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月，冯卫国

（1.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郑州 450000；2.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武汉 430000）

国家认同是人们在生活中对国家具有的发自内心的赞同和认可，进而产生的一种内在的依赖感、归属感和认同感，以及对自己国家成员身份和责任的接受，是爱国主义的心理基础。国家认同是一个具有复杂维度的范畴，包括人们在“成员身份、领土、历史、制度、文化价值、社会结构与秩序等方面认同的统一和融合”[1]。“认同”是多维的，人们在一定社会生活中，首先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确认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国家的成员或某种国家政治信念的追求者，并自觉地以国家的各种规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总体说来，国家认同一方面包括主体对国家的领土、历史、文化、制度、社会结构的认同；另一方面，也包括主体对自己作为国家成员的身份认同和责任认同。在社会层面，人们的国家认同事关政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发展；在个人层面，国家认同决定着一个人的政治选择、政治命运和发展前途。少年儿童是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培养的萌芽期和关键期，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对儿童的教育关乎着我国的未来。爱国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少年儿童的爱国情怀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在少年儿童的观念里，国家认同的概念较为抽象，但是作为教育者要认识到培养爱国主义教育的关键阶段和使命担当。为了解当代少年儿童的国家认同图景及其影响因素，本课题组受共青团湖北省委员会委托，从2016年12月—2017年4月，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天门市、咸宁市崇阳县等7个市县区6～14岁（1～8年级）少年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6 000份（不包括预调研），收回问卷5 664份，回收率94.4%；其中有效问卷5 612份，有效率93.5%。此外，课题组采取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对咸宁崇阳等六市县区1～8年级631名学生、81名教师和28名家长进行了调查，为认识少年儿童国家认同的现实图景和提出提升策略提供参考资料。

一、当代少年儿童国家认同的现实图景

基于少年儿童的认知发展状况，为有效研究少年儿童的国家认同状况，课题组将其对国家领土、历史、文化、制度、社会结构、公民身份等不同维度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等方面投射在学校的生活和管理中，进行了具体化的处理。当代湖北省少年儿童的国家认同整体主流、积极，呈现良好态势，对自己祖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着为祖国各项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意识和抱负，但在现实中也存在着一些认知问题，为教育者提供警醒和启发。

（一）对祖国的归属感较强烈，但对国家的认知具有情感化、模糊化，以“就是好”代替理性认知

国家认同是认知和实践的统一，少年儿童由于其认知水平限制，主要表现为对国家的归属感、忠诚感和服从服务感，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缺乏理性的认知，对政治思想、政治理念、政治价值等问题认知模糊。访谈中，当问及“你对国家的印象是什么”，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以“好”作为答案。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湖北省少年儿童对祖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当问及“如果有条件，你会选择去国外生活吗”的时候，44.2%的学生选择不会，40.2%的学生选择不确定，仅有15.6%的学生选择会，且不同年级对该问题的回答有显著差异，随着年级的提升，选择会去国外生活的学生有增加的趋势（见图1）。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少年儿童的成长，眼界不断开阔，接触到国外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但是在成长关键期缺乏正确的引导，产生对国外生活的盲目向往。

图1 不同年级学生对于出国的态度

当代少年儿童对祖国有着深入骨髓的忠诚感，在生活中日用而不觉。当问到“听到国歌响起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时，96.3%的学生选择“自豪”，只有3.7%的学生选择“没感觉”；当问及“如果有人踩踏国旗，你会怎么做”的时候，98.2%的学生选择“制止他”，仅有1.8%的学生会装作没看见。在深入访谈中，当问及“你对国家的印象是什么”，学生们大多采用“祖国母亲”“自豪”“伟大”“和谐”“美好”“威武”“壮观”“安定”“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政策比较好”等词汇和言语来形容对祖国的感觉。当问及“下面的节日中，你最喜欢哪几个”时（见图2），选择国庆节的有4 387人，选择春节的有3 953人，而选择圣诞节的仅有1 800人，选择西方节日如万圣节和愚人节的更少。

图2 你最喜欢哪些节日？

需要注意的是，学生们忠于自己的祖国，但是却很少能说上为什么喜欢自己的祖国。例如在访谈中，当问到“假如有条件，你会选择到国外生活么”，大部分学生非常肯定地表示“不愿意”，当问及原因的时候，相当一部分的学生会说“我觉得自己的祖国就是好”，却不能够讲出自己的道理，这和学生的认知水平有限相关，但也显示我们教育中存在的不足。感性认知往往是流动的、易变的，尤其在文化多元背景下，各种政治思潮风起云涌，少年儿童的思想也时刻面临被诱导和侵蚀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基于现实，重视方式方法的创新，开展说理教育和理性辨别，而非一味地进行“我们就是好，别人就是差”的认知灌输和引导。

（二）对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的认同感很强，参与班级管理事务的意愿较强烈，但权责意识不够明确

选举和管理是直接参与政治过程的体现，少年儿童由于自身原因和法律规定，尚不具备许多政治权利，但该时期是培养其国家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重要时期，通过参加班级事务的管理，可以培养、锻炼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能力，在未来的公民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当代少年儿童较他们的前辈们更早地接触各种媒介和网络，能接触到更加广泛的国内外事物。他们关心祖国的生日，喜欢过国庆节；他们关注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的大阅兵，感受祖国的伟大；他们志愿佩戴红领巾和团徽，深感作为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的荣耀。在问卷调查问及“在学校里你愿意戴红领巾么”时，有90.9%的学生选择愿意，仅有9.1%的学生表示不愿意；当进一步问及“为什么在学校戴红领巾”时，高达93.5%的学生回答“戴红领巾光荣”（见图3）。这表明大家认为能够佩戴红领巾是自己身份的象征，是一项荣誉感很强的事情。

图3 为什么在学校戴红领巾？

少年儿童需要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增强主人翁意识，提高参与感、锻炼参与能力，但调查发现，许多老师为了高效地管理班级事务，却剥夺了学生本就少有的锻炼机会。如当问及“你们班的班干部是怎么产生的”时，42.3%的学生选择老师指定，仅有57.7%的人选择学生投票。与此相对应，当问及“你觉得班干部应该怎样产生”的时候，仅有22.1%的学生选择老师指定，有77.9%的学生选择学生投票（见图4），且随着年级的提高，选择“老师指定”的学生人数呈下降趋势（见图5），可见学生们的主体性意识不断提升，有着较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管理的要求。

图4 班干部产生方式的情况统计

当问及“我愿意参加班级活动”时，选择完全符合的学生占68.2%，选择比较符合的学生占18.0%，累计百分比高达86.2%，可见当代少年儿童大多有着较强的集体意识，但大多数老师可能考虑到少年儿童的身心特征、辨别能力、个性差异等，常常会选择自己认为比较优秀的学生担任班干部、少先队大队委等“重要”职务，只有少数被老师“看中”的学生才能有机会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锻炼自己，其后果是造成大部分学生在其成长发展中所需的政治参与意识缺失和机会稀少甚至空场，不利于其他少年儿童公民意识的培养。

图5 不同年级学生对于应该如何产生班干部的态度差异

当前少年儿童参与班级管理的意愿较强烈，服务他人的观念较深入。在对少年儿童进行访谈中问及“你愿意当班干部么？为什么”，只有小部分同学因为当班干部太累、太麻烦、太费时间、容易被老师批评等原因不愿意做班干部，大部分同学都表示愿意当班干部。在提及愿意当班干部的原因时，部分同学表示“可以帮助别人，自己会很快乐”“可以帮老师分担”“可以为班级做很多事”。少年儿童有着较强的班级事务参与意识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但是在这其中却也出现了权责意识不明确、“官本位”等不良现象。如，部分同学表示自己愿意担任班干部，因为“可以管纪律，感觉很好”“可以收（检查）作业”“可以管同学，喜欢管别人的感觉”“喜欢当领导的感觉”“想进大队部，大队部的干部可以有扣分权”“可以命令别人”。从同学们想担任班干部的理由看来，主流的观念是好的，乐于为同学贡献自己的能力和时间，但在少数学生中，他们不明白当班干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只是觉得可以做老师的助手、可以检查作业、可以管住别人，等等，并将这些看作十分威风的事。可见，受社会气候的影响，少年儿童对“权力”的认知比较功利，这需要引起教育者的高度关注。

（三）对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较高，但呈现出浅表化的局限性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反过来，文化对人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在多元文化并存、各类型文化共生、各品位层次文化共在的环境下，文化对人的影响更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少年儿童处于思想成长的关键期，文化环境的营造、文化载体的运用、文化内涵的呈现是影响其社会化的重要因素。主流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所倡导的起主要影响兼具整合和引领作用的文化，是在诸多文化中起主导地位，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的传播力和广泛认同的文化形式”[2]，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精髓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代少年儿童大多具有主流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较为熟悉，尤其对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的熟知和践行程度较高。当问到“老师在算成绩时多给了几分，你是什么心情”时，70.8%的学生觉得心存愧疚，19.3%的学生可以坦然接受，5.4%的学生暗自窃喜，还有4.5%的学生没感觉，这表明大多数学生具有诚信意识，但仍有少部分学生心存侥幸。尤其随着年级的提升，由于种种复杂因素，呈现出曲折复杂的发展态势。当问及“我的大部分课外时间都用在学习上”选项题时，选择完全符合和比较符合的累计百分比达57.4%，可见，许多少年儿童将学习作为自己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当问及“我认真做好值日”时，选择完全符合和比较符合的累计百分比高达89.1%，表明少年儿童非常勤劳，具有较强的集体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当问及“我认为跟朋友友好相处很重要”时，选择完全符合和比较符合的累计百分比高达94.2%；当问到“我愿意给陌生人提供帮助”时，选择完全符合和比较符合的有45.2%，选择不太符合和完全不符合的累计百分比为33.6%，可见，当代少年儿童十分友善，但这种友善有对象性特征明显，即面对亲人、朋友、同学时，他们倾向于提供帮助。但面对陌生人，他们则具有某种程度的戒备甚至抗拒，当然，这和我们的社会大环境以及平时对他们的安全教育有关。

以上分析可见，当代少年儿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践行状况较好，但呈现出浅表化，甚至有些方面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弱化。如前文所述，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感较高，但常常以“就是好”代替理由的阐述；他们非常喜欢过中国的传统节日和国庆节，但常常说不出节日的意蕴。经验的事物常常是浅表的、流变的、易逝的，少年儿童具有非常强的可塑性，思想随着成长阶段和成长环境的变化极易发生转变，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和引导要辩证地看到科学性和娱乐性、阶段性和衔接性的关系。

二、当代少年儿童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

（一）家庭成为影响少年儿童国家认同的积淀性因素

少年儿童具有不成熟性和依赖性，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作为影响学生的中观环境，对其思想认识与价值观形成影响很大。在谈及自己为什么不愿意选择去国外生活时，不少同学列出“不想和父母分开”“中国有我的家人”“离不开父母和家人”“离家人太远”等原因。极少数选择愿意去国外生活的同学在谈及原因时有：“因为我亲人在美国”“可以带着家人就会去”。在谈及“你对国家的印象是什么”的时候，有同学直言“对国家的认知主要来自父母”。可见，家庭因素对少年儿童的国家归属感具有直接的影响。问卷调查中，当问及“下面的节日中，你最喜欢哪几个”的时候，选择父（母）亲节的有3 583人；访谈中同样有不少同学将父（母）亲节作为自己最喜欢的节日，在谈及原因时，大多提及“因为爸妈会放假”“家人团聚、吃团圆饭，感到幸福”“我们可以表达对爸妈的爱”，等等。由此可见，当代少年儿童对家庭十分依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父母的辛劳付出，渴望与父母在一起活动，比较在意父母的感受和看法。这提示我们，少年儿童对家庭、父母的依赖性较强，教育要从小抓起，要以家庭正向教育为底色，以家长正确引导为深远力量。

（二）学校教师的引导和校园氛围是影响少年儿童认知和行为的主要因素

学校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学生施加影响的组织，学校教育具有连续性、持久性，思想品德课是中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对学生的国家认知、国家情感、政治言行有着长远的影响。学校的校园文化氛围和活动如宣传活动、社会实践活动、选举活动等对学生的国家认同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问卷调查显示，当问及“你认为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时，选择老师的学生有35.3%，且随着年级的提升，老师的影响逐渐超越家长，成为影响少年儿童的首要因素（见图6）。

图6 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同时，由于教师在学识、人生阅历等方面的优势，学生往往对教师十分崇敬和信任，在尊师重教等方面做得很好。在问及“下课见到老师能主动问好”时，选择完全符合的学生占55.4%，选择比较符合的学生占24.1%，累计百分比达79.5%。当问到“老师说的是对的么”时，选择“都对”的学生有77.9%。当代中小学生具有很强的向师性，亲其师、信其道，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影响很大，教师应加强自身的国家认同意识与行为，做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者。

（三）朋辈群体对少年儿童国家认同有着重大影响

“朋辈群体亦称同辈群体，是非正式的首属群体或初级群体，指年龄与社会地位相近者的结合体。”[3]他们有着相近的年龄，相似的境遇，亲密的关系和相投的志趣，他们互动十分频繁，在互动中形成一定的规范，对朋辈的群体成员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每个人都渴望被爱、认同和接纳，周围群体的语言和行为对少年儿童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和影响，影响着每个孩子的言行。问卷调查中，当问及“我认为跟朋友友好相处很重要”时，选择完全符合的学生占79.5%，选择比较符合的学生占14.7%，累计百分比达94.2%。可见，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和朋辈的关系十分重要，大家都渴望和同学友好相处，拥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在问及“你认为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时，选择同学或朋友的学生有17.5%。数据分析发现，年级和性别对结果影响很小，朋辈群体对少年儿童影响大且稳定。因此，在对少年问题思想教育中，要注意加强对少年先锋队等组织建设，构建积极正向的组织文化，同时，在少年儿童组织中注重意见领袖的培养，发挥榜样示范的引领作用。

（四）新媒体和网络成为影响少年儿童的国家认知和国家情感的新要素

网络和新媒体的发展，拓展了人们的生存空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网络和新媒体具有裂变式和扩散化的影响方式和特点，少年儿童也成为触网的重要群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京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61.2%，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比为99.1%；我国网民中10岁以下的网民有4.0%，10～19岁的网民占16.9%；整体网民中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群占比为18.0%，中国网民继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15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达2.87亿，占青少年总体的85.3%，整体对互联网信任度高，依赖性强，安全意识较弱[5]。

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借助大众文化，如美剧、好莱坞电影、迪士尼、电子游戏等商业文化产品的新奇性、娱乐性、生活化迅速占领了少年儿童的精神生活领域。问卷调查中，有31.4%的学生表示自己有手机，且随着年级提升呈上升趋势（见图7）；当问及“你的课外活动主要有什么”的时候，选择上网的学生有1 229人，选择看电视的学生有1 600人；当问及“你上网的时候主要做什么”时，选择学习的学生有4 260人，选择玩游戏的学生有1 471人，选择聊天的学生有1 679人，选择看视频的学生有2 034人。当代少年儿童作为“网三代”，他们更喜欢接触新鲜事物。由于少年儿童发展可塑性强，受网络文化的影响正日渐显著，但辨识力差，我们必须抢占我国少年儿童的教育高地，用优秀的本国文化构建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为他们提供健康且富有营养的精神食粮。

图7 不同年级儿童拥有手机情况

三、提升少年儿童国家认同教育的策略

（一）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以民主式家庭教养方式提升少年儿童的主体性

家长是学生的第一任教师，对学生影响极大。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国内较为普遍把家庭教养方式划分为民主型、溺爱型、专制型三大类，其中民主型教养方式为良好的方式，溺爱型和专制型为不良教养方式。民主型的家庭氛围下，家长能够营造尊重、和谐的家庭氛围，供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对自己的事务更有参与感；民主型家庭中的家长能充当学生思想上的引导者，帮助其分析利弊得失，满足其合理的诉求，同时又对其错误的观念、言行及时进行矫正，让少年儿童学会辩证地看问题。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学生对自己成员身份认同和义务的责任感都会得到有效提升。家庭教育是家长的法定责任，家长要处处用正确行动、正确思想、正确方法对孩子教育引导，营造民主的家庭教育环境，从一件件小事做起，逐步提升学生对家庭事务、学校事务乃至国家大事关注和参与的意识，为未来做良好的社会公民打基础。

（二）以少先队和共青团工作为抓手，实践育人、以事育人、以文化人

少先队和共青团作为少年儿童中的先进组织，是开展少年儿童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阵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共青团和少先队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强中学团组织建设和少先队工作，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第一，搭建丰富多彩的活动平台，突出教育主题，在活动中达到育人成效。体验性、活动性的课程契合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学校可利用各种法定假期、传统节日、杰出人物的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以及入队、入团宣誓等有特殊意义的日子，结合当代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特征广泛开展主题教育，组织丰富、有意义的活动，引导少年儿童树立爱国情感。问卷调查显示，当问及“我愿意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时，选择完全符合的学生有55.7%，选择比较符合的学生有20.2%，累计百分比达75.9%，可见，社会实践活动对于学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虽然国家要求少先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但现实却是学校不够重视，少先队活动开展得不好，即使开展也存在着活动主题不够鲜明、活动意义没有彰显等问题。在对教师的深入访谈中，有的老师谈了自己的困惑：“我们的活动丰富多彩，但是政治主题却很隐晦，导致很多学生不明白我们活动的意义，情感并没有得到预想的升华”。这就需要教育活动在内容与形式上创新，让抽象的教育价值在日常的活动中呈现出来。第二，利用国内外正在发生的大事、身边的敏感事件和学校事件，做到因事而化。利用“事”激发少年儿童的需求点、兴奋点，结合他们的学习生活实际，增强其共鸣感、获得感，让学生在点滴之间感受祖国制度、文化的优越性，以小事呼应大事，从小事中感悟到大道理，进而提升其国家认同感。第三，编订校本教材，发挥校本课程对培养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做到以文化人。与社会实践活动相比，校本课程的教育具有乡土性、实践性、综合性、开放性等特点，可以成为对学生进行国家认同教育的主要载体。在校本课程的教育中，教育的目标更加明确，学生更加懂得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和意义，爱国情感更加升华，也可以通过班级、少先队和团组织的管理活动学习和培养作为国家未来主人翁的意识和行为担当。

（三）加强对少年儿童朋辈群体文化的引导，营造良好的教育成长氛围

朋辈群体给少年儿童提供了一个新的活动天地和适合他们心理适应和发展的小环境，群体内的价值取向对其成员成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学校和家庭的影响。一是加强朋辈群体亚文化的培育。群体亚文化的培育是群体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源泉，要将朋辈群体的圈文化建设纳入到班级或学校文化的建设中来，以学校和班级文化建设引领少年儿童朋辈群体文化的建构，并在朋辈群体加强对少年儿童的积极引导，培育他们热爱集体、关心组织建设、主动担当和参与事务管理的主动性。二是加强朋辈“意见领袖”的榜样示范作用。学校中常常有一些发挥着旗帜作用的朋辈“意见领袖”，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对其少年儿童群体有着重大影响。但这种作用的发挥要建立在朋辈群体的相似性、向心力较强的基础上，倘若“意见领袖”脱离了朋辈群体的集体特征，显得十分“另类”，则会使向心力变为离心力，群体成员不再对其思想和行为认同，转而进行排斥和抵触。所以，在对朋辈群体进行引导一定要有意识地培育德才兼备、充满正能量的“意见领袖”，发挥其人格魅力及思想引领、观点辐射作用。因为对少年儿童来说，其爱国主义精神与行为的培育就是要在对群体、班级、学校等组织的忠诚、自豪和荣誉的维护中去锤炼。

（四）直面网络环境，加强对少年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

互联网已经深深嵌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型塑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网络环境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包括少年儿童的第二生活空间。少年儿童是未来国家建设的主力军，直面复杂的网络环境，培养少年儿童对网络信息的有效辨识和利用成为社会、学校、家庭的一项现实课题。对于少年儿童来讲，加强网络引导的前提是对网络的有效使用。面对网络不良信息的侵害，不少家长和教师谈“网”色变，认为网络是我们无法控制的环境，最好的办法是躲避，于是收手机、断网络成为了学校和家庭管理的常态。逃避不是良策，这就向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即不是加强对网络的控制和封锁，而是培养少年儿童良好的媒介素养，指导他们对网络的运用。“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时所体现的行为素质与修养，如对大量信息的解读和判断以及运用媒介信息服务于生产和生活的能力。”[6]加强少年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不仅是加强其对计算机技术的使用，更要的是面对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环境，逐步培育其辨别网络信息的能力，在比较和鉴别中增强对我国制度与历史文化的认知，在日常的逐步认知提升中增强其爱国主义情感。

总之，国家认同包括对祖国的领土、历史、文化、制度、社会结构的认同，也包括对自己作为国家成员的身份认同和责任认同。当代少年儿童国家认同的主流是很好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理性认知稍有欠缺、实践锻炼略显不足、作为主人翁的责任意识有待提高等。因此，在各种性质的政治思潮和文化交锋背景下，需要在遵循少年儿童成长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的基础上，从家庭、学校、朋辈群体、网络和新媒体等影响因素出发，探索提升少年儿童对国家认同的策略。这些影响因素在少年儿童是学习生活中相互交融，在教育引导中要相互协调，优势互补，形成教育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