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 腾

(香港斑马培训部，香港 999077)

作为唐小说产生的重要和直接的外部环境之一，唐士人的生活样态对小说创作颇有影响：士人在坐曹、当直、饮宴、闲游时，或是为了打发时间，或是为了消遣助兴，或是主动的访得，都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士人仕宦生涯的政治属性、闲职和闲居给个人带来的充裕时间以及聚会饮宴中的切磋砥砺等，则是唐小说创作的有利条件。下面试以士人在都城长安的生活样态为例，对上述论题加以论证，以期对唐小说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唐士人在长安的生活样态与小说的素材搜集

京中坐曹与当直期间的叙谈。士人们在京中作官，除了处理日常事务外，尚有许多空余时间，叙谈活动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具有严格规定的朝参活动前后及其间隙，同僚友好也可能会就共同的话题展开讨论，为避免朝中官员的叙谈喧哗对朝堂秩序的影响，朝廷甚至不得不做出专门规定(1)《唐会要》卷二十四：“御史台奏：‘文武常参官准乾元元年三月勅，如有朝堂相吊慰及跪拜，待漏行立不序，谈笑喧哗……每犯夺一月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页)。。当然，官员之间更多的叙谈活动则发生朝参后的坐曹、当直生活中。

唐代长安有较为严格的当直制度，除了白天“日出视事，午而退”外，在夜晚还要有官员在禁中值班，以备顾问、起草或处理突发事件，违反当直制度的官员要受到惩罚(2)《唐律疏议》卷九：“诸在官应直不直，应宿不宿，各笞二十；通昼夜者，笞三十。”(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在大多时候无事可做的平安之夜，当直官员之间云天雾地、海阔天空的闲谈就成为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

正是在坐曹和当直的叙谈过程中，有志于创作的唐小说家搜集了大量的素材。钟簵在《前定录序》中提到“大和中雠书春阁，秩散多暇，时得从乎博闻君子征其异说。”[1]，尽管不能据此判断为其素材搜集工作都是在“春阁”中展开，但其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坐曹与当直期间与众官员的叙谈活动中。唐临《冥报记》也记录了其中的某些素材即是在坐曹或当直时与人叙谈中直接得来的。李吉甫《梁大同古铭记》中同样详细交代了其主要素材来源于他在“南宫暇日”与同僚李巽的叙谈中，其叙谈话题从“语及近代儒术之士”开始，进而生发开去，重点讲述了任升之于梁大同四年于钟山下获一古铭，希望有人破解其铭文的奇异故事。为了证明事实的真相，李吉甫在职任驾部员外郎时还主动向郑钦悦子克钧询问，从而进一步充实了这一素材[2]。

聚会饮宴中的话谈。唐代长安城的饮宴蔚为风尚，士人们公事之余还参加大量的友朋聚会，或是饮酒欢宴，或是促膝而谈。《资治通鉴》记载：“自天宝以来，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沈酣昼夜，优杂子女，不愧左右”[3]。李肇《唐国史补》亦曰：“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4]。沈亚之《送同年任畹归蜀序》即记录了其为任畹举行的送行宴[5]，不仅有大量的士人参加，还有乐工倡优的奏乐和表演，活动结束任畹还请亚之作序记录这次饮宴活动。可以设想，亚之参加的这个宴会，由于有倡优女子的奏乐及表演，其场面当是暄杂的，其氛围当是欢愉的。而歌舞表演所制造的氛围和饮酒所引发的短暂兴奋，则使与会者暂时放弃中规中矩的衙役生活，全身心投入到一种专以放松取乐为主的生活中。

唐小说家在长安所参加的聚会饮宴之内容，除了饮酒歌舞外，尚有赋诗和话谈等。士人话谈的话题当较为广泛，“文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之类”等一切人们感兴趣的话题，都可拿到聚会中来与大家共同分享。唐人“昼宴夜话”“诗酒夜话”等，和唐小说有关幕府饮宴中“剧谈”等场面的描述，则证明了饮宴活动中话谈的盛行。在聚会饮宴中，声色之外，大概语言是最主要的信息交流手段，或风趣幽默或感人肺腑或惊悚怪异或夸张犀利的话谈正适合于在饮宴活动中进行。士人聚会中广泛的话题为唐小说家提供了充足的素材来源。

街巷闲游时的主动访得。居住在长安城的唐士人在公事之暇，或节休假日，或赋闲在家时，常常信马由缰在长安城的曲巷之间，或者在近处的景点和郊野漫步，享受散漫无归的快乐。例如，白居易在《答元八宗简同游曲江后明日见赠》曰：“长安千万人，出门各有营。唯我与夫子，信马悠悠行。”描写了其长安闲游的闲适心态。散漫无归的心态下，士人的曲巷闲游往往祛除了功利之心，因而对经眼的人和事多了一些求知的欲望和兴味。他们或以好奇之心兴味盎然地看待眼前不期而遇的事物，或以单纯执着的心态主动探求其感兴趣的话题。

唐小说家的素材搜集活动有的即发生在京中闲游中。陈鸿祖的《东城老父传》就是在其与友人的闲游中访得的[2]。同样，段成式《酉阳杂俎·寺塔记》的素材也是来源于其长安闲游中，段成式对长安城内“两街寺”的访问具有明显的目的性，甚至有大致的访问计划，对寺院的访问除了自己观察之外，尚有对僧众的直接询问。而从段成式后来回忆此事所谓“造适乐事，邈不可追”的说法看，他在这种素材搜集过程中是愉快闲适的，以至于若干年后仍对之回味不已[6]。

二、士人在长安的生活样态与小说家的创作

从创作初衷来看，士人京中为官的政治属性和长安城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场景氛围，对唐小说家的创作构成一定影响。身在长安这个掌控全国的政治中心，士人的治世理想仿佛触手可及，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更能唤起他们的政治抱负，因此，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表现出更多的劝谕或补史等功利色彩。

郑还古在国子博士任上写成《博异志》，虽然从书中内容来看，除《马奉忠》、《韦思恭》等稍存“至于好杀者，足以为戒矣”之类的劝诫色彩外，全书实志在“习谶谭妖”。但郑还古还是在序言中宣称：“非徒但资笑语，抑亦粗显箴规。或冀逆耳之辞，稍获周身之诫”[7]。这种与书中实际内容并不符合的序言，恰好说明了国子博士一职对其构成的影响，因为毕竟“掌教文武官三品已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已上曾孙之为生者”[8]的国子博士，语及“怪力乱神”之事有些说不过去。与郑还古相比，“大和中雠书春阁”的钟簵《前定录序》所云“庶达识之士知其不诬，而奔竞之徒亦足以自警”的创作旨归，则可以清晰看到作者创作动机明确的针对性。在科举制度下，唐长安城追名逐利的士人中的确弥漫着一股躁求之风[9]。钟簵《前定录》的创作正与此整体社会风气相应，并企图以此对士人的躁求起一定的劝诫作用。而从《前定录》所收篇目的具体内容来看，作者很好地贯彻了他在序言中宣称的创作旨归，其小说不仅无一例外写了士人命定之事，而且每每在小说结尾对此主题作出带有教化意味的总结。

闲职和闲居等为创作提供充足的时间。小说尤其是篇幅较长的单篇作品及小说集等，需要较多的创作时间，而士人在长安的闲职或闲居恰好为此提供了便利。例如李昉、白居易等人都曾在秘书省任过所谓“闲职”。白居易曾作诗写其秘书省任职情景云：“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类似闲职显然会为小说的创作提供充足的时间便利条件。

“职散多暇”的唐士人一旦走出官府中枯燥刻板的生活，回到自己的住处，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与争名逐利的禁中生活相比，唐士人在长安城里的私人宅第是其暂时远离政治漩涡的私人空间，其幽雅别致的景致，是他们放松心情，在精神上游离于城市喧嚣的最好所在，也为他们进行小说创作提供了绝佳的处所。白居易《朝归书寄元八》即详细记录了自己的创作历程。此外，疾病、科第等原因也会为士人提供闲居长安的机会。例如《甘泽谣》，乃咸通九年，袁郊官任祠部郎中，但疾病还是迫使他暂时废弃公事，闲居在家，因而得以有时间进行小说创作。可见闲居是唐小说家长安创作的一个有利条件。

聚会之对创作的直接推动。唐小说很多是在文人聚会的直接推动下完成的。例如，白行简在《李娃传》结尾交代其创作原由云：

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2]

李公佐元和十三年夏归长安，而白行简元和十四年可能代兄出使长安，从而与李公佐相会(3)参李剑国先生《<李娃传>疑文考辨及其他——兼议<太平广记>的引文体例》引卞孝萱先生观点，《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在与李公佐的聚会上，他们说到了汧国夫人李娃之事，公佐深为感叹，于是要求白行简将其记录下来，小说遂得以形成。

唐小说家在长安也参加大量的聚会活动，聚会中文人对故事的广泛兴趣则是促使其转变为文人笔下小说的重要条件，而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在众人的推许下创作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自身具备此能力，实属对其才力的一种认可，故也乐于为之。元稹《莺莺传》曰：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2]

元稹与李绅在靖安坊的居处聚会话谈，语及莺莺之事，李绅称叹不已，故而作诗歌《莺莺歌》(4)《莺莺歌》原诗已佚，幸赖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保存下四段四十二句。《施注苏诗》卷一五《中秋见月寄子由》注引李公垂《莺莺歌》“恍然不见瑶台客”一句，不在数中，加此则四十三句。以传其事。此处交代的是《莺莺歌》的创作，但从唐人以歌诗与传相配的惯例，和此段放在小说结尾以交代创作缘由来看，《莺莺传》亦当成于此次聚会的相互砥砺下。唐小说家长安聚会对唐小说创作的直接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余论

就唐士人的生活样态与小说创作之关系而言，长安显然最具代表性。首先，唐小说作家一生中主要或最重要时间在长安度过的为数不少。例如唐临、张说、元稹、沈亚之、张荐、牛僧孺、段成式、张读等，均在京长期居处。其次，长安作为全国中心所带来的士人的迁徙流动，导致了各地素材向长安的集中，各种素材在这里经过士人的口头传播后，或者又为奔赴各地方做官的文人传播开去。最后，产生在长安的唐小说作品为数众多，其中包括一些意义重大的小说作品。因此，由士人长安生活样态入手，研究它与唐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唐小说作家的生活与创作提供一个很好的范例。但此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因为长安并不能涵盖唐士人生活样态的全部。从而本文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无法准确阐述士人生活样态与小说创作这一论题的整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