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才生

(安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周文王传奇》[1]是当代作家金黎先生撰写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全书上下卷，共60余万字。作者依据史实展开想象，建构出一个真实可信的历史空间，以生动形象的笔墨展现出三千年前文王兴国的曲折复杂的历史，刻画出一个以易立身、以易治国、仁政爱民、自强不息的君主形象，题材新颖，主题深刻，是当代文坛一部不可多得的长篇力作。本文试就其情节、环境、人物、思想诸方面的成就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立足史实，合理想象，“事真而理不赝”

情节是人物性格形成发展的历史，历史小说的情节尤其如此，孤立地考察其成败得失，远远不够，只有与同题材史书相比对，观其取舍增补，析其来路归处，方可洞悉其优劣短长与个中奥秘。

传统的商周题材小说，比较流行者有两种，一是元代话本《武王伐纣书》(又名《全相武王伐纣平话》)，一是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前者讲述纣王太子殷交，先是为母亲姜皇后报仇欲杀妲己，反遭杀头之祸，后被胡嵩所救，逃出朝歌，助武王伐纣的故事。其中充溢着神怪色彩，如九尾狐换妲己灵魂，殷交得神人赐破纣斧等奇幻怪诞的情节；后者以《武王伐纣书》为蓝本，重在写姜子牙辅佐周王伐纣的故事，作者借助战争，演绎神魔，在阐截二教斗胜中又杂入佛教内容，神怪色彩、宗教色彩更加浓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似志在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2](P117)换言之，已与书中所载商周历史了无干系。与上述作品相比，《周文王传奇》虽然也写到奇闻和异象，如天庭、仙境、魔窟鬼怪或上天垂象之类，但多于梦中出现，仅为人物心理活动的一种表现方式，与过往的神魔故事性质完全不同，作者将人物故事拉回到人间，且“合于规矩事理”[3]，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

就叙事方法而言，史书记载多用概叙，重在事件轮廓的勾勒，缺少具体情节和细节，常使读者难得其详，但也恰好为小说家提供了驰骋的疆场。《周文王传奇》正是于此端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功力。作品通过曲折离奇的情节和真实可触的细节再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首先是情节的增设。在《史记·周文王本纪》中，姬昌与其他人物的关系，只有“崇侯虎谮西伯于殷”、周献美女马熊珠宝、“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的简略记载，作者以此为基础，寻找事件间的因果链，探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大胆的想象，组织材料，营构出羑里城易氏情缘、崇侯虎屡加陷害、费仲与崇侯虎勾心斗角、散宜生忠心报周、姬昌微服访贤等一系列重大情节，这些皆属于史实的虚构，是原有史实的补充。

可以看到，该书重点书写的故事情节与历史记载大体吻合。比如作品中崇侯虎和费仲的形象便来自《史记》中“崇侯虎谮西伯于殷”“因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的记载。《文王遗梦》中“首战告捷”“智歼密须”等节中的生动描述便来自《史记》中关于“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的记载。“仁政之果”中写虞、芮两国纠纷之事，亦与《史记》中记载相符。再如姜太公这一人物，在《后汉书》《淮南子》《资治通鉴》及清孙同元辑的《六韬》逸文中多有记载。作者正是在信史基础上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补充情节，还原场景，对人物行状进行了合理的艺术加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使人物更加丰满，更加真实，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其次是细节的虚构。三千年前的历史对今人而言，无异于浩渺洪荒，除了史书中残存的文字记载和零星甲骨碎片，人们很难想象时人具体的社会生活。因此，营造细节还原当时的社会风貌便成为《周文王传奇》的一大亮点。在作者笔下，姬昌被囚时充满蓍草霉味的牢房、纣王酒池肉林的宫殿、崇侯虎行淫的地下暗道、费仲收藏珠宝的房中密室，都可触可感，如在目前。姬昌坦荡，仁心可鉴；费仲贪赃，不择手段；崇侯虎好色，阴险狡诈；纣王淫逸，独断凶残，人物的音容笑貌，皆须发毕现，栩栩如生。尤其是人物心理活动的呈现，成为本书一大特色。作者通过直接描写、内心独白、动作暗示、景物烘托、心理剖析、梦境幻觉等方式，真切地反映出人物的情感和思想。比如《文王易梦》之“阮氏热泪”一节对姬昌出狱后崇侯虎的心理分析，他费尽心机欲置姬昌于死地，要“气死他、烧死他、冻死他、毒死他、杀死他”，但一次次以失败告终，如今见姬昌被释，如何心甘，作者通过细腻的心理活动真实地描绘出奸酷之臣嫉恨恼怒怨艾且不甘失败的阴险毒辣的内心世界。

另外，在历史人物之外，作者亦成功地塑造了数十位有名有姓且生动活泼的小人物形象，如白眼狼、曹一品、青狼、连明、老曹、易氏父子、阮凡、草上飞、飞龙、飞月、渭香、张太医、老黑、明月大师、灵玉、灵芝、姜小鱼、小虾、小黎等等，他们的嬉笑怒骂、生死沉浮，成为作品中主要人物活动的舞台，有力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使姬昌、崇侯虎、费仲、纣王、妲己等人物形象鲜活而生动地耸立在读者面前。

二、立足时代，还原场景，营造历史空间

环境是人物感觉化的风景，是小说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三千年前的古人在什么环境中生活？如何生存？有何种风俗和习惯？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成为《周文王传奇》中人物、情节得以成立的重要支撑。

首先，在商周时代，易经的运用已十分流行，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又是易经的创造与运用者之一，如何将易经的流行情况化入情节，是本书中的一大难点。它要求作者不仅要有深厚的易学素养，还要具有宏阔的眼界和高超的艺术化解能力。这对作者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金黎先生却做得十分娴熟，比如在《文王易梦》“姬昌谈易”一节，姬昌应纣王之命讲述易经，他从第一卦乾谈起，谈到坤卦，谈到“含章可贞”，最后谈到炮烙之刑，从理论到现实，侃侃而谈，步步深入，使纣王心服口服地放弃了残无人道的酷刑。再如“发人深醒”一节对伏羲氏《连山》、黄帝《归藏》关于天象物候关系的深刻辨析，“龟占之法”一节散宜生对龟占之法的介绍，“后天八卦”一节对八卦理论深入浅出的论述，还有姬昌在临终时请姜尚向太子讲述先圣治国之道中的三行四止，等等，作者通过一系列生动可感的故事情节，或借喻，或象征，或侧击，或直陈，全方位地展现出易经在修身、处世、安危、灾变、君臣之道、国家兴亡等方面的作用，体现出其光彩夺目的理性之光。如果作者对易经没有独到的研究和高超的艺术手段，是很难化解得如此细致入微，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

第二，人物的生存环境如生活方式、地位职业、天象物候等等，亦是作品内容真实可信的重要基础。对此，作者在作品中显示出其丰厚的历史学养。比如在《文王惊梦》“姬昌难眠”一节，对“众”“奚”“仆”“臣”“妾”等奴隶身份地位的辨别，便是“依照古代史研究者的结论”。“千古之迷”一节，写到姬昌用盂喝水时对古代食具的介绍，盛水、盛饭与盛酒的器具各不相同，贵族与庶民所用的又有不同，如果没有对商周生活史的了解及考古资料的探究，亦很难详述。“纣王赐女”一节对昼夜时段的讲述，何时为旦、早、朝、晨,何时为夕、暮、昏、晚,何时为日中、隅中，何为朝食、夕食，更显示出作者在古代天文地理学方面的学识。还有“欲壑难填”一节关于商周时期春秋的划分，多处出现的中草药单方等等，这些平时少有人关注的人情物事、地理气候、生活风貌，如空气般存在于故事情节之中，正是作者对商周时期的历史及文化背景了然于心，加以艺术化的处理，才使人物如鱼得水，游走自如，场景更加生动，性格更加鲜活，生动地展现出当时的人情物事和生活画面。

三、以易立身，以易治国，一改传统小说文王形象

作为叙事文学作品，《周文王传奇》一书最引人注目之处便是刻画和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骄奢淫逸专横残暴的纣王、野心勃勃狡诈毒辣的崇侯虎、贪赃枉法媚上欺下的费仲、心高气傲重孝重情的姬发、机智勇敢赤胆忠心的散宜生、高韬自在足智多谋的姜太公、深明大义临危不乱的老夫人……其中最光彩夺目者，当属作品的核心人物姬昌。作者运用生动细腻的笔墨，成功地刻画出一个以易立身、以易治国、仁政爱民、自强不息的君主形象。

在《武王伐纣书》中，姬昌对被囚禁羑里城之仇和其子伯邑考被醢之恨，刻骨铭心，以致“胀于心，因此得疾染患”，临终前依然叮嘱太子姬发“不得忘了无道之君，与伯邑考报仇”，含恨而终。该书实乃一部个人恩仇录。而《周文王传奇》中的姬昌却是一位胸怀大志且有情有义的智者。面对亲子被醢，他有过悲伤痛恨，但他始终坚信，易理乃人间大道，真善美必将战胜假恶丑，为了国事生民，克己隐忍。随着对易理理解的深入，他对国家的认识亦愈加深刻，将人民的安危置于个人恩怨之上，方有国家的振兴和富强。作者通过这种合乎情理的书写，成功地再现出一位贤明君主的崇高精神境界。

再与《封神演义》相比，两者的人物形象又有不同。《封神演义》在创作上受儒家思想影响较重，既有“君权神授”观念，又有“民惟邦本”思想，但整体上，周文王被塑造成一个至死不敢反抗的忠臣形象。而在《周文王传奇》中，姬昌请姜尚宣讲的三止四行，实则是化解之后的易经之理，是他为政思想的精髓，而他唯一遗憾的则是“未能亲自完成兴周灭商之大业”。对一个具有深厚易学思想的帝王而言，这一细节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再如，在《文王幽梦》“论道兴亡”一节，叙述姬昌与姜太公的关系，作者摒弃了神魔小说中的怪异描写，详细讲述了姜尚家族与姬氏家庭的历史渊源，姜之归周，与两族间历史上的血缘关系密切相关，如此处理，不仅令人可信，而且在情节上与史书的记载相吻合，用文学的方式 “信者传信，疑者传疑”，显得更加合理。

当代作家杨力先生撰写的《周文王》[3]，亦是以商周题材为内容的长篇历史小说。就人物关系而论，两书亦有不同。杨著中人物头绪较多，作者从盘庚迁殷写起，直至九鼎易主周朝开元，基本上是商周两国历史兴衰的大事记，人物从盘庚、武丁、文丁到纣辛，从古公亶父、季历、姬昌到姬发，按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依次道来。虽然场景设置、人物细节也有作者大胆的想像和联想，但基本上由对话与场景勾连，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缺少内在的因果关系，给人以片断相接之感。对姬昌的描写，亦多依从史传资料和历史传说，缺少富于个性的性格刻画，尤其在文王人生轨迹中占主导地位的易经思想，除第二十一集“坐怀不乱文王拘而演周易”和第二十八集“文王写易文治武功兴大周”中有所记述外，全书少有涉及。而《周文王传奇》一书则真接从姬昌被囚羑里思考易理写起，以其对易理的演化为思想基础，以其坚持自强不息的易经精神发奋强国为主线，从“易梦”“惊梦”“幽梦”到“遗梦”，巧妙地将其思想命运与商周历史紧密地编织在一起。书中人物，从纣王到费仲到崇侯虎，从散宜生到姜尚到姬发，大小人物的活动皆围绕姬昌的命运而展开，可谓主次分明，纲举目张，真正体现出现代小说人物与情节之间的内在逻辑，闪射出文学形象鲜明集中具体典型的艺术魅力。

总之，《周文王传奇》中的姬昌，在被奸佞陷害纣王疑忌中入狱，经七个春秋的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彻悟天人之理，对人生沉浮和国家荣衰有了一番全新认识，开始了他艰难而漫长的强国计划。他将易经原理运用于实践之中，以易立身，以易治国，仁政爱民，自强不息，成为一个充满智慧泽被天下的明君贤主。作者虽然采用了“传奇”的传统形式，但并未受传奇中专录“异闻奇事”的局限，而是依循现代小说的创作理念，着力于情节的铺排、环境的营造和性格的刻画，成功地塑造出一个崭新的历史人物形象。

四、以梦为线，题材新颖，思想具有现代性

在中国早期史书中，关于周文王的记载少之又少。《史记·周本纪》对周朝圣主贤臣的记述，重点写武王，写到文王，只有区区五百字，对其囚于羑里演易的记载则只有三两句话。可以说，文王羑里七年的商周究竟发生了哪些事件，几于空白。从宋元至明迄今，关于商周历史的小说书写，并不少见，但就“文王拘而演周易”及以易兴国实现强国之梦的故事，却罕有记述。正因如此，在《文王易梦》荣获第四届海内外华语文学创作小说类一等奖时，颁奖词中称其是“海内外第一部以长篇小说的形式，第一次以周文王为主人公演绎‘文王拘而演《周易》’这一历史时段的作品”。查洪德先生称其为文学园地上“一部有开拓意义的作品”[4]是有道理的。该书的创作实乃填补了商周交替时期的一段空白，作者不仅写出了周易的哲学价值，而且亦写出它的实践运用在振兴周王朝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另外，该作品在古老题材中融入了浓厚的现代思想气息。《周文王传奇》在展现三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渗透着作者对国家兴亡与社会荣衰的思考，其借古谕今之意十分明显。比如在《文王易梦》之“亡国之道”结尾，当散宜生向费仲献上夜明珠后，作者对商朝灭亡之因的总结发人深醒：“商朝之亡,亡在纣王之近臣皆奸酷之吏和伪贪之吏也! 实质上,古今中外,不胜枚举的改朝换代,亡国之道皆大同小异矣!”[1]这种类似“太史公曰”的议论，可谓点精之笔，借古鉴今，寓意深焉。又如在上部“费仲审案”一节，作者写到费仲审理纣王夜宴命案草菅人命时，借人物之口，对“古往今来,吏制腐败与司法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的论述：“倘若不是吏制的腐败,他这样的奸佞小人何以当权? 他不掌权,何以有司法的腐败?”[1]可谓一语中的，力透纸背。再如，《文王惊梦》之“牢内反思”一节，作者讲述到散宜生因崇侯虎栽赃陷害而被卫队抓走时的议论：“其实,人世间,在某一时间,往往是心实的斗不过心虚的,干事业的斗不过搞权术的。”[1]状写古人，意在今人，有着巨大的警世作用。《周文王传奇》中的人物对话和情节之外见缝插针的议论之笔，亦有司马之风。他不仅使读者思接千载，感受到叙事者的存在，亦能通过作者的立场观点深刻领会到新鲜而浓厚的现代思想，这正是历史小说的现代性特征。

五、结语

应该说，“多难兴邦”、“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将民族命运与个人命运结合起来，是贯串中国历史小说的主旋律。但在《周文王传奇》中，似乎还有更深的寓义在，那便是遵循天道、仁民爱物，循序渐进，自强不息。它曲折复杂的情节、真实可感的细节、典型的人物和深刻的理性思考，不仅使我们充分感受到作者小说家的艺术天赋和深厚的学术造诣，而且亦能真切地感受到作者那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高洁的人间情怀。作者曾经说：他希望将此书创作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充满东方人生智慧的作品。”[1]从姬昌、散宜生、姜太公等一系列人物身上，从贯穿全书的理性表述中，我们的确看到了一种充满政治智慧和人性之光的艺术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