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顺

《东方杂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04年，终刊于1948年，是近现代史上刊龄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文化期刊，素有“杂志之王”的美誉。《东方杂志》创刊时正值晚清立宪运动风起云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事者张元济等人又都是倾向于立宪改良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因此，杂志创刊伊始，便大量刊发鼓吹立宪改良的政论文章，迅速成为国内“期刊中宪政论之最具规模者”[1]44；同时还围绕立宪话题，以“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2]10为职志，广泛拓展言论空间，成为晚清思想文化革新浪潮中的言论重镇。

作为商务印书馆最具影响力的馆办期刊，《东方杂志》因其商业期刊的性质及由此决定的“在商言商”的经营策略，一贯是以“不党不私”的言论立场著称于近现代报刊史的[3]。然而仔细翻检晚清立宪运动中的《东方杂志》，其实际情形却不尽然。在倡言立宪改良及其所涉及的诸多政治、文化和外交议题上，《东方杂志》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所代表的海外立宪派知识分子之间，一直保持广泛言论借鉴和深刻的精神互动关系，生动揭示立宪派知识分子通过近代报刊传媒内外呼应，营造公共舆论、共同推动晚清立宪运动的一时盛况。而十分遗憾的是，在《东方杂志》的相关研究中，这一现象过去是为研究者们所长期忽略的。

一、“戊戌党锢孑遗”：张元济与康梁维新党人的关系

《东方杂志》创刊后的较长时间内，版权页虽不标明编辑者姓名，但公认的事实是，其实际的创办人、主持人和编辑者是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以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徐珂、孟森等为代表的一批“书生派”①，其中尤以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为领袖与核心[4]。张元济众所周知的身份是近代著名的大出版家，但实际上论其出处，却是一位以“戊戌党锢孑遗”自号的维新派旧人②，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着很深的渊源。

张元济(1866-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科(1892)进士，曾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在甲午(1894)之后倡言变法维新、自强保种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张元济“也是一个摇旗呐喊的人”，[5]226曾多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了“满汉通婚、去发辫、除跪拜”等一系列改革建议；[5]56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戊戌(1898)百日维新期间，张元济曾与康有为同一天接受过光绪帝的召见。戊戌政变之后，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无奈南下上海，结识了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并于1902年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6]40-42主持成立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先后出任编译所所长及该馆的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由此才开始了近六十年致力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出版家生涯。

可见，所谓“戊戌党锢孑遗”的自号，暗示的实际是张元济与康、梁维新党人之间的同志之谊。而在康、梁之间，张元济尤其与梁启超私交甚笃，自晚清入民国，两人一直保持着良好交游与合作关系。

张元济与梁启超是光绪己丑(1889)乡试同年，1895年梁启超进京会试，与当时在京任职的张元济开始交往，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共同的见解。尤其是1896年《时务报》创办之后，张元济与主持《时务报》的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兴学办报等问题上更是函札往来，多有交流。张元济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议论和文采极为推重，曾致信汪康年，谈到“乡人有年逾七旬素称守旧者，读其文(按指梁启超之文)且慕之，且赞之”，并感叹“其摄力何若是之大耶！”[7]173后来汪康年因《时务报》事务与梁启超互生嫌隙，张元济则致函从旁调停劝慰。[7]183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避走海外，流亡日本十余年，与张元济之间的私人交往与合作也未曾稍懈。例如，1905年，梁启超还是清政府通缉要犯时，商务印书馆就为其出版发行了《饮冰室集》。[2]5111911年，张元济结束考察欧美的环球之旅，归国途经日本神户时，又专程前往拜访梁启超。[5]78民国之后，张、梁二人的交往更为密切，在出版业务上的合作也更为频繁。[2]4951916年护国运动期间，梁启超为协助蔡锷起兵反袁由上海南下，张元济前往送行，慨然承诺代为照顾其留在天津的家属，为梁启超解除了后顾之忧。[6]124民国之后，梁启超还曾入股商务印书馆，并于1917年5月出席过商务印书馆的股东年会，当选为新一届董事。[6]1391920年，在民初政坛颠扑数年而未克其功的梁启超，结束一年多的欧游之旅回到上海后，决定退出政坛专心从事文化学术事业，提出了一系列编译出版新知识丛书的计划(即后来的“共学社丛书”)，得到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积极响应，决定“岁拨二万元先行试办”；[8]221其后，梁启超又在北京成立了旨在“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共学社，该社遂成为商务印书馆当时仅有的两个馆外“第二编译所”之一(另一个与北大蔡元培、胡适等人合作成立)。[2]504-505

正因为与张元济的交游关系，使梁启超成为自晚清到“五四”时期《东方杂志》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上海商务印书馆原编辑陶希圣曾回忆说，在“五四”之前，“商务印书馆以《东方杂志》为首，是在任公先生的影响之下。任公先生自己的文章固不必说，他介绍来的文稿都是必登必印的。”[9]491所言的确是实情。梁启超的很多学术名作，如《大乘起信论考证》《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等，都是在《东方杂志》首先发表的。而且，《东方杂志》对梁启超在政坛学界的言论动向也始终非常关注。例如，自1913-1917年间，《东方杂志》仅在“内外时报”栏就选录过梁启超在各种场合的演讲12篇。

但是相对而言，作为晚清“立宪言论指导者”[1]35的梁启超对《东方杂志》最重要的影响还是体现在晚清立宪运动时期。晚清《东方杂志》在有关立宪改良等一系列言论主张上，始终与梁启超遥相呼应并俨然以梁氏为旗帜。这一点，从《东方杂志》与梁启超所主导的两份海外立宪派刊物——《新民丛报》和《时报》——的关系上，可以得到清楚的说明。

二、《东方杂志》对康梁海外立宪派报刊的私淑与借鉴

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于1901年在横滨创办《清议报》，继续在海外为变法维新摇旗呐喊，可惜这份报纸刚出满一百期，就因报馆火灾而停刊。1902年后，梁启超又先后创办《新民丛报》《时报》等刊物，并将其打造为鼓吹立宪改良的舆论喉舌，不仅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冲击力和影响力，同时也直接刺激了国内知识界的言论欲望，使国内在1903—1904年期间出现一个报业高潮。

1904年《东方杂志》创刊时，正值《新民丛报》的影响力如日中天，因此，作为康梁维新党人同志的张元济等人在《东方杂志》的办刊方略上唯《新民丛报》马首是瞻，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了。比较一下两刊创刊号的封面，都有世界地图、经纬线等设计元素；都是自右上至左下呈辐射状排列刊名，刊名所选用的字体也相仿(如图1)；可见在封面版式设计上，《东方杂志》对《新民丛报》的模仿与私淑之意是显而易见的。在体例和栏目设置上，《新民丛报》卷首辟有“图画”专栏，这在当时的国内报刊中是较为少见的，而《东方杂志》自创刊起，也同样开辟“图画”栏，成为一项特色；除此之外的其他栏目设置，《东方杂志》也与《新民丛报》颇多相同与相似之处，如两刊都设有论说、教育、实业、小说、文苑、杂俎、纪事等类似专栏(以1904年前后的《新民丛报》为参照)。《东方杂志》创刊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在对这场战争的关注与报道上，《东方杂志》更是与《新民丛报》亦步亦趋，不遗余力。例如，《新民丛报》第四十四、四十五号合刊(1904年1月1日出版)在“图画”栏刊登了“日本天皇陛下”“俄皇尼哥拉士二世”及日俄两国军政大臣的照片和战图，《东方杂志》创刊号(1904年3月11日)同样也在“图画”栏刊登了“日本国皇帝睦仁”“俄国皇帝尼古拉士第二”及重要军政大臣的照片，并在后续的几期中也刊登了战图；《新民丛报》设置了“日俄战纪”专栏，对日俄战争之“起因”、“交涉本末”、两国国情、军政人物和海陆战况进行了详细解说，《东方杂志》也在“军事”栏专辟“日俄军事纪要”门类，对“日俄交涉决绝始末”、战事进展、双方防务、各国中立情况等进行大篇幅的报道。难怪有学者认为，翻检《东方杂志》晚清时期的面目体裁，“几乎为《新民丛报》的副本”。[1]49

图1 左、右分别为《新民丛报》和《东方杂志》创刊号封面

晚清时期的《东方杂志》兼有选刊性质，除刊发本社撰稿外，也选载同时期各色报刊杂志上的政论时文(称为“选论”)，以襄赞其立宪主张。按其“选论”来源(以下称“选论”来源期刊)，《新民丛报》自然应是首选。不过，至《新民丛报》1907年停刊为止，《东方杂志》三年间选载的《新民丛报》文章却只有区区6篇，单从数量上看，似乎是太少，但却并非不合情理。主要原因在于，《新民丛报》在当时毕竟是康梁“逆党”在海外创办的刊物，在国内实际上是以非法途径发行和传播的，《东方杂志》作为一份在国内出版的合法商业期刊，自然不能自蹈大规模公然传播“逆党”言论的危途，因而在“选论”上不得不始终特别慎重地与《新民丛报》保持某种微妙的距离。而在合法的框架内，《东方杂志》对康梁海外立宪派言论的借重却又是不遗余力的，这主要表现在《东方杂志》对同时期另一份由康梁海外立宪派控制而能在国内合法出版发行的刊物《时报》文章的大量转载。

《时报》是康梁海外立宪派在国内创办的言论机关报，于1904年6月12日发刊于上海。该报是康、梁从海外筹资，由梁启超主持创办的。梁启超于1904年4月曾专程从香港秘密潜回上海，参与创办筹划工作。梁启超不仅为该报确定了报名，还亲手捉刀为其撰写发刊词与发刊例。为防备清廷的干预，《时报》创刊时挂日商招牌，以日本人宗方小太郎任名义上的发行人，由康门弟子狄楚青等人在上海具体负责编辑事务，而梁启超在海外遥控。[10]在办刊方针上，《时报》以“专讲平和，专讲立宪”“为国民谋秩序之进步”为宗旨[11]，而且为了适应国内的政治环境，又大力标榜“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12]其党派色彩就表现得不甚鲜明，更契合于《东方杂志》商业性期刊的背景。正因此，在整个晚清立宪运动期间，《东方杂志》大量地从《时报》上选录文章，前后多达130余篇，其数量在晚清《东方杂志》50多种“选论”来源期刊中居于首位。《时报》在晚清立宪运动中几乎所有重要的言论，都被《东方杂志》一一囊括，成为它借以表达自己言论主张的最重要来源，足见其对康梁海外立宪派言论的推重与亲近。

可见，在与梁启超所主导的这两份刊物的互动关系上，《东方杂志》显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手法：对于海外的《新民丛报》，《东方杂志》是有所顾忌地私淑与模仿；对于《时报》，则是无所顾忌地直接拿来、为我所用。但无论如何，都体现出《东方杂志》在晚清立宪运动中对梁启超非同一般的认同，以及由这种认同而与康、梁海外立宪派之间所产生的深入的精神互动。

三、《东方杂志》与康梁海外立宪派之间的精神互动

在晚清立宪运动中，梁启超不仅是一个言论界的骄子，更是一个思想界的先驱和领袖。1901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其创办的《清议报》上发表了《立宪法议》一文，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倡导君主立宪政体。《清议报》停刊后，梁启超于1902年又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倡言立宪改良，其影响所及遍于海内外，使立宪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正如时人所言，“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13]1905年，以炸弹轰击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革命派志士吴樾在其遗书中竟不无愤恨地说，“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以诖误国民者，实保皇会人为之倡。”[14]在晚清最后十年立宪与革命赛跑的情势下，革命党人的愤恨，恰好从反面印证实了康、梁海外立宪派的巨大号召力。

《东方杂志》创刊以后，也以“本社撰稿”或“选论”的方式，刊发大量主张立宪改良的政论文章，在言论步调上与康梁海外立宪派的主张可谓亦步亦趋，彼此一内一外，遥相呼应，为立宪运动制造了强大的舆论声势。例如，《东方杂志》第一年1—4期连续发表日本人长尾雨山的四篇《对客问》，以开阔的视野全面分析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内政与外交、“亡征”与“兴兆”，对决定中国前途的命运的根本问题进行思考并寻求解决办法，尤其是其所提出的中国亟需着手的“经邦八事”(教育、产业、交通、财政、兵制、法律、行政、风俗)，[15]所论八个方面与《东方杂志》创刊后的栏目设置几乎一一对应，可以说是代表《东方杂志》政治改革观点的开篇之作。除“本社撰稿”之外，在创刊之初，《东方杂志》还大量刊发如《论中国必革政始能维新》《论中国立宪之要求》《论满洲当为立宪独立国》《论变法之精神》《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立宪法议》等“选论”，从历史、现实、制度、文化等各个角度对晚清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进行剖析和反思，最终的结论都是：只有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才能救正时弊，挽救危亡，“立宪为万事根本”[16]。在这些“选论”中，选录文章最多的来源期刊正是前述康梁海外立宪派主导的《时报》。再如，在立宪改良的具体实施方式上，《东方杂志》主张“即专制之政教而因以为功”，即借助专制之力来推动立宪改良，[17]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梁启超也提出“开明专制”论，主张“中国今日当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18]双方所见可谓不谋而合。

1905年以后，随着革命风潮渐炽，康梁领导的海外立宪派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也越来越激化。对于革命派的“革命排满”主张，无论是早期章太炎等人的“民族复仇”“种族革命”之说，还是其后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纲领，康、梁基于其“保皇”政治立场都是不能容忍的，斥之为“大怪不可解之事”[19]。于是双方在1905—1907年间爆发了有关革命与立宪的论战。面对这场论战，《东方杂志》先后刊发《平争篇》《箴时篇》《息争篇》《论政局倾轧之可危》等文章，对“革命、保皇两派，口诛笔伐，日相争于无谓之攻击”[20]所可能造成的社会撕裂表示忧虑，对暴力革命所可能带来的“渫血成渠、杀人盈野”的灾难后果提出警诫；[21]并认为，“以今日之时局，当专力于政治问题，而不当更及种族之界”，由此对革命党人借种族问题旁生枝节、阻碍立宪的行为予以谴责，[22]更对某些革命党人“非以满汉为口实则其言不耸”的言论习气痛加指斥。[23]《东方杂志》的这些言论，虽极力以旁观者的口吻发出自认为持论公允的规劝，但其反对“革命排满”、支持康梁立宪主张的倾向性却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在倡导立宪改良、反对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上与康梁同调外，《东方杂志》在创刊之时还提出“启导国民、联络东亚”的办刊宗旨[24]，这一宗旨的提出，同样与康梁在海外围绕立宪改良提出的一系列文化和外交主张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对比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反思戊戌变法的失败教训，深刻认识到“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25]，遂借《新民丛报》在海外连续发表系列文章以鼓吹“新民说”，试图从文化心理上改造民族性格，造就现代国民。张元济在加入商务印书馆之前，也从义和团运动的悲剧中看到“中国民智过卑”的现实，认识到“今日世运已由力争而进于智争”，而萌生了推动大众化“国民教育”的想法。[8] 203-204因此，《东方杂志》办刊宗旨中的“启导国民”一说实际上是张、梁两人观点不谋而合的产物。《东方杂志》创刊后，不仅直接转载了梁启超“新民说”系列中的若干重要篇章，而且也借势在国内开展了范围和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有关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据统计，自1904—1911年间，《东方杂志》前后刊发和选载相关文章50余篇，数量堪称一时之冠。这些文章主要围绕“民气”“民智”“民德”等概念，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思和检讨国人在自觉意识、公德意识、合群意识、自治能力、实业思想和爱国精神、尚武精神等方面的缺失，还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入手，探究病源，提出解决办法。总之，作为晚清立宪倡导的有机组成部分，《东方杂志》与《新民丛报》在国民性问题的讨论上内外呼应，以其极具时代特色的话语实践，为近代中国立足于“新民”“智民”的文化启蒙事业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至于《东方杂志》办刊宗旨中的“联络东亚”之说，实际上是其联日主张的一种委婉表达。从戊戌变法到立宪运动，主张联日始终是晚清维新-立宪派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外交立场。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两场前后相沿的运动，都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主要效法对象的政治改良运动；尤其是政变流亡之后，康梁始终立足于日本开展其立宪改良的鼓吹，日本实际上已成为晚清立宪运动的海外策源地。另一方面，《东方杂志》创刊的1904年，正值日俄战争爆发，由于此前俄国对满洲暴露出的狼子野心已经在国内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因此当日俄两国在中国东三省开战时，主张联日拒俄就几乎成为包括立宪派和革命派在内的全国知识界的一致呼声。为此，《东方杂志》创刊号在“社说”栏头条发表了夏曾佑的《论中日分合之关系》一文，对清政府自放弃戊戌变法时期的“联日”国策以来，一味“联俄”“倚俄”，终于酿成“祸变之来，格于滔天”的严重后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从“亚欧之荣落、黄白种之兴亡、专制立宪之强弱”的大局着眼，重新确立“联日”国策是“天定而不可逃”的选择。[27]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东方杂志》“联络东亚”外交主张的一次主旨阐述。在这一点上，《东方杂志》与康梁的主张可谓高度一致。由此才有了如前文所述的，《东方杂志》创刊后，在办刊方针上亦步亦趋地模仿《新民丛报》，以大篇幅的图片和文字，密切关注和详细报道日俄战争的动态。

必须强调的是，无论康梁，还是《东方杂志》，对日俄战争的高度注意，都不仅仅只是着眼于战后中国东三省的现实命运，而是更长远地着眼于中国立宪改良大业的未来前景。因此，当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日胜俄败的迹象时，立宪派知识分子们无不欢欣鼓舞地从中看到了“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案此战于世界最大之关系有二，一则黄种将与白种并存于世，黄白优劣天定之说，无人能再信之；二则专制政体为亡国辱种之毒药，其例确立，如水火金刃之无可疑，必无人再敢尝试。此二者改，则世界之面目全换矣。其关系之至重者，则在中国，而日俄次之，英法德美又次之。”[28]日俄战争之于中国种族兴亡、宪政前途的意义，就这样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充分体现了以康梁和《东方杂志》为代表的晚清立宪派知识分子们看待这场战争的独特视角和命意。

通过上文从政学渊源、办刊方略和言论主张等角度的梳理可见，在晚清立宪运动中，《东主杂志》与康梁海外立宪派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人事关联、广泛的言论借鉴和深刻的精神互动。双方所呈现的内外互动关系，生动揭示了晚清立宪运动中，近代报刊传媒在营造公共舆论空间时所表现出的新形式、新特点。同时，如果进一步考虑到1907年以后，《东方杂志》又与国内由郑孝胥、张謇等人发起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之间密切合作，以舆论监督之力深度介入清廷预备立宪实际进程的办刊表现，则可进一步感受到《东方杂志》在晚清立宪运动中连结内外、操持公论、推动变革的积极作为及其所焕发出的历史动能。尽管晚清立宪运动已被历史证明是一场失败的政治改良运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通过对《东方杂志》的考察，来彰显近代报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时代特色与历史功绩。

[注 释]

①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翰卿)等人都是耶稣教长老会的教徒，被称为“教会派”，以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为主的编译所知识分子，被称为“书生派”。见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收录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3月，第74页。

② 张元济镌有“戊戌党锢孑遗”六字图章一枚，见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收录于《张元济诗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10月，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