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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软的故事，总能直击人心。在笔者看来，检察新闻“富矿”不仅蕴含丰富、动态化、体量充足的崭新资讯，同时也盛产让读者喜爱的好故事。该如何在丰富多彩的检察新闻素材中发掘出更多检察好故事？笔者试加以论述，求教于读者诸君。

案例视角：独具慧眼“挑”故事

每一起案例，都可能是一则精彩的法治故事。

司法机关办案的过程，是依法推进的“破解谜团”活动，是向着客观真实既无限靠近、又永远无法完全到达的逐步呈现法律真实的过程。这一特点本身，便赋予了每一起案例以不确定性，同时也产生了从不同角度展现案例的可能性。

来自现实生活中的一起起案例，往往具有凸显社会矛盾，情、理、法交融，主人公明确、情节曲折，人物行为处于是与非、罪与非罪之间不易辨析等特点。然而，检察机关日常办理的案件也可以用“海量”来形容。该如何在众多的案例故事中“挑选”出有价值的“好故事”？并用较为恰当的方式将其呈现给读者？

在笔者看来，有几个小原则，即“情切、事新、理真”可以遵循：

第一，“情切”，即案例细节触动人心，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案例。以2018年7月27日发表在检察日报的《精准救助，检察官千里护送小姐妹》为例。文章开头，是一个特写对话镜头。“今天在学校开心吗，老师讲的能听懂不，在伯伯家住得习惯吗？”四川省自贡市检察院控申处处长刘艳轻声地问小女孩。可小女孩就是不开口，机械地写着作业。突然，刘艳发现她右手腕动脉处有几道鲜红的印迹，情急之下她一把抓过小女孩的手检查。小女孩把手挣脱回去哭了出来，刘艳拉过她抱着安抚……终于，孩子哭着说：“我好想爸爸妈妈！伤心得想死，所以模仿电视里自杀的情节用红笔在手腕上画……”

其实，最初接到来自业务部门的这一案例线索时，笔者内心是有些担忧的。毕竟这是发生在2017年的一起救助案例，时效性相对较弱。然而在与办案检察官的深入交流中，这一打开孩子“心扉”的细节，深深触动了记者。而后，再结合千里护送孩子们送到监护人身边、联合社会力量对小姐妹提供长效救助等内容，记者就有了写作的底气。文中白描展示的检察官对未成年被救助人的情真意切，也引起读者共鸣，最终获得较好的宣传效果。

第二，“事新”，即不仅时效性强，而且能凸显检察工作的最新动态、富有创新性的案例。以2018年5月28日发表在检察日报的通讯《“一定要帮帮这孩子”——北京检察机关首例以最高限额救助的国家司法救助案件背后的故事》为例，这起案例最大的特点从副标题的“首例”便可窥一斑。笔者抓住救助27万余元、检察官实地走访后无争议救助女童、多部门合力救助等内容，写出了不同于一般案例事故的创新之处。加之采访扎实、可信度较高，该稿被编辑部刊发在当天头版显著位置，取得较好宣传效果。

第三，“理真”，是指在关注司法实践难点、立法不足等方面富有启发性、发人思考的案例。以2012年9月24日检察日报刊发的《“绝当”后，该不该收综合费——全国人大代表与民行检察官等认为，典当行业亟待立法规范》为例。这是一起民事抗诉案件，因民间典当纠纷引发的案件，在情理法冲突方面并不突出、在创新性方面也不具有优势。因此，笔者最终选择“抗点”，即本案的焦点问题——绝当后，应否继续向典当者征收“管理费”作为核心关注点。该稿件在检察日报《声音周刊》封面发表，同时配发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撰写的《建议及早出台“典当法”》，增强了冲击力、提升了关注度，获广泛转载。

这一点在笔者发表在2017年11月25日检察日报一版的《红黄蓝幼儿园涉虐童如何破解“取证难、处罚轻”难题》中也有突出体现。当各家掌握的案例事实相似度较高时，要从专业化的角度独辟蹊径、理性思考，以相对独特的方式关注案例。

还有一点需特别提及，对于各级检察机关发布的典型案例，记者可以按照新闻规律、用“新闻眼”发现类案中的“特别之案”。对于适合“挖潜”的案例，用心的记者应在各家同步报道的同时，给予更多投入、更详尽的呈现。延伸一步讲，一些案例还可以成为影视文学进一步创作的素材来源，如《人民的名义》《因法之名》等作品中均可看到真实检察案例的影子。

报告视角：在变化中“挖”故事

采访中能获得检察机关、检察官主动提供的检察案例故事固然幸运。然而，供需之间总有一定的空间。当媒体想主动发掘独家“检察好故事”时怎么办？当“被提供”的案例不能完全满足报道需求时怎么办？

笔者不揣冒昧，提供一个“按图索骥”法。即从各级检察机关每年向人大所作的工作报告出发，特别是最高检每年在全国两会上向全国人大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出发，可以去寻觅其中蕴含的检察好故事线索。

例如，在2019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中便蕴含着丰富的案例、创新事例、改革故事等。一方面，报告对去年全国检察工作的重大变化、亮点工作的回顾，全面提供了“最具代表性”的检察好故事，突出体现在很多案例的首次披露、数据的首次公开等方面。另一方面，报告本身的变化，也在提供着另类的检察好故事，如首次将下降的数据如实公开、结构的变化、新增“金句”等。如2019年3月13日检察日报刊发记者姜洪采写的《下降的数据也要向代表汇报——解读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的“数字语言”》便是从报告中发现故事的范例之一。

从报告中，也可以看出未来一年全国检察工作的着力点。仅以2019年报告中“稳进”部分的表述为例，其中描述的扫黑除恶、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强产权平等保护、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维护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等领域，均可以成为寻找2019年检察好故事的指向标。

可能有年轻的朋友会问，报告该何处找？建议从各级检察机关的官方网站查找最权威的版本。在最高检官网的首页“工作信息”中，可以找到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来，历年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文本。

民生视角：结合社会关注“找”故事

好的检察故事，往往与民生密切相关。

在非典型案例报道，特别是在日常检察工作报道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找到契合主题的好故事？

笔者以2018年7月3日发表在检察日报的《山西右玉：“右玉精神”在检察官中代代传承》为例。其实，在各类报道中，对“右玉精神”的诠释并不鲜见。采访中，如何从检察工作视角来诠释“右玉精神”，便成了笔者一直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采访右玉县检察院一位从检30多年的副检察长时，他随口提起该院恢复重建后，办理的第一起案件就是针对滥砍滥伐行为的。这一点启发了笔者。于是，结合该院上世纪办理的这一案例，以及该院2017年以来开展的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笔者找到了文章主题。用老检察人的从业故事为切入点，通过不同的案例故事相互呼应，逐步阐述该院几十年来对环境保护理念的薪火相传。

此次探索给笔者的两点启发是：检察官本身也是社会人，对民生有自己的独特感受，民生检察故事可以通过与检察官“深聊”获得；各项检察工作与民生均有一定相关度，用民生视角、民生眼光，从检察新闻创作的角度来理解检察工作如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往往能找到民生检察故事。

当然，在寻找民生检察故事的过程中，要紧密结合公众关切、民生需求、社会关注，对食药安全、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与民生相关度高的工作，要特别关注、重点挖掘；对于当前社会关注度不高的业务领域，要注重以小见大，从民生视角切入，发掘、宣传好民生检察故事。

人物视角：检察官都“藏”着故事

所有的检察工作，都是检察人员做的；同理，所有的检察好故事，一定都发生在检察人员身边。

从检察人员入手发掘检察好故事，大体有两个方向。其一，检察人员本身的从业经历，工作中、生活中遭遇的曲折等，都蕴藏着丰富的心路历程。如笔者采写过的潘志荣、杜亚起、林志梅等优秀检察官，他们自身的从业经历便值得大书特书，其中又蕴含着许多细节丰富、生动感人的案例故事。从采写角度讲，此类故事容易叙述、可操作性强。

其二，在从检经历丰富的检察官记忆中，总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待发掘。检察人员自己办过的案例、经历过的重大变革等，均能成为检察好故事的来源。以笔者在2018年6月25日检察日报发表的通讯稿《毒品“上家”不明，可能存在重大漏犯——河南：依法追诉5名重大毒品犯罪案件漏犯》为例。其实，笔者最初接到的采访任务，是报道另一起案件，因故未能如期进行。在没有明确的方向之际，笔者坚信“好故事一定藏在检察官身上”，便和河南省检察院公诉三处的多位公诉人一一沟通，倾听他们感触深的案例故事。很快，笔者便找到了这一案例，进而采访了公安机关相关负责人，从“双赢多赢共赢”的角度写作了该报道，获得较好的宣传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检察人员不仅仅局限于员额检察官，也包括从事检察辅助工作的各类检察人员。比如最高检机关的内设机构改革，笔者曾写作2019年1月5日发表在检察日报上的《“重塑性”变革是如何出炉的——最高检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侧记》。该通讯中的故事内容，主体来自最高检政治部相关负责人。

发掘旨在创作。如何生产更多更好的检察好故事新闻产品，是需要更进一步研究的课题。2018年4月，最高检检察长张军到检察日报社调研时表示，要注意案件报道的社会效果，以多赢共赢的宣传实效，促进法治建设，推动社会进步，努力实现报道一案、警示一片、教育社会面的良好效果。这为检察好故事的新闻生产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更高远的目标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