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慧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幻想“从文明一开始就深藏于人类心中”[1]，《山海经》《搜神记》《西游记》等幻想小说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提供了新颖奇特的审美体验。步入21世纪，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众传媒方式在急遽变革，文学创作、传播与读者接受之间的局限被打破，大量高举着“玄幻”“奇幻”旗帜的幻想小说借助互联网这个开放式的平台不断涌现出来，深受大批年轻读者的青睐，俨然已成为当下最为流行的文学样式，甚至以“高歌猛进”的姿态挤占着传统精英文学的市场。“玄幻”文学发展态势之猛烈，令不少研究者为之咋舌。然时至今日，“玄幻”文学的定名始终未能获得学术界一致认可。在对作品进行分类定名时，常常同奇幻、魔幻甚至科幻等称谓相交缠混同，或是撇开玄幻，以幻想来统称所有“涉幻”类作品。其实，在2007年，一些学者就试图对科幻与奇幻概念的边界做出初步论证：“奇幻期望回溯到一种原始状态，是射向平等世界的箭，读者在其中得到无数的体验，但却清楚这不可能发生；而科幻关注未来，是以自然科学的规则探究一条可能之路。”[2]显然，科幻与奇幻是两种不同的文类。除去科幻之外，玄幻与奇幻、魔幻都有交叉，尤其是玄幻与奇幻本就难以区分。“玄幻”在广义上已包含了大部分幻想类小说，是一个已经扩展了的概念，考究多数研究文献，其内容多为同一事物，大多可以纳入“玄幻”的外延范畴中，因此为方便清楚地进行阅读，本文统一称为玄幻。

与《山海经》等传统幻想小说被学界奉为经典相比，现代玄幻小说却处在被冷落的位置，常被冠以“泡沫文学”“凋零的文学”。繁荣的玄幻小说创作的背后是玄幻文学研究的“门可罗雀”，玄幻研究一度被主流学术界打入“冷宫”。玄幻文学研究虽步履维艰，却也并非无所作为，在玄幻小说创作繁荣发展的20年间，一批学者也在勇敢地跨越“雅俗文学”的樊篱，致力于构筑玄幻文学研究体系，挖掘玄幻文学的意义，实现多元化的价值突围。基于此背景，本文通过纵向与横向两个角度来对玄幻文学近20年的研究文献做一归纳分析，理清玄幻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透视玄幻小说“经典化”创作的道路，以期助力今后研究的发展。

一、玄幻文学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

20世纪前半期，武侠小说对不同文类“融会贯通”，使之成为百年流行文类，此时的玄幻还属于武侠小说的亚类型[3]。到21世纪，多种文类共同繁荣，创作空间更为广阔、文类包容性更强的玄幻小说遂从武侠小说中脱颖而出，逐渐走向前台。以玄幻小说的兴盛为标志，新一代作家，尤其是“80后”作家走上兼具传承与变革的创作道路。在中国知网以“玄幻”“奇幻”进行“主题”检索，并对与“玄幻”主题相关的“幻想”“魔幻”“科幻”进行模糊检索，通过筛选，得到有效篇目332篇。2003至2019年每年硕博论文与期刊论文发表数量详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2003年至2006年是研究的起步阶段，文献数量较少，研究相对冷清，但呈稳步上升趋势；2007年至2015年是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期，文献数量增多，尤其是硕博论文的数量相比前一阶段有了明显上升，预示着玄幻文学研究由单一走向多样，逐渐受到高校学术研究群体关注，走上了研究正轨；2016年至今是徘徊期，文献数量回落，玄幻文学研究在反思与转型中复归于理性。以下就三个阶段研究概况与研究逻辑进行分析。

表1 2003—2019年玄幻文学研究论文按年份统计结果表（单位：篇）

（一）发生期（2003-2006）：定义及价值

2005年被称为“奇幻元年”，与热闹的玄幻小说创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研究界的或沉默或不屑一顾。研究界的漠视使得玄幻文学研究起步艰难，进展缓慢。这一阶段的研究虽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总体上是零散的。玄幻小说作为新兴文学样式，其研究一开始便面临着概念定义及价值拷问等问题，这也是研究者为探讨玄幻小说的可研究空间与价值意义所迈出的第一步。

1．“玄幻”概念的提出与定义

玄幻小说依托互联网而生，但玄幻小说的提法却早于互联网。据韩云波考证，“玄幻小说”一词是黄易与博益的首创，在博益1988年初版《月魔》一书封底，特别标明“黄易系列，玄幻精华”，这是“玄幻”这一概念的首次亮相[4]。该书封底广告语称：

黄易玄幻小说系列是博益经年策划的一个崭新的小说品种，内容集科幻、武侠、玄学及超自然力量之大成。每部小说之主人翁性格迥异，惟他们各怀所学，具有洞天悉地之能力。作者黄易通过人物塑造，把玄学奥秘及自然界之谜展示开来。读者除了在书中情节中获得读书乐趣之外，对了解人类物质文明之外的世界，亦有莫大的裨益。

黄易其人，深居于大屿山老林藏风聚水之地。少时云游四海，结交各方名家隐士，又好博览群书，上至天文，下至电脑，精古通今，贯中通西。对五行术数、天星卦象尤有心得。

黄易著作，构思独特，情节缜密，节奏明快，哲理深刻，其中玄学幻秘内容，令人回味无穷。若谓开玄幻小说之先河，实非虚言也。[5]封底

该书还附录了“博益的话”，称：

“玄幻小说”是崭新的书种，内中风光无尽，并不只局限于科幻、玄学、灵异的层面。其中别有洞天，微妙难言。[5]219

黄易作为“玄幻鼻祖”，其集“科幻、武侠、玄学及超自然力量”的创作方式，使他成为“后金庸”三种历史逻辑中的“另辟蹊径式”[6]代表人物。黄易通过“玄幻”概念引申出来的创新性、独立性的文本创作含有某种预见性，但黄易的玄幻小说与新世纪网络玄幻小说又有很大不同，网络玄幻小说的范围远比黄易要宽泛得多。

2000年以来，网上已出现了一些评论，但学术文献则始于2003年，张健挺探讨台湾幻想小说时，虽未明确提及玄幻小说概念，但其内涵已露端倪[7]。最早对玄幻小说进行定义的是叶祝弟，对奇幻小说的定义、分类与特征进行了论述[8]，但仍有一定局限性。之后出现了一系列梳理玄幻小说产生、发展、分类、含义的文章，但基本上都是基于文本题材的印象式概括，在玄幻、奇幻、魔幻的区分上往往陷入混乱。黄孝阳甚至认为“凡是区别于现实的，具有某种寓言性质，游戏性质的，即为玄幻”[9]，这显然将其内涵无限夸大了。这一时期，对于什么是“玄幻”，可谓众声喧哗，缺乏共识。

其实，玄幻所定义的不只是一类具体、特定的文学作品，而是在更广范围内囊括了所有超自然性、不受现实与科学约束的幻想类作品，它“试图兼容并包一切传奇叙事那些令人激动的故事元素：武侠小说、科幻小说、西方奇幻小说、演义小说”[10]。可以说，对玄幻小说的定义缺少一个明确的逻辑基点或历史观测点，互联网的开放性以及它自身的包容性意味着它很难找到一个参照物来进行明确的文学分期或边界框定。对“玄幻”的定义不仅要经过大量的创作来形成自己的创作原则与基础，找寻创作的独特“共性”，从而建构自己的类型框架，更要有学术与时间的“约定俗成”，准确且严格的定义仍需经过漫长的时间积淀。

2．基于雅俗文学的冲突展开的玄幻文学价值争论

2006年，陶东风由“玄幻小说”引发联想，认为“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拉开了围绕玄幻文学价值与地位争论的序幕。他通过玄幻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对比，尖锐批评《诛仙》《小兵传奇》《坏蛋是怎么炼成的》等作品“装神弄鬼”，指责其“虚无主义”“犬儒主义”，认为玄幻文学的价值世界是混乱、颠倒的[11]。《诛仙》作者萧鼎迅速回击，称陶东风的观点是一个“荒谬的判断”，纯属哗众取宠[12]。此后，《逍遥·圣战传说》作者林千羽、《异人傲世录》作者明寐等人，皆撰文反驳。众多媒体卷入了这场争论，《北京晚报》《新京报》《南方周末》和不计其数的网站与自媒体持续跟进报道[13]。不少批评家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拥陶派以庞青兰、张颐武[14]等人为代表，指出玄幻文学缺乏“沉重感”“精神力”等问题；反陶派以张柠[15]、傅秋[16]以及一众玄幻作家为代表，认为玄幻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以传统的观点否定当下创作是错误的，陶的观点以偏概全，腐朽至极。在这场“陶萧之战”（或“玄幻门事件”“陶萧门事件”）中，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并非旗鼓相当，反陶派逐渐占据舆论上风。

这场罕见的“跨界交锋”是玄幻文学研究的一大历史事件。滕巍认为其争辩的实质是“雅俗文学对立和传统媒介与新媒介文化的冲突”[17]。凡涉及通俗文学定位，必定面临雅俗之争或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之对立的命题，任何一种通俗文学要从流行走向经典，消解雅俗对立必不可少。陶东风站在传统精英文学立场对玄幻文学做出批判是无可厚非的，他的观点甚至可以说触及了包括玄幻文学在内的所有通俗文学的创作弊病。但过犹不及，单纯地追求传统价值的复归，不仅有主题先行的嫌疑，更忽视了社会转型时期价值突变的情况。因此陶东风不仅没有像“韩白之争”中的白烨那样取得学术界的支持，反而还被扣上了“哗众取宠”“同室操戈”的帽子。这场争论本可推动创作与研究的同步发展，但遗憾的是，这场争论的主要“辩手”只是少数研究者与众多玄幻作者，而老一代的知识精英或是“作壁上观”或是视若无睹，没有形成广泛的学术争鸣，之后更在商业“炒作”的助力下沦为资本运营的工具。到2007年，喧嚣的评论界回归理性与冷静，将其归结为“猎奇化”现象[18]。玄幻文学自有其存在的意义，但传统价值的缺失亦是其创作的最大问题，“狂飙突进式的高速发展背后，也存在着巨大的隐忧”[2]，不论是维护还是反驳，最终都将共同指向玄幻文学的价值判断。

（二）繁荣期（2007—2015）：意义确认与价值突围

进入2007年，玄幻文学无论在创作还是研究上的热度都丝毫未减。在类型文学研究领域，玄幻文学独领风骚，如何突破固有观念屏障认识玄幻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成为这一阶段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学者们多以创作文本为依托，将作者的主体创作与社会变革背景结合起来，对玄幻文学进行多元化的价值解读，以期找到新的研究思路。这一阶段的研究文献数量多且水平较高：一是硕博论文的涨幅明显，出现了67篇硕士论文、5篇博士论文；二是在《名作欣赏》《小说评论》《文艺争鸣》《文艺研究》等中文核心期刊上都刊出了相关文章。《重庆三峡学院学报》“幻想文学与幻想文化”、《文艺报》“网络文学评论”等专栏的开辟，《今古传奇·奇幻版》《飞·奇幻世界》等刊物的“保驾护航”，为玄幻文学研究提供了阵地支持。较之起步阶段，研究视角拓展，研究方法多样，系统性与理论性明显提升。聚焦文本分析的微观研究与文学史视域下的宏观审视，使研究呈双轮驱动的发展态势。

1．聚焦文本与类别的微观研究

立足文本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展示了研究走向深入的趋势。萧鼎《诛仙》是玄幻文本研究中最为热门的选题，以之单独为题的论文就有9篇。刘保锋以《诛仙》为例，剖析80后的精神世界在消遣文化与商业文化下的畸形与扭曲，展现了玄幻小说的社会特性[19]。艾杨柳从接受美学出发，就阅读前的期待视野、阅读中的彼岸文本追寻、阅读后的心理满足三个阶段进行探讨，揭示奇幻文学独特的传播与接受机制[20]。李昫男以“侠”“情”“传统”三个关键词来对玄幻小说作传统文化的新阐释[21]。欧造杰分析了《诛仙》的艺术特色[22]。石娟以风起闲云的《炼宝专家》为例，也探讨了玄幻小说的艺术特质[23]。上述成果在充分肯定以《诛仙》为代表的玄幻小说创作的同时，亦指出了缺陷与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义”为玄幻创作与研究带来了历史性变局。女性意识大规模觉醒，女性写作大量兴起，女性批评随之成熟，这一时期相关论文有9篇，破除男性话语霸权，呈现出男女性作创作分庭抗礼之势。女性创作以沧月为代表，以沧月的《镜》为例，李硕[24]、陈臣臣[25]从媒介变革视角出发，探索了新媒体语境下沧月小说创作受到的深层次影响，前者分析了新视觉的创作取向，后者做了文本形象、结构的细化解读。崔玉玲对以《梦回大清》《步步惊心》《木槿花西月锦绣》等为代表的女性小说中的女性精神诉求做了全方位观照，认为这些小说表达了女性“出走”的愿望与“走不出”的孤独感[26]。宋玉霞通过数据统计方法对网络女性小说做了整体研究，指出女性主体“出走”现实与小说精神指向现实形成的悖论，且在执着地塑造男性偶像中追求女性独立，使女性成为“失笼的囚徒”[27]。聂静虹认为《天珠变》等小说充斥着如力的拜物教、贬低女性、女色消费等各种形式的男权倾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社会男权思想死而不僵的产物”，是“集体无意识”的结果[28]。在这个意义上，玄幻小说是偏离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

由此可见，男女性别差异导致的不同，正如王亚伟指出，“‘女性向’的叙事从一开始就将文本作为自身的意识形态战场，叙事策略本体就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发出声音”[29]，这是女性叙事区别于男性叙事的显性特征，而男女作家创作的隐性差异则表现为道德标尺、审美特征等的不同，可以从中窥见不同的叙事形态，更准确地反映出后现代语境下个人主义的高涨。但目前玄幻文学中的性别研究还未形成较大影响，仍需继续努力。

可以看出，学者们在进行具体文本或文类分析时，并没有局限于文本本身，而是对文本做了延伸，以点带面，从整体上探究社会转型对文化的影响，努力为玄幻小说研究“添砖加瓦”，成效明显。但同时，专题研究后续难以持续，研究人员专业性较弱，缺少系统性的研究等这些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2．文学史视域下的宏观研究

将玄幻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运用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及比较文学等方法，选取中西、古今等多向角度对玄幻文学进行阐述，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文化层面对玄幻小说进行研究，运用神话学、心理学、符号学、美学等理论进行观照，集中于玄幻小说的审美价值、艺术特质、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创作缘起、作者创作心理等问题。以文学人类学为理论基础，周淑兰运用“虚构”理论探讨奇幻小说中作为“虚幻的人生存在”的虚构世界，并就想象、架空、禁忌、巫术、魔法等显著特征对奇幻小说进行分析，纠正了“唯理”的固有思维模式[30]。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理论基石，常宇考究了玄幻小说的叙事特征以及由这些叙事方式而获得的快感与传播意义[31]。从互文性理论切入，徐熙选取《宋时归》的萧言、《仙逆》的王林为切入点，以把握玄幻小说的人物塑造，通过沈璎璎《招魂》、江南《缥缈录》、萧鼎《诛仙》探讨互文性视野下网络玄幻小说的人物塑造，由此透视玄幻小说的“似曾相识”审美接受动因[32]。

第二，将玄幻小说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探讨新媒体语境下创作的生成、传播、接受、消费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与上述“学理类”文章相比，这部分文章的切入点更为灵活，这主要体现在对玄幻小说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做具体探索的系列文章中。将玄幻小说作为商品纳入商品经济时代的运行环节中，站在商品经济社会文化语境下，是该类研究的基本思路。叶剑松根据“起点中文网”的发展过程剖析新媒体的兴起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机遇，其中罗兰巴特的“作者死亡”、席勒的“游戏说”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观点的借鉴与运用合理地定义了作者与读者在这场媒介变革中的身份以及消费社会中文化符号的属性与指向[33]。刘春阳以《亵渎》为例，在更广范围内定义网络玄幻小说：玄幻小说是“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之间断裂的一种表现方式”，是“世界观转变的产物”[34]。资本控制下的网络平台实现了“零距离”传播，使读者、文本、作者三者无缝对接，文学创作可以最快速度收获市场反馈以调整写作，创作也因此烙上了“商业化”与“消费化”的标签，商业利益僭越了艺术本真追求，小说不再是单纯的艺术，而更是流通的商品。

总的来说，社会学、文化学研究大大丰富了玄幻文学研究的内涵，为玄幻小说的多元化阐释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对玄幻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加以多重阐述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反哺于现实创作，形成创作的内在推动力。为此，罗燕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希望作者能将看向惨淡现实的目光收回些许，而多反观理想本身，或许能发现理想本身的一些缺陷，最终不依赖于任何玄妙，能在理想与现实间找到一条通融的道路，真正将理想稳妥地安放”[35]，这正是研究者们对玄幻创作给予的最真诚的建议与尊重。

（三）徘徊期（2016年至今）：反思与转型

到2016年，随着创作向“硬核风”“灵气复苏流”[36]的转变以及市场格局的改变，玄幻文学研究进入转型与反思，建立适合玄幻文学创作的理论批评体系成为研究的热点话题。对玄幻文学的关注已由简单的价值之争、有无之辩，转向评价范式反思、研究体系构建等层面，对玄幻文学的叙事逻辑、表现形态以及主流价值转换、跨文化语境的接受与传播等问题进行深入阐发，不断向纵深挖掘，超越了以往的研究理路，构筑起“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网络玄幻文学研究的新视域，多元化理论突围的成效明显。

在研究体系建构方面，产生了一些重要成果。在玄幻概念的定义上，陈晓明等从文学范畴角度对玄幻、奇幻、魔幻概念进行梳理与界定，将前期略显单调的概念辨析引入网络文学与传统精英文学如何对话、主流文学如何定义与筛选的深层命题中，对玄幻文学研究的“主流化”“正能量化”具有重要意义[37]。在研究理论与方式的探索上，高黎运用语料库文体学方法，结合福柯“异托邦”理论对玄幻小说文本的语言和结构进行研究，在定性宏观分析基础上，从微观角度对玄幻作品做了量化统计分析，结构严谨，论述深入，基于大数据得出了“多元文化之融合”的结论，在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上有创新意义，为更好地研究与推动玄幻文学“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思路[38]。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不少对玄幻文学发展历程进行总结性梳理的硕士论文，可作为溯源性材料夯实玄幻文学研究的基础，例如，陈吕就对“新神话主义”的源起及特征做了学术史梳理[39]。

在评价范式反思方面，对玄幻文学叙事学以及跨文化语境接受与传播的研究，是文化反思与文化输出的现代性产物。在叙事研究上，从2003年至2018年，以玄幻文学的叙事为独立主题进行研究的论文共有21篇，其中在2016年至2018年这3年内就有10篇，主要从文艺学角度集中分析玄幻小说的叙事策略、特征等，并对叙事空间、叙事逻辑等进行探讨。黄群英在整体性叙事基础上归纳了玄幻小说的异度时空、青春、浪漫、人性本真等叙事，呈现了玄幻小说新型的审美意图和价值向度[40]。黎杨全等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抽象出玄幻小说叙事的基本类型、规则、程序，“因为××，主角成为强者”的基本句法模式加上“无敌文”“升级文”两种写作策略，构成了网络玄幻小说经久不衰的叙事动力及螺旋上升式的叙事逻辑，这对玄幻小说规则的研究颇有创新，十分独到[41]。

玄幻文学随着“网文出海”的浪潮而“走出去”，对玄幻作品的域外传播与翻译的研究是2016年之后才逐渐兴起的议题，相关论文共有9篇。对中国网络玄幻“走出去”并深受外国读者追捧的原因，邱凌以萨义德、霍米·巴巴的“文化杂糅”理论做出解释：玄幻小说是在“‘第三空间’中形成的特殊文化产物，兼具东方神秘文化和西方奇特幻想两种特性”[42]，这种特殊的文化产物激起了具有东西双方阅读与翻译能力读者的传播热情。邱冬胜以Wuxiaworld（武侠世界）这个北美民间翻译平台为例，在详实的数据基础上研究网络玄幻小说的海外传播与接受情况，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路径探讨[43]。苏静等指出，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更倾向于交际语境下的传播技巧探讨,是从翻译角度思考文学而不是从文学角度思考翻译”[44]，目前玄幻文学作品的跨文化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相当普遍。

这一阶段的研究反思还体现在对主流文化的靠拢，虽然文献数量不多，但紧跟当下时事政治、社会热点及玄幻小说创作新倾向，具有一定现实意义。蔡潇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视角，认为网络小说含有代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等级旧思想[45]。与一些学者的“集体无意识形态”或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结论不同，作者批判了玄幻作品中的“旧意识形态”特征，这是研究者身份、立场不同而导致的结论差异，研究方式十分新颖，但也存在着对作品结合不够密切的问题。与蔡潇批判玄幻作品的意识形态问题不同，孙敏对当代网络玄幻小说创作持肯定态度。她以爱潜水的乌贼的《灭运图录》为例，认为作者在努力设定“无感情线、无乱斗、无残杀的‘正三观’”，坚守“去假存真,照见本性”的创作思想，有意在以娱乐为主的修真过程中加入宗教文化和现实感悟[46]。网络玄幻文学正在积极地找寻文学价值、思想定位、美学意义，并努力从文字堆砌的文学商品转化为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具有教育意义的艺术作品。

这一时期的学术转向具有必然性。一方面，玄幻文学市场的改变，加速了玄幻文学研究的反思与转型。2015年与2016年国产玄幻“IP”剧的井喷吸引了大批研究者的目光。在中国知网上以“玄幻”为主题检索2015年之后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有将近一半的文献都是以玄幻剧的热播现象及对青少年的影响为研究对象，2016年的情况尤为明显。对玄幻文学衍生物的研究挤占了玄幻文学文本的研究市场，虽然2017年与2018年的论文发表数量大幅回落，但是市场要求研究迫切转型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外延上，它促成了全球化的视角；在内涵上，它强力地改变了个人。研究“取代进化论的叙事，或者解构其故事主线”[47]有利于我们关注后现代问题的讨论。因此，跨地域进行不同文化视域下的文本研究顺应了社会现代化与全球化在人类文化影响层面扩张的趋势，而扬弃了对进化论的“宏大叙事”研究，转向当下对人性本真、青春等文学问题的阐释则有利于促进当代文化人格的建构，正确认识玄幻文学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真正作用。

二、玄幻文学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

上文通过纵向梳理展示玄幻文学从“草根化”向“主流化”行进的历程，以下再就玄幻小说的网络化、叙事学与神话学、传播与接受、时代价值与文学意义等四个方面，对玄幻文学研究中普遍涉及的问题作更进一步阐释。

（一）玄幻文学的网络化

上文指出，玄幻小说虽依托互联网而存在，但玄幻小说创作却早于互联网，黄易的玄幻小说创作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在传统纸媒助力下风靡华语世界。虽然之后在新媒体浪潮席卷下，黄易也将新作《日月当空》网络版授权给网站，但黄易的玄幻小说显然与时下流行的网络玄幻小说有异。因此，中国现代玄幻文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黄易为代表的传统派玄幻小说；一类是新兴的网络玄幻小说。纵观21世纪以来的研究文献，不难看出，网络玄幻小说占据了大“半壁江山”，研究者们往往将网络玄幻等同于玄幻。

研究界正式关注网络玄幻小说始于《诛仙》的流行。2005年，《诛仙》在网络上创下高达600万的点击量，一跃登上网络文学排行榜榜首，之后，从网络文本转向纸质文本，《诛仙1》《诛仙2》实体书发行两个月就已突破12万册。到2006年初，《诛仙》前5册销量超过100万册，网上点击超过3 000万次，且以每天200万条速度递增[48]。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的联合，让学术界看到网络玄幻小说的巨大市场与传统文学被网络文学“收编”的可能，对网络玄幻的关注、研究便始于此。人们倾向从文学载体来区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但有人认为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不同只是传播媒介的不同，没有“‘质’的区别”[49]，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随着创作的深入发展，网络玄幻小说在文本形态、主体身份、创作模式、传播接受、意义价值等方面都与传统文学迥然不同，仅从媒介与传播方式来定义网络文学就显得过于笼统与简单，因而需要从更深层面来理解和区分网络玄幻文学的创作。欧阳友权说：“网络文学是指发布于互联网上的原创文学，即用电脑创作、在互联网上首发的文学作品，这个层面的网络文学不仅有媒介载体的不同，还有了创作方式、作者身份和文学体制上的诸多改变。”[50]这是目前学术界较认可的网络文学定义。

网络玄幻文学与玄幻文学虽然在区分上比较模糊，但在具体研究内容上，还是可以看出网络玄幻与传统玄幻、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差异。比如，在文本特征上，网络玄幻小说呈现出游戏性、臆造性、直白性、反叛性的特点[51]，这是对传统（玄幻）文学严肃性、现实性、深刻性追求的背离。在创作模式上，网络玄幻小说创作重铸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纽带，作者不再是单向、主观地将讯息传递给读者，而是作者与读者处在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对话平台上，作者可根据读者意愿与期待视野来调整写作策略[52]。在主体身份上，大多数网络玄幻小说作家较年轻，没有主流话语权，传统玄幻则与之相反。比如黄易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仙道哲理等方面造诣颇高，而大多数网络玄幻创作者年龄都在二三十岁，像萧鼎这样“由理入文”且取得巨大成就的并不多，“半路出家”而“夭折”的数不胜数，因而网络玄幻创作既表现出包容性与旺盛的生命力，又带有不成熟与反叛权威的倾向。在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下，资本会介入文学，网络玄幻小说是消费时代与消费文化的产物。如果说黄易的玄幻小说还在努力尝试着向传统与主流靠拢，那么网络玄幻小说就不再以追求高雅艺术的方式存在，而是成了消费品，甚至是试图同新兴传媒与技术相联合来对抗既有的权威与结构[34]，虽然到目前为止，这种对抗还是十分微弱和不成熟的。

在新媒体迅速发展与社会转型背景下理解网络玄幻小说的特质，分析它是如何在虚拟的文学世界中与现实中的青年读者形成情感互动，如何探寻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平衡点，是真正把握网络玄幻小说抵制纸质文学的压力而从众多网络文学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53]。立足于这一前提，迄今为止，研究界虽然在网络玄幻小说的研究上成果颇丰，但仍不够系统、全面，这方面的研究仍任重道远。

（二）玄幻小说的叙事学与神话学研究

从文学角度对玄幻小说加以研究，主要集中于叙事学与神话学两个视角。

1．玄幻小说的叙事学研究

创作主体的个体差异形成不同的叙事模式，对叙事逻辑的理解也不一样，这种差异对清理不同文类尤其是类型小说的创作特点与表现形式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类型文学样式的玄幻小说，现有研究成果中叙事角度研究较为普遍，尤其是微观叙事研究显示了研究者较好的学术素养。微观叙事研究对玄幻小说进行了局部切割，更好地为我们展现了现代玄幻文学的创新价值。

在玄幻小说叙事学研究方面，陈东早在2005年就提出网络玄幻小说具有电脑游戏与东西方文学叙事特征交融的观点，而从文艺学角度来阐述这些叙事特征是很有意义的[54]。陈东虽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但提出了研究命题。之后，在叙事结构上，比较完整且系统地对玄幻小说进行探索的是常宇，他提取《飘邈之旅》《小兵传奇》等网络玄幻小说的结构、语言、内容等基本元素分析其特征，归纳出网络玄幻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即完成型模式（无根的行走）。网络玄幻小说一开始便以颠覆传统叙事的姿态出现，而颠覆又不够彻底，在颠覆经典与迎合传统的矛盾中，读者与叙事者获得了双重快感[31]。以《七界传说》为例，刘宗义认为在小说文本中，符号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通过组合分析与聚合分析，发现其叙事结构类型完全符合普罗普的功能说，即叙事是由要素或功能构成的，且正义与邪恶、逆天与顺天的二元对立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55]。

李胜涛探讨网络玄幻小说的另类成长叙事。他认为，在《诛仙》《星辰变》等小说中,作者以玄理构筑背景与情节，主人公采取的“肉灵共修”式成长方式与传统的“献身伦理”和“反成长”相异，构成了“反讽的英雄形象”，这种独特的叙事构造在类型意义上既推动了“尚需”类小说的发展，又与鲜明的时代文化相吻合[56]。陈怡辰选取《凡人修仙传》《斗破苍穹》《星辰变》等30部小说，从叙事模式、叙事伦理和叙事语言三个方面系统探析玄幻小说的叙事特征，概括为四个阶段：“奇遇之前的生活状态”“奇遇”“尾随奇遇而至的冒险之旅”“结局：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57]，这大致涵盖了当红网络玄幻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与情节铺排。玄幻小说中的传统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间的矛盾表现在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对立与认同，并以乌托邦的出场来构建新的伦理道德体系。

叙事空间不仅是经典叙事学范畴，更是文学作品向社会的延展，网络小说叙事空间的探索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领域。张丽最早将网络小说叙事空间分为三类：文字与动画、音乐、影像相结合的多媒体立体空间，现实与想象、虚幻相结合的虚拟空间，融作者创作与读者自由评论甚至参与创作于一体的拼贴空间[58]，不同叙事空间使得多个“可能的世界”并存，作者可以展示不同的“自我”，而读者与叙述者在审美趣味上也可以产生“间离”的效果。这些奇思妙想的叙事时空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文化表征，为文本的丰富性提供了可能。李薇借西摩·查特曼的分析，把网络小说叙事空间分为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其中又从时间的角度将话语空间分为现实空间、历史空间和未来空间三种，通过两种叙事空间的叙述，反映了当下现实生活空间与现代人的精神空间[59]。与张丽、李薇从社会视角来研究叙事空间不同，胡影怡等锁定回归小说文本，以《完美世界》《莽荒记》为切入点，通过“是否为主角成长过程中决定性行为的发生地”“空间是否以物质形态存在”[60]这两个条件，将玄幻小说空间分为主空间、次空间、硬空间、软空间四种，比如《完美世界》男主角石昊在石村成长，那么石村便是主空间，而狈村、紫山族等就是共时空间中的次空间，将空间类型化，对情节展开具有重要作用。

宏观叙事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玄幻小说的发展，更好地理解玄幻小说的文学意义与文化意义。杜晓杰认为玄幻小说作为消费主义文化母体的现代性表现，以断裂来处理自己和传统的价值与审美意义相冲突的局面[61]。这种观念不局限于文本研究，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挖掘了文化与社会进程的关系，将玄幻小说的价值、意义解读引向更深层面。但目前从文学或文化学角度对玄幻小说加以审视的文献不多，研究还不够深入。

2．玄幻小说的神话学研究

玄幻小说的源头可以远溯至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等上古神话，因而“中国奇幻文学的发展道路在于本土化历程的构建”[62]，对玄幻小说做神话学研究是为了探寻玄幻小说的创作源头、质素以及古老神话“母题”“原型”的嬗变，这是玄幻文学本土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在文化研究上，韩云波曾对奇幻文学做了“新神话主义”思考，挖掘其创作源头。他认为奇幻文学中的神性是在科学与人文交融的自由幻想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自我主体性的神性，“作家的关注点不是历史主义或神秘主义的神性世界结构,而是现代人的奇幻式心理折射”[63]，奇幻表现了“世界是什么”的狂欢化思考。将神话学纳入玄幻文学研究，韩云波对文学传承与创新的古老命题做了重新审视，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之后注重探究新时代狂欢化的意识形态，挖掘人在这种略显异化的后现代语境中的心理表现，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新”意味着对“旧”的改造与再度阐释。陈俊荣以“新神话主义”对“重述神话”活动影响下的奇幻文学本土化为视角，认为“新神话主义”浪潮下的深层创作机制是价值的变化，在人们对充满冰冷与物欲的现代性生活表现不满与对抗时，一种原始的“超验性”的渴求就会觉醒，牵机的《流年》《风雨攸除》、沈璎璎的“云散高唐”系列、东海龙女的“龙女故事”等都是对传统神话的改写与重造，是在借古典神话的躯壳，填充这种人性的渴求[64]。“‘神’话中的仙圣是原始宗教秩序中所未见的群体……体现为‘神’话服务于新的神灵系统”[65]，不同时代有不同价值追求，后现代语境中价值观念的改变不仅推动了新时代玄幻文学的发生，也成为玄幻文学转变与发展的关键。

就历史“母题”的新变而言，王姝抽离不同的文化背景，分析“游历与成长”基本主题背后的神话宇宙观，认为在瓦解了固定意义与绝对价值体系的后现代消费语境中,玄幻小说历史母题的编织方式颠覆了传统价值观念与精神实质[66]。在传统小说中，游历是主人公个体成长的确认，如《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取经路上逐渐成长；在玄幻小说中，游历世界仅是为了突出充斥着知识要素的玄幻色彩，如《鬼吹灯》中对西域大漠、藏地冰川等的大力渲染，掩盖了胡八一成长的真实感悟，人的自由理性、社会伦理道德被剥离，人与命运的搏斗成为永恒的历史碎片。这种游历与成长主题的缺失，是玄幻小说创作的一大问题。

玄幻小说对神话因素的主动或被动接受在具体文本创作上得到更明显的体现。林一平从沧月的《镜》出发，认为《镜》取材于上古幻想典籍《山海经》，而将现实性与虚幻性相糅合则是对《山海经》中边缘化的海洋空间结构的进一步拓展，意境更为奇妙[67]。李如等探讨当代网络玄幻小说对明清神魔小说的承袭，认为在逆天的精神与对人性的关注中，玄幻小说与明代神魔小说有一致性[68]。

（三）接受与传播研究

“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作者的创作方式与读者的接受方式”[69]，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作品的创作不再是作者主观可控的，作者、作品、读者、传播媒介之间构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缺一不可，文学不只是文学，更是一种现象，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1．读者的接受心理研究

从创作动力看，玄幻小说是随着读者的需求而兴起的，读者的阅读需求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够“生存”并获得“利益”的决定因素。从“作者意愿”过渡到“读者意愿”，作者的创作空间被挤压，而读者的阅读追求却得到最大的满足。

段春旭从两性欣赏心理角度分析《三国演义》网络续书热潮的出现，寄寓了男性读者有志于天下的心理投射，读者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在续书中得以展现，出现了大量续《三国演义》的玄幻作品，读者的“期待视野”是这类作品大量出现的重要条件[70]。蓝爱国等从读者对玄幻文学的重要作用入手，分析读者的趣味性需求对玄幻文学的影响，玄幻小说之所以能够勃兴，在于作者把握住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因而趣味性成为创作追求，这一改变的实质是接受者与创作者在关系上的“异化”[71]。

基于这种“期待视野”，姚笛认为玄幻小说接受者存在精神世界混乱、审美情趣“平面化”及“客体化”等现象，在价值选择与批判时又表现出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倾斜、社会道德缺失、价值世界的真空和颠倒、政治冷漠等倾向，因而从接受者的需要出发来创作的玄幻文学便成为一种脱离沉重的道德使命与社会责任的消极娱乐方式[72]。艾杨柳认为阅读前的期待视野、阅读中的彼岸文本追寻、阅读后的心理满足三个阶段构成了读者阅读接受的全过程，读者在现实与虚幻的二重世界中实现了不同身份、人格的自由扮演，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心理[20]。对读者三个阅读阶段的把握，是维系玄幻文学发展的重要手段。

从小说受众的结构与行为出发，王珂运用“使用与满足”理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分析，发现学生与个体职业者是网络玄幻小说的主要受众，其中又以男性为主，低龄化特征明显，他们在网络玄幻小说中获得了娱乐心理、逃避现实心理以及各种欲望的满足[73]。

2．基于互联网的传播研究

当前提及的玄幻小说几乎都是通过网络来传播的，虽然传统的印刷媒介仍旧在市场上存在，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已经取代了传统媒介的主导地位。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平台，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高速性与便捷性，带有网络化特点。

在新媒体语境下，自由性、开放性与互动交流性的网络环境催生了网络文学这种新的文化形态。方伟等认为《诛仙》等玄幻小说能够走俏市场，稳居销量排行榜前列，且在短时间内形成影响力的主要原因是网络的普及，创作不再是以传播者为主，而是传播者与接受者处在同等位置，两者可实现一对一、面对面的传播与交流[52]。在具体传播方式的探讨上，叶大翠以“起点中文网”为例探讨了网络玄幻小说的传播：以网络连载为发布方式，以文学网站为主要传播形态，以贴吧为次要形态，兼具多种传播渠道，扩展了网络玄幻小说的传播途径[74]。唐亦天认为数字化传播机制改变了传统的单向传播方式，在“踩”“赞”“拍楼”等形式下，作者与读者实现了双向互动，作者可以获得读者反馈以更改创作内容，读者则可以进行更愉悦、快捷的阅读[75]。

（四）时代价值与文学意义

价值与意义是评判一部作品的重要标准，学界对玄幻文学作品价值与意义的探究莫衷一是。玄幻文学研究的起点是价值之辩，而反思后转型的实质也是思考如何使玄幻文学走得更长远的问题。玄幻文学的时代价值究竟为何？学者们趋向于对它做综合性的文化价值探索。

郭宝亮指出21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表现出全面“猎奇化”现象的深层动因是时代虚无主义价值观的出现，对“奇”的追求失去了价值与现实的依托，其无根性与无深度性令人担忧[18]。这里涉及玄幻小说的虚无价值主义，不仅是艺术上的虚无价值主义，更是精神的虚无价值主义。夏志清说：“现代人所处的环境是冷酷无情的，因此会产生这类充满虚无主义，和非理性的文学作品。”[76]80后是迷惘与失落的一代，历史记忆和现实关怀被时代集体性地剥夺了，承载着这种普遍意义上失落情绪的玄幻小说便也与历史性相脱离，但又无法为当下的人们提供信仰指引，意义、理想、崇高、价值都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被消解殆尽。利己主义、物质主义、快感刺激与生存平面化等是现代社会存在的几种价值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7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虚无价值主义在现代的存在现象与形态，而用传统“唯实”“唯理”的文学观念来批评这种虚无价值主义显然是不协调的。

处在消费文化语境中，玄幻小说表现出了明显的后现代文化症候。它在哲学上表现为对“宏大叙事”“元叙事”的怀疑和排斥，转而关注当下、关注自身，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对“中心化”意识形态、“精英化”审美价值的弃置，转向追求世俗化、平庸化[78]。尝试消解古典与传统的玄幻小说的价值是不明确的。陶东风的“装神弄鬼论”全盘否定玄幻小说的价值世界，将其称为“伪学问”的“炫耀”[11]。陶东风虽没有站在时代和80后的精神世界与生存立场上思考问题，但也不无道理。“玄幻小说在艺术上的最大弱点就是没能把‘幻’与‘真’结合起来,放任想象力畸形发展,却不管它是否能够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的逻辑，是不是与正面的、传统的价值观念相悖逆”[79]，这正是玄幻文学创作存在的最大问题：与传统价值观念相悖逆，使之无法取得坚守精英文学立场的主流学术界的认可。

很多学者对玄幻小说的美学价值也进行了讨论。罗晓龙认为，消费主义思潮中的网络玄幻小说有交互性与娱乐性的特点，写作模式都包括神话、英雄、成长、游历等几个要素[80]。可以看出，玄幻小说表现出泛审美化趋势，虽然在文化上负载着传统与现代，却形成了与现实秩序和主流相对立的独特对话方式。精神世界的苍白致使创作呈现平面与无力，并且作品的数量之多与作者不成体系的创作，使得研究很难从具体的艺术审美特质来找寻玄幻文学创作普遍的意义与价值。也有学者对玄幻小说的“审美无意义”[81]进行了初步探讨，虽颇具创新性，但玄幻作品的价值性建构仍远未完成。

对于玄幻文学来说，显然不应以精英文学标准来进行评判，而应从消费社会角度切入，从网络玄幻小说的象征意义及社会与时代的视角出发，这样，娱乐功能也能得到肯定。任何一种文学类型，如果在它所处的时代成为文化潮流，那么它一定是社会群体意识的反映，或者反映、解决了公众的某些问题。玄幻小说的价值与意义之所以没能得到正确的审视，一方面是学术批判标准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则是创作本身存在着巨大问题。“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纠结，表现为对现实的失望与对历史的追寻，以及对时尚的追逐与对传统的惆怅”[82]，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日渐加快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压力与紧迫感，但是文学交融与文化心理发展的缓慢而“惆怅”也给了文学创作斟酌与修正的机会。因此，玄幻文学想满足“长远”的发展追求，就必须“将高等学府里追求传统深度的典雅与网络世界里追求即时智慧的机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既智且雅的”文体,“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智慧的深度表达”[83]，既要担任“故事”的叙述者，更要成为新一代文化的载体。

三、玄幻文学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自玄幻文学诞生以来，玄幻文学研究虽滞后于创作，但始终在困难与压力中不断前行。20年间，研究者们不断引入新的理论与方法，扩大研究视角与范围，形成了多元研究格局。但同时，玄幻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也有许多不容忽视的不足与问题，比如坚守主流文学观的知识精英对玄幻趋于淡漠；而热切于玄幻研究的新一代学者却又囿于研究机制的缺乏而难以行进。随着玄幻文学创作的转型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变革，玄幻文学研究将面临再次转型与沉寂。当此转捩之时，总结前人研究以寻找学术突破点十分重要。

一是构建玄幻文学的评判标准，打破雅俗对立的壁垒。研究者站在精英文学立场对玄幻小说加以批判的势头，比之对民国旧武侠小说或港台新武侠小说，都来得更为猛烈。肯定者如陈荣阳称其是“代表了那个时代最广大人群的心灵趋向”“向中国传统致敬”“当今时代一个文学潮流”“触及现代人某种根本的性质”等[84]，批判者如陶东风则称其“装神弄鬼”“价值混乱”“看不到心灵与情感”，双方各执一说。深究争论的实质，则是立场与思维的不同，研究者倾向于站在自己认同的立场与需求来进行研究与挖掘，原地不足为怪。即便是在雅俗共赏这一维度取得卓越成就与广泛认可的金庸，也依旧存在着“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并存的不正常现象”，究其实质，也“在于这些毁誉都有着金庸小说之外的其他批评背景”[85]，玄幻小说亦是如此。站在精英文学立场来观察，那么研究思路便永远也无法走出雅俗定位的误区。因此，突破现有思维，根据玄幻文学的类型化创作倾向来掌握玄幻文学的核心生产机制，重建评判标准，才能公正、合理地对玄幻文学进行定位。

二是构建玄幻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研究者在对玄幻文学进行研究时采用的诸如美学、文化学、人类学以及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视角确实打破了玄幻文学研究的僵局，实现了价值突围。但是习惯性地套用这些批评术语或是在未通读玄幻基本作品的情况下便笼统以“后现代主义”或“解构美学”等理论来穿凿附会地衡量玄幻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都有“以偏概全”“主题先行”的嫌疑，最终只会落入非驴非马的尴尬境地。一些学者对玄幻文学的研究仍于“厚古薄今”“中西章法”“唯西是举”的理论窠臼中无法自拔，“无理论”研究大大削减了玄幻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当研究需要向纵深开拓，玄幻创作需要更有针对性的理念指导时，符合玄幻文学创作实际的理论的呼声就会越来越高。因而，应尝试突破原有理论基点与体系，融会古今、中西理论，根据玄幻文学实际的创作情况运用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理论体系。这方面一些学者已作出尝试。如韩云波将“新神话主义”引进玄幻文学研究，以反映时代意义且兼具文学反思的新兴理论来阐释新的文学类型[63]，颇具慧眼。新的文学需要新的理论支撑，一味守旧或只是“旧瓶装新酒”，只会被时代所淘汰。

三是确认且进行“有意义”的研究。经过20年学术积累，玄幻文学研究发表的论文已有不少，但真正有价值有影响的并不多，大多数评论流于表面，或是沿袭前人成说，很多评论者甚至在完全没有提及具体玄幻作品的情况下对玄幻创作大谈特谈。为解决这些问题，有以下两点供以参考：首先，当前学术界主要还是将网络玄幻小说当作一种文学现象来进行研究，从文学领域进行解读，文艺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探讨明显滞后，文类交叉或跨学科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因而可以加强各领域的研究力度，推进学科平等对话以扩大研究范围，比如“玄幻与武侠文体之间存在着契合的可能”[86]，寻找两者之间的研究突破口；其次，研究者要有坚定的学术立场与态度。玄幻文学创作的“市场化”使市场需求成为创作的决定因素，这也导致了玄幻文学研究的“市场化”与“功利性”，研究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大大影响了研究的主动性与客观性，因此研究者端正自己的学术品格与态度，正视玄幻文学，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需要去对那些真正关乎玄幻文学健康生存的媒介视域、美学阐释等问题进行长期且深入的关注。

玄幻小说虽没有金庸小说来得磅礴大气，也无法像金庸小说那样做到雅俗共赏，但它在虚构的世界中，用“扭曲”的光影，言说着人类共同的困境。“陷于简单的道德批评和浅层歧视”，只会“一语抹杀千万人的审美趣味”[84]，要正确理解与定位玄幻文学，就要破解当前玄幻文学研究的困局，做出持久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