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 艳，陆吉康

一、引 言

19世纪末年，因铜铅价值逐年增涨，铸钱亏折过巨，京局及各省铸钱局纷纷减炉停产，大量制钱又被私毁或运出国外，市场上钱价持续增昂，流通中的铜钱严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钱荒”危机日益严重。[1]167变通钱法改铸铜元说应运而生。现有成果主要围绕清末铜元问题[2]和铜元制度[3]展开述评，尚未对这一币制改革主张进行专门的深入论述。

二、变通钱法改铸铜元说

1897年，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率先提出改铸铜元问题。他认为机制铜元与制钱相比具有许多优点，不仅“需铜少而值钱多”，“毁熔无可图利”，“不禁自绝”，而且“花纹精工，伪造难以摹仿”；不仅“工省价廉”，“铢两分等，私铸不能混射”，而且“成式定而抵值准”，“兑换无可抵昂”，“往来商贾便于取携”，“分作三品，市廛实用”；“鼓铸愈多则银价自长”；“行用既广则物价亦平”。[4]6521898年，总理衙门章京刘庆汾也呈请改铸铜元，强调铸造铜元“成本极轻，获利增倍”；“制造甚精，分两无几，可杜作伪而免私熔”；“钱价划一，小民厚沾其惠”；“饬官收用，中饱可除，漏厄可杜”[4]658。这项建议尽管受到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劻、御史熙麟等人的强烈反对，总理衙门经过几番讨论和研究，最后决定奏请皇帝批准改铸铜元。清廷对此亦相当重视，并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二十七日著奕劻等试制银元铜钱并酌定章程。[4]663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初三日，御史徐堉奏《变通钱法改铸铜元摺》，指出“凡铸造铜元”，必先作预算决算之法。“近年以来，财用日窘，赔款过巨，而又振兴新政，处处需财。论者于是有金荒钱荒之说。金荒需铸金镑，钱荒需铸铜元。一转移间，无损于民，而大益于国。然非用外洋豫算决算之法，历核其成本几何，利息几何，费用几何，除耗净存几何？则人行之而利者，我效之则生弊。加以熔铸需费，凿磨需费，看守监督需费，名目繁多，浮销中饱，利不归公，是皆未用豫算决算之法也。”[5]110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户部奏《铜元宜安定章程专铸红铜元片》，指出钱法有三大弊端：一在价值参差，收放未能一律，以致人不信行；二在偷减成色，轮廓或未精良，以致私铸冒滥；三在奸商贩运，销路畅滞，听其操纵，以致弊病从生。又“拟凡铸造铜元省份行驶章程，均令照钱上所镌当五当十当二十各数，永远遵守，无论银价涨落，作抵制钱，不得稍有轩轻。凡钱粮税课，向收制钱之款，均准作抵完纳，放款亦一律抵算。如有奸商把持，及不肖官吏抑勒低昂其价，从重治罪。”“至铸造铜元成色分两，尤宜坚持初定章程，质剂必须纯净，轮廓务求精良。庶人知宝重，即私铸亦未易搅混。查红铜铜质较精，一经搅杂显然减色。……拟令各省均仍铸造红铜元，以昭划一。”并“请旨饬下各该省将军督抚，详定章程，预防流弊，以维圜法而保利权。”[5]113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财政处、户部会奏《筹拟整顿圜法改归一律酌定各省通行章程摺(附章程)》，奏为筹拟整顿圜法，改归一律，酌定各省通行章程。“近年以来，添铸铜元，因制钱短绌，民间乐于行用。而铸造之余利，又复甚巨，是以各省争先请铸，纷纷不已。然以自相争竞之故，近来机器铜铅价值，业经见涨，铜元价值亦经见落。若仍复自铸自用，各立门户，恐铜价益涨，钱价益贱，数年之后，新币充满，行销不易，必至渐亏成本。且与各国新定商约，已有立定一律国币之条，若任各省自为风气，恐于划一币制之意，去之愈远。”[5]114所附章程十条，其中一条规定，暂行留办“业经开办之局”，“但准就现在所有机器铸造，不准添机增铸。其未经奏准者，均不得再请设局铸造”；并规定铜币成色，“由户部颁发祖模，均与总厂所铸一律”。“如有不遵奏定章程者，即时令其停铸，并限令发出各圆收回销毁。”又一条限制各省局每日所铸铜元数量。“以十成计算，约铸当十两者五成，当五、当二者各二成，当二十者一成。其当二以下，则以旧有制钱搭配应用。”“嗣后各省所铸铜币，应令该省所设官钱公估等局，酌量市面情形定价，随发随收，持之以信。按照所铸当制钱数目，与制钱一律行用。不准市侩把持，出入减折。亦不准铸局争利，减价发行。至市面铜币有余，即应遵照部议停铸。”章程强调，“铸币乃国家特有之权”；“户部总厂铸出各圆，各省均应通用”；“凡有贩运造成铜饼，一律严禁入口，以防流弊”[5]121。

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礼科给事中王金镕奏《铜元宜流通行用摺》，曰“铜元宜不分省分，不论官民一律通用，以坚民信而保利源”。他说：“铜元所以济制钱之穷，以一文抵制钱十文，原为朝廷权益之举。幸民间通用，较当十大钱仅域于京城不能通行各省者颇觉便利。为地方官者，正当迎机提倡，一律通用，庶民间不生疑阻。……官家政教号令，必一秉大公，若均是铜元，彼省者不得用于此省，在民者不得用以交官，揆诸国宝流通之义，恐古今无此政体。现在制钱缺乏，全恃铜元通融市面。若令各省自为风气，殊于圜法有碍。拟请明降谕旨，申明一律通用之义，并饬下户部详划一章程。通行各省，倘地方官有抗旨渔利，阻碍币政者，由督抚严参惩办。”[5]133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户部议覆给事中王金镕奏铜元宜流通行用摺，称：“国家鼓铸铜元，原期画一币制，以便流通，非仅为一时权宜之计。自铸造渐广，各处狃于馀利，一若以铸币为筹款，本意既失，流弊遂滋。查铜元创始广东，推行各省，其初皆因制钱缺乏，骤得铜元，周转既称便利，亦自到处通行。及各省铸造日多，渐行充斥。臣等知非急筹限制，将无以维持圜法。当经财政处会同臣部奏定章程。令各省铜币先尽本省发行，不得大宗贩运出口。诚虑充斥为害，此项铜元或将有滞碍难行之处，是以禁运者略示限制，实不啻以禁运者保其流通，其各省旧有市面行销并未曾有禁用之事，自应不分畛域，仍旧通行。岂得妄生分别，以隳币制至官民交用。本古今圜法之通义，民间既一律通行，所有丁漕厘课一切交官之款，自应准其交纳，以昭大信。岂有官先不用而徒责民用之理……应请饬下各将军督抚除遵奏章各省铜币不准大宗贩运出口，以防充斥外，其旧有市面行销，及商民来往零星携带铜元，仍当一律通行，不得稍存歧视。至上下流通，尤当官为提倡，出纳一秉大公，庶商民可无疑阻。倘有故意抑勒，倡为交官不用铜元之说，即著从严参办，以昭信用而维圜法。”[5]135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财政处、户部会奏《各省铸造铜元日益增多圜法紊乱拟请酌定限制摺》，奏为各省铸造铜元日益增多，圜法紊乱，拟请酌定限制，以图补救而归划一。“现查各省铸造铜元，毫无限制……恐将来余利渐少，不特铸局成本亏折堪虞，且钱价愈贱，物价必增，小民生计维艰，地方收款亦暗受亏折。窃恐国法絮乱，市面动摇，公家赔累於上，商民交困於下，贻患后来，关系匪浅。查近与各国新订商约，会有立定一律国币之条，若不於此时亟图补救，迨至不堪收拾，贻笑外人，更将何以自解？臣等共同商酌，现在各省铜元，均已不虞缺乏，非赶为酌定限制，未易施补救之方。……各疆臣自当公忠体国，协力维持，以重圜法而顾大局。……再各省铜元现虽酌定限制，仍准铸造。究系暂时办法，他日充斥过甚，终不免有停铸之时。此项馀利，万不可恃。”[5]125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财政处、户部会奏《整顿圜法以防流弊摺》，称：“窃以铜币之行，各省争相鼓铸，流弊日滋。……就目下情形而论，收回之事，诸多质碍，则以先图补救为亟。夫补救之道，大要不外清来源，畅销路。”“清来源”指禁止大宗贩运；限制鼓铸数目；禁购铜饼以防钱质低劣；购买铜斤必先报部核定。“畅销路”则官民绅商宜一律行用；行旅随带铜元出口进口，不逾二千枚者，概不查禁；市面行使，此省地方不得异视彼省铜元；通查各省多寡有无，设法匀拨。“来源清则子母可以相权，销路畅则壅滞可以无患。如此则铜元之跌落或可稍挽，而余利亦或可稍延。其在目前，尚为切近易行之事。而画一之制，亦必从此做起，乃可渐有头绪。顾其尤要者，则在信赏必罚。”[5]140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财政处、户部会奏请将铸造铜元局厂酌量归并摺曰：“为整顿铜币，统筹全局，请酌量归并，以维圜法。……自限制后，银价幸未大涨。惟是现在铸造铜币，多至二十六省，一省或至二三局。限制之数，各省虽多遵照。然江苏已因逾限多铸，经臣等奏停。而各省之请免限制者，亦復不少。若不急行整顿，恐多铸争销之弊，仍难尽免。且铸数虽有限制，而局用不能大减，反致机力馀閒，復多坐耗，亦属非计。前署两江督臣周馥因限制后馀利无著，尚需赔贴局用，业经电请将甯厂暂停，即其明证。臣等再四筹维，惟有将局厂酌量归并，庶可救近日之弊，收后来之效。前将此意电商铸币各省疆臣，现均陆续电复。直隶督臣袁世凯主定画一价值；湖广督臣张之洞主议归并；前署两江督臣周馥、前署两广督臣岑春煊则请臣处臣部主持其事。余各省，或请定银铜价值，或请增铸银币，或请铸当五以下铜币，或请禁各省争铸。其不愿归并者，大抵因以馀利为筹款，恐一经归倂，则本省之利尽失，因此多怀观望。惟广西抚臣林绍年，谓圜法重在便民，取足民用而止官民收发，公其出入数语，转为扼要。今欲统筹兼顾，诚非由臣处、臣部居中主持不可。然中国幅员辽阔，若如各国仅设中央一厂，转运恐形不便。惟有相度地势之毗隔，察核市场之广狭，比较民间需用之多寡，规合全局，量为归并。”[6]172

尽管清朝官吏纷纷为变通钱法改铸铜元出谋划策，但是清政府改铸铜元的举措不仅没有使中国摆脱“钱荒”危机，反而导致新的铜元危机爆发了。正如张毓英所称“铜元充斥，病国病民”：“ 一曰劳动工人束缚之害，二曰商业亏折之害，三曰农业耗损之害，四曰非农非工非商普受之害，五曰债权损失之害，六曰地方公款暗蚀之害，七曰库款短绌之害，八曰国财外溢之害。”[5]188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二十七日，度支部奏《拟令各省铜元局厂暂行停铸摺》。同一天，内阁奉上谕：“度支部奏请令各厂暂行停铸铜元一折，现在京外铜元日益加多，民间减折行使，银价愈贵，物价愈昂。前经发款减价收买，铜元仍见充斥，未收实效。著照所请，京外各厂暂行停铸铜元数月，俟铜元价值稍平，察看市面情形，再行复铸，余著照所议办理。”[5]174

宣统元年(1909)，翰林院侍讲学士周爰诹奏曰：“铜元流弊日滋，宜化畛域以利民用，杜外私以保国权”。同年腊月末，度支部内设之币制调查局颁出《币制调查研究问题》，着重讨论铜元之事。这在汤叡(1878～1916)看来，“原案所发之问，灭裂混杂，使人茫然不能察其条贯。举其最大之缺点，则有三事：一、既名曰币制问题，而于币制中最重要之事项，若货币系统之组识，货币本位之选定等，概不问及，而惟论铜元之一事，未免本末倒置。二、铜元为现在币制一大梗，注重研究之，原未尝不可，乃今原问十之八九皆论铜元，而其中又忽插一二条论及他事，而所论又无关宏旨，殊不可解。三、即其论铜元，亦似忘却铜元之为辅币，似不解辅币之为何性质，故所发问无一能依据学理，徒乱人意。”[7]199宣统二年(1910)四月，度支部奏《筹拟旧铸银铜各币办法以维币制摺》，曰：“综而言之，内地之银圆有限，外来之银圆无穷，故收换之功，尤以防浸灌为急务。官铸之铜元虽停，私铸之铜元难禁，故挽救之策，尤以缉伪造为要图。浸灌不防，将吸收终无止日。伪造不缉，将充斥末由稍衰。贻害于币制前途，何堪设想。……铜元银角等票有碍辅币应遵限制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办理。”[5]232

宣统二年(1910)，梁启超著《各省滥铸铜元小史》，深刻批评滥铸铜元问题。他说：“其时适值义和团变乱以后，各国商约要求我以更改币制。而以我国民现在生活程度论之，则最下级之辅币，实应为主币千分之一。故制钱一项，实为我币制系统所不能缺。前此价格太落，编制颇难。今幸而有此现象，苟能利用之为最低级辅币，先定主币之质量，而于主币与制钱之中间别铸小银元铜元诸品，视人民所需之数而供给之，毋使过多，于以整齐币制，兴民乐利，为事至顺，无所于閡，此真千载一时之机也。而不料当局者漫无学识，唯利是图，乃演此滥发铜元之历史，而流毒至于不可收拾也。”[7]278梁启超指出：“夫以今之铜元行使绝无限制，则与辅币之性质恰相反。既非辅币，则民之用之也，只能从其实价。铜元之实价，则每百枚值银四钱四分八厘也，今每银一元换百八十枚，以银元所含纯银量计之，则每百枚约值银五钱七分也。今其下落之量犹未及也，苟犹滥铸不已，必将有每元换二百二十枚之一日。自去年(1909)二月二十七日，度支部再有停铸之命，或者其迁流所届，止于此乎？然此五局者，犹或以余铜未尽为辞，或以钱荒如故为请。诗曰：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呜呼，稍有人心君子，尚其一念此言哉。”[7]285

宣统二年(1910)，汤叡著《读币制调查局调查研究问题书后》，直言处置铜元之法。他说：“今欲讲处置铜元之法，则惟有先确定币制系统。系统既定，则使铜元退反辅币之本分，以辅币一定之法则严律之。惟限若干枚以内，作为法币，过此以往，可以无受。夫然后法律所命铜元之名值，可以常保，而不至牵及他币与之俱弊。此实根本解决之法，而亦唯一之补救之法。舍此以外，更无治标法之可言者也。”[7]202关于具体规复铜元价格办法，汤叡说：“各国所以维持辅币之法价者，其道有二。第一法，则政府详细调查全国内所需之辅币总数而以法律限定其铸造之额，不得逾额多铸，以免供过于求。……第二法，则民间之用虽有限，而政府之收受则无限。盖一国之中，果须若干辅币，始为适应于供求之率。虽有至明察者，未易具知。苟失其平，或多发则滥，而币制缘此动摇。或少发则渴，而民用因以不便。今用此法，则凡人民纳租税于政府，虽悉用辅币，官吏不能拒。又凡持辅币至国家银行或造币局以易主币者，立与兑换，不准索补水。……是故调和出于自然，伸缩得以如意。政府无随时调查画地分配之烦劳，而币制之行，已圆滑而无所碍。……欲维持辅币，常不能出此二法之外，然第二法优于第一法。……而我国今日则第一法更无从行起。……为今之计，惟有急用第二法。政府收受铜元不设制限，兑换铜元不索补水，使滥铸之额逐渐归还，以俟他日之应机再布而已。……则为今日计，莫急于规复铜元价格，而欲规复铜元价格，舍此道末。由吾人前此所以论币制颁定之迟速，关系国家之存亡，而补救愈迟，则政府与人民所交受之累愈甚者，徒以此耳。”[7]205至于度支部提到因政府权威不够，法令难行的问题，汤叡说：“币值涨落，与行政权有何关系？但使立法时，能确守不易之学理，恪遵通行之原则，而行政时，则忠实以施行其所立之法，斯下令如流水之原矣，非俟用权利以行其压制也。而不然者，虽最强有力之政府，又岂能用其权以左右市场中物价者哉？……夫国家绝不能以权利制定物价，而能以权利制定量物价之器具，货币也者，非物也，量物价之器而已。此如国家不能以权力制定百物之大小广狭轻重，而能以权力制定度量衡也。”[7]220汤叡指出，“吾国之患，在前此全国人不解货币之性质，其用银两、铜元等，不以之超然于百物之上，以为量价尺，而使之厕于百物之林，与彼之价共旅进退。夫银也铜也，既不过百物中之一物，则为物价公例所支配，随供求之率以为涨落，固其所也，国家又安得而制之？……夫货币为量价之尺，其各种货币之比价本无从摇动。其有摇动，则皆缘政府自坏其尺而已。既自坏其尺，则虽有权力，而终不能禁其相缘而生之恶果。苟不自坏之，则恶果亦决无自发生，不待用权力也。是故欲保铜元价值之不涨落，除吾所言收受不立限，兑换不索水之外，断无他法。”[7]221

三、结语

清末变通钱法改铸铜元说，是在旧式制钱无法满足货币需求的社会现实基础上，吸收了西方近代辅币制度的合理因素而提出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币制改革主张。然而腐朽的清末政府无法建立近代主辅币制度，新式铜元的铸造不仅未能解决“钱荒”危机，反而徒添铜元贬值危机。变通钱法改铸铜元说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短期方略，无法整治清末货币流通极其混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