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晗

(黑龙江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本文的写作及思考均源于《中国布里亚特蒙古人》一书。我们于2017年8月份在海拉尔进行田野时，在一家新华书店偶然发现了这部作品，其序言中关于布里亚特人的民族认同的看法使我产生了疑惑：将布里亚特人来到中国的历史视为“回归”[1](P2)。之后在锡尼河西苏木遇到了布里亚特牧民索尤乐一家，他们也对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翻阅的过程中显露出了浓浓的自豪感，之后的访谈及相处都进行得很顺利。田野结束后我一直在回想书中关于布里亚特人民族认同的看法，结合自己对于建构历史记忆的一些思考，一并写在本文中。

一、关于跨界民族

(一)跨界民族的定义

跨界民族是指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分别在两个或多个现代国家中居住的同一民族。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陆地边境线有2万余公里，周边接壤的国家较多，故跨界民族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如朝鲜族、蒙古族、景颇族等。但之前相对来说我们只注意到了跨界民族对边界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本文讨论的目的之一则是为了更好地发现跨界民族的积极影响，在政治上贯彻“一带一路”战略的同时从文化角度去理解和认识边界族群，以期在日后的交往中相互理解，互惠互利。

(二)跨界民族的作用

中蒙俄经济走廊包括从中国华北到蒙古和从中国东北到俄罗斯两个通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带一路”六廊之一，黑龙江省就位于这条走廊上。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一个多民族分布的区域，包括多个跨界民族，其中布里亚特蒙古族是该地区最大和最重要的跨界民族(跨中俄蒙三国，总人口43.6万人)，在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以往有关“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于这些地区的民族，尤其是跨界民族，则缺少研究。本文将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跨界民族，特别是布里亚特蒙古族作为研究对象，将填补该领域的空白。

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跨界民族对与其相关的多个国家都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以布里亚特蒙古族为例，作者跟随导师于2017年8月份到过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鄂温克自治旗，在该旗的布里亚特人聚居区的访谈发现，布里亚特人普遍在蒙古国或俄罗斯还有许多亲属，其联系尚较为紧密，甚至每隔几年还会出境探亲，这在经济上便带动了多国的经济发展：除了相互的旅游，还推动了外贸的发展，当地甚至有许多从俄罗斯和蒙古国进口的商品；在文化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布里亚特人在生活中保留有许多俄式的特色，无论是语言、餐饮还是劳动工具，布里亚特语中保留有许多俄语词汇，其餐桌上常见的列巴和苏伯汤、农具几乎全是俄式的。但在生计方式及传统的习惯上则保留了蒙古族的特色，例如从事放牧、住蒙古包、信仰藏传佛教等等。

(三)特殊的民族认同

有趣的是，如今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却一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是不同于其他的蒙古族。无论是在田野访谈的过程中，还是在近年出版的相关书籍中，这种民族认同愈加深厚。我在《中国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序言中发现了这样的看法：“他们(即布里亚特人)用自己的智慧、勤劳的双手、富有浪漫的游牧文明实现了回归中国的理想......他们(布里亚特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时难民......历史证明回归祖国是光明的！”即布里亚特人于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中国是一种“回归”。[1](P3)这一新的看法应该是试图对布里亚特人关于历史记忆的一种重新建构。而为何会产生这种重塑？这种对中国的强烈的民族认同又会怎样影响“一带一路”战略及多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给“一带一路”带来的影响。

二、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

各族群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着不同的经历，或大或小的历史事件都会对这些族群乃至其成员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而如何对待历史事件的影响，怎样建构相关的历史记忆，却会有不同的效果。恰当的建构可以提升成员对族群的认同，扩大族群的影响；而不恰当的建构则可能会使得内部产生不同派系，从而导致分裂。[2](P37)

(一)布里亚特蒙古族简介

布里亚特人是蒙古人的一支，有独立的语言及生活方式。该族群自产生便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广阔的草原上，生计方式以牧业为主。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除了在约公元3世纪时曾归匈奴管辖，其余时间一直是一个独立的族群。直到1207年成吉思汗统一时，布里亚特人与其他“林木中百姓”一道被征服，成为成吉思汗部的一部分，居住地也被划分至元朝的领土，成为元朝统治下的一个部落。[3](P5)

元朝到明朝期间，布里亚特人的居住地渐渐东移，由贝加尔湖西侧移动至东侧，到达尼布楚一带。17世纪中期，俄罗斯人翻越乌拉尔山，开始占领布里亚特人的领土，在几十年的战争之后，于1666年基本控制布里亚特人的地区。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使得中俄的边界基本确定在布里亚特人生活的地区以内，将其领土分割开来。大部分布里亚特人的领土被划至俄国境内，境内的布里亚特人亦臣服于俄国的统治。[4](P25)

俄罗斯布里亚特人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20.69万人)，布里亚特共和国是俄罗斯的一个自治共和国，其官方语言为俄语和布里亚特蒙古语。该地区首府为乌兰乌德，重要城市有恰克图等。其余居住在赤塔州的阿金斯克布里亚特民族区、伊尔库茨克州的乌斯季奥尔蒂恩斯克布里亚特民族区等地。蒙古国布里亚特人有4万多人，集中在东方省和肯特省。[5](P3)中国有近8000人，基本都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的锡尼河两岸。

(二)布里亚特蒙古族的跨国移民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其影响于年底时波及至布里亚特人生活的中俄边界地区，并且白军残余被苏联红军追逐至此，布里亚特人的牧场变为战场。一批布里亚特人(约500人)于此时赶着牲畜来到了中国的新巴尔虎右旗和陈巴尔虎旗境内，当时的呼伦贝尔衙门接纳了他们，并商议了居住区域等具体的定居事宜后，将他们安置在呼伦贝尔的锡尼河草原。[4](P39)根据协议，1922年有160户、700多人的首批布里亚特移民进入锡尼河地区，建立布里亚特旗，辖4个苏木。此后,布里亚特与哈木尼干人便不断迁入，人口不断增多，到1928年，达到3000人，扩建为8个苏木。1933年7月,索伦左翼、索伦右翼、额鲁特、布里亚特四旗合并为索伦旗,旗公署最后设在南屯(今鄂温克自治旗巴彦托海镇)。1958年将原锡尼河苏木以河为界分成东、西两个苏木。[4](P45)1958年4月撤销索伦旗，在原索伦旗行政区划内成立鄂温克族自治旗。1958年8月1日，鄂温克族自治旗宣告成立，旗人民委员会驻地巴彦托海，辖于呼伦贝尔盟公署。时至今日，还有约8000名布里亚特人生活在中国，主要集中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自治旗的锡尼河西苏木和锡尼河东苏木。

(三)历史记忆的建构及其重建

由以上我们可以得知，布里亚特人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族群，但由于战争等原因，始终在不同国家的管辖之下。一战中，沙皇政府征用了大批布里亚特人作为战争前线修筑工事的苦役，他们大规模的死伤，而前线士兵中产生的反战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布里亚特劳工，于是离开家乡、逃避祸乱的思想在布里亚特人之间很快传播开来。而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记忆则是由于战火的蔓延，家园被侵占。内战在布里亚特人的土地上进行，白匪军官们从布里亚特人中抓了很多青年补充兵员，而这些布里亚特青年在白匪战败后被抛在苏联境内，不得已也投奔了锡尼河地区。故被迫从生活了数百年的俄国迁移到了相对和平的中国，这种历史记忆在之前较为普遍。

对上文提到的《中国布里亚特蒙古人》一书中对民族认同新的看法，应该算是以其族群知名成员为代表的一种对历史记忆的重建。为本书题序的嘎拉朱德·达喜道尔吉曾任呼伦贝尔盟行政公署副盟长，是现今境内的布里亚特人族群中较为有声望的成员，他对著名历史事件的看法及评论对其他族群成员可以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而这种历史记忆的重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族群融入方面。布里亚特人自1918年之后大批来到中国之后，便开始与新的国家与文明进行融合。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之前俄式生活的冲击，新的政治体制与国家现状，新的压力与问题都接踵而至。布里亚特人之前受俄国文化影响很深，无论是饮食、生计或是文化，都较为“俄式”,[6](P4)而当时的中国尚未完全摆脱封建社会的残余。文化融合之余还有政治上遇到的问题，如60年代中苏、中蒙关系相继破裂之后，布里亚特蒙古人在中国有过不愉快的经历，被认为是“苏修”或是“蒙修”分子，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

二是经济生活方面。当时的中国生产力较弱，经济水平也并不发达，相较于十月革命之后迅速发展的苏联甚至是后来的蒙古国都相差很远。故在苏、蒙普遍还留有亲戚朋友的布里亚特人对他们优渥的生活条件产生了些许歆羡，开始有了返回苏联或蒙古国的想法。

第三是由于相似的历史事件影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土尔扈特东归”算是对布里亚特人重构历史记忆的一个启发：二者同为蒙古人，都由东部回归。这些相似性，可以用来借鉴重构族群的历史记忆。但二者其实并不相同，布里亚特人并不是“回归”，而是迁移。

这几方面的原因使得十月革命对布里亚特蒙古人的集体记忆产生了不太积极的影响，所以其重建较为合理，将消极变为积极，对族群成员起到一定的整合作用。

作者跟随导师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鄂温克自治旗进行田野调查时，通过对该旗的锡尼河西苏木与一家布里亚特牧民进行访谈与交往中发现，在对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记忆问题上，他们并未表明出较为明显的倾向，毕竟事件发生时间较长，也可能记忆不深刻；再者《中国布利亚特蒙古人》这一作品也刚刚出版，影响力尚没有这么明显，但他们对于如今的中国及自己的布里亚特人身份有着较为明显的认同感。如他们较为开化，也对政策支持下的新生活表示出了一种享受；再者他们讲自己与其他支的蒙古族分的较为详细，称自己为“长袍蒙古”，而来自通辽的科尔沁蒙古被称为“短袍蒙古”，抑或以“放牧的蒙古”、“种地的蒙古”，“上面的蒙古”、“下面的蒙古”区分之。这表明其认同感非常鲜明，而重构历史记忆可以对其认同感的塑造产生推动作用。

三、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

布里亚特蒙古人自古以来的聚居地都处于一个边缘地区，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文化上的边缘。处于游牧、农耕以及西方文明的交界带，在历史上更是有与其他国家的从属关系不断变更，故其文化更为多元，历史更加丰富。而这种边缘地区的族群由于较为偏远，故其更容易受到忽视，其构成更容易产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有很大一部分动力来自于族群历史记忆的不同建构。

一个族群由许多个体组成，这些内部成员拥有许多共同点：语言、文化、制度，也包括族群历史事件。而对历史记忆的建构会对界定族群范围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如本文中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其成员较少，而之前他们都对十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有着相同的历史记忆：受到革命波及与战火蔓延，由原本的家园来中国“避难”，从而有了新的聚居地，融入了新的文明。这一构建方式使得这一族群对灾难有着较深的记忆，“避难”的过去成为族群历史上难以抹去的一笔。因此，可能有部分成员或团体为了避开这一历史而选择隐瞒自己的布里亚特人身份，对该族群来说是一种加速分裂的现象。历史记忆的重建可以改变布里亚特人对这一事件的印象，使得族群的成员抛弃原有的顾虑，自豪地加强自己与族群的联系。

“他者”的视角是人类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视角，能否正确认识一个族群在于研究者的视角是否恰当，研究者要时刻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融入某个陌生的族群。在历史记忆这一问题上，不同的历史记忆涉及到不同的认同方式，如许多“认祖归宗”的行为，抑或是对某些历史事件的否定之后转移了认同的对象。作为人类学者，既不应去想其为何要改变历史记忆，也不应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试图纠正，而是应该去想他们为何要这么做。本文中的布里亚特人，如果接受了“回归”这一记忆，则会对中国产生较大的认同感：中国是祖国，回到祖国理所应当。而假如未接受“回归”这一记忆，则可能对中国并未有如此之深的认同感，这无论是对其族群内部还是整个国家的整合来说都会有不一样的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肯定会涉及许多跨界民族及族群，除了制度与经济上的联系外，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纽带，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这些跨界民族是很有必要的。历史记忆的建构对于族群内部的整合及其与国家的融入都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不同的历史记忆建构方式会对族群发展及国家与族群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导向，重视历史记忆的建构方式会对某些边缘地区的少数族群产生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