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圣争

(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乾隆帝一生留下44000多首诗歌，是他晚年自鸣得意的大业之一，在他88岁回想往事之时，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冲龄呫毕”始，至“望九之年，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更自认为足称“艺林佳话”。[1](P703)然则，颇为反讽的是他花毕生精力期以铸就的“十全”文业并未如期成为艺林佳话，反而在清朝覆灭后其诗文逐渐湮没无闻，甚至多被后人鄙夷、质疑和诟病。[注]按：详情可参看拙文《重估乾隆帝文学作品与文化政策的地位和意义》(《故宫学刊》2015年第15辑)一文的相关论述，兹不赘述。由于其帝王身份及御制诗文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代笔”、叠韵、陈词滥调等)，对其诗文的批评固然有合理之处，然若抛开具体环境和他创作如此庞大数量的御制诗文的原因或动机来评论其诗文，终究显得有些隔膜。

从他本人的言行和时人的记载来看，他最初写诗是缘于所受的汉化教育，尤其是蔡世远对他的启蒙。其后则在于“结习”，即出于对诗的喜好、痴迷。随着他在政治、军事上取得的太平盛世和“十全武功”，他希图在文学上也建立他的“十全”文业。同时，为了加强在文学领域的控制，他采取了多种手段，御制诗文便是树立他在文学领域权威意识的手段之一。是以从主客观原因来看，概而言之主要有四：一、汉化教育；二、个人喜好；三、功业心态；四、权威意识。而后二者更可能是支撑他持续写诗到老死的主要原因。

一、汉化教育

清代皇室的教育相比于明代更为优胜，他们从孩提抓起，颇为重视文化教育，且科目众多。据赵翼供职军机处时的所见记载：

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逈绝千古。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因忆昔人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如前朝宫廷间逸惰尤甚，皇子十余岁始请出阁，不过宫僚训讲片刻，其余皆妇寺与居，复安望其明道理、烛事机哉？然则我一朝谕教之法，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2](P8―9)

赵翼所记虽是乾隆帝对皇子、皇孙的教育情况，但这是清朝一贯的天潢家法，乾隆帝亦由这种教育而出，上书房就是雍正帝为教育诸皇子而设的读书之地。从雍正元年始，他就在上书房接受汉化教育。

当雍正帝在藩邸时，还仅延请福敏一人教育弘历、弘昼兄弟。乾隆帝回忆说：“皇父在潜邸时，育吾二人于东、西室，及九岁读书，同受经于傅先生”，[3](P152)“予与王幼同学同课，习为诗古文词。当是时，侍奉皇考膝下，优游书府，日寝馈于经史文字中，世纲尘务，毫发不以婴其心”。[4](P100)此时他已表现突出，“余幼时，日所授书，每易成诵，课常早毕。先生即谓余曰：‘今日之课虽毕，曷不兼治明日之课？’比及明日复然。吾弟和亲王资性稍钝，日课恒落后。先生则曰：‘弟在书斋，兄岂可不留以待之？’复令予加课，俟其既毕同散。彼时孩气，未尝不以为怨。今思之，则实有益于己。故余所读之书倍多，实善诱之力也”。[5](P36)当他晚年回忆时，亦认为学问的基础就是从福敏学习而来。[5](P36)

或许由于天资，他六岁“即能诵《爱莲说》”，[6](P13)受学后更加勤习，学业大进，“予年十一，……皇考命予背诵所读经书，不遗一字。时皇祖近侍皆在傍环听，咸惊颖异。皇考始有心奏皇祖，令予随侍学习”。[7](P274)在乃父的精心安排下，康熙帝于六十一年(1722)在圆明园第一次见到他时即感叹：“此子福过于余”，[6](13)便命将他养育宫中，“于畅春园内，赐庐曰澹宁居”。[8](P591)从此，康熙帝对这位皇孙“朝夕训迪，过于诸皇孙”，[6](P13)乾隆帝也深知他获得的爱护和期许“尤出诸孙之右”。[9](P594)

随着学业日进，福敏一人已难以胜任弘历兄弟的教育，且身负康熙帝“燕翼之贻谋”的弘历，[6](P13)亟须名儒宿学来为他讲解儒家的深奥旨义，故其父于雍正元年又聘请徐元梦、张廷玉、朱轼、嵇曾筠四人为他们的师傅。这四人，“徐未久得罪去；张以书写谕旨事繁，旬月中偶一至上书房；嵇则出为河督”，[5](P36)惟有朱轼一人经常到上书房，为弘历兄弟讲授儒家经典。当时他们对经文已较为熟悉，“皇四子、皇五子，年甫十三岁，已熟读诗书四子，背诵不遗一字”，朱轼便向他们讲授“《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并旁及《通鉴纲目》《史记》《汉书》和唐宋八大家之文。[3](P59)在授学中，朱轼主要是贯穿经义，推崇董仲舒、朱熹等人，“汉则称贾董，宋惟宗五子”，[5](P36)并授以学问体悟之道，“不在言，惟在行”。[5](P36)乾隆帝曾详当时场景：“义府优游水，春风坐卧便。赋诗闲检韵，味道细烹泉。每自威仪谨，从知学问全。董生醇治术，朱子续心传。十载如旬日，高山复大川。”[3](P421)直到年届古稀，他回想起来仍觉“如坐春风中，十三年迅耳”，[5](P36)并再次肯定朱轼的影响，“余从学十余年，深得讲贯之益。学之全体，于先生窥津逮焉”。[5](P36)

朱轼令他学问大进，也打下了程朱理学的根柢，虽然朱轼一再强调学问“在行而不在言”，但除身体力行外，言的表达亦不可或缺，体悟程度与学问深浅皆须借助言论以发之。当时正在学作古文的弘历，迎来了第三位重要的老师——蔡世远。雍正二年，礼部侍郎蔡世远入值上书房授读。蔡世远所教虽依然是“《四书》《五经》及宋五子之书”，[10](P525)但在进讲时，常以身近之事而循诱他意识到“自身心以至治平之道，一以程朱为训，而必本于诚”。从雍正二年到雍正九年(1731)，师徒昕夕相处，[注]按：乾隆帝在《怀旧诗》中曰“八载寒暑共”，并诗注曰：“自甲辰至辛亥，从学凡八年，昕夕讲诵，无少辍。”又蔡世远在雍正九年所作《乐善堂文钞序》言是在雍正元年，即蒙雍正帝之恩特召入直内廷，随侍弘历兄弟读书，“相晨夕者九载”。后李绂《蔡世远墓志铭》又曰：“侍值内廷十年，卯入而酉出，未尝一日辍。”未谙孰是，姑以乾隆帝所言为据。期间，蔡世远每“卯入而酉出，未尝一日辍”，[10](P520)而他们兄弟“朝有课，夕有程，寒暑靡间”，[3](P58)尤其是弘历，几乎“无日不酌古准今，朝吟暮诵；无日不构思抽秘，据案舒卷”。[3](P69)最为重要的是，蔡世远教了他为文之道。蔡世远在教导中，“常云三不朽，德功言并重”，[5](P37)然立言非易事，“当以昌黎为宗”，学习韩愈“气盛”为文之法，[11](P246)做到“气乃欲其盛，理乃欲其洞”，因为“惟理足可以载道，气盛可以达辞”。[5](P37)以韩愈为宗的理念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在年届古稀时，仍不免感慨万分地认为蔡世远令他“至今作文资其益”。[5](P37)

其后，雍正帝又选派了一批师傅。雍正八年(1730)，有顾成天、蒋廷锡、胡煦[注]按：见各人《乐善堂文钞序》，其中蒋廷锡、胡煦皆言以雍正八年六月在上书房行走陪侍讲席，而顾成天乃以雍正七年十一月召入京城，八年三月入伴讲席。、邵基4人加入，后又有鄂尔泰、梁诗正、蔡珽、法海、刘统勋、任启运、戴瀚等人。在众多师傅中，最令他挂怀的还是福敏、朱轼、蔡世远[注]弘历《怀旧诗·五阁臣·故大学士鄂尔泰》诗曰：“业师只三人，其三情向剖。”此句诗注曰“谓徐、张、嵇，见《三先生》诗。”按：诗注有误，乾隆帝称“三先生”者，唯福敏、朱轼、蔡世远，且曰“其三情向剖”，《五阁臣》诗前即《三先生》诗，故可知乾隆帝认可的三先生，即福敏、朱轼、蔡世远，而非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3人，认为于福敏处“得学之基”，朱轼处“得学之体”，蔡世远则让他“得学之用”。其他师傅，一则由于入上书房的时间晚而任教时间短；二则在他们入上书房时，乾隆帝已二十来岁，在福敏、朱轼、蔡世远的教育下他的学问已基本定型，此时他也不可能像青少年时那样对先生存有敬畏之心。据他回忆：

皇考重英贤，率命书房走。鄂蒋以阁臣，蔡法列卿九。胡顾刘梁任，邵戴来先后。其时学亦成，云师而实友。不足当绛帷，姓名兹举偶。[5](P37―38)

这些后来者，在他看来是他父亲重视贤才的一种表现，而这些人实不足以当先生或师傅之称，大概介于亦师亦友之间。

青少年的学习，打下了他一生学问的基础，亦逐渐引导他走向爱好诗文之途。据乾隆帝所言，“余生九年始读书，十又四岁学属文”，[注]按：见弘历《庚戌年原序》所述。事实上，在福敏任师傅期间，乾隆帝已开始习诗文，如言“予与王幼同学同课，习为诗古文词”；在朱轼任上书房师傅期间，乾隆帝亦常作诗，又曰“赋诗闲检韵，味道细烹泉”。乾隆帝却言十四岁开始属文，可能是以前所作，乾隆帝认为不得师法，而他十四岁正值雍正二年，此时正与蔡世远入上书房的时间相合，可见蔡世远“文宗韩愈”之说对乾隆帝的影响之深。乃是他将朝夕所学的“《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知识学问，通过身心体悟，凡有所得即“措之于文”。此间，“日课论一篇，间以诗歌杂文”，这些文字都讲究“文以载道”，不敢为“奇辞诡论以自外于经传儒先之要旨”。[3](P48)尤其是在得到蔡世远的“学之用”后，其学日进的同时，更将平昔所学一股脑地喷薄而出，形之楮墨，曰序、论、书、记、诗、赋等各类文体，而“文之意度，诗之风格，按以古人成法，无毫厘分寸之不合”，[3](P49)是以当时王公大臣皆认为乾隆帝所作允称“文以载道”。[注]按：参见允禧、弘昼、福彭、张廷玉、蒋廷锡等人《乐善堂文钞序》。

乾隆帝此时对文章的理解，从胡煦《序》所引他的一篇馆课文所论可窥一斑：

文何昉乎？……至尼山辑为六《经》，天下文章，莫大于是，郁郁之叹，厥有由然。此后踵事增华，分门别派，日易月迁，而岁不同矣。若夫风云月露、草木禽鱼，触境书怀，因时寄兴，此逸士之文也。镕经铸史，含英咀华，绣口锦心，敲金戞玉，此学士之文也。割裂经传，摘取雅驯，帖括自珍，科名是竞，此举子之文也。远追洙泗，近师濓洛，进德修业，修辞立诚，此理学之文也。至于经国理民，布纲陈纪，誉隆国乘，德遍寰区，此士君子得志于时大有为之文也。然文虽不同，莫不理以主之，识以运之，气以充之，藻采以华之。故文之有理，即太和之保合，运量各正而肆应不穷者也。其识见之周详贯注，则血脉之流通也；其格局之一成不易，则肢体之上下有定、行止有节也；其经营组织光芒外焕，则盛德之符睟面而盎背也。故思欲深不欲浅，识欲精不欲粗，格调欲高不欲卑，包涵欲大不欲小。至于事本浅也，而文特深之；事本粗也，而文特精之；物本卑也，而文特高之；物本小也，而文特大之。则其取精绘神，超然远寄，不屑于目前腐近文人墨士之习径，实寓笼络一切、涵盖万有之光华。[3](P68―69)

由此可见，他认为文章当“理以主之，识以运之，气以充之，藻采以华之”，这与蔡世远所教之“气乃欲其盛，理乃欲其洞”如出一辙，故他在作文时一直讲究“气盛辞达”“理足载道”，不屑为风云月露之词，以六经中正之教，厌饫于诗书之中，以求得穷理克己，性情醇正。

他在为蔡世远、顾成天等人所序文集时，亦一再强调要“文以载道”。如为蔡世远《二希堂文钞序》所言：“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发之为文章者，圣贤之所以可法也。摛华靡于篇章，斗字句之齐巧者，雕虫之饰，虚车之饰，之所以为讥也”，同时他亦一再认为体悟与文辞并具，“徒修行其内，而文不能见于外者，亦大雅君子之所弗尚也”，不过这发之于外的文章，必须要做到“文所以载道”。[3](P154―155)又在《东浦草堂文集序》中，他强调为文要“衷之以至性，准之以圣道，约之以规矩，泽之以经史”，这样即便是“言理、言事皆朴实”，但光彩不可遏抑；如果徒事“支离藻绘，放情于风云月露之末”，[3](P156―157)则其文就不足传。

是以他本人所作之文，就是由内修而发之为文。雍正八年时，便将此前所作结集为《乐善堂文钞》14卷；乾隆二年，又将即位前所作集为《乐善堂全集》40卷，文222篇，诗1388首。[注]按：数据乃笔者统计。集中诗文既是体悟之言，自是不会以雕绘文辞见长，也不会沾风云月露之词。其诗虽偶尔所作，数量却远多于文，是因为诗的篇幅短小，更在于他的个人喜好。

二、个人爱好

当蔡世远教导他属文作诗后，他便日益喜爱作诗。即位之后，虽躬理万几，但一有余暇，他就写诗作赋。[4](P100)乾隆十年，监察御史李慎修谏言不宜以诗为能事，[12](P10529―10530)他不但不纳谏，还辩解说：“但是几余清晏际，却将何事遣闲时？”[13](P390)在多种说法中，他一再强调是出于“结习”。

“结习”一词，在御制诗集中出现百余次以上，可见他对作诗这一“结习”有着特殊的情感。虽然他非常清楚作为帝王，“所贵行实政”[14](P409)而非以文学为能事，“我亦知诗可不为”，[13](P390)臣下对此亦曾有过劝谏。但诗对于他，一则是排遣几暇的一个有效渠道，他既不喜饮，又不喜吟风弄月，“飞觞醉月非吾事”，[13](P268)可藉诗以打发生涯；二则其诗多为反映国计民生之作，诗可作为昔今之验的证据。[14](P409)这既是缘于他对诗文的认识——文字是体悟的一个反应，以所言检所行；又在于他认为诗有补史之用，“七字聊当注起居”，[15](P550)是以他说“平生结习最于诗”。[9](P189)晚年，他虽一再意识到“欲简吟笔”[15](P493)“拟罢言诗”[1](P540)，或要从此绝笔，[1](P544)但每次欲罢不能，直到88岁高龄，仍说结习未忘，见旧作而题诗。[1](P703)直至他逝世前两天，亦曰试笔之作该罢，[1](P727)但在临终前一天，仍力疾写下绝笔之诗《望捷》。

他对作诗的爱好，除“结习”一词以表达外，还常用“七字”“五字”等言之，亦高频率地出现百多次。如“抑亦有所思，五字志深衷”[14](P415)“五字柴桑妙，悠然兴企怀”“坐席不暇暖，促成亦五字”[5](P544)“几暇时吟七字篇”[13](P268)“更剪银檠吟七字”[13](P297)“拟吟七字消烦虑”[13](P342)“一例吟笺成七字”[13](P555)“暂得万几闲里适，莫嫌七字静中忙”[13](P169)“七字赋余还自哂，今年吟兴太狂生”[13](P243)“万几就理心无倦，七字成吟兴有穷”[14](P275)“而我朅来吟七字，却因清切片时闲”，[13](P367)诸如此类。

乾隆帝写下如此宏富的诗歌，如果说起初是出于教育，日后是因为“结习”，但实际上诗歌于他并非是单纯的消闲，而是深深地融入其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是他的情绪宣泄口、精神寄托处。在封建王朝，帝王是至高无上的，通常而言，他在拥有无上权力的同时也失去了普通人的亲情、友情、爱情及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他的内心永远是孤独的，喜悦时不一定有人发自内心地与之同喜，烦闷时亦难与人放心倾诉。在公开场合，通常是训谕，而不是倾诉，作为政治上的雄主乾隆帝亦如此。自乾隆十年、十三年(1748)他心爱的慧贤皇贵妃、孝贤皇后相继去世后，他几乎找不到一个再能听其倾诉的人；在乾隆二十年左右，鄂尔泰、张廷玉两党树倒猢狲散后，他树立了政治上的个人绝对权威，其后的臣工从年龄上来讲，多半是他的后辈，很难再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君臣关系。是以对于乾隆帝而言，诗歌既是他的一种爱好、结习，亦是他的一个精神伴侣，它伴随着乾隆帝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虽然它并未如乾隆帝在政治上那样闪耀着光环。

三、功业心态

如果说他作诗主要是出于“结习”，但制作如此庞大数量的诗文，且又出于某种目的而编订诗文集，这又并非“结习”二字所能完全解释的。无论是潜意识还是有意识，这当中都有着一种功业心态存在，即他逐渐将其御制诗文编集颁行，是为了树立他在文学领域的“十全”功业，体现他的绝对权威性。

这种意识或心态在乾隆帝早年时或许还是一种潜意识，其御制诗文亦大致可作“结习”解；但随着每年所作甚多，内容广泛，“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祀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罔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13](P1)而他对这些文字又难以自弃，“使阅岁逾时，或致残缺失次，其不忍弃置较先为甚”，[13](P1)并希望以兹为鉴，“观其诗，可以知忧劳而验今昔”。[13](P1)诗是如此，文亦如是，觉得可以“悯农桑、验今昔”。[13](P1)是以便将它们以一定年份为节点而编定为集，编集行为中便有功业心态的存在。到晚年时，他的这种心态更是昭然若揭。乾隆五十年(1785)，《御制诗四集》刚编定，《御制诗五集》还未开编，就有臣工大肆吹捧说“御诗四万文盈千”，[16](P389)并注曰：

皇上载道，以为诗文极富，有日新之盛。诗自丙辰以来每十二年编为一集，《初集》四千一百五十余首，《二集》八千四百余首，《三集》万有一千七百余首，兹《四集》刻至癸卯，九千七百余首。自甲辰未刻者，又九百余首，汇之以四万计。文自丙辰至癸未编《初集》者五百余首，甲申至癸卯编《二集》者几及五百首，汇之以千计有赢。自有文字以来，集部中从无此巨制也。[16](P389)

此诗乃为乾隆帝与群臣唱和的柏梁体诗，其后又编入《御制诗五集》，可见当时这位臣工的说法乃群臣共贺之事，乾隆帝闻此语亦不免喜形于色。

当《御制诗五集》编定之后，他更是欣喜不已，一再炫耀说“五集诗成四万多”[1](P485)“五集已盈四万余首”[1](P532)“五集篇成四万奇”[1](P702)。虽然有时不免稍作抑制而掩饰地说嫌有点多，但又一再强调“结习”难抑，每次自诫要减吟，却又忍不住挥毫。他的这种遮遮掩掩而又内心窃喜的心迹，在下则文字中表露无遗：

因忆予少时即喜作诗，不屑为风云月露之词。自御极以来，虽不欲以此矜长，然于问政勑几，一切民瘼、国是之大者，往往见之于诗。……本朝辑《全唐诗》，一代三百年二千二百余人之作，才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今予诗《五集》，厘为四百三十四卷，总计四万一千八百首，而《乐善堂全集》在潜邸时所著者，尚不入此数。是予以望九之年，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谓艺林佳话乎！然予初非以韵语一事与文人学士絜量多寡也。夫诗以言志，言为心声，非仅章绘句，如词人东涂西抹之为。且为人君者，若专以吟咏为能，亦即溺情之一端，自古有戒，予曷肯出此？实因予临御六十余年，中间大功屡集，鸿仪叠举，兼以予关心民事，课雨量晴，占年省岁，数十载如一日，而阅事既多，析理尤审，即寻常题咏，亦必因文见道，非率尔操觚者比，乃质言非虚语也。……后应于《五集》外另编《余集》。若更叨洪贶，算衍期颐，复得裒然成帙，汇为别集，巨观岂不更为史册希有之隆轨乎！[1](P702―703)

88岁的乾隆帝已不再掩饰其欣喜之情，自认为已远轶古人，白居易、陆游二人已不足论，更几乎与《全唐诗》相颉颃。然而，他一再强调其御制诗非同于一般文士之作，而是内容广泛、析理精审，因文见道之作，是以率尔操觚者根本无法与之比拟。他甚至还希望能长命百岁，将之后所作编为别集，以成就其“史册稀有之隆轨”的名山事业。乾隆帝发出“余集”“别集”之说时，正值嘉庆三年，此时才编成御制诗五集、御制文三集，所以他并未如其在军事上所宣扬的“十全武功”那样明确标举，只是冀望能成为“艺林佳话”“史册稀有之隆轨”。

不过，乾隆帝所缺的临门一脚，在他死后却由诸臣工踢了进去。嘉庆五年夏，御制诗、文《余集》编成，主要编校臣工朱珪等人在《跋》语中说：“诗五集，文三集，声之以《乐善堂全集定本》，兹振之以《余集》，而十全具足，允集大成矣！”[17](P707)此语可谓乾隆帝一生耗费心力制作如此庞大数量御制诗文的鹄的之论。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乾隆帝固然出于结习而写诗，但在御制诗中不少地方已流露出“十全”之意。早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他就拈出了“十全”之说，“十全有待再吟留”。[9](P390)至四十五年(1780)，在诗中又畅言其部分“十全”心愿得以实现，“十全今果酬前愿”。[5](P174)此外，乾隆帝还有不少叠韵诗，它们一叠再叠以至九叠、十叠，以求得“十全”之效，如“涿鹿行”[16](P233)“静夜吟”[16](P719)“中秋帖子词”[8](P343)“登光岳楼即事”[16](P350)“常山峪行宫八咏”[16](P478)“题文园狮子林”[16](P629)“紫泉行宫即事”[15](P120)“泉林行宫晚坐”[15](P430―431)“依皇祖德州即事诗韵”[15](P418―419)“依皇祖过济南韵”[15](P421)“题崔彦辅溪山烟霭图”[15](P548―549)等，都是一再叠韵以求十全者。当叠韵诗达到“十全”之后，有的会搁笔不再吟咏，“从来九叠十全罢”；[7](P110)有的则重新另用一韵加以吟咏，如“静夜吟”诗，此前为五律，用“下平声十二侵韵”，至九叠韵后，“九叠十全韵弗赓”，[15](P274)故在乾隆五十四年乃另作一七绝，用“下平声八庚韵”。由此可见，他很早就有“十全”意识存在，但由于诗文编集较慢，故此类“十全”叠韵诗可视为他欲树立“十全文功”的先声。

以编集而言，很大程度上亦是为了树立他在文坛的“十全文功”，尤其是当乾隆五十七年他高调地宣扬“十全武功”后，这种企图就显得更为明显。如果说乾隆六十年间编定《御制诗五集》是因为有前例可循——每十二年成一集；而嘉庆三年左右却赶忙将《二集》后所作之文编为《御制文三集》，从时间段与卷数上来看，都与前二集相去甚远；且又一再扬言要将退位后的诗文编为余集，甚至还憧憬天若假年则编为“别集”等等，他的这种功业心态已不言而喻。

其实，乾隆帝的这种心态，当时近臣大多心知肚明，“文之三集与诗之五集同义”[18](P681)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朱珪等人更将乾隆帝御制诗文视为如儒家圣贤典籍一般，“圣人之言，载前八集者，已为生民以来所未有，兹《余集》更有不可阶者”。[17](P707)这些儒臣已从内心深处慑服于他的威严，亦一再感慨他的学识渊博，学问之不可企及，名山事业之不可仰攀。

四、权威意识

在儒家知识分子心中，大多认为道统与治统长期处于分离状态，便通常怀着“致君尧舜”的梦想，以求道统、治统合一，但往往很难，是以很少有人将君主视为圣贤、圣人。而自康熙帝以来，却开始合二为一，有学者指出，在康熙帝时道统与治统合一，君主成为政治、思想、学术上的最高权威。[19](P143―152)

到乾隆朝，对祖父抱有特殊感情的乾隆帝，对其祖的文治武功极度膜拜，很多举措刻意踵武甚至希望比肩或超越乃祖，文教上更是深受影响，如康熙帝命儒臣撰《日讲诗经解义》一书，他便命撰《诗义折中》；康熙帝《御选唐诗》，他则御选《唐宋诗醇》《唐宋文醇》等书。在思想文化的控制力度上，他更甚乃祖乃父，在文学领域亦要建立他的“十全”文业。为了表现在学术上、文学上的权威性，他在诗文之中肆意激扬文字、评论古今、展现学问。这些行为极有可能是为了体现他已集道统、治统、文统三位于一体。

他的这一心思，当时臣下或许颇为熟知。乾隆五十一年(1786)，梁国治、董诰等人曾逢迎地大发感慨：

自虞夏商周、秦汉唐宋之文，所谓浑噩醇厚、博大奥衍者，各有专长，论文者亦各有专主其言。大而夸者，莫如李汉序韩愈之文曰“周情孔思”。是言也，愈何足以当之？……御制于祈天永命，念祖由旧，每篇之中三致意焉。若巡典、若水利、若政经、若武功、若远化，凡出之为明堂之治，即敷之为皇极之言，若是者，皆周公之文。若经筵之论，若创发《易》、《书》、《诗》、《春秋》之微言大义，进退诸史之得失，是正诸儒之旧闻，慎守器失统之由，阐褒忠讨贰之义，旁逮声音、文字、名物、象数，以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即小见大，若是者，皆孔子之文。……至我大圣人，而后“周情孔思”之得合而有真也。然且汉之言曰情曰思者何也？周公有其德、有其时，而无其位；孔子有其德而无其位，并无其时；故其于文，以是为圣人之情尔思尔？我皇上坐而言即举而措，或绥猷建极，经数十年夙夜劼毖而后为文以纪之;或溥博渊泉，万几未起而先为文以发之;蕴为情思，显为事功。盖兼德、位、时三者而一之，故合文与治与道三者而一之也。[20](P272)

这段议论中，大谈何谓周公之文、孔子之文，认为周公之文专重于治，而孔子之文重于道，然则无论周公还是孔子都“无其位”。乾隆帝则不同，“德、位、时”三者兼得，故其发之为文，既有周公之文，又有孔子之文，且能“蕴为情思，显为事功”，文若涌泉，可谓“文与治与道”三者合一。此语的弦外之音则是表明儒臣已然承认乾隆帝代表着治统、道统、文统的三位一体，是以在文中并不讳言地直称他为“大圣人”。这就意味着乾隆帝在乃祖的肩上更进了一步，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进一步加强，甚至在艺林也要树立起他的绝对权威。

实际上，当时儒臣的这种臣服意识至少可以上溯到乾隆二十四年(1749)左右，此时已有臣工意会到一再刊刻御制诗文的意图。当《御制诗二集》编成时，刘统勋、蒋溥等人就开始将乾隆帝冠名“大圣人”，“皇上懋修典学，日进无疆，数漏课程，罔间寒暑。是以勅几熙载，则巍焕益昭，修辞立诚而精纯弥著。诗以言志，固大圣人全体之一端，而拜手赓扬者已莫能仰钻万一”。[21](P662)当《御制文初集》编成时，刘统勋等在《跋》语中再次奉之为“大圣人”：“大圣人之文，不独本于生知，实由好古敏求得之也。自兹宇内臣士，既读《初》、《二集》诗篇，复景诵琅函《文集》。若涉水之导津涯，若登山之识巅崿，万分一端，随所圭臬，皆可以冶铸程材，嘉惠艺薮”。[4](P270)可见刘统勋等人已充分意会到，无论是御制诗还是御制文，都是乾隆帝为了树立他在艺薮的权威地位而为之。

历事雍、乾二朝的老臣已如是言，其他后人更为战战兢兢地踵续此说。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时梁国治、董诰等人奏请刊刻《御制诗四集》时说：“我皇上周甲之逾年至古稀之三岁所制也。昔人谓文章境界不同，诗格与年俱进，此自下学积累之功，非所语于大圣人之立言然。”[22](P320)又刘统勋子刘墉等人亦言曰：“天纵我大圣人声律身度，词经言法，昭化工之日月江河，超淳古之《南风》《雅》《颂》，以诗教天下者。”[5](P676)是以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乾隆帝就是为了树立他在诗歌领域的权威地位。

乾隆五十一年(1786)，梁国治、刘墉等再次强调御制文乃圣人之作，“文以载道，而道出于学，道之显者谓之文。而《大学》之道，其极致在乎治国、平天下。盖功用不足以立治平之极，不可以言学；其言之不足以裕治平之理，其见诸事不足以措治平之业，不可以言文。……圣学之崇深，圣心之宥密，圣人立言之法，所为理明识卓，气盛词达”。[20](P562)当《御制文三集》编成时，又再次呼应“治、道、文”三位合一之说，“圣寿益高，圣治益淳，圣功益巍，圣文益焕”。[18](P681)

五、余论

综上所述，乾隆帝一生作下如此庞大数量的御制诗文，早期的汉化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尤其是蔡世远的诗文教育，令他一生受益无穷。或许正是缘于这些教育，他在青少年时就与诗文结下宿缘，甚至成为日后的“结习”。一则是他相信诗能言志，与文以载道同；二则他视诗为一种起居注，无论国家大事，还是私人情感，都在诗中宣露无遗。

随着在政治军事上所建树的“十全武功”，他在文学领域亦欲树立起他的“十全文业”、绝对权威，同时意味着在他身上已实现了“治统、道统、文统”的三位合一，即他既是政治上的帝王，同时又是思想道德和文学文化领域的最高权威。这点正如严迪昌所指出：“在中国诗史上从未有像清王朝那样，以皇权之力全面介入对诗歌领域的热衷和控制的”，[23](P16)乾隆帝对这一控制更是达到空前绝后的极致。是以其庞大的御制诗文，对当时而言，既是一种典范，又是一种导向，更是一种评判标准和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