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琪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学分析

王雪琪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河南 巩义 451200）

“五四”白话文运动起源于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化，摒弃旧文学，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对语言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本文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中对文言文的误解进行分析，并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学考辨进行探讨。

“五四”；白话文运动；语言学

“五四”白话文运动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用白话文作各类文章，将白话文作为通用书面语。“五四”白话文运动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推动着我国语言学的变革。

一、“五四”白话文运动对文言文的误解

1.言文一致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文言文十分落后，主张对其进行变革。他们认为文言文会对人们的启蒙教育形成阻碍，所以中国才会有大量的文盲。“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传播新文化，但文盲太多会对新文化的传播形成很大的阻碍。言文一致说是建立在语言中心论基础之上的，这种观点认为文字附属于口语，应保持文字与口语的一致性。比如，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中，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会比中国发展得更好，是因为其文字与语言具有一致性，在语言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黄遵宪所谈及的文字并不是中国表意的汉字，而是西方表音的文字，将其与汉字进行比较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我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金文，这些文字的出现与口语并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当时人们为方便“结绳记事”而发明的。白话文最开始出现在唐代，其与文言文处于平衡互补的状态，文言文最显著的特点是精简，而白话文则比较生活化，富有时代性。文言文与口语之间的不一致，是从西方语言特点来看的，并不适用于汉语改革。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后，白话文也没有真正的口语化，而是形成一种语言混合体。

2.文言死文字

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许多运动发起人全盘否定文言文，他们认为文言文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书写系统，应该随着旧时代的远去而被抛弃。比如，胡适曾在自己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认为，文言文很“死”，白话文则很“活”，用前者不如用后者。但实际上，文言文是一脉相承的，是在我国本土中发展起来的文字，其与语体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拉丁文、希腊文等，则属于全死的文字，我国的文言文与这些国家的文字是有区别的。每个国家的语言文字都有自己的特征，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所以，吸收其他国家语言文字中的精华，摒弃本国语言文字中的糟粕，本身是一种非常正确的行为。但是，通过一味否定文言文去推崇白话文也不可取。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学考辨

1.关于语言的中心主义

有语言学家认为文字只有两种体系，一种是表意体系，一种是表音体系，汉字就是表意体系中最典范的例子。

（1）西方语言中的声音中心主义

西方语言学家在对语言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基本没有涉及到汉字，主要对表音体系进行研究，且所研究的表音体系是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比如，黑格尔认为，语言发展规律与历史发展规律是相同的，都是从低到高。德语、拼音文字等的出现，都是为了对声音进行记录，所以在黑格尔眼中，语言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文字形式。汉字属于表意体系，为非拼音式语言，其不具备较为适当的“正音发展之手段”，所以不能像西方文字那样将个人的声音表现出来，不能将口头语言直接呈现出来，只能通过相关的符号将观念本身再现。因此，黑格尔认为汉语发育不全，能呈现书面表达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从本质上看，无论是西方的思想、哲学，还是西方的文学和艺术等，其语言基础都是以声音为核心的，即都体现着声音中心主义。

（2）汉语中的文字中心主义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汉语都在一个十分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并没有经历过外来先进文明的挑战，所以在汉语发展过程中也未曾进行自我审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接受过西方教育，当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时，由于汉语所承载的思想和文明都比较落后，所以即使汉语中的优点也被视为缺点，认为汉语不具有可取之处。于是，汉语便自我消融到西方语言中。但是，有的西方语言学家虽然对汉语持轻视态度，也将表意体系作为两大文字体系之一，而表意体系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汉字。比如，有些西方学者对汉字、西方文字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两者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汉字并不受“声音中心主义”的支配。汉语也并非黑格尔所说的发育不全，其有着自身的优点。如果将西方语言看做是以声音为中心的，那么汉语则是以文字为中心的。即西方语言可能有两种本位，一是言本位，二是音本位；而汉语也有两种本位，一是文本位，二是字本位。“五四”白话文运动就是从文字中心主义到声音中心主义的转变。

2.语言的不同属性

（1）工具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研究者认为语言只具有工具性。“五四”白话文运动也认为白话文只具有工具性特点，认为文言文不是适用的工具，而认为白话文十分合用，所以要将文言文这一不适用的工具弃掉，只使用合用的白话工具。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废止文言文，因为文言文在代表思想的时候不是那么方便。同时，提倡使用国语，因为国语在代表思想的时候则十分方便。所以，从本质上来看，“工具论”认为思想与语言之间存在二元对立关系，思想先于用语言，有的思想可以脱离语言而存在，有的语言也可以脱离思想而存在。思想有具体的内容，而语言是一种形式，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对思想进行革命，能够实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文字则是传达新思想的重要工具。认为语言只具有工具性特点，那必然会形成语言与思想脱离、与文化脱离、与民族和历史脱离的结果，因为语言具有思想本体性。

（2）思想本体性

之所以会出现“工具论”，是因为在“五四”白话文运动期间，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在语言认识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实施过程中，就有人开始意识到语言不只具有工具性。比如，从陈独秀的观点来看，文言文承载不了新的事物和道理，文言文中还存在着许多腐毒思想。周作人也认为，其之所以会反对文言文，是因为在文言文中存在许多荒谬的思想，会危害读者。陈独秀和周作人认为文言文比白话文落后，不仅体现在其作为工具方面的落后，还体现在文言文所承载的思想太过于腐朽，这就说明语言具有思想本体性特征。

3.不同类型的语言

文言文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本身显得十分老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五四”白话文运动期间，有许多新的思想和见解涌现出来，这些新的思想、见解急需要得到表达，这就为白话文创造了很重要的发展平台，将文言文逼向没落的深渊，白话文因此而取得胜利，并出现不同类型的语言。

（1）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

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世俗语言，一种是诗歌语言，前者包括口头语言和除后者以外的语言。世俗语言即日常语言，其主要功能是工具，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在对日常语言进行使用的过程中，要遵守相应的规则，会被语法所限制。书面语言被周作人称为“文章语”，他认为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国语，但可以有口语和文章语两种语体。口语是在普通说话的时候使用，文章语则是在写文章的时候才使用，但文章语要以口语为基础，在用字方面会比口语更加丰富，在组织方面也会更加精密，主要用于对比较复杂的思想感情进行表达，口语不具有这些方面的能力。比如，口语与书面语在语体方面就不同，所以在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会不同。说话为口语，即使将其记录下来也不代表其就是书面语，书面语无论是在用字上，还是在组织上，要求都会更高。但“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的胡适却没有对两者加以区别，认为“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会降低书面文章的质量。

（2）诗歌语

诗歌语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同，不需要绝对的服从外在结构和法则，更注重对精神能量的体现。比如，语言学家认为，在语言最开始形成的时候，所有事物的生命都被认为是神关注的，所以语言具有神性。而在对每一种事物进行命名时，更需要丰富的想象能力，相比之下对推理能力的要求就不那么高，这时候的语言又具有诗性。但是，在对语言进行使用的过程中，神性逐渐被疏离，赋予其更多的逻辑性，使得语言成为人们日常交际中用的工具，诗性也逐渐被隐藏。怎样才能使消失的诗性再次出现呢，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认为，采用文学中的“陌生化”原则，能够使语言的诗性呈现出来。也就是说，要赋予日常语言艺术性，增加语言形式的复杂度，这样就能达到增加感觉难度和时间长度的目的。因此，诗歌语言是一种让人比较难懂的语言，又是一种比较晦涩的语言，在这类语言中还会充满障碍。然而，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诗歌的魅力却荡然无存，成为与日常语言并没有多大区别的语言。

综上所述，“五四”白话文运动中对文言文存在一些误解，声音中心主义与文字中心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而白话文运动就是后者向前者的转变，并开始体现出语言的不同属性，不同的语言类型在白话文运动中也受到曲解，使得语言学的发展在当时有些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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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01

王雪琪（1985—），女，河南鹿邑人，郑州成功财经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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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4564（2019）02-005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