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 健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自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丰富和完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外交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更为重要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被世界各国高度赞誉，源于这一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崇高站位，这一思想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霸权，真正体现了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表达了世界各国民众的共同诉求，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尊重原则、协商原则、平等原则，等等。本文拟以平等原则为视角，对这一思想进行分析阐释。

一、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国际共同体存在明显的平等缺失问题

如果假定当今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国际共同体的话，那么可以推导出这样几个基本结论，其一是这一共同体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其二是这一共同体并不稳定；其三是在这一共同体中并不能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究其缘由，最根本的在于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国际共同体存在明显的平等缺失问题，在构建国际共同体的基本理论方面，也存在重大理论缺陷。

一方面，在国家主权方面，西方国家强调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和平等性。最早对国家主权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法国思想家让·博丹，他强调国家的权威性，认为“最高权力的出现是国家与其他一切群体区别开来的标志”[1]。让·博丹对国家主权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第一次将主权视为国家的本质属性。荷兰法学家、政治思想家胡果·格劳秀斯从国际法的角度阐明了国家主权的对外独立性。他认为，“国家是天生的国际法主体，国际组织是派生的国际法主体。”[2]国家主权具有对外平等性和独立性，“所谓主权，就是说它的行为不受另外一个权力的限制，所以它的行为不是其他任何人类意志可以任意视为无效的”[3]。此后，一些西方学者和思想家对国家主权理论作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洛克将国家权力具体化为三种，即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其中，立法权是最重要的国家权力。卢梭从社会契约的角度论证了国家主权的绝对性，认为国家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主权是国家的固有部分，因为国际体系中没有更高的统治机构。”[4]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开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了国家权力的权威性、国家主权的平等性，反对干预别国主权，反对国家间的侵略战争，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理念逐渐兴起，西方国家又强调“人权高于主权”，并借此挑起了很多事端，对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伤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或权力属性面临着被削弱。[5]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全球交往的日渐加深，全球治理理念开始兴起，其标志是1991年4月在瑞典通过的《关于全球安全与治理的斯德哥尔摩倡议》。全球治理本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当下，全球的生态问题、卫生问题、人口问题、安全问题、跨国犯罪问题的解决，的确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进行协同治理。可问题在于，当今的全球治理理念形成于西方，也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这种全球治理理念正在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国家主权，一些西方大国为了建立和巩固全球霸权地位，极力宣扬“人权高于主权”，借此干涉别国内政，打压非西方国家。学者肖佳灵评价道：“在国际法中，主权国家一律平等是一个基本原则，但这种‘平等’完全是一种虚构。”[6]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全球治理格局已初步形成，西方国家所谓的“国际共同体”也初具规模，但这种共同体存在着明显的平等缺失问题，不能引领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当前，国际关系中出现的种种乱局，全球发展中呈现的诸多矛盾，都是其缺陷的具体体现。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政治体制的秩序性衰微和社会文化秩序的认同性危机，证明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已陷入困境。

当前全球治理出现的问题，归根溯源，来自于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秉持“自我中心意识”，这种全球治理观带有显著的“行为的向己性”，甚至为争得本国利益而不惜牺牲全球公共利益，这种全球治理观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有失公平。二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以及“国际共同体”的建构，一直是受西方国家所左右的，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在“国际共同体”建构中的话语权非常微弱，造成了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话语权上的严重不对等。在发展的问题上，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根深蒂固，这种观念的形成自18世纪开始，原因较为复杂，至今仍然在被不断地强化。西方国家认为，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秩序、社会发展、意识形态、文化、科技等都具有天然的优越性，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则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并且，非西方国家为了维持西方国家的优先发展，必须做出让步与牺牲。

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弊端日益显露，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增速放缓、增长停滞、逆全球化、不公平贸易等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形势不容乐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是全球和平发展的主要威胁。世界呼唤新全球治理观和新的国际秩序，新全球治理观和新国际秩序应建立在各国地位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基础之上。

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平等原则

平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普遍追求的价值和权利，关于平等的界说，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乃至政治家们都纷纷著书立说，对平等作出各自的阐释。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平等思想对人们关于平等的理解和认知影响较大。西方宗教改革的倡导者马丁·路德倡导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思想在有着普遍宗教信仰基础的欧洲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西方近代平等观强调“天赋人权”，所有的个体都是平等的，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卢梭认为，“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确是人人平等的。”[7]哈耶克认为，平等不应该仅仅体现在结果上，更应该体现在机会平等上。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建立起保障人人享有公平竞争、平等发展的规章制度。

从比较视野看，西方资产阶级平等思想较之封建时期的专制和不平等思想有较大的进步意义。但总体而言，资产阶级平等思想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虚伪性。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资产阶级平等观的虚伪性，建构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平等是伦理道德和温情政治层面上的“形式上平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内，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写道：“人民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在人世的存在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却不平等。”[8]马克思、恩格斯还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追捧的“市场面前人人平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人平等只能是形式上的，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对等的情况下，雇佣劳动者无法获得与生产资料占有者平等的回报。事实上，所谓的“市场面前人人平等”最多也只能体现在交换的环节，若追溯到生产环节的话，则会发现工人创造的价值和他们所获得的回报是完全不对等的，其差额部分——也就是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占有。由此观之，资产阶级宣扬平等原则是为了掩盖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平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9]而这种平等地位是以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条件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将建立在西方平等思想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斥之为“冒充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提出“全人类的解放”和消除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共同体。[10]与资产阶级平等原则相比，马克思主义平等原则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实质内容上解决平等的实现问题，实现了平等由抽象到具体、由形式到内容的嬗变，实现了平等个体与真正共同体的历史统一，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平等原则的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平等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平等原则在当代全球治理中的具体运用，体现了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首先，坚持平等相待，实现国家主体权利平等。国家主体权利的平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联合国宪章贯穿主权平等原则。世界的前途命运必须由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11](P522-523)实现国家主体权利平等的前提是政治上要高度互信，互相尊重。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具有政治上的平等权利。越是大国强国，越是要有平等意识，越是要承担维护国际关系健康发展的义务。2015年12月4日，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高度政治互信是中非友好的基石。我们要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在事关双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要坚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公平正义。”[11](P456)

其次，坚持平等互利，实现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既有的国际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建构的，这些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源以及产品的不等价交换、贸易歧视、经济主体地位不平等、国际资金融通条件和技术转让条件不公正，等等。这种状态与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态势是背道而驰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就指出：“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来说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来说全都平等的(至少在各该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12](P102)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当下，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对经济主体地位的平等要求愈加强烈。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平等互利原则，主张世界各国经济主体地位平等。无论是多边外交还是双边外交，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的讲话，始终强调平等互利。新时代，在习近平的海外署名文章中，也多次谈及平等互利。

再次，坚持平等交流，实现文化交流互鉴平等。在旧有的国际体系中，西方文明一直占据着世界文化舞台的中心位置，一直保持着西方文化优越感。他们不仅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刻意打压非西方国家，而且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不断地向非西方国家推销所谓“普世价值”，竭力宣扬西方文化的“普适”性，打压非西方文化的国际生存空间。事实上，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不仅“一切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而且“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3]。当西方国家在不遗余力的鼓吹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时候，西方文化的缺陷也正在不断地显现出来。近年来，不仅西方国家的发展与治理陷入困境，而且西方国家推行的“普世价值”，所到之处，带来的皆是衰退与动荡，这是莫大的讽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的是人类文明的平等性、交融性和包容性。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说：“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14](P259)文明是包容的，不同文明应当充分交流互鉴。“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14](P259-260)2015年12月4日，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的讲话中指出：“世界因为多彩而美丽。我们为中非都拥有悠久灿烂的文明而自豪。我们要加强中非两大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共同进步，让中非人民世代友好。”[11](P457)

最后，坚持平等共享，实现人类整体共享成果。从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看，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是人类发展的最终归宿。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15]既有的国际共同体过分强调西方国家的优先权，西方国家还有着强烈的“零和博弈、赢者通吃”观念，这种思想观念是不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事实上，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越来越高。“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理念只能带来冲突与对抗，不能实现共同发展。对于全球治理，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平等共享，实现人类整体共享成果。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强调指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11](P540)习近平还强调，要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平等原则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同，并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中，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顺应了世界的发展趋势，真正彰显了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原则，这一原则对于指导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1.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平等原则在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具体运用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学探究的思想结晶。从学理上分析，马克思最早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对“共同体”思想就开始了关切，1843—1844年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章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虚假的共同体”进行了批判。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一文中对未来共同体作了这样的构想：“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16]这一构想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被进一步发展为“自由人联合体”——即“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揭示了实现这一真正共同体的科学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发展的实践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基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世界各国愈来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联合体的实践基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外交目标任务，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难题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为破解“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从方法论角度看，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态势，对未来社会作出科学判断；从立场和出发点看，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一样，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聚焦于人类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从理念角度看，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平等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平等原则在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具体运用。

2.是对近代西方平等原则的扬弃与超越，创新了全球化时代人类交往的新范式

从形式上看，平等思想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土壤。早在古希腊时期，平等思想就已经初具雏形，时至今日，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早期的自然平等观、基督教的神学平等观以及西方近代的权利平等观。这几个阶段的平等观对平等思想和平等原则都作出了不同层面的规定和设想，对于反对专制和不平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究其本质，这种平等观念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并没有关涉到所有人的平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的人”[17]，但这种自由是少数“公民”即“自由民”的自由，广大奴隶与贵族以及自由民之间是毫无平等权利可言的。到了近现代，平等内涵的边界有了很大的拓展，哈耶克和博登海默等学者将平等视为政治参与平等、收入分配平等、社会机会和社会地位平等。从发展态势上看，西方平等思想一直在不断地进步，对平等的认识也更为深入。但西方平等思想有两大显而易见的缺陷，一是没有解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关系中的真正平等问题，二是没有解决全球化视域中的平等问题。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平等原则为指导，站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高度，以更加宽广的政治视野，强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这一利益的实现前提必须是世界各国的经济主体地位平等、政治主体地位平等、安全主体地位平等、发展机会平等。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真正体现了平等原则，是对近代西方平等原则的扬弃与超越，创新了全球化时代国家交往的新范式。旧的国际交往秩序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开始形成，但这种基于旧的国际交往范式基础上的国际社会，尽管也在理论上强调国家间应该共同遵守国际规则和制度，但问题在于，一些国际规则和制度的制定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不利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关于如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必须本着各国主体地位平等的原则，不断改革和完善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和制度。2015年10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18]

3.顺应当今世界发展与变革的潮流，有助于推动新全球治理观的确立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时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呈现出明显的失序状态，全球治理也呈现出显著的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发达国家发展动力严重衰减，长期低迷；二是全球治理中“中心——边缘”的圈层结构依然存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依然缺失；三是全球治理单边主义盛行，尤其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大国逆全球化思潮不断高涨，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单边主义方向发展，为全球发展增添了许多不稳定因素。

当前的全球治理难题是由多重因素叠加而造成的。首先是全球治理理念落后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一直秉持二元对立、强权主义、零和博弈、唯我独尊等思维理念，这种治理理念已经严重落后于当前深度全球化的实际。其次是西方大国全球治理主体责任推卸问题。影响最坏的是美国自特朗普任总统以来，大肆推行所谓“美国优先”的外交策略，在全球治理上毫无节操地推卸责任，诸如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削减联合国经费预算、轻率挑起贸易摩擦，等等。

上述分析表明，当前全球治理问题的总根源在于西方国家的全球治理理念严重滞后于当今世界发展的现实状况。事实上，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崛起，全球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变化，这种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全球治理格局必须要顺应这一趋势，以更好发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但发达国家依然坚守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式，维持旧的治理格局。可以说，全球治理主体的不平等关系，已经成为全球治理最大的障碍。

2017年年初，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19]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习近平极力主张国际关系的平等，在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他向全世界作出庄严的承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20]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担责任，共享发展成果，体现了平等性和包容性，顺应了当今世界发展与变革的潮流，为矫正全球治理失灵、消除全球治理赤字开出了中国“良方”，必将推动新全球治理观的确立，必将对全球治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4.为充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国际局势提供了巨大的稳定性，为世界发展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指导原则

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特征，一方面，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日渐加深，各国文化全面发展，社会信息化日益深入；另一方面，因为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尚未被打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为突出，表现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发达国家经济明显衰退、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大国对抗加码、地区动荡升级、全球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跨国犯罪高发、社会治理难题对发展的羁绊，等等。当下，国际社会复杂多变，既有合作，又有对立，既有开放，又有封闭，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5月15日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21]此前，在2018年4月10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已经提出了“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事实上，中国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一直在探寻破解人类发展难题的方案，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针对人类社会发展难题而提出来的，是破解“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的宗旨在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不排斥、不遏制的国际关系，构建相互尊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同协商、携手共建的国际秩序。这一方案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如何让人类社会发展得更美好，其根本原则是实现国际关系中的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平等，因而，在国际社会有着极高的认可度。这一方案的时代价值在于为充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国际局势提供了巨大的稳定性，为世界发展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