的第八年。当时黄逸梵身体尚可，还未被诊断出癌症晚期。8月14日，张爱玲与赖雅领取了结婚证。两周后，远在大洋彼岸的张母黄逸梵拿到了英国入籍证。

黄逸梵的入籍证上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

首先是职业。入籍证书注明黄逸梵的职业为machinist，意为机械师或者技术工人。以黄逸梵当时的年龄及体格，操作机器怕是无法胜任，最有可能的是在工厂流水线做制作工人。这并非为了体验生活，也与时尚设计相去甚远。黄逸梵的遗嘱显示，她晚年曾举债度日。1950年代的英国刚从战争阴影中走出来，出生率下降，战后劳动力缺乏，生活的贫困促使大量女性包括已婚主妇走进工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黄逸梵，这位出生名门的贵族小姐，因为生计，也和很多英国本地女性一样，进工厂做了一名普通女工。

《对照记》图十一，是黄逸梵少女时代手执纱扇和婢女的一张合影，下面是一双三寸金莲。配图文字这样写道：“珍珠港事变后她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度，曾经做过尼赫鲁的两个姐姐的秘书。一九五一年在英国又一度下厂做女工制皮包。”我们因此大约可知，黄逸梵在1951年曾去工厂做工。黄逸梵做女工，很有可能是停停歇歇的，在不同的工厂上过班。

黄逸梵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早年学过洋裁、车衣。在新马时她专门搜罗了一些珍贵的蛇皮，打算自己设计皮包。《对照记》图十一里张爱玲这样写：“她信上说想学会制裁皮革，自己做手袋销售。”而1948年，黄逸梵从新加坡到吉隆坡，在坤成女中教书时，所教的课程就是手工——虽说因学历资格限制，但也可见她的长处所在。因此在英做工时，选择去皮包厂，而不是其他行业，也可能和她的兴趣相关。

当时年老体弱的黄逸梵，面对这份工作，似乎也能胜任有余。在1957年3月6日致邢广生的信里，她透露了很多信息。比如午餐时间还可以有精力写信，放工后也还有力气去见朋友。如果做得不愉快，还可以炒了老板鱿鱼。虽然是底层的工人，黄逸梵还是有着一定的自由与尊严。这大概是除了福利好，西方现代文明的又一个好处了。

挟着满箱古董的黄逸梵，在出走后的世界里，一度潇洒逍遥。到了晚年落魄，亦能淡定，自己煮飯洗衣、找房子、搬家、找工作。女儿张爱玲，也是在出国后，发现了自己的生活能力。在美国，张爱玲也是自己煮饭、杀蚁虫、油漆房子，甚至后来长期照顾大小便失禁的赖雅，很有顽强的毅力。

黄逸梵的入籍证书上显示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住址：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 Kensington， London W14 8AL。1957年3月6日黄逸梵致邢广生的信，留的地址也是此处。

邢广生回忆说黄逸梵晚景凄凉。她曾拜托在伦敦读书的学生前去探望，学生回来汇报说：黄逸梵住在地下室。“地下室”，给人印象通常是黑暗阴冷，逼仄狭小。但若正是这处居所的话，那么黄逸梵的生活很可能并没有那么潦倒，或者说将就。这一处房产是相当高级的住宅。此处的地下室也与我们通常想像的不同。

从英国大都会档案馆的资料可以查到，Upper Addison Gardens， Kensington这一整条街，都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由一个大家族购建的高级私人公寓。建造时间在19世纪中期，无论地理位置还是房子结构，都相当上乘。该处在肯辛顿，属于伦敦的第二区，距离肯辛顿王宫只有一点五英里，步行约半小时。而现今全英最大的室内购物中心Westfield就在这条街的背后，步行四五分钟就可以达到。旁边就是开通于 1900年Central Line 地铁的Shepherds Bush 地铁站，交通便利，环境优雅。

这条街完好地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建筑面貌。整幢房子有三层，包括地下室。地下室是当时初建时的样子。各层都自成一个独立的套间。每一层有两个卧室，11A是地下室正对着主要街道的一个房间。这间地下室，虽处在街道平面之下，但因房前有专门设计的下沉空间，房间就有了可完全采光的窗户及独立的进户门，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天井。这样的地下室，往往是旧时大家庭佣人的卧室，或是食品、煤炭及杂物的储存室。也有人家把地下室整理后出租的。黄逸梵大约就是这样的租客之一。而黄逸梵在遗嘱里提到该处时用的词语是“flat”，也就是说，她当时还可能有独立的厨房及卫生间。

隔壁12A号的房子正在装修。装修工人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大都用火炉取暖。地面层进口处过道，旧时有一个添送煤炭的小洞，通往地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电暖以及煤气的普及，不再需要煤炭，洞口也就都封上了。而储存煤炭的地窖，就在地下室。也就是说，黄逸梵住的房间隔壁，就是储存煤炭的地方。

黄逸梵在此处应是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入籍及离世的官方文件登记的都是该处地址。从她的遗嘱可知，直到她去世，该处也还留有她的财物。黄逸梵向来讲究房子地段和结构，比如在上海时就住在租界的爱丁顿公寓，地处静安寺附近，而且是意大利风格的高级西式公寓。因此也不难理解，当时在伦敦，她为何选择住在肯辛顿区。虽然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是地下室，但也应该是挺像样的套房，独立的进户门，更是提供了很好的隐私性和便利。

黄逸梵对住处的布置一向讲究，曾在信里教邢广生如何布置房子，虽然是租住的房子，但遗嘱上说明房间的窗户、墙壁、天花板、床上都有装饰，应该是黄逸梵投入金钱及心思购置装扮的，所以不舍得丢弃或留给房东，而是郑重地作为遗产留给了一位朋友。

这个居所在她心里是“家”。在1957年8月29日致邢广生的最后一封信里，黄逸梵这样说：“我希望能回到自己的房子去……能回家，我就安心了，就是死了也痛快。”无奈寄居在泰勒夫人处的黄逸梵，又时时进出医院，身边没有至亲，内心凄凉。能回到自己住惯了的居处，看着那些熟悉的布置，即使在异国他乡，也算有个归处了。

黄逸梵自知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女儿一面。司马新《张爱玲与美国——婚姻与晚年》这样写道：“（1957年）八月中旬，张爱玲从伦敦得到消息，说她的母亲病得很重，必须做手术。张写了一封信去并附上了一百美元的支票。”很多人认为，彼时张爱玲依然对母亲有猜疑，以为是借口要钱。其实不然。母亲病重，张爱玲显然知情。宋以朗在《张爱玲私语录》的序言中引用了张爱玲于1957年10月24日致邝文美的一段信件原文：“她（张爱玲母亲）进医院后曾经叫我到英国去一趟，我没法去，只能多写信，寄了点钱去，把你与《文学杂志》上的关于我的文章都寄了去，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后来她有个朋友来信说她看了很快乐”。

当时的张爱玲，刚到美国不久，正设法尝试用英文写作打开新局面，却几经挫折，陷入困顿。司马新书中说：“5月张爱玲从司克利卜纳获悉，公司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即《粉泪》。这个消息对她当然是个不小的打击。她觉得沮丧，终于病倒而卧床数天。后来她注射了几针维生素B，到6月初才康复。”幸好有香港的宋淇帮忙，张爱玲开始为电懋写电影剧本，以维持生计。而新婚不久的夫婿赖雅，那时也才从再次中风里渐渐好转。应是凡此种种，绑住了张爱玲动身前往伦敦的脚步吧。

《小团圆》里有一段描写，九莉编剧的电影正式上演，楚娣九莉陪着蕊秋一同去看，蕊秋竟很满意。九莉心里纳罕：“她也变得跟一般父母一样，对子女的成就很容易满足。”母亲病重，张爱玲能够做的，是“只能多写信”，并且寄了别人评论自己及作品的文章给母亲阅读。尽管张不一定情愿承认，这份带着许多苦涩的“炫耀”里，其实有着她给已走到生命终点的母亲，难得的一份深情。

如果当年张爱玲来了伦敦，应该就会住在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照顾母亲。黄逸梵也不用寄居友人处。母女俩说不定可以冰释前嫌，不仅《小团圆》会写得很不相同，连张爱玲的整个后半生都可能会有别样的故事了。只是，无论如何，在张爱玲内心最深处，母亲带给她的创伤，从未消褪。她在给邝文美的信里曾尖锐地写道：“朋友是自己要的，母亲是不由自己拣的。从前人即使这样想也不肯承认，这一代的人才敢说出来。”母亲似乎从来也不是她人生里第一要紧的事。母女之间的感情，也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令她抛下一切，甚至设法借钱买机票，飞赴伦敦。

多年后的1995年，张爱玲在洛杉矶的寓所悄然离世，同样孑然一身。相较于母亲临终前曾希望再见她一面，张爱玲是真正的孤零零，没有人可以见，或根本不想见人。她或许在最后的日子里，和当初狠心不去伦敦一样，早就凛然地准备面对绝世孤独。“……我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不要把你自己关起来。”这是《小团圆》里，蕊秋对遭遇情伤后的九莉说的话。如果这不是黄逸梵因太了解女儿而提出的劝诫，那就是张爱玲借蕊秋之口对自己后半生的预言。无论如何，张爱玲一生的自我禁锢，都成了一场对抗母亲的自我放逐。

1957年7月29日黄逸梵托人代笔写给邢广生的信里，提到出院后会住到朋友家，由朋友巴登夫人（Mrs. Margret Barton）照料， 地址是8 Eliot Park， London， SE13。

出院后，她是否去了巴登夫人家，我们不能确定。1957年8月29日的信上，黄逸梵的联络地址改为34 Dorville Crescent。照这样推算，如果她去巴登夫人家休养，时间最多不超过三个礼拜。

从谷歌地图上查看地址8 Eliot Park， London， SE13，显示的是格林威治区一幢普通三层楼房，看起来像是二战后建造的风格。与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 相比，显得寒酸。从汉默史密斯站Hammersmith坐地铁District line到Cannon Street， 再换乘火车，需要一个多小时才到Lewisham车站。我碰巧下错车到了伦敦桥站London Bridge，从这里有向东的高速火车，总共四十来分钟就到了 Lewisham车站。从这里步行，上一个小山坡，走五六分钟就到8 Eliot Park。格林威治乡村比肯辛顿区要幽静许多，沿路的房子大都是独立的house，不是伦敦市中心比如肯辛顿区或汉默史密斯区连栋而造的terrace房子。转入Eliot Park，右手边就是和谷歌地图显示的一样的房子，门上有号码8， 却没有路名。没人应门，我在门口拍了张照，转身打算走了，却蓦然发现马路对面房子墙上有 Barton House 的字样。

Barton House？我脑中马上跳出了黄逸梵信中提到的友人名字：Margaret Barton 。如此巧合，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经过再三确认，房子门牌号，甚至房子前的垃圾桶上，都清清楚楚地写着“8 Eliot Park”，这才恍然，原来，这才是我要找的8 Eliot Park。

和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的排屋不同，这是一幢豪华的独立小洋房。房子是典型的维多利亚风格：棕色砖墙、上下开的框格大玻璃窗，外墙上还有简洁的希腊风格装饰。房子主楼三层，加一层地下室。左右各有侧翼。房后有宽敞的花园，地面层和地下层都是落地长窗，看起来很是气派。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按响了门铃。四五分钟后都没人来应门。我就四处拍了几张照片，正打算走，门却开了，是一位儒雅的中年男士。我开口就问他是否是巴登家的后人，他笑着告诉我他们去年才刚买了这幢楼。在得知我的来意后，他补充说，这栋房子是国家保护级建筑，任何外观上的改动都须事先申请才可进行，而一般来说很难得到批准。也就是说，如果1957年9月初黄逸梵出院后曾来此小住，那么当时房子的情形和现在我所见的，几乎一样。

当然，里面的装修随着屋主更换而各异了，但外观及基本结构，自1860年至今都不曾变过。透过新屋主半开的门，能看见里面富丽堂皇的大厅、白色水晶吊灯，以及厅中盘旋而上的楼梯。这里显然比之前黄逸梵住的两个住处都要豪华舒适得多。六十多年前的巴登夫人，家道殷实，应是当时上流社会的贵妇人。

我对巴登夫人充满了好奇，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又如何与黄逸梵相识相交的。难道是黄逸梵在教堂或者画廊认识的朋友？我也曾搜索到一些文件，但最终才发现只是同名同姓，终究不是这一位巴登夫人。

家境如此优渥的贵妇人，会跟一个社会底层的女工做朋友，这已很匪夷所思了。而巴登夫人甚至能亲自去医院照顾病重的黄逸梵;等黄出院，她也能慷慨地带黄回自己家加以照料，真算得上肝胆相照了。当时的黄逸梵，虽是一代名媛，但落魄已久。只是，非常难得，她并未妄自菲薄，也并不封闭自己。而她也必有着非凡的人格魅力，才会在落难时，依然拥有并坦然接受许多友人的真情，包括这位豪门夫人。就这一点而言，黄逸梵比张爱玲活得温暖多了。

1957年8月29日，黄逸梵再次住院，托前来探望的友人代笔，写给邢广生的信，留下的回信地址是：Miss Y， Whang ， c/o Mrs Taylor，  34 Dorville Crescent， Hammersmith， London W6。此处，距离黄自己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的房子很近，才相隔一点二英里，步行也只需要二十几分钟。

从这个留下的通信方式来看，很显然信件需要Mrs Taylor转交，可见黄逸梵并不是这里的正式住户，她只是暂时寄居在此处。原因可能是如她信中所提到的，在11A Upper Addison Garden住处无人可照顾她。而Mrs Taylor可能是她的另一位朋友，接替巴登夫人照顾她。

Dorville Crescent这条街的房子是连栋而造的，只有两层楼加一个地下室，窗户和门也小很多，墙是红砖。虽然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当时是政府为工薪阶层而建造的房子，一眼看去就能发现比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简陋得多。更没法跟8 Eliot Park的讲究相提并论。 前两处房子更为高大宽敞，墙壁用的是质量更好的棕色砖头。当年住在这条街上的老人告诉我们，尽管Hammersmith地处伦敦第二区，当年该区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居住地。

34号的房子在街道的尽头，门铃的号码显示房子被拆分成三个单元。农历新年2019年正月初一中午，天正阴冷，我和朋友前去拜访。按遍了所有单元住户的门铃，等了差不多半分钟左右，都没有回音。正在沮丧之际，门竟然开了，是一位漂亮的中年女士，她是一单元的住户Katrin。说明来意后，她热情地领我们进了门参观。她的房子地面层相当宽敞，客厅完整地保留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火炉。起居室屋顶的灯座，也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原物，那时没有壁灯，光源由灯座里分散的小孔洒落。

最让我有所触动的，是客厅的一面墙。Katrin说四年前做装修时，这扇墙前有大约五十公分的隔层。一层一层剥去，竟可看到不同时代的装饰变迁：从近些年的涂料和隔板，到1990年代、1970年代的壁纸，最后竟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墙壁：粗糙的红砖加上白色的混凝土。这原始粗砺的墙，和圣马丁教堂地下室的墙壁类似，光秃秃，冷冰冰，让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黄逸梵当年居住时的温度。

当Katrin得知我们怀疑黄逸梵在此可能住地下室时，她就带我们下楼参观。地下室已经过大改，屋前屋后的花园都往下深挖了数尺，使原本没有窗户的地窖有了空间采光。这里的地窖阴冷得很，通常只用做储藏室。 热心的Katrin 还帮我打听到了同一条街的16号有位八十七岁的邻居Cyril，住在这里已经六十多年了，而且他的房子从未做过大的改动。

我们应约去拜访Cyril，虽然已经八十七岁，老人依然思路清晰，腿脚利索。他的房子完好地保留着六七十年前的样子。地下室是两个约二三十平方米的地窖，里面没窗，只有三十平方厘米大小的采光口。厕所下水道、煤炭供应入口也在地下室里。无论采光、通风或者防火条件，完全不适合做卧室。政府也通常会保证住户基本的安全与舒适。因此，1957年在34 Dorville Crescent期间，黄逸梵住在地下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黄逸梵在1957年7月29日住院时，照顾她的巴登夫人带黄回她家养病，大概因为居住环境和饮食都会比较好。黄逸梵显然也认同这样是更好的安排。但两三周后，黄逸梵病情大概恶化，需要多次进出医院。巴登夫人的家地处东伦敦的格林威治，离市中心有十多英里，相当远，估计去医院不是最方便。而34 Dorville Crescent距当时伦敦治疗癌症最好的查令十字医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才一英里，离最后临终的帕丁顿圣卢克医院才四英里。可能出于就医的方便，黄逸梵在8月下旬离开了巴登夫人家，而住到了泰勒夫人家。

我们访问Cyril时，这条街上另一位七十六歲的老人也刚好来串门。两位老人对我们回忆说，1957年的伦敦依然是雾都，冬天尤其阴冷潮湿，通常只有起居室里才会生火取暖，卧室里很冷。1950年代的伦敦，已有抽水马桶，但没有很好的淋浴设施，需要烧水洗澡。很多人也并不经常沐浴。邢广生当时派去探望黄逸梵的学生曾说，两人曾先后用一盆热水擦身洗澡，可能是留客过夜，睡前的简单擦洗。煮水擦洗，可能并非是黄逸梵特别穷困，应该是同时代英国平民的日常生活。

那天在告别Katrin之前，她特地告诉我们，房子对面路口有一个红色的邮筒，已经在那里一百多年了。如果黄逸梵寄信给朋友的话，一定是从这个邮筒投递出去的。

关于黄逸梵确切的去世日期，国内外各种资料都没有记录。我想当然地用入籍资料上Yvonne Chang这个名字搜寻，无论如何都找不到线索。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想起，为何不用黄逸梵的原名试试，在搜寻栏里输入“Yvonne Whang”，电脑马上显示：“黄逸梵（Yvonne Whang），单身女性……1957年10月11日逝世于伦敦帕丁顿圣卢克医院……”

搜寻显示的信息并不完整，我于是申请了一份死亡证书的拷贝，十五个工作日后就收到了。这是一份在帕丁顿区登记注册的死亡证书，证书编号为DYE349505，死亡时间为1957年10月11日。证书上显示，黄逸梵是在帕丁顿圣卢克医院（St. Lukes  Hospital）去世的。

圣卢克医院创立于1751年，两百多年来一直都是疯人院，里面都是无法治愈的精神病患者，都来自社会最底层。19世纪中后期开始，除了精神病患者，医院也开始收留平民及中产阶级的肺结核及癌症末期病人，为他们提供临终关怀，使他们可以有尊严地离世。都是病入膏肓的病人，在只剩下最后三四个月的时候被送来这里。根据伦敦大都会档案馆保存的资料，来此处的临终病人，职业通常是：公司职员、警察、工匠、机械师、印刷工人、裁缝、护士、佣人，也有律师、会计师和牧师。 1957年9月的某一天，机械女工黄逸梵被送入圣卢克医院。大约一个月后，她就与世长辞了。

黄逸梵真是一个谜一样的女人。和入籍证书一样，这份死亡证书也迷雾笼罩。 上面显示她的死因是La. Carcinoma of Ovary，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卵巢上皮细胞癌。邢广生老师在采访中回忆说黄逸梵患的是胃癌。难道是邢老师记错了？又或是黄逸梵在刻意隐瞒？

卵巢癌，又被称为“沉默的杀手”。这种病在早期一般觉察不出来，没有明显症状，除了腹部肿大、食欲不振，通常会被误认为是肠胃不舒服。等确诊往往就已晚期。也难怪1957年3月6日的信中，黄逸梵还没有提到任何病症。或许是因为早期还没确诊，黄逸梵告诉邢老师是胃病，等到确诊后也不曾更正。

黄逸梵的私生活，我们所知甚少，或许能在《小团圆》的蕊秋身上，看到些影子：蕊秋身边从不缺男友，从教唱歌的意大利人、到初恋情人简炜，到英国律师、英国医生、法国军官、法国的牙医……书里与蕊秋关系密切的情人远远不止十个。但悲哀的是，他们对她的兴趣大都只是性。《小团圆》里有一个令人震撼的细节：母亲为了患伤寒而住院的女儿的医药费，竟牺牲自己，违心地去陪主治的德国医生睡觉。“楚娣便又悄悄的笑道：‘那范斯坦医生倒是为了你。九莉很震动。原来她那次生伤寒症，那德国医生是替她白看的！” 当时九莉十七岁，蕊秋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为女儿做出这样的牺牲，小说中写蕊秋是不情愿的，她对病床上的九莉咒骂，说应该让她“自生自灭”。而《小团圆》中的楚娣，还说出了蕊秋曾打胎多次的惊悚实情：“二婶不知道打过多少胎……疼得很。”这些，不知是黄逸梵真实的私生活，或一部分的纪实加虚构？为了自由和爱情，勇敢的黄逸梵，走出了封建婚姻的禁锢，却走不出作为女性的身体困扰。她最终因卵巢癌而离世，像是一种女性宿命的暗喻，给传奇人生更添了一抹悲剧色彩。

黄逸梵出国带了十几箱子古董。张爱玲最后收到的是一大箱子遗物，除了邢广生在采访中提到的，有一些在巴黎被战火炸毁了，其他古董到底去了哪里？

英国政府部门的网站非常完善，可以查询到各种文件，包括遗嘱。知道黄逸梵临死用的姓是Whang以后，很快我就找到了她的遗嘱。十个工作日后，我就收到了遗嘱复印稿。律师的字迹非常潦草，费了很多精神，终于厘清了遗嘱的大致内容。

黄逸梵的遗嘱是1957年10月1日在律师见证下立的。应该是她在9月被送到圣卢克医院后不久的事。十天后，10月11日，黄逸梵去世。她把所有的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指定Cecilia Hodgkinson 为遗嘱执行人，就是在死亡证书显示处理黄逸梵身后事的那位友人。关于Cecilia的资料目前很少，只知道她已婚，并且居住在萨塞克斯。不知道Cecilia把黄逸梵的骨灰安葬在哪里了。从1957年到如今已经六十多年，伦敦的城市几经改建扩造，如果是葬在伦敦，墓地想来也已迁移到别处去了。又或者葬在萨塞克斯？我打算过段日子就去寻找。如果幸运的话，或许还能在墓碑前献上一束红玫瑰，或蓝绿色的鸢尾花，给这位终身追求爱与美的传奇女性。

在遗嘱里，黄逸梵交代了遗产的分配——

首先是给一位叫做W.William Wagstaff的朋友五件古董，抵偿曾经的借贷，五件古董为：一个白釉大瓷瓶、一大两小雕花盒子、一个中式柜子。

黄逸梵致邢广生的信里曾提到自己一文不名。看遗嘱果真如此。虽住院治疗免费，但她显然是举债度日。用五样家传古董偿还债务，应该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数目了。欠债还钱，她临终首先惦记的是这笔债务，相当有信用。

第二条，是关于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家中的物件。黄逸梵交代得非常细致，住处的窗户、墙壁、天花板、地板上的装饰物，包括家具、窗帘、挂饰，以及煤气灶、热水器、吸尘器，都留赠给一位叫Louisa Lilliam Engel的朋友。

黄逸梵选择远在萨塞克斯的Cecilia为遗嘱执行人，一定对她非常熟悉并信任。但黄却没给她留下任何遗物。家里的日常物件全都给了Louisa，可见黄与Louisa关系非同一般，而且Louisa大概不像巴登夫人那样富贵。她应该知道Louisa可能用得上这些物件，亦会爱惜这些遗物。Louisa 和Cecilia ，住址同是在27 Church road， St. Leonards on Sea。从姓名上看不出任何两位是家人的关联。Cecilia 住在27A，是否是租住Louisa房子的租客？

St. Leonards on Sea是一个海滨小城，19世纪初期为有钱人而建造，地处萨塞克斯，距伦敦一个多小时车程。在伦敦大都会档案馆，可以查到当时伦敦的皮件厂、皮包厂，大都集中在伦敦东区，暂时没有发现St. Leonards on Sea 有任何的工厂，何况黄逸梵也不太可能每天往返三个小时坐火车去萨塞克斯上班。所以，这两人是黄的工厂小姐妹的可能性，应予排除。她们与黄逸梵又是如何相识相交的？有待进一步查访。

借款给黄逸梵的这位W.William Wagstaff，遗嘱上显示其住址是在Hodsoll Street near Wrotham Kent，位于伦敦东南部与肯特郡之间的一个区域。显然，黄逸梵和这位朋友之间的交情没有那么深，以致連确切的地区及门牌号都不知道，只能写上大致靠近沃若汉姆的郝兹索街道。

在当时的英国，要变卖中国古董可能也并不容易。所以黄逸梵最后还有不少古董留下来。或许是懂行的人少，得“善价”机会很少，黄逸梵亦舍不得廉价出售。邢广生1957年9月1日没有寄出的信里写有：“……金钱方面我不能做主。不过我会尽我的力量。要是我们不能全部买下，我会设法找人介绍给马来亚大学或者南洋大学……而且尽快请管钱的人赶快把钱给你”。黄逸梵在7月30日的信里说住院一切免费，但8月底又托邢广生代为出售自己收藏的线装书和字画，是否为了偿还W.William Wagstaff处的借款？

遗嘱的第三条和张爱玲有关。黄逸梵交代：其余剩下的一切物件和财产，都归于居住在美国彼得堡帕尔尼大街25 Pine Street， Peterborough N.H.，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的女儿赖雅·爱玲。

关于黄逸梵给张爱玲的遗产，《小团圆》里这样描写：“（蕊秋）故后在一个世界闻名的拍卖行拍卖遗物清了债务，清单给九莉寄了来，只有一对玉瓶值钱。这些古董蕊秋出国向来都带着的，随时预备‘待善价而沽之，尽管从来没卖掉什么。”

遗嘱是在11月4日经英国高等法院认证，显示黄逸梵遗物的毛价值为一千零八十五英镑十二先令六便士。应该是黄逸梵留下的古董及其他值钱物件的估值或拍卖所得。根据《小团圆》里“清了债务”这句话可以推测，除了上述借贷，可能还有别的欠债。又或者留给W.William Wagstaff的五件古董不足够抵债，而被继续催讨，以致于拍卖了古董后又一次扣除了剩余的债务？无论如何，黄逸梵最后遗产净值在遗嘱上显示为七百七十六英镑十四便士。而在当时，大约是一个普通工人两年多的薪水，并不见得是一笔巨款。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通货膨胀率及综合价格指数计算，七百七十六英镑相当于今天的一万八千五百五十四英镑。

我们无从得知，张爱玲是否收到过从英国寄去的现金。《张爱玲年谱》提到，她在1958年2月27日才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收到从英国寄来的大箱子，遗物中包括古董，张爱玲一共变卖了六百二十美元。难道当时黄逸梵遗留的古董并未拍卖？法院估值后，扣除一些债务和开销，Cecilia 就把价值七百七十六镑的遗产未经拍卖就全部寄给了张爱玲？或拍卖了一部分？赖雅日记提到收到英国寄来的两百八十美元，在黄逸梵的遗嘱里却看不到相关线索，不知从何而来。

《小团圆》里接着写到：“但是她（九莉）从来没看见过什么玉瓶。见了拍卖行开的单子，不禁唇边泛起一丝苦笑，想到：也没让我开开眼。我们上一代真是对我们防贼似的，‘财不露白。”尽管这部小说带着极强的自传色彩，对人物还是作了很多处理，而且她一向不掺入感情，喜欢“让故事自身去说明”。在上述文字里，蕊秋过世，面对遗物的九莉，显出对蕊秋的猜忌与隔阂，却没有任何丧母之痛。而现实生活中，收到母亲遗物的张爱玲打开箱子，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悲伤的气息，她忍不住失声痛哭。《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一书中这样描写：“因为张太太早早离婚，又出国旅行，与张爱玲相聚时期不长，但她是张爱玲在海外唯一的家人，而国内亲人又不能有联络，因此闻讯后她很伤心。”

在得知母亲病重的1957年8月，张爱玲开始用英文创作《雷峰塔》和《易经》，花了近六年的时间才完成，笔墨着重在琵琶的母亲杨露身上。1975年6月左右，张爱玲开始写《小团圆》，几乎是重写《雷峰塔》和《易经》中关于母亲的全部故事，连各种细节都几乎一模一样。“志清看了《张看》自序，来了封长信建议我写我祖父母与母亲的事，好在现在小说与传记不明分。我回信说，‘你定做的小说就是《小团圆》。”张爱玲在给1976年4月4日致宋淇夫妇的信里曾这样说，其实《小团圆》写她祖父母的故事就那么寥寥几句，这本书真正的主角，还是她母亲黄逸梵。

早期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大都因金钱而心理扭曲变态。到塑造蕊秋（杨露亦然）时，母亲形象对金钱的态度有了很大的不同。蕊秋出生富贵，童年时代良好的家境，让她的心里充滿善意，长大后也不会像出身穷苦的七巧之类，把黄金变成枷锁。至中年落魄，她并不穷凶极恶，或唯利是图，不然她大可收下九莉的二两金子。即使为钱所困，也并不随便找个男人委身，而始终是一个爱情的理想主义者。或许母亲的过世，使张爱玲内心走向了平和，给读者还原了一个比较真实的黄逸梵。

生活中的黄逸梵，在金钱上对张爱玲并不吝啬。1936年，黄逸梵从法国回到上海。1937年，张爱玲从父亲家逃离，投奔母亲，“去后我家里笑她‘自扳砖头自压脚，代背上了重担”。当时经济已不怎么宽裕的黄逸梵，不仅收留了张爱玲，更是花重金请英国考官做私人教师，让张爱玲备考英国大学，并打算好要负责女儿出国的费用。一方面对女儿教育大笔支出，一方面自己无法负担国外开销被迫回国，内心对金钱和生计的焦灼感，时不时流露在言辞中，掩饰不住，也很正常，但给年少敏感的张爱玲极大的刺激，以为是母亲不够爱自己，甚至在心理上形成了某种障碍。到了晚年，即使在宋淇夫妇处存的版税达三十多万美元，张爱玲也仍保持着极其简陋的生活，家徒四壁。

晚年的黄逸梵，虽举债度日，但依然慷慨、有情有义。据萧依钊编辑的《杏坛芳草：永远的老师邢广生》里记录，邢广生怀孕没多久，就收到黄逸梵“捎来的包裹，是给她女儿的洋娃娃。包裹里边还有一块布，包了些‘礼轻情意重的小东小西，是原本镶在首饰上面米粒般大小的玉石，估计黄逸梵迫于环境窘困而拿着首饰去变卖前拆下的。她不留着自己周转，反将之赠给邢广生……” 去世前一个多月，黄逸梵在1957年8月29日的信里写道：“等我回到家我就找两张小照给婉华，一张是我年轻的，一张是新近的，使她有机会见见干娘……”这是黄逸梵写给邢广生的最后一封信。里面对于干女儿婉华，充满了浓浓的母爱。而同时，亲生女儿终未前来探望。尽管如此，黄逸梵还是在遗嘱里，把所有遗物悉数留给了张爱玲。

黄逸梵的出洋，最后变成了逼不得已，《小团圆》里写她第三次出国，蕊秋钱财散尽，国外生活费用高昂，国内亲戚朋友的态度已显冷淡，上海虽然是故乡，却住不下去了：“这次回来的时候是否预备住下来，不得而知，但是当然也是给她气走的。事实是无法留在上海，另外住也不成话。……一向总是说：‘我回来总要有个落脚的地方，但是这次楚娣把这公寓的顶费还了她一半，大概不预备再回国了。”楚娣笑着对九莉说：“倒像那‘流浪的犹太人——被罚永远流浪不得休息的神话人物。”

鲁迅曾预言娜拉出走后的结局：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幸亏黄逸梵有许多的古董，可以说走就走;她也够独立，在千金散尽后能泰然地去做工谋生。她没有堕落，也没有回来，演绎出鲁迅不曾料到的第三种结局：流浪。和蕊秋一样，黄逸梵像被下了咒语，一辈子无家可归。出走后的她并没有找到想要的爱情，可能找到了自由。但这放逐般的流浪，恐怕也并非是她苦苦追寻的自由吧。

黄逸梵去世这一年的3月，还在工厂上班。死亡证书上显示了前来申报黄逸梵死亡的人，名叫C. Hodgkinson， 她的家庭住址为27A Church Road， St. Leonards on Sea， Sussex，由她负责火化遗体并安葬。这位朋友不知何人，黄逸梵致邢老师的信里也从未提起。可见她在伦敦也还有其他交情不错的朋友，比如上文提到的巴登夫人，何以偏偏指定这位住在萨塞克斯乡下的C. Hodgkinson料理后事？这又是一个谜。

非常有意味的是，在死亡证书的职业一栏里，注明的是 “An Artist （Painter） ”（画家）。是黄逸梵曾经交代的？或Cecilia认识的黄逸梵就是一位画家？1932年到1936年的四年间，黄逸梵在法国曾学画，是留法艺术学会的会员。1948年后到英国，不知她是否也曾一度重拾画笔。机械女工显然是不得已的谋生，画家才是她内心的向往。黄逸梵，该是一个飞扬的精灵，一辈子爱绘画、爱美。

而最让人讶异的，是在死亡证书上，黄逸梵的名字竟然是Yvonne Whang， 而不是入籍时的Yvonne Chang 。她1957年10月11日去世。在10月1日她签署的遗嘱上，也清清楚楚用了Yvonne Whang的名字。距离她使用张逸梵Yvonne Chang 入籍英国，才只有短短一年时间。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可能终于大彻大悟：家庭也好，丈夫也好，孩子也好，都是外在的，都与己无关了。她不是张太太，也不是别人的母亲，她只是她自己，如此而已。于是她又决然地“离”了一次“婚”：在遗嘱上抛弃了前夫的姓，真正地離婚了，把用了多年的张太太的身份彻底抛下，签下了Yvonne Whang（黄逸梵）。连死亡证书，她都交待好了用Yvonne Whang，这个代表了自由与梦想的名字。

出生时，她叫黄素琼;结婚后，她叫张素琼;出国时，她叫张逸梵;告别人世时，她叫黄逸梵。名，是她给自己取的，来自于英文Yvonne。姓，是她少女时代的本姓。从此和张家没有关联，也不再受生计的羁绊。一生爱自由的她，临终时终于完整地做回了自己。

（本文供图：石曙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