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婷婷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旅游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起源于“五四”，现代主义思潮彰显出在社会各层面的活力，也深深影响了青年沈从文，他在“五四”运动的余波之后北上进京，一番闯荡后有了不凡的人生。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浸染现代社会文明，在沈从文眼中，都市世界里畸形异化的生活景象依然是现代工业文明不可协调的社会矛盾，因此他的文学创作体现出本土化和民族性特征，这在精神构成上与现代性形成某种天然的对抗。从沈从文笔下的人物所具有的特点，对都市文明的批判和小说的叙事模式三个方面来论证沈从文小说所具有的反现代性叙事维度如何构建。

1 人物：以自然反拨社会

人物，小说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作家塑造出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形象来实现叙事的目的，或者作家思想的演绎依赖于作品中的人物。而在现代文学史上，“五四”文学流派作家笔下的人物透射出文明和现代性的气息，表现为对理性、自由、民主的追求，这与沈从文笔下的“自然”人形成鲜明对比。

1.1 对自然性的礼赞

沈从文笔下的人具有鲜明的自然性，在这种自然里长养的人，尤其是女性，都是一个个翠色逼人的自然人。《边城》中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晒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可见翠翠温顺的性格，平日里的勤劳与质朴，丝毫没有受到都市社会大染缸的熏染，仿佛翠翠是吸取大自然精华养成的。沈从文笔下三三的生活同样自然简单，父亲虽然早逝，但依伴着妈妈过日子，每天的生活充满乐趣。平日有溪水里的鱼虾和小花猫作伴，整天泡在溪水边、糠灰里自由快乐地长大。这一切都是自然生活的真实再现，作家并没有刻意的雕饰。可以说三三是沈从文笔下众多少女形象中最为简单、质朴却又独特的一个，是沈从文笔下湘西原生态的再现，是自然万物的象征。

这与一批受到现代文明浸濡的都市人物形成鲜明对比。“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丁玲，其笔下塑造的莎菲为具有现代意识女性的典型代表，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可以说她是那个时代的反叛者。复杂的心理描写将莎菲内心孤独的情感鲜明的表露出来，而这一切正是深受知识、理性和个性解放等新思想呼唤而产生的，对此作家丁玲对莎菲持同情态度，她鼓励莎菲追求自由的恋爱，追求自己的理想，希望人们能真正地接纳她，并认可她的价值选择。这正是“现代性”倾向作家所追求的，也是对知识、理性追求的外在表现，与沈从文所塑造的茶峒里翠翠对待爱情的朦胧感，最后被动等待上天安排却无意识去努力争取的无为思想和自然行为截然不同，一个复杂而矛盾，一个简单而质朴。在多民族混居的边陲地区，湖湘文化受到汉民族现代性文化影响较小，难免呈现出不同于主流正统文化的独特生态样貌。在这里道家清虚的自然精神，桃花源式的价值追求，无疑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用西方科学知识，彻底反对传统文化，倡导“民主”“科学”的“理性”大唱反调，沈从文的创作正表现出对五四启蒙文学的反思[1]。

1.2 对原始生命力的讴歌

而在沈从文的一类具有神秘色彩的湘西题材小说中，透露出来的却是对原始生命力的讴歌。如《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男女主人公因为寻找避邪的白羊发生误会而先后自尽，可悲剧的产生正是原始习俗所造成的。沈从文却没有因此批判乡土原始生活的落后，而对他们的爱情给予高度赞颂，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有了“神”的意味，也给湘西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湘西苗人为了追求自在灵性，不惜牺牲生命，节日的狂欢徒添了命运的悲剧性和幻灭感。这与在新旧文化的交替中，人们用异于常态的疯狂方式反抗压抑不同。沈从文以“人性”为导向，肯定自然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崇尚湖湘文化的原始神秘性和浪漫自在的想象，将湘西的原始民俗与人类精神完美交融，流露出作家对自然原始的向往与追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没有世俗喧嚣，那里的山水人情不染尘滓，那里的人顺着自己生命的轨迹演绎着属于她们自己或喜或悲的故事，生活在沈从文心中那处神秘而理想的精神家园之中[2]。

1.3 对野性之美的颂扬

沈从文笔下的部分人物还透露着野性的一面。《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刻画的是一个野性十足的男子，“从五岁起就喜欢打架，为了一点小事，不管对面的一个大过他多少，也一面辱骂一面挥拳打去”“有人称他为豪杰，也有人叫他做坏蛋。但不妨事，把两种性格两个人格拼合拢来，这人才是个活鲜鲜的一个人！”再如《虎雏》中的虎雏，即使有良好的外部环境，丰厚的物质条件和“我”精心设计的再塑造计划作为保证，但“我”对虎雏的改造也只是徒劳，仍不能让虎雏退去其骨子里乡野的本性，甚至最终还打死一个城里人，并潜逃回湘西。对虎雏改造的失败经历，实际透露出的是对都市文明的质疑，恰恰是“野性”对“文明”的反抗。沈从文更倾向于对乡野人性最真实的揭示，这一切都是真实且合乎自然的，一点也不矫揉造作，表现的正是人性中最真实的某些特质，不容人去怀疑。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里水手牛保与吊脚楼上的女子，两人本是多情之人，然而再卑贱的生命因为有了爱，便有了缠绵婉转的意蕴。妇人有情，水手有义，两人沉醉在爱的憧憬中，湘西的民情风俗在沈从文的小说中缓缓展开。牛保出行了，多情妇人不忘提醒他与自己的约定，这水手也任由同伴由催促而转为辱骂，在拿到“我”的四个大苹果后，又给那妇人送去，一个多情水手的形象竟如此鲜活。在沈从文看来这彰显着野性的两性关系是何等美好，充满人性的质朴和对爱情的操守。现实中的苦难被轻轻拭去，作者醉心于自己编织的精神家园，对黑暗现实否定和对现代性的怀疑。在谈及水手们的野话时，更是直言不讳道，“三个水手有两个每说一句话中必有野话字眼儿在前面或后面，我一天来已跟他们学会三十句野话。他们说野话同使用符号一样，前后皆很有讲究”[3]。这种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自然人，他们身上的健康品质正是为沈从文所肯定和歌颂的。沈从文温润如水的文字，突出了湘西原始典雅的人性之美。

2 文明：以乡土抵抗都市

沈从文在湘西水边成长，在进入城市后发现，中国人受西方思想的影响，都市价值观体现在人们生活的舒适、享乐和物质化中，其直接后果是现代文明的异化和生命力枯竭。在他的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沈从文在小说中建构的是两个世界：一是保持着古朴民风的乡土世界，一是工业文明冲击下变态扭曲了的都市世界。沈从文正是站在城市和乡村的夹道上，一面构造着人性的家园，一面傲视着城市的都市文明，保持对湘西世界的赞美以及对都市生命退化、道德堕落、人性扭曲的讽刺和鞭笞。

2.1 湘西文明的和谐

1923年当他逃离湘西，奔赴北京后，就逐渐发现整个社会在政治的愚弄和商业的熏染下，到处充斥着功利、虚伪、狡诈、浅薄、四平八稳的市侩气[4]。在都市题材小说中，沈从文刻画的主人公多是一副病相，似乎城里人容易得病，因此城里人与病人画上了等号。而城里人害病的名字特别多，也很罕见，如精神病、失眠症等，而这些也就成了其都市小说人物常患的疾病。他认为城里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不健全的，“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老实说，我讨厌这种城里人”[5]324-325。如《三三》中的“白裤白鞋”“白白脸”的痨病第三期患者，始终没能战胜病魔；《八骏图》中到海边休养的学者们，或是失眠症患者或是机体部分功能的衰退者；《绅士的太太》里绅士患有瘫痪或性无能。在沈从文的时评文论中，他多次指认都市人“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不难看出作家对都市的病态人生充满了厌恶情绪。

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优美和谐的，那里有完好的自然生态风光，保留着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原始古朴民风。若用现代生态意识的观点来审视《边城》，我们会发现那里的一切令人陶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自然、优美、健康的生命形态。可以说《边城》里的“茶峒”简直就是一个一尘不染的“世外桃源”，生命在那里得以自由绽放，一切都是那样和谐安宁，但却不乏生活的特质，沈从文说：“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不感觉到生命的尊严……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5]256。此外，在充满神秘色彩的小说《月下小景》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月下乡村自然原始风光图景，月光洒在大地上让一切都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那里的一切是宁静和谐的，没有大都市的喧嚣和躁动，是大自然原生态景象的再现。

2.2 乡下人的真诚

在现代工业文明洪流下，相对于湘西原始世界中人们的自然质朴而言，都市社会里的人们显得道德虚伪、人性扭曲和异化。在描写都市世界的小说中，沈从文始终从一个“乡下人”的视角来透视整个都市社会，强烈地表现出对都市社会的讽刺，如《八骏图》中，他从八位学者的心理入手，揭露出他们虽然有渊博的学识，但却虚伪的真实面目。教授甲表面一副学者的模样，但却在枕边放有香艳诗集，甚至在大白麻布蚊帐里还挂着一副半裸体的美女画；教授乙在海边散步碰到穿游泳衣的青年女子时，便浮想联翩甚至流连忘返；教授丙在看到大理石表面凹凸处不同时，竟会联想起女生的身体……从中揭示的是在现代工业文明浪潮影响下一批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心理问题，文章于无形之中充满了对道貌岸然的绅士们的讽刺与鞭挞。

而在同类题材《绅士的太太》里，沈从文向我们描绘的又是一群无聊的“上层人”形象，他们以打麻将作为日常的消遣，在欺骗中过日子，男女交往中充满暖昧和挑逗，在他们身上有被压抑的慨叹，虚伪的忏悔，但却找不到“湘西世界”中那种坦诚、豪爽和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和谐氛围，沈从文正是借用传统的方式把都市的病态向我们展现出来。我们看到较多的是夫妻见面时你讹我诈和虚伪问候的做作场景，他们的生活到处充满虚伪与欺诈。正是在这充满着笑声的生活中，人性在逐渐沦丧，道德也在逐渐堕落，变得虚伪，以至于人最终成了不知生命意义的麻木动物。可那里的“绅士淑女”们无论男女，表面上各有德行和操守，其实却都是为隐藏其虚伪本性而已。沈从文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折射到整个社会，或许是金钱主宰了他们的世界，主宰了他们的灵魂。而他们的生活让我们不免想去质疑，去寻找它的劣恶根源，这无疑也透露了对都市文明下人们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缺失的否定、批判与嘲讽，折射出对都市文明的怀疑与抵制，从而达到其鲜明的对现代性反思的叙事倾向。

2.3 自然人的淳朴

除了对都市道德的虚伪进行抨击外，沈从文还描绘都市男女的婚姻生活早已失去了爱情的忠诚，剩下赤裸裸的金钱与利益关系来揭示人性的低俗。《某夫妇》讲述一位年青的丈夫蛊惑妻子与客人幽会，试图利用妻子的外貌去诱惑客人，自己再从中劫取钱财。情与爱成了“攫得钱财”的工具，甚至也成了夫妻间的游戏。现实生活中，都市男子只需花费一点点金钱和廉价的诚意，便能轻易消除女性的愤怒，化干戈为玉帛。而女子则轻易就被金钱所俘虏的动物，他们愿意男人通过一些卑劣的手段，来赢取自己小小的满足。从中我们看到的多半是人性扭曲和庸俗的一面，对此作家充满了担忧。

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则是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在那里几乎人人淳朴善良，他除了塑造一批完美自然的少女形象之外，还将笔触到船夫、水手等普通大众群体中，如《边城》中塑造的老船夫形象。老船夫的身体是硬朗的，整天在风日里管理着渡船，虽贫穷却安于职守。船夫虽年纪大了，有时却又如孩子般天真，他和孙女翠翠的生活安静而又恬适。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面对现实生活表现出的无奈，没有对人生的感慨，没有人情的冷漠，更没有对金钱利益贪得无厌的追求，我们看不到现代人对于工作的厌倦情绪，所有那些城市里恶化的现象在边城里都是不存在的。而老船夫就是这样将工作与生活和谐地统一，身在其中着力体味着人生的意义，这种与自然相处透露的是和谐的气息，也是都市文明社会中人们所难以感受到的。《边城》里的其他人物身上也折射着人性的美好，如船总顺顺“为人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又不爱财”，而他的两个儿子都待人真诚、友好，并且乐于助人，因此父子三人在茶峒周围远近闻名。这里的民众是朴素的，这里的一切总是那么静寂和谐，人们生活得很安逸，过得是朴实简单却又充满乐趣的日子，处处闪耀着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光辉。

始终以“乡下人”自称的沈从文，其前期的小说创作视角投向的一直是湘西的自然世界。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5]228。而这正是沈从文一直所坚守的创作原则，他通过对都市题材小说中生命的萎缩，道德的堕落与虚伪，人性的扭曲与庸俗的揭露，鲜明的表达了对于都市文明的质疑与拷问，希望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揭露来拉回正在走下坡路的人们。将城乡二元世界进行对比，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沈从文对“现代性”的反思，恰恰是以农村对抗城市，以传统对抗现代的[6]，以乡土文明反抗都市文明，并试图用尚未被现代工业文明沾染的原始民风来净化都市风气，以此来实现其独特的创作追求。

3 叙事：以“归来”对抗“出走”

叙事模式，在创作中不同的批评者为着不同的目的，赋予它不同的内涵和形态，我们认为叙事模式，就是作者叙述故事的方式类型，要完成一种故事的讲述，使用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

3.1 “出走”：对现代性的追求

叙事模式的形成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不无关联，在“五四”启蒙主义思潮盛行，提倡科学民主，提倡新式教育的背景下出现了“出走”模式，出走家门、出走故土、出走国门似乎成了现代作家的共同倾向，与其说他们是挣脱现实束缚，不如说是挣脱陈旧的封建礼教束缚，寻找异质的生活方式。同样是乡土作家，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沈从文的乡土世界与鲁迅记忆里的故乡大相径庭，他们对故乡有着不同的情感态度。鲁迅小说人物的“离去”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内在精神与自我价值的追求，反叛的是乡村的愚昧、落后，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始终认为城市才是现代文明的中心，启蒙思想的摇篮，并希望据此获得精神的追求、理性的自由，从而表现出对乡土的逃离和对都市现代性的追求。这不同于沈从文笔下关于对乡土的依恋，他在一封家书里这样写到，“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同样在小说《丈夫》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对城市逃离的情感倾向，小说最后丈夫带着还有一些睡意的妻子离船回乡，这正是丈夫意识的突然觉醒，发人深思。这类“离去”的叙事模式是对乡土的一种背离和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其中有对原始封建的鞭笞，更多地是对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肯定，并希望据此实现对理想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因而将小说的现代性叙事创作倾向鲜明地表露出来。

3.2 “归来”：对现代性的反思

在“五四”浪潮推动下，一方面追求个性解放，追求民主自由成了当时社会的一个基本走向；另一方面乡土作家位于城市与乡村的夹道上，反思现代都市社会，力求离开喧嚣的都市，重新回到乡土自然构筑人性的家园，并以此来实现给老态龙钟的民族注入新的血液，因此文学史上出现了与“出走”相对立的“归来”。沈从文一向以“乡下人”自居，不同于那种对城市中工业文明的追求与向往，这里体现出的是对乡土的依恋和坚守的情感倾向，作家借此表明其文学创作立场——回归乡土自然，小说正是通过这样的叙事视角把作家对乡土热恋的倾向渗透在作品中，这与离去模式迥然不同，情感上多出几分苍凉与厚重。

沈从文的两套笔墨之间所内涵的情感比重是不平衡的，他的成就仍然是以湘西为标志性背景的。小说《还乡》中介绍了“我”回到阔别十年之久的故乡所见所闻，那里的一切仍旧没变，只是表面上多了一些现代气息。在回乡的路途尽管遇到税关蛮横的检查，但并没有影响“我”寻梦的心情，此外沈从文在小说《知识》中提出关于知识分子学成归来后要回到乡野接受生活的锻炼，“跟乡下人学他还不曾学过的一切”，透露着沈从文对乡土文明的依恋和对都市文明质疑的情感倾向。而《边城》结尾的感叹，更是对归来的一种期望，恰恰也是对离去的一种担忧。“出走”的人们在都市中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在肉体上、在灵魂中时刻希望能够回到过去的美好[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对于回归的热切盼望和人生的重新考量。

4 结语

从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文明和叙事方式中不难看出，他依旧在笔端与代表着先进文明的现代都市做着对抗，在田园牧歌下进行理性思考，在“城市”与“乡村”两种观念碰撞中，为我们构建出梦幻般的湘西世界和诗意般的家园乐土，更毫不掩饰地对都市世界里人性异化和道德崩塌的无情讽刺和嘲弄，旗帜鲜明展现其对“现代性”反思的创作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