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成飞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1100)

省试诗又名试贴诗，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产生发展的重要产物之一。古代科举滥觞于隋，成熟于唐，当时士子们为参加科举考试创作的诗作在数量和质量方面愈加可观。这些省试诗具有固定的格式和要求，且多以律诗形式呈现，所以也被叫做“试律诗”。省试诗一般由当时的尚书省主持牵头，通常于每年春天在京城组织开考。后来，省试诗逐渐成为人们对考试诗的一种泛称。唐代的各种考试诗现存数量约500首左右，省试诗是其中数量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一类。[1](P1―6)《文苑英华》卷一八○至卷一八九“省试诗”条，共收省试诗460首(包括同题之作)，题目281个，其中包括不少州府试诗。王棨，字辅之，一字辅文，福州福唐(今福建福清)人，生卒年不详，其21首省试诗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在论述其艺术特色之前，需先梳理唐代省试诗创作的背景、产生和特点。

一、省试诗概述

(一)省试诗由来

唐代省试诗是伴随科举考试始终的，经过有隋一代的发展，唐代科举制度已非常完备，考试类别已有细致划分，主要有进士、明经、制举三大类。其中明经考试主要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著作的记忆，同时也兼顾考察考生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情况；进士考试属于综合选拔类考试，并重视对考生诗赋文才能力的检验，受到各方广泛重视，并逐渐成为科举主流选拔方式；制举则为特殊人才的选拔办法，考试多由皇帝随机决定。时间上，唐代的科考一般一年举行一次，参加科考的考生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学校系统培养出来的学生，另一种是学校体制外各类私学和自学的学士。这两类考生最后均须参加国家举行的统一考试。唐代主持统一考试的一般是尚书省，所以，考试也被称为“省试”。在具体内容上，如果细致划分，省试诗还包括都堂试、东都试、神都试等。[1](P1―6)此外，唐代制举考试和地方州府组织进行的地方考试，其考查方式中都有要求考生创作诗作的规定，其命题、体式、格律以及用韵方面的要求与省试诗基本相同，所以人们便不再详细区分，而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二)省试诗的产生

关于省试诗的产生时间，专家颇有争论，现列众说如下：清人赵翼在《陔馀丛考》卷二十八说:“唐初制，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2](P415)以永隆二年(681)作为省试诗出现的时间。徐松《登科记考》卷二“永隆二年”条按语则云:“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际。”[3](P70)否定了赵翼的说法，但只是将省试诗出现的时间大致划定在开元间。这种说法得到了现代不少学者的认同，如程千帆先生认为“徐松的话是正确的”，认为进士试诗赋“还影响到制科也加进了这一新的考试项目”。[4](P11)最新的研究成果则是郑晓霞的《唐代科举诗研究》。作者提出学界关于省试诗起源的争论，其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省试诗与进士试诗的基本概念，将二者混为一谈。所以在不把省试诗局限于进士诗时，其产生的时间就非常清楚了：“通过对现存文献资料的梳理，我们发现早在唐高宗仪凤四年(679)的制科考试中，诗歌就已经出现了”。[5](P99)在此，我们从郑说，即认为省试诗产生的时间为唐高宗仪凤四年(679)。

(三)省试诗的特点

首先在诗体上。唐代省试诗百分之九十以上为五言六韵十二句的排律体，绝大多数押平声韵。如天宝十年(751)进士科省试《湘灵鼓瑟诗》，[6](P368―369)最为人所熟知的是钱起的诗，其诗用韵分别为灵、听、冥、馨、庭、青，押青韵。也有以“湘”为限韵字的，如王邕《湘灵鼓瑟诗》，分别押了章、妆、长、湘、芳、商的阳韵。

除五言六韵十二句格式外，唐代省试诗在句数上还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五言四韵八句的律诗。如崔曙《明堂火珠诗》曰：“正位开重屋，中天出火珠。夜来双月合，曙后一星孤。天净光难灭，云生望欲无。还将圣明代，国宝在京都。”全诗共八句，珠、孤、无、都，四韵，“珠”为限韵字。二是五言八韵十六句的排律。如殷寅《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诗》共十六句，年、前、延、仙、玄、传、然、甄，八韵，“玄”为限韵字。

其二，在命题上。省试诗的命题者，多是被任命知贡举的官员，据《册府元龟》记载:“武德旧制，以考功员外监试贡举，贞观以后，则考功员外郎专掌之”。至开元二十四年，玄宗下诏:“自今已后，每年诸色举人及斋郎等简试，并于礼部集。既众务烦杂，仍委侍郎专知”。[7](P1211)此后，一直到唐末，都基本由礼部侍郎知贡举。这种现象在《唐语林校证》多有记载，如该书卷八就有关于神龙年以后知贡举人员的具体名单，其中就包括严挺之、裴耀卿、房光庭、裴敦复等人。可见，能够担任知贡举职务的多是饱学之士，包括著名学者、诗人等文化名流，甚至皇帝也会亲自操刀出题，省试诗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其三，在内容上。唐代省试诗的题目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取自儒家经典典籍中的部分句子或有关故事。如会昌三年的《风不鸣条诗》对应汉代董仲舒《雨苞对》:“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贞元七年的《青云干吕诗》对应汉代东方朔之《十洲记》:“国有常占，东方人律，百旬不休，青云干吕连月不散者，当知中国时有好道之君”。二是以唐代的典章制度和史实为题。如《明堂火珠诗》(开元二十六年)出自《旧唐书·西域传》；《霓裳羽衣曲诗》(开成二年)出自《唐阙史》；《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诗》(天宝四载)出自《册府元龟》卷五十三等等。三是即景命题。如《终南山望馀雪》诗(开元十二年)、《花发上林苑诗》(大历十四年)、《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贞元四年)、《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元和二年)、《早春残雪诗》(元和十五年)等。

命题决定内容，在省试诗的写作中，破题非常重要，士子必须认真审题，在给定的材料中抉取凝练写作要旨，并运用日常所学展开铺排论述，努力完成考卷。唐代政治开明，较少严格的思想控制，应试考生可发挥的空间相对后朝、特别是相对明清两朝更为充裕，所以不乏好诗佳句。如钱起的《湘灵鼓瑟诗》，即是省试诗中写景的佳作。

总的看来，唐代省试诗自高宗年间产生后，终唐之世都不曾消歇，持续了近二百年。撇开诗歌本身的文学性不谈，作为一种应试诗体，省试诗受唐代诗赋取士制度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

二、王棨省试诗的艺术特征

唐代省试诗大都采取五言律诗的体式，王棨的21首省试诗也遵循了这一体式标准，全部为五言律诗。诗人在继承传统诗体形式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一些创造，使其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特征。

(一)体式稳定，韵律和谐

省试诗的句数和用韵情况较为复杂，早期的省试诗，大多为八句五言四韵，如公元738年，崔曙进士及第的诗作《明堂火珠诗》就是如此。时至公元745年，当时的进士课题《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诗》，已经演变为十六句五言八韵。据已有资料看，自天宝七载(751)省试《湘灵鼓瑟诗》直至唐末，省试诗几乎都为十二句五言六韵。由此可大致推断，唐代省试诗早期规制应为五言四韵、五言六韵或五言八韵，尚处于演变发展阶段。但天宝十载之后，当时的省试诗便进入到成熟稳定阶段，固定为五言六韵了。王棨恰处于第二阶段，故而其21首省试诗均为五言六韵十二句。如作为其进士及第的应试诗《天骥呈才》诗：

马知因圣出，才本自天生。

驵骏何烦隐，权奇愿尽呈。

电从双眼落，云向四蹄轻。

过去王良喜，嘶来伯乐惊。

绝尘惭逸步，曳练议能名。

唯待金鞭下，春风紫陌情。[注]文中所引王棨诗均出自：(唐)王棨撰《麟角集 附录》，《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该诗是五言六韵十二句的排律体，押韵字是生、呈、轻、惊、名、情，生、惊，庚韵；呈、轻、名、情，清韵，“呈”为限韵字。除《天骥呈材》诗以外，王棨省试诗还有13首也是以题中某一字为限韵字的，如《农祥晨正》诗：晨、津、春、新、申、人，“晨”为限韵字；《未明求衣》诗：机、衣、归、闱、稀、巍，“衣”为限韵字；《咏清》诗：声、盈、精、生、名、清，“清”为限韵字，等等。

王棨的省试诗中有7首不以题中某一字限韵，如《上德不德》诗：全、贤、元、宣、天、筌，其中全、宣、筌，仙韵；贤、天，先韵；元，元韵，不知限韵字。《上巳日曲江锡宴群臣》诗：恩、罇、园、轩、门、喧，其中园、轩、喧，元韵；罇、门，魂韵；恩，痕韵，不知限韵字。《晓日禁林闻清漏》诗：频、春、振、人、晨、尘，其中频、振、人、晨、尘，真韵；春，谆韵，不知限韵字。另外，王棨省试诗均是押平声韵。

(二)赋法入诗，体物入微

“体物”最初是指铺陈描写事物的形态，晋陆机在其《文赋》中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主要是就赋的创作而提出。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媸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8](P239)意即创作的重心不在于作者如何进行自我表现，而在于如何准确地摹写物态。“体物”与“缘情”可以说是两种具有明显区别的创作手法。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也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9](P82)

王棨是晚唐律赋名家，他以赋法入省试诗，在创作实践中继承并发展了“体物”的文学创作方法。如《月前菊》诗：

秋菊近重阳，原头复道旁。

藂滋寒露绿，花绽晩风黄。

蘖染枝枝艳，星分处处芳。

乍疑金散野，遥误叶经霜。

篱下何人采，罇中满座香。

唯应未归客，对此欲沾裳。

其前八句体物，对菊花进行了细致描写：重阳佳节前，秋菊争放于道路两旁。寒露降临，绿叶丛聚，晚风吹拂，黄花绽放。菊干的分枝，枝枝艳丽夺目，菊花的芬芳，香飘万里。金黄的菊花因寒露而零落满地，远远望去，似黄金铺满大地，又像经霜的黄叶，炫彩夺目。诗人把菊花描摹得细致入微，然而，诗人的“体物”并不只是对一般物象的描写，其中也融入了对自我人生体验的艺术表现，是现实物象引发内在心理情感，进而再次投影于具体物象的艺术加工，体现了复杂的艺术审美过程。

(三)平白质朴的语言风格

王棨省试诗语言亲切自然，直白明晓，富有生活气息和表现力，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口语词汇的使用。如《甸服耆旧望籍千亩》中“如今已几年”，《寒雨滴空阶》中“滴滴落空阶”“如今”“滴滴”等词均是生活中的口语，叙事直白，情感指向鲜明。2.对称的口气。科举诗往往具有较强的现实功用，交际沟通就是其重要的功能之一。此时，诗歌作品往往为特定对象而创作，经常运用尔、汝、子等第二人称称谓，诗作成为主客双方进行情志表达的载体，因此常常以“君”作为抒情对象的代称。如《咏菊》诗末句：“明日登高处，期君手不赊”，其对白式的话语，使得感情的述说更为真挚、动人，表现出对倾诉对象的鲜明态度，诗歌中充满着浓厚的人情味。3.祈求、倾诉、劝勉的说理等。其中劝勉如《上徳不徳》诗：“欲述犹龙旨，应忘得意筌”；祈求如《天骥呈才》诗：“唯待金鞭下，春风紫陌情”，《咏菊》诗云：“明日登高处，期君手不赊”；倾诉如《元日端门肆赦》诗：“欲识春生处，鸡竿最上头”等等。这些诗句都具有很强的对白性、说理性，接近口语，语言趋向平易自然。

(四)灵活多样的修辞手法

王棨省试诗虽然用语直白如话，但并非意味着他在创作上漫不经心，而是努力创新后的返璞归真，他在艺术表现上进行了诸多的努力与探索，其省试诗在运用修辞手法时，也别具匠心。

1.多种比喻手法的运用。如《咏白》诗：“张苍肥似瓠，潘岳鬓如霜”，《咏菊》诗云：“闲叶玉如粟，满藂金出沙”，明喻的运用精巧而细腻。《原隰荑绿柳》《文不加点》二诗则运用了暗喻手法，如“叶少眉还短，条新带未齐”(《原隰荑绿柳》)，把柳叶比作眉毛，把柳条比作彩带，新鲜而生动；“笔端舒锦绣，手下走龙蛇”(《文不加点》)则描摹了人的才华横溢，文思泉涌，下笔如龙蛇飞舞，辞藻如锦绣舒展，文不加点，倏忽而成就。而最富有创意的是《风中琴》诗，全诗全用比体，诗人以风中的琴自比，渴望得到像钟子期那样的知音，构思新奇，措辞含蓄。

2.用典自然，平易流畅。如《天骥呈才》诗：“过去王良喜，嘶来伯乐惊。”其中的“王良”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述说王良善御的故事。“伯乐”的用典出自韩愈《杂说·马说》。一联之中连用两典，且对偶工整、平仄相谐，读来如同白话，没有丝毫的拗扭之感。与王棨同年的卢征在《天骥呈才》同题诗中则运用了“尧年”“龙媒”“ 金垺”“玉鞭”“周满”“燕昭”等典故，用典频率过高，既繁且密，佶屈聱牙，艰涩难懂。王棨《咏白》诗云：“虚室能生后，方知守黑长”，典出自《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语。此句虽用典，却晓畅自然，不露斧凿痕迹。《风中琴》诗云：“若与钟期会，还知天地心。”俞伯牙与钟子期的典故，出自《吕氏春秋·本味》，前已引，不再赘述。

此外，王棨省试诗中还经常使用夸张、对比。夸张，如《咏菊》诗云：“池边迷瑞鹄，洞里悟仙牙”；对比，如《咏菊》诗云：“蕊散非红艳，香飘异奇葩”；《寒梧栖凤》诗亦云：“本向高冈植，宁将众木齐”。

三、王棨省试诗的时代内涵

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上，王棨省试诗集文学性与应用性于一体，在成就上虽无法与非科举题材的五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等诗歌比拟，但作为当时科举制度的产物，王棨省试诗在把个人生命情感与作为一种知识才能评价标准的诗歌样式相结合，还是有其独特的时代内涵：

(一)应试诗所独有的规范性

就王棨省试诗本身的命题和体式而言，它确实体现了诗人严密的思维逻辑、努力创新的激情与潜能。主考官在命题时，不管是进士科，还是博学宏词科；不管是省试诗，还是省试赋，歌功颂德，为统治者唱赞歌都是考试的最大主题。应试者为求录取，迎合甚至讨好之作也就在所难免。但尽管如此，王棨省试诗中仍不乏情感真挚、联想丰富之作，如《三峡闻猿》《边城晓角》等一批写景咏物诗，在题材内容上，就颇有清新之气。形式上，省试诗不仅在用韵与字数上都有严格要求，而且还有时间限制，束缚性极大，具有严格的规范性。这些要求在约束、限制诗人才情发挥的同时，也考验了应试者思维的严密性与灵活性。这在王棨省试诗的创作实践上有极好体现，其诗歌功颂德之作较少，抒发志趣情怀较多，且韵律和谐、多用修辞、晓畅自然。这也说明科举诗一系列的规范性对王棨省试诗的创作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而王棨能够在此规范下戴着镣铐跳舞，有些许创新也是非常可贵的。

(二)唐代士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尽管王棨省试诗数量不多，但其诗作还是从一个特殊角度展示了当时求举士子的物质生存状况及精神状态。如“扁舟登楚峡，孤櫂下巫云”的流浪，“直是吴儿听，乡关梦不成”的愁苦。特别是诗人萦绕于怀的“知音”情结，可以看出科举中寻求援引与帮助的愿望，展现了诗人较为真实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这与李白、岑参、王维等人的登临游览诗中所传达出来的浪漫情调实在是大相径庭，但却是当时士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个人创作与社会风尚的诗意融合

诗赋选官，是当时社会的需要，是社会风气的反映，对吸引知识分子写出好诗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也直接提升了诗人的社会地位，成为唐人热衷进士科的强大的内在动力。这是从试举制度的角度来考察省试诗对士子的创作影响；反过来，文人士子们在长期的诗赋学习和创作中，也渐渐养成了对生活的艺术观察和观照，写诗也就潜移默化为诗人自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诗人在研究写作方法，不断追求写作技巧，希求确立自己的声名，博得社会赏识，增加仕进机会的过程中，也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人生融入了诗中，使其现实人生也变得诗意化。

总之，省试诗中“亦有骋才情，具巧思，难中见善、庄中取美者，论相题则无间，论离合则有窍，极工尽妙，而其中又不乏真我存焉，大可用资借鉴，不可一笔抹倒也。”[10](P112―113)王棨的省试诗创作就是其中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