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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写的音乐家

2019-03-10李定国

上海采风月刊 2019年1期
关键词:钢琴音乐

李定国

(一)

新年伊始,我应上海电视台的名牌栏目《上海故事》之邀,策划参与拍摄了纪录片《难忘的上海歌声》。为此,我又重新来到音乐巨匠贺绿汀的故居,并采访了他的女儿贺元元,许多如烟的往事仿佛又在眼前。

作为音乐制作人,我能成为一代音乐大家贺绿汀老人的忘年交,是人生一大幸事。当年,我和胞弟李建国及同道们共同策划、组织、举办的《世界名曲大汇唱》《中国名曲大汇唱》《三军歌唱家音乐会》《著名歌唱家音乐会》等一系列重大的音乐活动,都是在贺老的直接指导、关心和帮助下,才得以实现的。

记得《中国名曲大汇唱》演出前夕,四十几位歌唱家齐聚沪上,但就在此时,出现了人为干扰,公演甚至可能夭折。万般无奈之下,我去贺老家求援。贺老知道缘由后,十分气愤,并说:“这么好的、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活动,是一定要办好的。”正因为贺老的出面干预,此次演出才逢凶化吉,成为上海乐坛乃至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大盛事。

贺老的晚年,我是他泰安路寓所中的常客。因家父李佐华与贺老交往甚笃,他待我如同亲人。我甚至不需预约、通报,能随时登门造访。而我每次到访,贺老总要亲自为我倒水沏茶,还常让我分享他的点心,如遇饭点,也定会留我就餐,这些都使我这个小人物诚惶诚恐。和贺老相处久了,他崇高的人品和艺德,深深感染和影響着我。在他身上,总能感受到无限的温暖,更能汲取到无穷的力量。贺老对音乐的许多醍醐灌顶般的见解和教诲,是我策划、组织音乐活动的基调,更是我音乐写作永远追求的方向和境界。

贺老的生活很简朴,三餐以稀饭、面条为主,佐以鱼和蔬菜,有时也会尝尝家乡带来的腊肉。他的点心更简单,不是白煮蛋,就是面包片蘸着花生酱。贺老年事已高,衣着都以轻暖为主,内衣经常缝缝补补。而贺老却把工资的很大部分以及音乐创作的稿酬和香港百代唱片公司汇来的版税,全部用在了家乡的筑路、架电线、办学校、支援当地贫困乡邻等公益上。贺老虽然住在国家分配给他的一幢小洋楼里,但有一年的盛夏,酷暑难熬,贺老的两个女儿自掏腰包,赶紧给他的书房安装上空调,这才使他安然度过此夏。

(二)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贺老生前捐赠的《游击队歌》手稿,首次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展出。那几页已泛黄的乐谱,仿佛在默默叙述着这位音乐巨匠波澜壮阔的辉煌人生。

在长达近七十年的音乐创作中,德高望重的人民音乐家贺绿汀始终“替时代高歌,为人民呐喊”,并留下了《牧童短笛》《游击队歌》《森吉德玛》《晚会》等一大批各个时期不同题材、样式和风格的传世佳作。主持上海音乐学院工作期间,他又把学校打造成世界一流的音乐学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顶尖的音乐人才。“文革”时期,面对“四人帮”的淫威,贺老更是表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节操,堪称学界楷模。

“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在上海的音乐和电影圈已大名鼎鼎的贺绿汀,放弃优越的生活,毅然加入上海抗日救亡演剧队,用音乐、文艺的形式,唤醒、鼓舞国人抗日救亡。贺老的第一首抗日救亡歌曲,就是将塞克作词的《全面抗战》谱成大合唱。此歌在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三镇引起了轰动,到处传唱。

演剧一队从上海一路辗转演出,来到晋察冀边区。沿途,贺老目睹了中国军民浴血抗敌的悲壮场面,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英勇气概。当年,贺老在参加广州起义时,曾写过一首《暴动歌》影响甚广,此时他更想写一首人民军队抗击日寇的作品。

酝酿、构思这部未来的作品期间,这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寝食难安。贺老当年参加各种战斗的画面和此行的所见所闻,不断在脑海中闪回、定格。好多天,贺老绞尽脑汁,彻夜不眠,沉浸在创作之中。一日深夜,贺老突然灵感出现:枪声和人影正幻化成旋律和节奏,一连串的音符喷涌而出,成为抑扬顿挫的乐句。贺老自己也仿佛与神枪手一起,进入密密的树林和高高的山岗……作品的音乐形象,跃然纸上。流淌在贺老心底的《游击队歌》词曲,就这样一气呵成。

《游击队歌》的曲调工整无瑕。无论其乐句的音韵,还是歌词的平仄,抑或节奏的变化和调性的对比,甚至整首作品的起承转合,都是那样的自然、流畅,没有一点矫揉造作、刻意而为的痕迹,显示其炉火纯青的作曲功力。在轻快、愉悦又刚毅的旋律中,充分体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能如此完美的结合,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游击队歌》的首演,是在山西临汾刘庄的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贺老亲自指挥演剧一队的演员,纵情高唱。那时而舒缓、时而激昂的歌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八路军高级将领。朱总司令听后,连连赞扬:“写得好,写得好。”

因为通俗易唱,《游击队歌》很快就在人民军队中广为传唱。后来,贺绿汀又谱写了《嘉陵江上》《垦春泥》《中华儿女》等一批抗日救亡歌曲。

(三)

1903年7月20日,一代音乐巨匠贺绿汀,降生在湖南邵阳东乡马王塘的一个祖辈务农之家。父亲贺生春请人给其起个大名:贺楷,号:抱真。但很多年后,已到上海国立音专求学的贺楷,目睹了外面风云变幻的世界,断然给自己改了个新名字:贺绿汀,希冀祖国能成为和平安详的“绿洲”。

贺绿汀在中国乐坛的崛起,缘于他创作的钢琴曲《牧童短笛》。1934年5月,俄籍钢琴大师齐尔品,委托上海国立音专的校长萧友梅,出面举办一次有奖“征求有中国风味之钢琴曲”的活动,要求“来稿者必须是中国人”“需有中国风味”“曲体不限、作法不论”,但“长度不得超过五分钟”的钢琴小品。

贺老得知这一消息后,觉得这是一个能展现自己音乐才华和抱负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心绪久久难平。贺老最熟悉也最难忘的生活,莫过于他年少时在家乡村野牧牛的悠闲时光,这也成了他此次创作的题材。进入状态后的贺老,无论眼帘还是脑海,全是挥之不去的诗情画意般的田园风光,而胸中涌动、升腾着的,则是那空灵飘逸的隽永旋律……

那时,贺老借住在襄阳南路84号一家裁缝铺的三层阁上。此屋矮小且不透风,夏日热得没法进去,更不可能放架钢琴来试奏作品的效果了。因此,贺老只得一大早趁太阳还未出来,就从晒台爬到瓦面上写作。就这样,经过多日的断断续续,一首清新脱俗、卓而不群的钢琴曲,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完成了。经过反复斟酌,才把新作定名為《牧童短笛》。几天后,贺老又陆续创作了钢琴小品《摇篮曲》和《思往日》,用这三首曲子去应征。最终,贺老的《牧童短笛》一举夺魁,他的《摇篮曲》也获名誉二奖。

获奖后的贺老,用二百大洋的奖金,买了一架“精艺牌”钢琴。从此,这架钢琴成了他音乐生涯的伙伴。如今,钢琴已捐赠给了贺老的安息地“福寿园”,在那里永远地陪伴着他。

《牧童短笛》的成功,也开创了中国音乐创作“洋为中用”的先河,奠定了贺绿汀在中国乐坛的地位。当年他翻译普劳特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一书,原本已被商务印书馆打入冷宫。但就在贺老获奖见报几天后,对方突然通知贺老:译稿已通过审阅,即将付印,而且还给予世界名著的规格。不久,齐尔品带着《牧童短笛》去世界各地巡演,当地的媒体对此作好评如潮,于是它的乐谱也在各国出版。

(四)

1932年春,聂耳随明月歌舞团去武汉公演时,邂逅了正在那里休学当音乐教员的贺绿汀。两人初识,便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从此结下莫逆之交。

翌年初秋,贺绿汀重返音专学习,在上海与聂耳重逢。此时,聂耳在上海电影圈已声名显赫,作品等身。但这位无师自通的年轻人,并不满足。他一直想找一位专业老师,系统地学习作曲理论。因此,贺绿汀热心地为他介绍音专的白俄教授阿富夏洛穆夫,教他作曲技法和钢琴。就这样,每周一课,聂耳从不缺席,一直坚持到离开上海东渡日本为止。

1933年的深秋,聂耳得知贺绿汀因经济拮据而准备辍学回家的消息,急邀他来家长谈……

聂耳把原本已列入自己创作计划的两部影片《船家女》和《马路天使》,请贺绿汀来作曲配乐。这样既解决了他的经济来源,得以在音专继续学业,又能使他开辟一条新的音乐创作之路。那时的默片已过渡到有声电影,音乐已成为影片的重要部分。聂耳为电影《桃李劫》和《大路》所配插曲《毕业歌》和《开路先锋》已传遍了北国南疆,正在唤醒亿万中国军民的斗志和激情。贺绿汀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便欣然接受聂耳的盛邀和他的一片良苦用心。

贺绿汀谱曲的《马路天使》一炮打响。影片中的两首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在街头巷尾,妇孺皆唱。影片也成就了第一次担纲女主角、日后成为一代影后的“金嗓子”周璇。极具天赋的周璇,在贺绿汀悉心点拔和谆谆教诲下,对歌唱的技巧、音乐的理解和作品的把握,有了质的飞跃。为此,周璇对贺老一直心存感恩。在以后的几年间,贺绿汀又陆续为《十字街头》等二十多部进步影片谱曲,社会影响广泛。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绿汀风尘仆仆地从华北解放区赶到阔别多年的故地上海,接管曾经的母校上海国立音专,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正值创作高峰期的贺老,从此把所有的工作重心完全转向学校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之中。

贺老到来时的上音已是一派萧瑟,教师队伍良莠不齐,总共不足20位,在校的学生几乎跑光,连教学必用的钢琴也仅存22架,而且其中有些已不能弹奏。为了尽快地收拾这副烂摊子,早日把这座百废待兴的昔日名校打造成世界一流的现代化音乐学府,贺老身先士卒、呕心沥血。他甫上任就旋即在海内外不拘一格地广泛招贤纳士,还不断地在上海本地的报刊上求购旧钢琴及学校教学必须的教材。

在贺老的不懈努力和带领下,新上音的教学已循序渐进,各种教学器材也基本完备。钢琴一下猛增到150架,贺老还亲自挂帅,组织编写了一批新教材……

但为了上音更美好的明天,在贺老不遗余力地呼吁和奔波下,学校二次搬迁。起初由狭小简陋的江湾旧址,搬入新建造的漕河泾校区(今上师大东部校区)。虽然新校舍的硬件和师生的工作、学习及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极大的改观,但新校地处近郊,那时的交通和通讯还很不发达,晚上没有公交车往返学校,而上音作为艺术院校,师生经常要去市中心的剧场举办或聆听各类音乐会,参加许多学术交流,这就成了新的问题和矛盾。

为此,贺老多次向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面陈上音发展的新瓶颈。一向重视教育和文艺的陈毅市长,在亲自调研后决定,在他任期内一定要把上音校舍置换到市中心。1957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即将离任赴京任职的陈毅市长,亲自陪同贺老驱车去为上音寻觅合适的新址。几经勘察、对比和平衡后,贺老最终选定了汾阳路上的一家外国人俱乐部,也是今天上音大院的所在地。

在贺老先进的办学理念指导下,上音先后设立了附中、附小,体现了现代音乐教学的合理和科学性,还在学校设立了原本没有的民乐系,并在声乐和作曲系中分设民族教研室。贺老在学术和教学上,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洋为中用”,用人则更注重:任人唯贤、人尽其才、唯才是举。在贺老的引领下,那时的上音,可谓人才济济、人才辈出又硕果累累,呈现一派和谐蓬勃向上的景象。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有位上海盲人青年王叔培报考上音钢琴系。这在常人看来无疑是天方夜谭式的荒唐和不可思议。不料贺绿汀得知这一情况后,竟破例亲自主考。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试,由贺绿汀拍板,王叔培竟奇迹般地被破格录取。在其五年寒窗生涯中,贺绿汀是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不仅请专人为王叔培单独编写钢琴盲谱,另派钢琴专家为他开小灶,还托人专门照顾他的生活,并经常给他精神上的鼓励。面对贺老如此的厚爱,王叔培更加倍地刻苦努力,以优于常人的成绩毕业。最终,还是由贺老点将,将其留校任教。由此可见,贺老对培养人才的渴望。像王叔培这样的事例,在国内外都是绝无仅有的。上影厂曾以王叔培为故事原型,拍摄了一部影片《石榴花》,影响甚广。

1958年,贺老为了促进中国民族声乐更好地发展,他委托王品素教授挂帅,率先在上音开办民族声乐班,在全国范围的少数民族青年中遴选歌唱好苗子。经过几轮严格的筛选,二十多名各族青年脱颖而出,他们中的才旦卓玛、何纪光、傅祖光、古兰、高娃等,都成为中国的民歌大家。

“洋为中用”是贺老一生音乐创作和办校的理念。他一贯重视中国民族音乐的挖掘、传承和发展,并一直告诫上音师生:民族民间音乐,是我们音乐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为此,贺老请来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曲艺大家、戏曲流派的创始人等来上音执教兼课,让他们破天荒地登堂入室,而上音的学生又能最大限度地接触、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有时,贺老还亲自上讲台,教学生唱民歌,并明确规定:所有上音学生必修民族民间音乐课,这样能弥补生活在都市中学生的艺术和知识盲点,更拓宽他们创作的视野。

三年困难时期,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为了更好地建设新疆,发展新疆的音乐文化,向老友贺绿汀求援,希望能有音乐学院的学生去那里工作。贺绿汀也一直认为:我们的音乐应该为祖国的建设和人民服务。当他动员学生,并把新疆招人的海报在校园张贴后,许多热血青年学子积极报名响应,其中有19位上音附中即将毕业的学生奔赴新疆。虽然以后的局势风云变幻,但贺老对这批学生一直关注、牵挂着。当他晚年见到其中的几位学生,学生们向他讲述他们多舛的命运和跌宕的故事,贺绿汀激动得潸然泪下……

1963年的春夏之交,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音乐评论集《克罗士先生》,当时炙手可热的文艺评论家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的文章来抨击德彪西。由于姚文元對音乐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因此文中有不少处断章取义,通篇有失偏颇,有一定专业音乐知识的读者看后都颇觉可笑。贺老看到此文,旋即就打电话给《文汇报》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第二天,《文汇报》就派记者来贺老家。贺绿汀认为音乐出版社出版德彪西的书是存在不足之处,原因是没有掌握好批判吸收的精神,但德彪西是处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人物,他对当时陈腐、世俗的音乐创作和表演的各种框框条条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意见,是值得肯定的。由于德彪西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能用今天马列主义的标准来评判他。而且姚文元文中的许多话,大部分是歪曲了德彪西的原意。更搞笑的是,原本德彪西是用来反面讽刺的话,姚文元竟当作德彪西正面的艺术见解。对于外国音乐作品和新书,我们应该多介绍,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增强我们的学识,现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做得多了,而是太少,现在刚出一本新书,还没看明白就劈头盖脸地一棍子打下去,实在不该,而且此风不可长。

为了来访的记者更了解他的本意,贺绿汀又解释说:我不是要为德彪西辩护,而是要维护《文汇报》的影响和中国音乐人的尊严,否则国外的同行会认为中国的音乐家和评论家是那么的肤浅。临别时,那位《文汇报》记者就邀请贺老把刚才的那通谈话,写成一篇文章给《文汇报》刊用。贺绿汀不假思索地应允了,一个星期后,贺绿汀通知报社把他写的文章取走,文章的标题是《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但文章没用贺绿汀的真名,而是取了个“山谷”的化名。文章三个多星期后才刊出。四天后,《文汇报》又召开了有关德彪西音乐的座谈会。打那后,不断有文章来批评、攻击贺绿汀一文。

正是贺绿汀的这篇文章惹下了大祸。“文革”中,姚文元成为权倾一时的新贵,而贺绿汀则饱受折磨凌辱、九死一生。但他一身正气、铁骨铮铮、从不屈服,表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气节。

贺老劫后余生、重见天日后,以更大的激情,继续谱写不朽的旋律。在其生命最后的岁月,他仍一直致力于整理自己过去的理论、学术著作,并对一些管弦乐作品总谱进行修改,准备重新结集出版。

1998年寒冬,贺老因年高体弱,只能在华东医院度过。原本准备来年开春回家,但病情忽然开始恶化,最后不省人事。有一天,贺老突然睁开眼问陪伴在旁的小女儿贺元元:“是谁在唱《四季歌》《天涯歌女》?”这是贺老弥留之际最后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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