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君

张爱玲与李碧华小说爱情、生命观之比较

徐宝君

(延边大学，吉林 延吉 133002)

张爱玲与李碧华同为20世纪影响颇大的言情女作家。在这两位女作家的作品中，女性主义思想和态度常以爱情观与生命观的形式展现，因而对二人作品中的爱情观、生命观进行研讨是探索其思想价值的必要之举，而在此基础上的对比则更可以于幽微处发现两位才女在各自的女性主义思考中独到的一面。

张爱玲；李碧华；爱情观；生命观；女性主义

作为活跃于20世纪的女性主义作家，张爱玲与李碧华无论从人格魅力或是艺术影响力上都几可等观，加之身为后辈的李碧华曾在一段关于张爱玲的评价中充分体现了对张的深刻理解与格外推重，于是更多人愿意将二人对举而谈。

正如李碧华所言“写小说的谁没看过她（张爱玲）？看完了少不免忍不住模仿一下”，她与张爱玲之间的继承关系是毫无疑问的。在艺术风格上，瑰奇绚烂的想象是二人共有的突出特征，但张好用一种陌生化的语言方式造出反差，刻意在作品与作者的冷眼间留出一段距离；李则喜欢趁热打铁，在这些本已奇得罕见的想象上再设传奇，用一系列奇思、奇人、奇景、奇事来把故事布置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也正因此，虽然同写爱情，由张写出便是“浮情”，而由李写出则要称作“奇情”。可以说，张爱玲懂生命、懂爱情，却以旁观者的角度冷冷道出，所以显得苍凉；而李碧华懂生命、懂爱情，却以最激烈的形式将之统统呈现然后狠狠毁灭，于是显得浓丽。而这些对生命、爱情同样通透的感悟与见解，就是造成两位才女似异而同的关键，二人最为精华的思想价值——女性意识，也贯穿在其中。

一、张爱玲与李碧华小说中的爱情观比较

张爱玲与李碧华的爱情观都是以女性主义思考为基础而形成的爱情观，她们以女性的身份自我审视、借女性的角色发挥展现，在发现女性自身理想的爱情与包括父权、男权、物质世界等在内的客观现实的冲突后痛定而思，最终形成了这种女性特色的爱情观。

1.由女性角色体现的爱情观

俗世中的爱恋往往是场悲剧，这是张爱玲与李碧华的共识，于是其言情作品中的女性也自然而然成为了悲剧化的角色，无论她们有多美、也无论她们多高傲。然而在这种悲剧的安排中，两人却呈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思路。

张爱玲笔下的悲剧女性角色是在特定时代与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在她的小说当中，无论《沉香屑》还是《金锁记》、无论《连环套》还是《倾城之恋》，作为主角的女性最终都会用无比现实的价值观杀死真正单纯的爱情。她们在现实层面追求对婚姻的依靠、在精神层面追求对金钱的依靠，慢慢地她们已不愿再用最初纯粹的爱去左右行为，于是一个个或化为了行尸走肉、或沾沾自喜于虚妄浮华的结局，成为了一副“去爱化”了的躯壳。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就是这样地在“去爱”之后“消亡”，即便她们还活着；而李碧华笔下的女性则是在爱情中“复苏”，即便她们选择了死亡的形式。在她的作品当中，无论出身卑微还是背负千古骂名，女人甚至不是女人的女妖、女神，都在追求纯粹的、自由的真爱。当找到了，她们便轰轰烈烈地去爱；当发现理想中的爱遭受了玷污，则以死相抗，即便在死后也会上天入地地继续爱的找寻。

2.由男性角色体现的爱情观

作品中的男性角色是张、李二人寄托女性主义思考的另一个载体，他们就像镜子，在对面将其爱人身上女性精神映照得更加清晰，然后在她们转身离开时连影子都不留地与她们合在一处，完成了对作者思想完整、立体的表达。

男性角色在二人笔下是不同的，这归根结底是由于作者生活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张爱玲生活在物质文明刚刚爆炸的上海，使男性这一传统社会的主干群体变得孤单而浮躁，他们将精力更多用在对社会定位的寻求与狐疑上，很少专心去爱。而李碧华则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的香港，完全的殖民以及资本发展的基本稳定使得物质文明的秩序在那里早已成形，男女都找到了各自的定位，习惯了在钱影下的麻木。因此李碧华常将故事的背景放回时空的另一端，借遥远的古人来演绎理想和怀念中的纯真爱恋。故事中的男性无论段小楼一样的硬汉、还是十二少一样的美男，虽然仍然有着种种现实和人性的无奈，却是真正需要爱情、愿意去爱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女子寻求“爱情”的对象。在这当中或许有思想的沿用与借鉴，但不可否认地，两位女作家都在各自的作品中以丰满的人物和精彩的情节极为出色地演绎了这样一则心理现实，表明了明显的女性主义立场。

二、张爱玲与李碧华小说中的生命观比较

在女性的意识世界中，爱情是生命的主体，因而对包括张爱玲、李碧华在内的女性作家的生命观的探寻也仍离不开对其爱情叙写的分析。作者将心目中爱情的真相通过精心设计的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呈现而出，是显性的思考，属于爱情观。而在选择如此安排爱情时的思考则与其生命观断难分开，这是一种隐性的思考，这种“所以然”的部分便是生命观的作用结果，因此情节安排背后的审视之眼和言谈之心便是挖掘女性文学作家生命观的理想切入点。

1.对待“传奇”的态度

张爱玲将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传奇》，但所记所写却无非是都市男女的痴愁爱恨，不同于寻常意义的传奇故事——这是就内容而言。在艺术表现上，她也没有采用叙写传奇的写作习惯，而是无比冷静地、轻描淡写地记述着一切，仿佛这些故事只是一些家常的琐事，说的是再常见不过的爱情。而李碧华则不然，她笔下的故事或寻爱、或复仇、或是惊世奇缘、或是不伦之恋，无一脱得开“传奇”两字。这还不够，她还专爱写传奇的古人（如潘金莲）、传奇的妖精（如青蛇）、传奇的职业（如戏子），让他们上天下地、死去活来，展现理想中最特别的爱情。

张爱玲之所以如此写，是因为她的现实。她不信轮回、不信奇缘，也不相信才子佳人的情比金坚。她认为所谓的爱在流行“去爱”的当时常是财欲、色欲的幌子，人间之爱也不过是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她清楚什么是爱，自然也便看透了这些行为的本质，于是她跳出这些痴缠的圈，在圈外冷静地记下这些女子由有爱的女人到去爱的“活死人”的过程，每写一笔都是一层心冷——一切悲剧的传奇都是人的自作自受。而李碧华则是一个浪漫的作家，当对现实世界的男女关系感到失望，就用极端瑰奇的想象描绘理想中爱的样子、展现主观与现实的矛盾、痛斥背叛爱情的男女。唯有传奇性的构思才能撑得起理想的恢宏、也唯有传奇性的手法才能诉得动山洪一般的情绪。冷静对热烈、现实对浪漫，体现的正是张爱玲与李碧华生命观的倾向差别。

2.对待角色的态度

在二人的作品中，这种态度最为明显的体现是在为人物安排的结尾。张爱玲是位矜持的作家，无论角色的经历被她安排得多么悲惨波折，她始终控制着自己不露一丝悲喜、不置一句说辞，但有两点态度的倾向我们却不能故作不见：其一，她的结尾时常透出难以名状的苍凉，却不好将人写死，无论沦为交际花的葛薇龙还是化为黄金奴的曹七巧虽然下场悲哀却终究没有死去，只有王佳芝这样的少数角色才被安排了死亡的结局。其二，对于通过各种方式自作自受的角色，她总会在结尾的时候通过隐晦的语气对之抱以原谅，即便令人发指如曹七巧。

而李碧华则往往将激烈坚持到底，一个个苛刻求爱的女子在对现实爱情的失望后或选择死亡（如单玉莲）、或黯然离去（如如花）、或继续轮回（如朱莉莉）。结尾之于她永远是惊人的，她总是要用这最后的一笔点睛达到让人撕心裂肺的目的，将对待爱情最纯粹的态度呈给人看。因此平淡慈悲的是张爱玲、惊人烈性的是李碧华。

3.对待畸恋的态度

畸恋就是非常态的恋情，对多种主流范畴外的恋情的关注，首先标志着作家更加具体的生命意识和更加多元的生命认知的形成。而在女性作家而言，畸恋者非主流的处境使之与出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有诸般共通，因而对待笔下畸恋者的态度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女性意识方面的思考。

猫一样细腻敏锐的张爱玲自然不会疏于对畸恋的关注，因此其笔下出现了形形色色边缘古怪的畸恋现象，如《心经》中恋父的许小寒、《年轻的时候》中自恋的潘汝良等。而李碧华则更进一步，涉足了更为禁忌的领域——同性恋话题，并将之写成了长篇小说《霸王别姬》。书中的程蝶衣自小便抹杀了正常的性别认知，当终于将一句“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不假思索地道出，他爱上了师兄段小楼。从此师兄唱戏他配唱、师兄有难他出手、师兄恋爱他发狂、师兄背叛他自尽，当真是在戏一样的人间“疯魔”着走出了一道血色。这样一个人物的成功塑造，表示李碧华对生命的思考更进了一步，非正常的世界观和性取向都被她纳入到了探究范围当中。张、李二人对于畸恋的这种关注意识，既是更广阔生命视域的展示、也是更开放、更自由的女性意识的体现。

三、结语

综上可知，张爱玲与李碧华之间的渊源甚为复杂，关系则可谓相反相成。她们在作品的外在表现上看似截然相反，雅俗同炉的魄力与手段却浑同一人；她们根本的女性主义思考意识却格外相似，却在爱情观与生命观方面各具个性，也许真的如同《易经》所讲的道理——统一到极端必有对立、对立到极端便生统一。

从爱情观来看，两者都是爱情幻想的参悟者，但张爱玲选择站在局外看那一幕幕的悲剧、李碧华则选择跳到局中见证开始时便已注定了结局的悲哀。对于女性角色，张爱玲一面冷冷刻画单纯以物质欲求为目的的悲剧主角、一面婉转表达对于哪怕有一刻照见本性的女子的支持；而久已因物质膨胀而陷入自性麻木的香港则让李碧华在厌倦中选择了逆反的姿态，一面安排至情至性的女子热烈地爱、一面又一个不饶地在结尾将其毁灭在爱情的残酷现实前。从生命观来看，张爱玲对传奇平淡处理、对角色时常宽容，看似慵懒实则慈悲；李碧华则喜好奇上加奇、爱恨奔放，对角色绝不吝惜同情的眼泪、对畸形爱恋又格外开明，实现了浓烈前卫的生命艺术。

然而我们还须认识到：爱情观与生命观虽被我们分开阐述，两者却是一体两面。这种现象不能完全归之于爱情观，它同时也是对生命观的体现。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爱情观与生命观在张、李二人的作品中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个似二实一的整体才是那副藏着她们女性主义精神这一思想的明珠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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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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