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红霞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上海 200241)

一、问题的提出

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体系由相关的传承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构成，其中传承人是非遗项目的持有者，掌握着传统文化的核心技能，承载着国家民族的文化精神，他们往往是某一文化类别、某一行业的精英，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毫无疑问是非遗保护与传承体系中的核心群体。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多认为传承人本身也是被保护的对象，如刘锡诚提出非遗保护的关键在于对传承人的保护[1]；黄永林探索了传承人的保护模式，认为要“走从静态保护、活态保护、进而到生产性保护之路，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社会经济服务”[2]；萧放阐述要从“经济生活保障”，“社会声望评价与社会福利保障”，“精神关怀与鼓励”几个方面来保护传承人。[3]等等。对传承人的保护体现了社会各界对其个体的人文关怀，也是非遗保护的关键要素。

传承人也是非遗工作的承担者，担当着非遗保护与传承的使命。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了传承人的义务：

1.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2.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

3.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4.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3/10377.html.

学者们在谈保护的同时，也强调了传承人的义务，黄永林论道：“传承人在濒危传统项目的静态保护、自然文化生态中的活态传承，以及未来文化资源利用的生产性开发方面，都负有神圣的使命。”[2]徐艺乙论述传承人要“在传承、传授、总结和整理传统的技艺和艺能的同时，应该注重项目本体的恢复与重建；要选好和带好徒弟；创造经典的作品；注意资料、档案的收集以及经验的总结，特别是传统技艺和艺能的经验之总结。”[4]一项文化遗产能否顺利传递下去、得到创新和发展，大部分取决于传承人是否积极作为。传承人是否具有传承能力，如何提高和发挥其传承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非遗传承能力建设已成为国家倡导的文化战略，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在2017年5月12日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讲道，非遗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能力建设为核心，巩固抢救保护成果，提高保护传承水平，推动非遗事业可持续发展”。[注]参见《2017全国非遗保护工作会议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http://www.mct.gov.cn/whzx/ldhd/201705/t20170517_697899.htm.非遗传承能力的建设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建构相关社区和人群对非遗的文化认同，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能更好地推动非遗走向现代生活，提升日常生活境界；能更好地振兴传统文化，发展民俗经济，推动非遗的活态传承。传承人是非遗保护与传承体系中的核心群体，也是非遗传承能力建设的主要对象，对传承人的传承能力建设不仅尊重了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也体现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理念。

对传承人的研究，多采用田野调查的访谈方法，倾听传承人的讲述，再进行分析作出相应的阐释。王文章主编的《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系列丛书，系统整理了传承人的生活状态、从艺历程以及对技艺的掌握和理解程度等方面的内容。[5]潘刚、马知遥就传承人口述史的原则与方法进行过专门的研究，提出要“将传承人的主体性置于非遗保护工作的核心位置，并以非遗背后民间文化的原生性作为口述史价值的判别依据。”[6]本文所采用的分析材料也是来自于传承人的口述记录，2016年5月—2017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团队受上海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的委托，对上海市的“上海灯彩”“上海面人”“海派玉雕”“紫檀雕刻”“沪剧”“锣鼓书”“木版水印技艺”“鲁庵印泥制作技艺”“功德林素食制作技艺”“上海绒绣”“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曹素功墨锭制作技艺”“金银细工制作技艺”“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朱氏推拿”“六神丸制作技艺”等项目的20多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了访谈，涵盖了《非遗法》中罗列的传统美术、书法、音乐、戏剧、曲艺，传统技艺、医药等诸多门类，在个案的选择上兼具个体性和整体性，较能全面地体现上海地区非遗传承人的状态。根据这些传承人的从艺历程和个人生命史，勾勒出传承人的能力谱系，包括传承人的“内养”能力和“外传”能力、培养传承人的能力，以及文化创新和市场开拓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分析传承人的传承能力现状，总结他们业已具备的能力和尚未凸显的能力，为传承能力的未来建设方向提供现实依据。

二、传承人的“内养”能力

传承人肩负着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大使命，首先要从自我建设着手，不断提高对非遗知识和所持技艺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加强“内功”的修炼，这可归为传承人的“内养能力”。“内养能力”是支撑其能成为“传承人”的关键要素，是传承人的核心能力。

在口述访谈中，传承人们大都叙述了在从艺历程中的体验和认知，从中可以分析他们对传统技艺的掌握情况，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理解程度。“金银细工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张心一对如何通过非遗来讲好中国故事、构建自主话语有一些见解：

作为一名手工艺者，我觉得要有培养自己“粉丝”的魄力和能力。我们也要培养手工艺者的知音，只有懂得欣赏的知音，才会让工艺延续下去。为什么手工技艺会越来越少？就是少了欣赏的人，少了需要的人。所以要让我们的年轻一代，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看到中国传统工艺的精美绝伦，而不是一味去追捧西方商品，把你的消费观念、审美观念转变过来。所以学校教育还是要强调“爱国精神”，要把对中国文化的欣赏能力“从娃娃抓起”，只有会欣赏本国的文化，本国的技艺，传承保护才有可能。所以非遗保护的工作，还是离不开培养国民的文化自信心的。[注]由张心一口述，方云记录整理。

“上海面人”的传承人赵艳林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传统的面塑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我从事面塑艺术也快一辈子了，其实感触颇深的还是面塑背后所蕴含的中华文化，而熟练的技艺是我们领略中华灿烂文化的方式和手段。我们作为这项遗产的传承人和“匠人”，其实不光要把这种技艺传承下去，还要把最根本的文化给传承下去，把我们“匠人”骨子里的民间文化和精神传承下去。[注]由赵艳林口述，黄凡记录整理。

以上表述阐释了非遗的“认同性”本质，契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基本精神，说明这些传承人对非遗的专业知识有一定的理解。

有的传承人将传统技艺提升到理论层面，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文化研究能力。“海派玉雕”的传承人袁耀主张“学艺先正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是传统技艺的灵魂，也是非遗的文化精髓：

从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我总结出一个观点，即一个艺术家最终他的作品是否得以成功，是与其作品的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总的设计思路和独特的创作风格分不开的。作品的不可复制性，至少是很难模仿的难度，尤其是在于其思想性，这是集几十年愈演愈精进的创作精神和澎湃的创作激情，以及刻苦拼搏的精神所合力完成作品后，渐渐地悟省出来的。佛经的大般若即大智慧，以及“得成于忍”的坚持，还有作者的天赋，这些是成功人士的先天和后天的必备优势。[注]由袁耀口述，王若楠记录整理。

“朱氏推拿”的传承人朱鼎成谈了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根据项目的特点进行个性化的设计，强调了非遗的独特性，这也正是非遗的核心价值所在：

传统医疗应该与其他非遗一样被放在同一个框架里，此外它又与其他非遗不一样，有它的特殊性。很多非遗项目，比如沪剧、昆曲等，由于自身的表演性等特点，有很多可以推广和宣传的平台，很有影响力，但是医疗在这一块很薄弱。上海有六神丸的制作技艺、石氏伤科、朱氏推拿、陆氏针灸、顾氏外科等国家级非遗项目，但是我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并不大。很多节日和非遗活动中鲜有传统医疗的影子。就“朱氏推拿”而言，有手法又有功法，有文化也有故事，在推广方面具有很高的可行性，但是目前还需要更多的平台和宣传的机会。[注]由朱鼎成口述，吴薇记录整理。

近几年来，党和国家、社会各阶层都在提倡“工匠精神”，这于非遗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传承人们对工匠精神的内涵也有着自己的诠释。张心一认为：

我所理解的“匠”，并非仅囿于工匠，手工业者。我认为专注、执着于本真，再加上责任心就是“工匠精神”所在。[注]由张心一口述，方云记录整理。

“海派玉雕”的传承人翟倚卫讲道：

我们现在要提倡工匠精神，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强调的工匠精神，就是针对我们整个行业的人文素质而言的，是要求我们要有钻研、孜孜不倦的精益求精的精神。[注]由翟倚卫口述，王若楠记录整理。

“六神丸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劳三申阐发了“匠心”的两层意涵：

现在叫匠心，以前在我们老百姓的心坎里，都是手艺活干得很好，人品也很好的，才把这种人称为“匠”，大家都很尊重他。匠心应讲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的技能，还有一个是道德。[注]由劳三申口述，王聪记录整理。

朱鼎成不仅阐述了工匠精神的内涵，还与其从事的“朱氏推拿”结合起来，从非遗保护与活态传承的角度表达了工匠精神的现实关怀：

工匠精神不仅是指精益求精，追求更完美的精神理念，现代社会还赋予了它更深刻的新内涵：不忘过去，立足现在，放眼未来。它应该把医德、医道、医术、医趣四者融合在一起，而不单单是一种技术的精进。古时的工匠很多时候只注重“术”，韩非子说：“匠者，手巧也。”在当下，还需要“道”的指引。我所理解的“工匠精神”，就是你想的、看的、听的、说的、做的都是为同一个目的奋斗，这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目标始终如一。”在目标没有完成以前，要扎扎实实做下去，即“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追求极致。可见工匠精神是一种很难复制的奢侈品，也是我工作三十三年始终如一的坚持。

工匠精神还要看最后被消费的“产品”是否对社会、对人们有价值。只有被社会需要，才是有意义的。技术有很多，比如古代的屠龙术，龙都没有，会屠龙也没有任何价值了。这也印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应该是活态化的、基于当下的传承，以匠心延续它的生命力。[注]由朱鼎成口述，吴薇记录整理。

工匠精神已为大部分传承人所熟知与认同，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需要认真培育工匠精神、坚守工匠精神、实践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素养、是对文化传统的尊重，是传承人自我建设能力的重要元素。要之，传承人首先要建设自我，不断学习非遗的专业知识、研习所持技艺，还要将工匠精神注入到所持技艺中，紧跟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认真实践，这是传承人必备的“内养”能力。

三、传承人的“外传”能力

传承人的自我建设是对非遗项目本身的建构、丰富和推进，是非遗的“固本之源”。同时，非遗还需要传承人通过各种媒介向外传播，积极正面地进行舆论引导，获得相关社区和人群的认知、接受和认同。并且，在当前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发生巨大变化的语境下，传承人要善于突破自我、积极求变，以适应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于是，传承人要培养“外传”能力，也是一种拓展能力。

(一)文化交流能力

传承人往往都是某一行业、某项技能的佼佼者，以传承人为轴心开展非遗的文化交流便会营造很大的同行号召力、社会影响力和文化整合力，能让相关社区和群体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更好地认知和认同非遗。

“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吴庆春讲道，他在被评为国家级大师和代表性传承人后，经常参加一些非遗宣传活动：

我经常参加技艺的演示等文化交流活动，也登过报、上过电视。我一直在想，我的父辈、我的老师，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了几十年，把技艺传给了我，他们当了人梯；我们的领导为技艺的传承、企业的兴盛，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却把我推到了前台，自己甘当后勤；厂里员工那么多，个个在岗位上勤奋地工作，而经常出头露面的却是我。人人都说我幸运：既有父亲的家传、又有名师的传授，既会水盆技艺、又会刻字工艺，既会制笔、又会书法，具有双重的优势。其实我想说的是优势是双重的，压力是多重的：父亲是笔厂老员工，我不能给他丢脸；两位师傅都是名匠，我不能让技艺失传；领导这样培养我、信任我，我不能出半点差错；周虎臣是目前全国创立最早的制笔企业，已有三百二十多年的历史，到我这里是第十一代了，这份传承责任落在我们的肩上，更是无比厚重。[注]由吴庆春口述，秦娇娇、肖圆记录整理。

“沪剧”的传承人马莉莉希望市民能通过沪剧提升文化修养，多次向民众进行宣传：

我每个月几乎都会多次到社区去讲沪剧的知识，讲沪剧的发展，讲沪剧的危机，我们该想什么办法、怎么保护地方语言。我希望我们的沪剧在全国的地方戏中间能保住一席之地。[注]由马莉莉口述，张涛记录整理。

蒋敏认为，木版水印的作品可以用于教育。因为一些书画原作是很难为人所见的，可以通过对原作的高度模仿让更多的人看到“神似”的复制品，增加人民大众对我国艺术文化的了解。[注]由蒋敏口述，黄凡记录整理。这种举措是在传统技艺的“管”中，得以“窥”到中华传统书画文化的“豹”，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传播路径。

“锣鼓书”的传承人谈敬德通过编写、出版相关书籍的方式，向公众传播锣鼓书的文化精神：

我整理编写了锣鼓书的教材、锣鼓书的作品选、锣鼓书的传承系列丛书，比如《锣鼓书基础教材》《锣鼓书入门》《锣鼓书艺术》《锣鼓书民俗》《锣鼓书传统曲目选》《锣鼓书》《锣鼓书音乐》等。锣鼓书的内容多是纪念国家忠臣良将、行业鼻祖，像鲁班的工匠精神、药王孙思邈挖掘传统医药等，都是纪念这些，以前把它们当成迷信，其实它们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教育。[注]由谈敬德口述，林俊琦记录整理。

非遗是国家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文化交流已经是大势所趋了。不少传承人将传统技艺带到国外，让文化“走出去”，使很多非遗项目和传承人本身获得了很高的国际声望。何伟福讲道：

有做灯彩的香港人过来买我的灯彩，他们要买回去进行研究学习，我对灯彩制作也是毫无保留的，我认为相互比较和竞争更有利于艺术的发展和进步。在夏威夷这个地方，我代表的不仅是我个人，更是自己的祖国。

美国人很乐意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夏威夷，我还做过灯彩老师，主要教美国的高中生和小学生学习灯彩的一些基本技法。美国也倡导手工艺进入社区，邀请我去教社区居民制作灯彩。[注]由何伟福口述，秦娇娇记录整理。

要之，非遗需要传播，传播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传承人不能“久居深闺”，而是应该以开放的胸襟，将非遗推向社会各界乃至国际领域，在自我文化的展示中，建构受众的文化认同，同时通过文化交流，反观自省，取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不断建构自我、提升自我，从而推动非遗的传承。传承人要具备文化交流的能力，让非遗在“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循环往复中得到改进和发展。

(二)文化创新和市场拓展能力

根据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精神，非遗要“被不断地再创造”，为相关社区和人群“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注]参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6-05/17/content_350157.htm，在当代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的社会环境下，尤其需要对非遗进行创意创新，将传统与现代勾连起来。在访谈中，很多传承人都阐述了创意创新的理念，赵艳林表示：

中国现在是工业化社会，对手工业者造成的冲击是最大的，我们自己要寻求发展之路，不能让时代将我们碾碎，我们也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光要传承，也要有所革新，这主要是就面塑技艺的材料和制作方式来说的，我们可以借用现代科技的成果革新面塑所用的原材料，还可以革新配方，有了材料上的创新，技艺上也会跟着创新，文化也就会显现出活力。坚守文化和拥有革新意识，我想，这是作为一名“匠人”必须具备的品质，也应该是我们骨子里该有的精神。

面塑艺术的出路在何处呢？在我看来它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食用；二是进入学校教育。中国有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如果把面塑技艺运用到食物的制作上，肯定是可以让这个技艺得到传承和发展的。我有些学生就是厨师，他们学了这个技艺之后就把它运用到了点心、蛋糕等的制作上，使食物兼具食用功能和欣赏功能，这样就比较受欢迎了。另外一条路是进校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面塑在制作时需要手脑结合，它有助于开发小孩子的大脑，有助于开发智力，就像剪纸一样。而且面塑要用到的原材料比较简单，也不贵，因此它进入校园里是具有可行性的。[注]由赵艳林口述，黄凡记录整理。

“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徐振高讲道，虽然目前古筝的市场形势较以前好了很多，但仍然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探索进取，始终贯彻创意创新的理念：

我们的古筝市场需求现在是很大的，卖得挺好的。1998年底，统计的是卖了六七千台古筝，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每年能卖八九万台，包括传统的，也包括新品种，跟以前比多了十几倍呢。现在全社会都在讲非遗保护，古筝制作也是一样的。现在时代不同了，要跟着时代的需求走，还是那句话，要探索创新。[注]由徐振高口述，黎忠慧记录整理。

“功德林素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赵友铭叙述道，在“功德林”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后，提升了市场占有率，企业文化呈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作为传承人也多了一份责任和义务，要在传承经典的同时“适应市场、创新发展”。[注]由赵友铭口述，肖圆记录整理。

创意创新为非遗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还需要通过生产性保护等实践行为将其推入市场。本次访谈涉及到的非遗项目，有一部分已经走在市场开拓的路上了，如“上海黎辉绒绣艺术有限公司”为“上海绒绣”的生产性保护单位，主要创办者包炎辉、唐明敏等同时为该项目的传承人，目前“上海绒绣”已经拥有自创品牌“Queens Back”，努力通过文化创意的途径，将传统与时尚结合起来。[注]由唐明敏口述，朱玫洁记录整理。

“紫檀雕刻”的传承人屠杰在非遗传承过程中，始终秉持着“以商养艺”的观念，也就是通过经商来滋养艺术创作。由于在别的行业的经商获得了成功，便推动了“紫檀雕刻”的市场开拓。

我认为传统民间工艺要改变艺绝人亡的现状，首先必须要生存下去，于是我就产生了“以商养艺”的想法。我的企业经营得比较成功，这就使我有了足够的财力去进行紫檀雕刻的创作，我是处处在实践“以商养艺”。我企业经营得好，艺术作品也创作得好，这是相辅相成的。

实际上，中国紫檀木艺术品市场可以说就是我开拓的。近些年还好，20世纪80至90年代，艺术品被一度认为是无用的，被边缘化的。当时没有紫檀木艺术品市场。因为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培育了很多经济人才，但文化艺术人才一直缺乏，文化艺术要靠长期养育，不能一蹴而就。我希望传统工艺能被好好的继承、发扬，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我自己有公司，在市场上有发言权，就逐渐开拓紫檀木雕的市场。有所叹惜的是，国内不少掌握绝技的其他非遗传承人不能像我这样，有的还处于难以维系的状况。回想我这几十年来一边经商一边从艺，也从没有休息过，我热爱这门艺术，我愿意这样去付出，今后，我也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注]由屠杰口述，毕旭玲记录整理。

此外，生产性保护是一个双向认同的过程，受众要认同非遗的价值，非遗本身也要认同市场的需求，有的传承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翟倚卫讲道：

玉雕技艺源于生活，玉雕产品的发展趋势也应该更多地融入生活化的元素，人们现在的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玉器消费市场展现出大众化的新动向，我们必须要注入新鲜的现代元素才会拉动新的市场需求。只有为当代的玉雕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才够使这门充满生机的传统艺术不断以崭新的、自然的、富有人性化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历久弥新。[注]由翟倚卫口述，王若楠记录整理。

综上，传承人是非遗的持有者，更是实践者，要对非遗进行创意创新，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更好地融入生活、提升日常生活境界，更好地服务社会，为相关群体所接受和认同。传承人要具备文化创新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结合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与时俱进地推动非遗的发展。

四、培养传承人的能力

非遗是持续发展、世代相传的，传承人要选好、带好徒弟，积极、持续、有效地培养接班人，这是其传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遗主要有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学校传承、社会传承等方式，有的非遗项目是某一家族的独门绝技，便以家族传承的方式为主。如“上海灯彩”的第一代传人为何克明，其嫡孙何伟福本着继承家族事业的责任心，主动传承了这一技艺：

我觉得我们家族的这门手艺一定要传承下来。从开始学灯彩我就意识到“要我学”和“我要学”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如果我的父亲或祖父教我学，那我肯定学不好，如果我自己要学，就一定能学好。[注]由何伟福口述，秦娇娇记录整理。

“上海面人”源于赵阔明的“面人赵”技艺，带有鲜明的家族印记，传承人赵艳林正是赵阔明的女儿。而今，赵艳林的儿子也从事着面人事业。屠杰出生于艺术世家，其先祖在明清及民国时期已以精湛的雕刻技艺享有盛誉，其父屠汉民在雕塑艺术方面也颇有造诣。屠杰表示“我从事这一行是受祖传技艺的影响，也是自己真的很喜欢。”

有的非遗项目是某家工厂、某一企业的核心技艺，主要采用师徒传承的方式，传承人们从艺的初衷往往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或者谋求一份职业。“木版水印技艺”的传承人蒋敏当时从农村来到上海朵云轩做学徒，除了想要学一门技术之外，还想能够“养活自己”。“曹素功墨锭制作技艺”的传承人鲁建庆进入上海墨厂学艺纯粹是因为生计的原因，迫切需要找一份工作。

“鲁庵印泥制作技艺”的传承人高式熊则是因为好友张鲁庵的托付，自觉承担了传承使命：

在我们那个年代，从来没说什么“传人”，也没讲究过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一直觉得，我和张鲁庵就是好朋友、忘年交，我们一起玩印泥，他把他制作印泥的技艺传给我，还把他的秘方都告诉我，这就是信任我啊，我当然不能辜负他对我的这份信任，我当然也要把这份技艺传承下去。[注]由高式熊口述，黎忠慧、李柯记录整理。

这些表述反映了传承人们从艺时的“初心”，不管是主动从艺还是被动从艺，都体现了一定的文化自觉意识和使命担当。他们自身的从艺历程也为培养接班人提供了直接的借鉴。

传承人们阐发了对当下非遗传承的态度，“上海面人”虽然一开始以家族传承的方式为主，但赵艳林认为，家族传承恰恰是非遗传承的阻力：

其实中国很多技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家族传承，而且传男不传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北派面塑就陷入了困境。而我们“面人赵”不光有家族传承，还有社会传承。我父亲和我都在学校里教过面塑艺术的，现在我的儿子也在教。我主张非遗不能保守，不限于家族传承。[注]由赵艳林口述，黄凡记录整理。

蒋敏也阐述了家族传承的局限性：

我们这个技艺主要靠师徒传承，不能家族传承。要是靠家族传承，恐怕这项技艺早就没有了。曾经我去山东潍坊购买梨木(因为雕版所用的木材主要是梨木)，那里也有一个生产类似木版水印作品的作坊，他们就是家族传承，但是现在那边已经没有这种作坊了，所以家族传承是很落后的。[注]由蒋敏口述，黄凡记录整理。

朱鼎成表示，无论采取何种传承方式，“人”都是最重要的因素，要“重人轻技”：

我认为非遗传承应该是活态的传承，是“人”的传承而不仅仅是“技”的传承。非遗传承途径有多种：一是家族传承，即后裔的传承；二是师徒传承，即门人的传承；三是学校结合师徒传授的新时代非遗传承模式。无论何种模式，挑选衣钵相传的好苗苗是第一位的。[注]由朱鼎成口述，吴薇记录整理。

从这些访谈资料可看出，传承人们大都不再保守，而是秉持开放、多元的态度，多渠道、多平台地传承非遗。

那么传承人如何教授徒弟或学生呢？在当代，传统技艺早已告别了封闭式的“口传心授”阶段了，应该在更为广阔的平台和场域打开传承的空间和局面。

第一，开办非遗传习所，建立传承基地。高式熊领衔开办了“鲁庵印泥制作技艺”传习所，以开放的胸怀，吸收各方人士加入传承队伍，并且在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还承办了文化部的“印泥制作技艺”传承人群研培班，让这项技艺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

到了2013年，国宝鲁庵印泥传习所建立了。我们要用好这个平台，这是我们研究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基地，我相信总有人愿意来了解，愿意来学习我们这个吧，只要有人诚心来看诚心来学，我们这个鲁庵印泥的制作技艺就要好好地传承和发展下去。我现在作为鲁庵印泥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正式收了我女儿高定珠和李耘萍为徒，她们也是我们的第三代传承人。[注]由高式熊口述，黎忠慧、李柯记录整理。

朱鼎成依托其所在的华东医院，积极建设传承基地，培养传人，并且让“朱氏推拿”进入百姓生活，为民众造福：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俞卓伟院长的关心下，我们紧锣密鼓在筹建国家级非遗“朱氏推拿”的传承基地，我们准备以此为平台，精心挑选中医大的优秀学生进行规范化的培养，使90后的大学生成为非遗传承新时代的生力军。[注]由朱鼎成口述，吴薇记录整理。

第二，非遗在社区。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到，相关的“社区”和“人群”是非遗的真正主体[注]参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6-05/17/content_350157.htm，当前，我国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相关政策也强调“非遗在社区”的理念。那么，非遗的社区传承和推广是非常重要的渠道。

何伟福除了在学校进行传承之外，还在社区进行传承：

在社区里教的大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们，只是当业余爱好学一下，丰富一下自己的精神生活。还有一些社会上的传承，在社会上也收了一些徒弟，但是他们大多数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坚持下来的不多。[注]由何伟福口述，秦娇娇记录整理。

谈敬德将“锣鼓书”的培训班办到了各个社区，努力让非遗回到社区，让民众能够直接感知和习得，并培养了一批批的传人：

参加过我举办的锣鼓书培训班的学员有1000多人次。我在区里的时候，每两年举办一次锣鼓书的传授班，将近30多个乡镇，每个乡镇至少派来两个人，举办锣鼓书培训班10多期，参训者有600多人。到了新场以后，更是每年坚持搞培训班。我们先后为新场镇举办社区及学校的老中青少幼五个层面的锣鼓书培训班，计200多人。还为大团、祝桥、惠南、康桥等10多个社区及徐汇区、奉贤区、闵行区有关社区的锣鼓书作品作曲、辅导，现在在这些社区都有比较好的锣鼓书队伍。[注]由谈敬德口述，林俊琦记录整理。

朱鼎成努力在做好高端保健的同时将保健推向市民，提倡在今天的“大健康”时代组建一个强大的推广队伍，让“朱氏推拿”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使其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技艺：

我觉得要分两个层面掌握：第一，在社区开设短训班，让家庭成员学会简单的推拿技术，互相推拿，共享健康。第二，在企事业单位举办推拿兴趣班和传习班，让简易推拿保健法成为每个人都可以学习、运用的养生手段。只要你有兴趣，我们尽量把深奥的道理通俗化，复杂的手法功法简单化。然后辅以实践，把说的变成做的，就能把非遗真正地传承下去，真正的活在当下，为大众掌握，为大众服务。[注]由朱鼎成口述，吴薇记录整理。

第三，非遗进校园。校园拥有很大体量的师生群体，将非遗带入校园有接受面广、平台便捷等优势，可促进非遗的有效传承。赵艳林提倡校园传承，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小学生群体相对单纯，更有利于非遗的持续推进：

我们提倡非遗进校园，其实可选择的学校就是中小学校，因为中学生、小学生没有功利思想，他们来学这个技艺可以说基本上是出自兴趣和热爱。像我的儿子陈凯峰，他也是我的徒弟，他现在在北郊中学教面塑，就是这个道理。[注]由赵艳林口述，黄凡记录整理。

谈敬德也有了多年的校园传承实践：

我们曾为上海思博学院文艺班、上海健康学院附属浦东卫校贯通班各开课三年，把锣鼓书这一传统文化向大学生作传播。

新场的石笋中学现在已经成为上海市级的锣鼓书传习基地，他们把锣鼓书列入音乐教育课，每个学生都要学几段唱段。新场镇小学从二年级的学生中挑选学员参加锣鼓书培训，并且每年都要创作一个新的节目。新场幼儿园也购置了一批锣鼓书器材，并排练演出了好多锣鼓书童谣。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幼儿园、小学、中学的传承梯队，有良好的传承氛围。以后，我们希望在小朋友中间形成一个类似于小荧星艺术团的锣鼓书艺术团，从小培养，让锣鼓书不再失传。今年我为新场镇小学创作了一首《洗脚歌》，马上要开始培训，争取今年参加市里比赛，明年参加全国比赛。[注]由谈敬德口述，林俊琦记录整理。

很多传承人还表达了选好接班人的重要性，朱鼎成主张学生的品德和天赋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培养的学生，除了要具备“家国情怀、工匠精神、尊师重道、敬畏生命”的品德之外，还要有一双有天赋的手：灵巧、敏感、温润。因为医者要具备一双先天能治病的手，就像歌手有一副好嗓音那样难能可贵。

传承人对教授的内容有一些思考，在徐振高看来，不仅要传授技术，还要教授一种精神，那就是“工匠精神”，这样的观点揭示了非遗的精神特质和文化内涵：

我觉得“匠心”和“工匠精神”就是一个人一定要有这种传承精神，口头上要和心里想的一样，要吃苦耐劳，师傅带徒弟，徒弟再带徒弟，有的人，你教他的时候，他说会了，可是做的时候又不会了；有的人，他说要传承，可是他心里没有真正这么想，这都是不行的，一定要多方面传承，要有好好传承下去的思想态度和精神，心里想的和做的说的一样，同时自己还要刻苦，光传统的是不行的，还是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在访谈中，传承人们从传承方式、徒弟或学生的选择、教授内容等方面有着多维度的见解，体现了他们对培养传承人的态度，并付诸实践。传承人须选好、带好、教好徒弟，才能树立非遗的良好形象，建构社会的文化认同。

五、结语

非遗传承能力的建设不仅是国家的文化战略，还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传承人是非遗保护与传承体系中的核心群体，也是传承能力建设的主要对象。本文通过对上海地区多名传承人的田野访谈，勾勒出传承人的传承能力谱系：第一，是传承人的“内养”能力，主要指对非遗知识和所持技艺的学习和研究的自我建设能力；第二，是传承人的“外传”能力，包括文化交流能力、文化创新与市场开拓的能力；第三，是培养传承人的能力，这是确保非遗能够持续发展、世代相传的关键能力。当然，这并非传承人的传承能力谱系的全部，只是从访谈的信息中得到的提炼，同时也说明本次调查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传承人的口述只是一种描述状态，而他们究竟具备多大程度的传承能力，没法完成定量研究。在同一传承人的传承能力谱系中，其某项能力的权重构成也没法衡量。第二，本次调查尚未反映出传承人的其他能力，比如非遗资源的管理能力、社会组织能力、非遗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力、网络与数字非遗的应用能力等。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本次调查是对传承人传承能力的一次摸底，明确了传承人业已具备的能力和尚未凸显的能力，可以为未来传承能力的建设方向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