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亮,徐 鹏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据学者统计，水灾、旱灾是这一汉代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分别占到总体自然灾害的17.3%、16.6%，而处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地域是受水旱灾害次数最多的地区，此结论大体可信(1)郁高强《秦汉水旱灾害及救助措施研究》(兰州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统计汉代时期的水灾和旱灾总共230次，分别是117次、113次，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区域受灾最重；白云光《两汉宗族救灾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统计汉代时期的水灾和旱灾总共231次，分别是120次、111次，并认为河南地区受灾次数最多；丁春文《秦汉自然灾害研究》(西北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统计汉代时期的水灾和旱灾总共236次，分别是114次、122次，认为黄河中下游是水旱灾害的重灾区等。上述研究者主要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原始史料进行统计，差别微小，通过各种资料分析，我认为白云光统计的数据更接近真实，因此本文基本以他的数据为准进行分析。。频发的水旱灾给汉代河南的人口、经济、社会秩序及人们的心态带来严重的影响，近年来关于汉代灾害的研究，虽涉及到河南的水旱情况，但均没有对河南的水旱灾进行专门整体的考察。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代河南地域水旱灾略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有助于深化认识河南地域在当时的特殊地位，以及汉代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某些特点。

一、汉代河南地域水旱灾的基本概况

汉代水旱灾频发并涉及范围较广，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处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区域更是全国水旱灾害最严重的地区。根据白云光《两汉宗族救灾研究》的统计[1]，汉代河南地域的水灾和旱灾分别是38次、26次，总计64次。需要说明的是，白云光先生统计“天下大潦”、“天下大旱”的范围并未完全包含河南地域，笔者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2](p3262-3263)。因而“河南”不仅是天下的一部分，更是“天下之中”。按照此地域范围统计，则汉代河南的水灾、旱灾次数分别应是39次、30次，总计69次。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爆发在汉代河南地域的水旱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东汉河南地域是水旱灾频发期

据资料统计，西汉河南地域的水灾、旱灾分别13次、5次，总计18次，而东汉河南地域的水灾、旱灾分别是26次、25次，总计51次；西汉河南地域的水灾、旱灾分别约17.77年、46.2年发生一次，水旱灾平均约12.83年发生一次，而东汉河南地域的水灾、旱灾分别约7.46年、7.76年发生一次，水旱灾约3.8年发生一次。西汉河南地域无论水灾、旱灾单项还是水旱灾的总数都明显少于东汉，显然东汉期间河南地域的水旱灾尤为严重。

(二)汉代河南水旱灾的季节特征

纵观汉代河南地域爆发的水旱灾，其季节特征突出。汉代河南地域爆发水灾的明确记录有春季1次，夏季9次，秋季11次，冬季1次，总计22次，其余不详有17次，据此可知汉代河南地域发生水灾主要集中于夏秋季节。汉代河南地域发生旱灾的明确记载有春季3次，夏季6次，秋季1次，冬季0次，冬至春1次，春至夏1次，总计12次，其余不详有18次，据此可知汉代河南地域发生旱灾主要集中于春夏季节。汉代河南地域发生水旱灾的明确记载有春季4次，夏季15次，秋季12次，冬季1次，冬至春1次，春至夏1次，总计34次，其余不详有35次，由此可知汉代河南地域发生的水旱灾整体集中于夏秋季节。

(三)京师洛阳为高发区

汉代在京师洛阳爆发的水旱灾，有明确记载的水灾、旱灾分别17次、20次，爆发的水旱灾总计有37次，在整个河南水旱灾中所占比例约为53.6%。虽不能否认洛阳作为京师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在史籍里记载较详，但同时也证明，京师洛阳是汉代河南水旱灾的高发区。

二、汉代河南地域水旱灾发生的原因分析

汉代河南地域水旱灾的爆发是与自然、社会环境分不开的，影响和诱发河南地域水旱灾频发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河南的地理位置

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自古以来深受水旱灾的肆虐，早在尧舜时期便有了水患肆虐的传说。《尚书·尧典》记有“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3](P122)；《竹书纪年》说殷商时汤从十九年到二十四年连续六年都是大旱，以至于“王祷于桑林雨”[4](P247-248)。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水旱灾的严重情况。那么河南地域自古以来为什么水旱灾害这么严重呢？从自然地理角度看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在气候方面，“河南的地理位置，由南向北正处在北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地带，气候过渡性明显，温暖适中，兼有南北气候之长，有利于多种作物的生长。但是，由于气候过渡性明显，季风影响强烈，天气变化剧烈，多灾害性天气”[5](P17)，易引发降水的失调。其二在地形方面，“我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大体分为三级阶梯。河南正处于第二级和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地势也是西高东低，西部的太行山、崤山、熊耳山、嵩山、外方山及伏牛山属第二级阶梯，东部的黄准海平原属第三级阶梯。河南地形的基本轮廓为：西部、南部为连绵起伏的山地，东部为广阔坦荡的平原，山丘与平原分野明显”，“全省山地面积占32.4%，丘陵占14.5%，平原占53.1%”[5](P18-20)，因河南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极易引发水灾也会造成旱灾。

(二)汉代气候的反常

汉代气候失常是引发水旱灾的重要原因。竺可祯先生认为，“到了秦朝和前汉(公元前221一公元23年)气候继续温和”，“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6](P21)。王子今先生指出：“许多资料可以表明，秦汉气候确实曾经发生相当显著的变迁，大致在两汉之际，经历了由暖而寒的历史转变”[7](P04)。通过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其他相关资料，我们知道汉代的气候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而这种变化造成了一系列的气候反常，“大致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70年这120年之间，有关气候异常寒冷所致灾异的历史记录多达20余起”[8](P64)。

(三)汉代生态环境的破坏

汉代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水旱灾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秦朝以前的河南地域植被率高，“曾经有过大面积的森林。在森林最茂盛的时期，绝大部分的山间原野，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绿荫冉冉”[9]，但是后来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活动。秦汉王朝鼓励人们开垦荒地，黄河流域许多树木被砍伐，大量的草地、湿地变成田地，在汉代垦田面积高达“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还有可垦可不垦的面积为“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10](P3388)，光武帝时浚仪令乐俊上奏也认为水灾与垦殖密切相关，“昔元光之间，人庶炽盛，缘堤垦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余年，不即拥塞”[10](P2464)，认为武帝时期“瓠子河决”便因“人庶炽盛，缘堤垦殖”。汉朝手工业、工矿业的迅猛发展也是造成水旱灾频发的重要原因。“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11](P74)。工矿业的迅猛发展，势必需要金属、木材等原材料，在当时整体环境保护意识和技术落后的情况，就会严重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

其次是秦汉统治者的大兴土木，穷奢极欲。如秦始皇大肆修建宫殿，“关中计宫三百，关外计宫四百余”，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2](P256)。两汉时期追求奢靡的社会风气，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官贵富人莫不如此。“汉武帝的上林苑离宫别馆竟达300余所，其“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晕道相属”，“宫北有井干台，高五十丈，积木为楼”[2](P482-483)，又“采椽不斫，茅茨不剪，无斫削之事，磨砻之功。大夫达棱楹，士颖首，庶人斧成木构而己。今富者井干增梁，雕文槛楯，垩优壁饰”[11](P351)。秦汉统治者的奢华之风，会直接导致大量的树木被砍伐。

最后，人口的迅猛增加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汉初实行“黄老之道”与鼓励生育的政策，人们得到休养生息，不加节制地生育，致使人口迅猛增加。如汉武帝元封四年时，仅“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12](P2197)，而到汉成帝时人口更是庞大，据《前书》记载“成帝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10](P2487)，养活这么多的人不仅需要大量的田地，还需要更多的其他资源，由此势必会使当时的生态环境负荷过重。另外，汉代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也迅速发展，直接的表现便是城市数量的大量增加和人口的高度集中，西汉平帝时，“凡郡、国百三，县、邑、道、侯国千五百八十七”[10](P3533)，另外，还有“市邑万数”[10](P1633)，城市人口也高度集中。据史料记载，西汉长安人口“户八万八百”[12](P1543)，临淄“十万户”[12](P2000)，成都“户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12](P1598)，而东汉时的洛阳人口从董卓“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10](P2327)的情况来看，其数量亦是相当之多。正如倪根金先生所说：“数量众多、规模巨大、人口密集的城市大量出现就使得城市环境问题更加突”[13](P04-05)，而城市环境问题的突出就会使生态环境更加恶化，破坏生态平衡。

(四)战乱腐败的影响

汉代战争、腐败问题也会加剧河南地域的水旱灾情。大规模的战争造成了人口大量死亡和生产力的破坏，生存环境更加恶劣。此外，战乱也会削弱国家救灾的力量，致使水旱灾情更加严重；吏治的腐败也会加剧水旱灾情，如：“京师及郡国十雨水……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乡吏因公生奸，为百姓所患苦者……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相半”[10](P227)。吏治腐败，官员阳奉阴违，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更加剧了水旱灾情。

三、汉代河南地域水旱灾的社会影响

汉代时期，河南地域频发的水旱灾引发严重后果，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一)导致人口伤亡

汉代河南地域水旱灾的频发，所产生最直接后果便是人口大量伤亡。地皇四年(公元23年)，刘秀率兵与王莽军队在昆阳交战时，“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10](P08)，大风暴雨导致滍水溢出进而淹死“万数”的士兵，可谓惨烈；在光武帝建武七年(31年)时，“雒水盛，溢至津城门，帝自行水，弘农都尉治折为水所漂杀，民溺，伤稼，坏庐舍”[10](P3306)；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京师及郡国二十七雨水、大风，杀人”[10](P236)；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是夏，洛阳暴水，杀千余人 ”[10](P1049)等等，汉代频发的水旱灾，致河南地域人口重大伤亡。

(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汉代河南地域水旱灾大规模频发，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秋天，“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余家，汝水流八百余家”[12](P1346)；八年(公元前180年)夏，“南阳沔水流万余家”，使许多人家受淹[12](P1346)；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8年)，“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12](P1688)；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河南新城山水虣出，突坏民田，坏处泉水出，深三丈”[10](P3309)；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六月，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东观记》曰：“雹大如芋魁、鸡子，风拔树发屋”[10](P3269)。大规模频发的水旱灾沉重打击了河南地域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三)引发社会动荡

汉代河南地域是全国人口聚集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重心，大规模频发的水旱灾，诱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不利于社会稳定。水旱灾对小农经济具有很大破坏性，“轻则农作物减产少收，重则颗粒无获，民失所食，谷价腾升，从而导致饥荒”[14]。频发的水旱灾破坏庄稼的记载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如光武帝建武七年(公元31年)，“雒水盛，……伤稼，坏庐舍”[10](P3306)；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雒阳暴雨，坏民庐舍，压杀人，伤害禾稼”[10](P3269)，甚至出现了“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12](p1142)的惨景。因河南地域严重的水旱灾，导致食粮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继而产生流民问题，而流民问题会引发更严峻的社会动荡，时人已认识到这个问题，“民人流散，盗贼将生”[12](P1689)。王莽后来也认为百姓是“惟贫困饥寒”才“犯法为非，大者群盗，小者偷穴”[12](P4171)，不利于社会稳定。汉代河南地域频发的水旱灾还易引发瘟疫，杨丽在《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瘟疫研究》一文中指出，永元六年(公元94)的瘟疫，是因当年‘秋七月，京师旱’引起的。安帝初年的瘟疫，是因该年正月，司隶、兖、豫、徐、冀、并“六州大水”引发的”[15](P126)，而瘟疫的爆发会产生更多的破坏，从而引发社会的动荡。

综上所述，汉代河南地域大规模频发的水旱灾，根源在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剧烈的变化、生态环境的破坏、战乱腐败的影响等，并表现出鲜明的时间、季节、空间分布的特点，它不仅对河南地域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还对汉朝的经济、政治、社会等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