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慧萍

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无论是写作旧体诗词的队伍还是诗词刊物，都可谓蔚为大观。据《中华诗词发展报告(2015)》统计，截至2015年，全国以旧体诗词创作为主的社团有近700个，而以刊载旧体诗词为主的刊物(包括仅做交流之用和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已不下600余种。[1]

需要说明的是，对诗词冠以“旧体”之谓，原是五四时期新文化倡导者们对古典诗词带有一定贬义的称呼，以便与白话诗之“新”相区分。时移世变，今天“旧体诗词”这一称谓已不再带有贬义，同时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作为“传统诗词”的异名，还可以指近代以至现当代人所创作的传统诗词。相对于“格律诗词”“传统诗词”“古典诗词”等称谓而言，由于“旧体诗词”是在处于特定时代和文学思潮的五四时期提出，它更适合指代近人和今人的诗词创作。本文标题中“旧体诗词”即侧重于此。近十年(2006—2016)来，从研究侧重点来看，学界对旧体诗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案例研究；二、状态述评；三、历史定位；四、传播研究；五、诗艺研究。

一、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是近十年旧体诗词研究中最常见也较基础的一部分，主要又分为三类：单个作家研究、作家群体研究和类型诗词研究。

(一)单个作家研究

单个作家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名家身上，即具有不小的知名度，但并非是以旧体诗词在文学史上擅名的一批作家和学者。典型的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闻一多、瞿秋白、沈从文、茅盾、老舍、田汉、叶圣陶、顾随、叶嘉莹等。其中又以对鲁迅、郁达夫和郭沫若的旧体诗词研究为多。此外，研究者们也逐渐把眼光放到一些相对并不很有名甚至并不出名的作者身上，如郭汉城、厉以宁、傅占魁、寓真、散原等人。

要特别指出的是，刘梦芙的专著《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选取民国至现当代三十余位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词人，阐析诗人词家的思想品质、作品内涵与艺术特色、风格流变等，是关于旧体诗词个案研究的力作。[2]单篇论文中，对单个作家诗词作品的研究，有的侧重对作家艺术特色的总结归纳，如何谈与杨丽《星汉“西域诗”的艺术特色》、毛璇《论聂绀弩旧体诗词的“新”与“美”》等；有的侧重对诗词的情感表达与主体意识的探寻，如李郭倩《身份的重影——看旧体诗词中的郭沫若心态》、李国华《鲁迅旧诗的菰蒲之思》等；有的侧重于研究作家前后期创作的变化及其风格面貌形成的原因，如李遇春《忧患之诗与安乐之诗》、韩立平《郁达夫旧体诗的取径：与郑子瑜先生商榷》等。

对单个作家的研究，显示出旧体诗个案研究的范围正在不断拓展，同时，这些研究具有多样的角度，力图还原旧体诗生成的原初语境，这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相关研究着眼于民国时期较多，研究现当代的旧体诗则相对较少，而且在讨论现当代旧体诗的时候，溢美之辞过多，学理性也有待加强。这是需要注意的。

(二)作家群体研究

近十年学界对作家群体的旧体诗词研究，主要集中在具有某种相同身份的作家身上，这些作家基本上属于同时代的一个松散群体，并不一定有非常频繁密切的交往。

这些研究成果中，有关新文学作家群体的研究比较热门。常丽洁《早期新文学作家创作旧体诗的时代与文化根源》、王桂姝《缱绻与决绝：五四新文学家的“新诗”与“旧诗”》等都是对具有一定文学史地位的作家的研究。

除了“名家作品”这种传统的学术关注点之外，研究者们亦对学术人群、革命家群体和书画家等群体有所关注，如刘士林《现代学者旧体诗词创作与其学术之关系》、尹子能《20世纪革命家诗人群体的旧体诗词创作》等。

相较而言，有关正式文学团体的研究成果则要少得多，这些成果也主要围绕诗社展开。之所以此类成果较少，是因为现当代诗词社团缺少特色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共识，更缺少具有典型意义的旧体诗词作品。另一方面，旧体诗词还处于现当代主流文学之外，未能受到足够重视。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尹其岭的《民国南京旧体诗人雅集与结社研究》，论文如马大勇《论南社“格律派”词》和《近百年词社考论》等，都对诗词社团进行了探讨。

相对于单个作家研究而言，作家群体研究要薄弱一些，主要着眼于一些松散的诗人群体，由于这些诗人在人际关系和诗歌交流方面一般并无密切交集，这也使得相关研究提炼出的某些综合性观点有待商榷和进一步讨论。晚清民国时期有不少诗词结社团体，这些诗人群体在诗歌交流方面比较频繁，且相互之间有直接影响，这部分反倒更有价值，需要研究者们关注。

(三)类型诗词研究

这里提出“类型诗词”的说法，乃是指由一人或多人所写的具有相同题材或主题的诗词作品。

对某一人所写的同题材或主题的旧体诗词的研究，属于单个作家研究的一部分，就其细的层面和侧重点来看则又可归为“类型诗词研究”。郝倖仔《屈子精神郁诗魂：郁达夫旧诗引用楚辞考论》针对郁达夫旧体诗中引用和化用《楚辞》相关语句而展开讨论，实际上就是研究郁达夫以楚辞之语句表达爱国主题的旧体诗；唐瑛《郭沫若抗战旧体诗述略》选取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代背景，研究郭沫若在此期间创作的大量关于抗战题材的旧体诗。

研究多人所写具有相同题材或主题的诗词成果，则主要集中于近代有关战争的诗词。由于近代国内外战争频仍，因此也就成为了近十年中学界的一个研究点。陈忻《探究抗战时期旧体诗词曲的“沉郁”》、薛勤《“九一八”文学旧体诗词初评》，都是针对众多诗人有关抗战题材的旧体诗词作品的研究。

类型诗词研究对诗词文本的考察较为细致，将历史演变的纵向梳理与同时代同题材作品的横向比较相结合，既有文本细读，又有语境分析，还能站在创作论的高度揭示旧体诗词的生成和演变轨迹，既有细部考察，也不乏宏观把握，显示出严谨的学术态度。

二、状态述评

(一)创作现状述评

从发展态势上看，研究者们较普遍地承认，当代旧体诗词出现了复兴的热潮。曾祥书《旧体诗词创作热正在兴起》、刘晗《新旧诗互动与中国诗歌前景》等文，从诗词刊物、作品数量、作者人数、诗词社团、作品艺术风格等多方面来总结。此外，张一南《当代旧体诗词三体并峙结构的初步形成》从作者身份和艺术追求出发，将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状态分为并峙的三个部分：台阁体诗词、网络诗词和校园诗词。周于飞《网络旧体诗词创作的三体并峙格局初探》则以网络诗词为关注点，按照审美和艺术追求将其分为三体：实验体、守正体和新台阁体。

在对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总体认识上，研究者们理性地指出目前状态下的旧体诗词创作面临着诸多问题。蔡世平《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刍论》认为：“今天旧体诗词面临着两种境遇。一方面是旧体诗词创作活跃，创作队伍大。”“另一方面旧体诗词几乎被完全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3]《对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现状的几点思考》则提出当代诗词关于“语言形式问题”、“当代诗词作者的文学史意识问题”和“与新诗的关系问题”亟待解决。陈启文《对当代旧体诗词的再认识和重新发现》批驳主流文学界对旧体诗创作抱有的“过时论”和“束缚论”两种误解，从文学艺术性和历史合法性来为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正名。

这些研究揭示了当代旧体诗词轰轰烈烈的发展状态，但多从“量”来统计，缺乏“质”的分析，致使“旧体诗词的复兴”这一结论证据不足，难以让人完全信服。研究者们虽然也发现旧体诗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然而对有的问题论述过浅，有时候并不是站在文学本位来谈诗词及其问题，出现了一些偏颇。

(二)研究成果述评

除了对旧体诗词的发展状态进行总结、评价外，还有一部分研究重在对旧体诗词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讨论其得失，尤以涉及现当代的为多。

胡迎建《试论民国时期旧体诗的发展轨迹与特征》勾画出民国时期旧体诗的发展轨迹是 “驼峰状”，“由初期的高峰跌入低谷，然后复苏，抗战八年得到复兴，进入高峰期。”[4]马大勇《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从历时态提出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提出与深化经历了“发轫”、“接纳”和“深化”三个阶段，而王巨川《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旧体诗研究述要》则从共时态出发，认为当代旧体诗的研究(至2008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对诗人诗作的个体研究、旧体诗能否入文学史的研究以及对旧体诗的反思。李遇春《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平议》一文亦对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成果和问题做了述评：旧体诗词进入文学史专著的情况寥寥，而以旧体诗词为专题的论著则呈繁荣之势；出现了一批有份量的旧体诗词选本和丛书；大陆之外有关旧体诗词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可惜很多没有引进大陆。

这些述评主要从宏观上归纳和把握了某一时段旧体诗词的研究与发展状况，尤其可贵的是，有的不仅总结经验和成绩，还对旧体诗的发展以及旧体诗的研究进行展望，显示出开阔的视野和较敏锐的学术眼光，对于诗词创作和诗词研究而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诗史定位

虽然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成果颇丰，但从时代和文学史的角度如何给现当代的旧体诗词一个定位，仍是一个未有定论的难题。这涉及到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旧体诗词是否具有“现代性”，二是旧体诗词是否应当写入现当代文学史。

(一)“现代性”研究

从文学角度来看，“现代(性)”不仅仅具有时间含义，也对文学作品多方面有着规定。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说“现代文学”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文学”，[5]意味着文学领域的“现代(性)”指文学作品在语言、形式、内容、情感等方面所具有的现代特征。

对于旧体诗词是否具有以及具有怎样的“现代性”的讨论，早在八十年代就有。如今旧体诗词“现代性”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与早前不同的是，今天的研究者们基本上已经承认旧体诗词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现代性”，并更深入地探讨其“现代性”的内涵与表现。

胡峰《现代旧体诗词的现代意味》从旧体诗词的语言和形式层面来力证旧体诗词的现代性，指出旧体诗词是否具有现代性不能单纯用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判断，文言与白话、格律与自由体式不能单纯地成为判断“现代性”与否的标准。祖保泉《漫议旧体诗、新诗的继承与革新问题》一文提出的“旧诗的革新须以新的题材、新的精炼语言、新的思想感情容纳在诗的‘旧体’里，新诗的体式探索也当吸收诗的传统形式中一些最基本的要素，新旧体诗都须从内容到形式上力求完美，以此来反映壮丽的时代和人民的创造精神”，是以“现代性”的眼光来探讨旧体诗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的某些特质，展现出旧体诗的“现代性”。

“现代性”一词是从西方转入国内新文学研究的，然后又再次被用到旧体诗的评价上来。但是究竟什么是现代性？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定论，甚至人言人殊，所以在不同研究者笔下，“现代性”根本就不是一个明晰的概念，这也使得相关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判断旧体诗的价值，是否可以换一种更为明确的批评话语，或者能不能将“现代性”阐释得更明晰、有针对性一些？这是有待研究者们继续深入思考的话题。

(二)“入史”问题研究

旧体诗词应不应该被写入现当代文学史，在近十年中，研究者们聚讼纷纭。2006年以来的十一年中，引起学界关于旧体诗“入史”问题讨论热潮源自于2007年王泽龙在《文学评论》第五期上发表的《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一文。文章从旧体诗词与现代性观念、经典型原则之关系；诗歌文体生成与语言之关系等多方面展开探讨，提出旧体诗词不宜被写入现当代文学史的主张。此外，杨景龙的《试论古典诗歌对20世纪新诗的负面影响》一文，文章从情、知、趣、政教、语言形式和焦虑等多方面，批评传统诗词给20世纪新诗带来了一系列不良的影响，间接支援了王泽龙的观点。因此，学界再次掀起了一股讨论热潮。

针对《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所论，许多研究者们进行了讨论和辩驳。刘梦芙教授在网络发文《20世纪诗词理当写入文学史——兼驳王泽龙先生“旧体诗词不宜入史”论》，以及马大勇《论现代旧体诗词不可不入史——与王泽龙先生商榷》、陈友康《周策纵的旧体诗论和诗作——并回应现代诗词的价值和入史问题》等都明确反对“旧体诗词不宜‘入史’”的观点。

此外，还有一批学者已经不再纠缠于旧体诗词能否“入史”的话题，而是开宗明义，直接探讨旧体诗词应当如何“入史”以及这一过程中会面临的问题。马大勇的《“二十世纪诗词史”之构想》一文，直接提出建立现当代诗词专史的想法，从时间断限将所设想的“二十世纪诗词史”分成四个阶段。夏中义《中国当代旧体诗如何“入史”：以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的作品为中心》选取优秀案例，从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三人的旧体诗词作品中发现一个共同的特质，即“诗性地安顿个体尊严于苦难”，这可作为旧体诗“入史”的标准。杨景龙《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进入文学史的几个问题》指出：“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进入文学史和诗歌史著作，面临着以下四个方面问题：一是文学学科的设置调整和重新建构，二是大文学史观念的重新确立；三是中国当代旧体诗词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进入文学史的形态；四是经典作品的评鉴标准与尺度。”[7]焦亚葳《论中国现当代旧体诗入史的三个标准》更具体地探讨了选取哪些旧体诗词作品进入文学史：“在文学史叙述中以传播广、影响大、诗艺精作为旧体诗入史的三个标准。”[8]

纳入标准：僵硬型先天性脊柱侧凸伴脊髓纵裂。排除标准：（1）术前伴有神经症状或大重量牵引中产生神经症状的患者；（2）合并其他复杂椎管内畸形如脊髓栓系、肿瘤等；（3）单个半椎体畸形；（4）角状侧后凸畸形。

“入史”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相关讨论不少，赞同与反对者都有，有的研究者不纠结于“应不应该”，而是思考“怎么做”，这一思路跳出了是、非之争，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此外，旧体诗的“入史”与否这个问题，根本上不是文学史叙述该不该接纳旧体诗的问题，而是旧体诗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问题，从这个角度思考，研究者们应该尽量发掘和寻找那些优秀的诗词作品，用作品本身的质量来证明旧体诗的价值，而不是纯粹从学理性作宏观分析，这样或许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四、传播研究

将传播学理论引入古代文学研究中，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情。2006年以来，也有一些学者运用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旧体诗词。尹其岭《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的刊印传播》一文，通过考稽大量历史文献展现了民国旧体诗词通过现代报刊印刷方式传播的宏观状况。梁艳青《论民国时期报刊对旧体诗词发展的影响》也是从报刊传播来考察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的传播情况，其重点在于分析报刊传播这种方式在旧体诗词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李遇春和戴勇合著的《民国以降旧体诗词媒介传播与旧体诗词文体的命运》一文，“试图以现代中国的传播媒介与旧体诗词文体的关系为中心，考查旧体诗词在百年中国不同时期的文体命运”[9]：五四时期旧体诗词处于从遮蔽到疏离的状态，三四十年代旧体诗词处于从复苏到初兴的状态，五十至七十年代旧体诗词处于从压抑到抗争的状态，新时期旧体诗词处于从复苏到复兴的状态。

总体来看，有关这方面的成果并不多，主要侧重于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的传播方式之研究，研究范围有待扩展，研究深度也有待加强。

五、诗艺研究

近十年以来，学界除了从阅读者、接受者的角度来研究现当代旧体诗词外，还从创作技巧、创作观念等方面来探索旧体诗词应该写成什么样以及该如何写的问题。

(一)创作技巧研究

所谓的创作技巧，乃是具体针对旧体诗词的各个有机组成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而言，如诗词的用韵问题、是继续坚守文言写诗还是采用现代汉语、该不该用新名词入诗等等。目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用韵和语言两部分的探讨。

现代旧体诗词从创作层面来讲，面临的最大争议是坚守旧韵还是改用新韵。诗用《平水韵》，词用《词林正韵》，此为数百年以来诗人词客之共识。但是由于现代汉语的实际发音与《平水韵》和《词林正韵》原来的语音相去甚远，所以很大一部分人开始按照现代普通话的发音情况来改革韵书。但是对于到底是用新韵还是用旧韵，依然存在很大分歧。

技巧论方面的成果，有价值的并不多，其主张多数只是流于口号，缺少代表性的可资借鉴的诗词作品，且有时候斤斤计较于语言、形式的问题，甚至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夸大，无形当中遮蔽了旧体诗发展中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这是得不偿失的。

(二)创作观念指导

对于旧体诗词创作，一些研究者们更关注该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以及以什么样的理念来创作。程郁缀《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之刍议》提出“从心所欲不逾矩为原则”，“树立创新意识和精品意识”以及“提倡抒发真情、平等宽容、美人之美”，[12]以此作为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之指导。刘梦芙的《诗词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与蔡世平的《大雅正声，继往开新——中华诗词“求正容变”再认识》两文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还是侧重旧体诗词的现实意义，强调旧体诗词创作要符合当下语境，这一思想是正确的，但是与技法论一样存在着喊口号的问题。同时，对诗词的审美特性认识不足，有将诗词当成历史书写和社会实录的倾向。

总体来看，近十年关于旧体诗词的研究，基本上延续了十年之前的研究态势：研究最着力的部分仍旧是案例研究、对旧体诗词的诗史定位、对旧体诗词发展状态和研究状态的述评。于此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之外，近十年又有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尝试从传播学角度以及从创作层面来研究旧体诗词。尽管这些新的尝试还远远不够，研究范围还有待扩展，挖掘和分析还有待深入，但对于未来的旧体诗词研究而言，无疑具有较大的启发性。此外，虽然这些研究在类别上已经较为丰富，但是在具体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对当代诗词作品关注不够，忽视诗词的文体特征和审美特性，学理性有待提高等。这些问题更值得研究者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