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汉 西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金庸在他的武侠世界中，塑造了一系列成长中的英雄与侠客，这种以男性为主导的创作模式，固然符合了一定的侠义审美规范，却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小说的思想内涵存在着缺陷。正像严家炎先生所说的那样：“金庸小说积淀着千百年来以男子为中心、女性处于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识，虽然作者自己也许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1]在金庸的诸多作品当中，都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第二性’即女性，是相对于男性而存在和定义的他者”[2]，尽管金庸已是饱受现代文明熏陶的作家，但作品中女性人物始终没有突破传统武侠小说中女性形象作为陪衬角色的桎梏，女性依然是服务于男性的成长，在男性中心的外围打转，无法占据叙述的核心，成为被言说的主体。然而我们却看到在这样一个氛围下的女性并没有因此失去自身的光彩，她们的存在被人们深深记住，成为了小说金庸武侠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亮点。

西方已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来阐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冲突与调和，然而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普适性却值得怀疑，尤其是对于具有极大差异的东西方而言。于是在当下的时代环境里，江晓原先生在《云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中提出了“奔女情结”这一概念，即“女子因爱慕男子而主动‘奔’就，这在中国古代久已有之，《礼记·内则》说‘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也承认‘本’所成就的婚姻为有效”，而且“有美女爱慕来奔，是古代中国文士一直心驰神往的大快事之一”。当然在相对开明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奔女故事也许会出现，一旦社会道德和礼教规范日益严格起来，奔女故事出现和被叙述的机会也就相对减少。“然而此时这种故事又转而成为深受礼教拘束的士大夫文人聊以自慰的白日梦(day dream)，当礼教把上层社会中的许多女性改造得日益古板乏味时，文士们在这类故事中呼唤着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这类故事在他们意识深处积淀成一种“奔女情结”：希望有美丽多情的勇敢女子替他们冲破礼教的罗网，主动送爱传情，投怀送抱”。[3]

正如徐岱所说：“金庸小说的独特在于其较一般武侠作品更为热闹，拥有一种生命的热烈”[4]，极强的生命观照意识是金庸小说中不变的价值标杆，也是其思想性得以维系的保障。在金庸的笔下，围绕着张无忌这个男性创造了四个性格各异的年轻女性，她们蔑视礼法，敢于表达自己的爱恨，在她们身上，有着“五四”时期的女性身上才有的精神气质和人格意识。在男权化的想象下，她们是自我婚恋的理想对象，然而他们性格中的复杂性却容易为人所忽视，作为一位追求思想性的作家金庸，故事中有没有自己的影子，在这些女子身上又赋予了什么样的社会内涵？寄托了哪些理想化的追求？结合“奔女情结”对金庸笔下的女性进行分析，不仅是对作家本人思想的一次有益探索，也是深刻理解小说内涵的一次积极尝试。

一、殷离：封建伦理束缚下的理想主义者

男权中心话语是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不断累积的结果，正是在社会环境的基础上才得以建构起来的，封建社会中传统的纲常伦理无时无刻不在塑造着其中生活于其中女性，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依托，男权主义才得以生根发芽。因此反对封建社会中的纲常伦理，其实也是对男权社会的积极抗争。小说中的四位女性中，殷离的成长道路最为坎坷，也是金庸小说中最具幻想特色的另类女子，她钟情于那个少年张无忌，并一直在寻觅着心爱的人的足迹，条件上已具有奔女的雏形。

殷离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可以说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如果从环境对于人的塑造角度来看，殷离心智发生转变的关键点正是从她妈妈的遭遇中她看到了女性在婚恋中完全的被动地位，真心的付出反而换来了男性的背叛和抛弃。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来说，她是无法接受的，故而才敢于起来反抗替母亲打抱不平“爹爹，你……你别杀妈妈，别杀妈妈！二娘是我杀的，你只管杀我好了，跟妈妈毫不相干……”。殷离的母亲可以说就是一个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她默认了男性中心主义这个社会现实并尽自己的力量去维护，试图以此摆脱作为“他者”的地位，可却在这个男权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正是有了殷离的母亲这一活生生的例子，在她的心目中才有了对男女关系的深刻认知，在她的理解中，男女之爱应该是专一的，从确定关系开始，两个人就应该是遵守着这个契约，彼此都不能违背，当然更容不得第三者的存在，而她的父亲在有了自己的母亲后，又和其他的女人想好并娶进了家门，无疑是不能原谅的，而当殷离喊出“你不是我爹爹，你是负心男儿，是大恶人”的时候，其实已经在表明了一种反叛和分裂的态度，要彻底地与父权抗争，表达出自己所代表的女儿身与作为男性的父亲之间的势不两立的姿态，而当她因不忿母亲受欺，杀死了父亲的爱妾时，这种决裂和分庭抗礼的激情与热血被推向了一个极点，而她也无法再回头，殷野王的追杀也正式拉开了这场男权和女权斗争的序幕。

殷离的反叛是在血和泪的融汇中激发出的抗争，然而身单力薄的她，根本无法应对来自父权社会的压力，更无法协调自己内心的挣扎与矛盾。她的反叛是一种生命的应激本能，充满着理想化的特征，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她在努力追求着自己心中的那个既定对象，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在精神自由的引导下呵护那份纯洁的爱，孤独而勇敢。

二、赵敏：官民殊途下的独立人格捍卫者

赵敏本是异族的女子，远离汉文化的影响区间，然而在这部小说中，金庸却把这样一个外邦女子塑造得有血有肉，可亲可感。然而我们如果只是关注其郡主的身份和她的任性调皮等外在的表现，无疑会忽视掉这个女性身上许多的光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赵敏和殷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表现在两者对张无忌深深的爱恋，也就是在“奔女情结”上达到了统一。然而赵敏和殷离在一定程度上又有着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对爱情的态度上，殷离在家庭悲剧的影响下，其心中的爱恋观可以说是已经有了异化的色彩，呈现出的是心灵扭曲后的独占和自私，为了达到自己的爱的目的，她可以选择默默承受忍气受屈。而赵敏对爱的理解则有着相对开明的态度，并且对男人尤其是自己喜欢的男人有着玩弄于股掌的野心，有着看在眼里明在心里的聪慧，故而她可以在张无忌面前侃侃而谈，在男人的江湖世界中自由游走，不受世俗的羁绊与负累。

其实赵敏自在绿柳山庄对张无忌一见倾心后，便开始了她的“奔女”生涯。她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追随着这个男人，却并没有委曲求全，赵敏身上散发出的人格独立的光辉，是殷离和小昭都无法比拟的，尽管她的内心爱恋着张无忌，然而她不是一味地宣称要服侍张无忌一辈子，并表示永远不离开这个男人，而总是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在张无忌的面前，当然这种恰当有时候是她自己精心设计的结果。最为直接的体现便是给张无忌黑玉断续膏，明明是她的人伤了张无忌的三师伯和六师叔，最后还要张无忌感谢她的给药之恩，并答应替她做三件事。一定程度上来讲，自张无忌答应了这三件事开始，男女双方的主从关系已经发生了逆转，可以说从此以后基本上都是赵敏在左右着两个人的情感发展。于是才有了张无忌拜堂成亲之时她的出现，并以此为要挟逼迫张无忌就范，从而阻止了张无忌和周芷若的结合。

赵敏的人格独立不仅仅体现在对爱的方式上，还体现在她追求自己的爱时的那种超越民族和世俗的态度上。在张无忌看来，汉蒙两族是处于对立的双方，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所以明教才会在各地起义反抗元朝的统治，而赵敏却以一种爱的深厚性超越了种族的界限，打通了男女之爱的种族壁垒。然而作为女儿的她，尽管可以置国家和民族于不顾，却无法摆脱来自父兄的钳制，父兄所代表的其实正是男权话语。后来在爹爹面前，她以匕首抵在自己的胸口并说出：“你不依我，女儿今日死在你的面前”时，她的决然态度达到了顶点，而汝阳王的那句“从此不能再是我女儿了”则是宣告了父权的失败。

赵敏思想的开放性使其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在爱恋的意义上实现了统一。而她在实现自己爱恋的圆满的过程中，独立和勇气无疑是不容忽视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气质，同时她也在以自己的实践诠释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压抑，但是父权的根系之广已经渗透在了脚下的土地，只有彻底地决裂，才能找到自己独立生存的空间，而她的决绝和毅力也为她争取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三、周芷若：师徒话语下性格裂变的孤独者

周芷若与其他三个女性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是最富争议和引人深思的女性形象。在她身上有着一种极强的割裂感，从最开始的单纯善良到后来的不露声色，深谙韬光养晦之道再到最后原形毕露，她的性情在不断变化，她的爱恋也在不断地发生扭曲和变质。渔家贫女出身的她，在江湖中和派系内又有着怎样的遭遇？何以会埋葬自己的善良，让自己一步步变得凶狠和残忍，终以悲剧收场？在自己的真情实意和师父的违背自己初衷的遗命中，她的自我意识被一步步消减，情感的内核逐渐被剥落，生命的存在成为了一具空壳，这种对于灵魂的蚕蚀的书写成为了周芷若人生最为悲情的部分。

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周芷若身上有金庸小说中女性的许多的共性，但更引人入胜的是她在金迷认可背景下的性格裂变”[5]，周芷若的人生以万安寺临危受命为转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但每个阶段她身上都有着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她的孤独来源于缺乏依靠的漂泊生活和社会立足的急切渴望，这种孤独的根源和她的无父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实孤独感就是从她父亲的离开为开端的。母亲亡故之后，她就和父亲在一起生活，后来父亲也死了，她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根支撑也倒下了，还是小女孩的她只能是对这个世界以及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惘无措，茫然和恐惧。后来灭绝师太再次成为这世界上唯一喜欢她看重她的人，也是她唯一的依靠。正是因为如此，她不能离开峨眉派，否则就会流离失所，她不能叛离师父，否则她就是背信弃义。于是她惟有对师父言听计从，与此同时也就内心中慢慢疏远了汉水之湄的那个纯真善良的渔家女孩，并且在光明顶上将倚天剑刺向了自己爱着的那个男人。

纵观周芷若生命轨迹中情感线的发展，这个在成长中缺失了父亲这一角色的女孩，一直在自卑的情绪中无法解脱，无论是在对张无忌的追求上，还是在成为了峨眉派的掌门人之后，她对自己都是充满了怀疑的，这从一个方面也说明了父权固然在女性的解放上有着无法克服的桎梏，然而女性在彻底失去了父权的庇护后，同样在社会中会迷惘和无助，找不到未来的方向，甚至误入歧途。周芷若对于张无忌苦苦追求，并且以和他结合为最终的胜利作为自己的期许和希冀，其中就蕴含着男性中心的论调，当然她的目的并不纯粹，然而仅凭一己之力，她终究是无法有所作为。作为男性的张无忌是她理想实现和遗命完成必不可缺的重要一环，师父的临终嘱托确实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从中正好发现了在这个冷漠的灭绝师太的内心其实也是有着男权化倾向的，只是她的聪明之处在于会利用这样一个社会规范。然而她的遗言却将崇尚善良和自然天性的徒弟一步步逼近屈服于男权话语的深渊，并使得其在分裂中独自品尝着孤独的滋味。

四、小昭：种族矛盾中异国他乡的漂泊者

小昭和赵敏相比，从思维到言行要收敛很多，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像一个接受了传统文化熏陶的汉族姑娘，温良恭俭让是她身上抹不去的光辉。她有着贵族的身份，然而在光明顶和张无忌身边却一直自居奴婢之位，她明明爱着张无忌，却不敢有太多的奢望与幻想，只是默默地守护在这个男人的身边，不张扬不放肆，这种女子对男子的仰望姿态，强调的是女人的在自己爱人面前的谦卑，突出的是对男性的崇拜和依赖。而为了爱情，她又可以背叛身上肩负的重任，在张无忌遇到危险无法化解的关键时刻，她怀着一种极强的牺牲精神挺身而出，从此注定了孤独的一生。

小昭身上的“奔女情结”和其他三位女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表现在对于张无忌这个男人的爱慕，并且愿意常伴其左右，不同的是每个人受制于自身的家庭和身份背景与成长环境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具体行为上的差异性和程度上的深浅的不同。而联系小昭话语中所流露出的对于张无忌的尊崇和在行动上的牺牲来看，小昭在内心中是无法克制自己对眼前这个男人的迷恋的，这种发乎情止乎礼的内心冲动左右着她的一言一行，所以她才会在各个方面才会表现出一种心甘情愿的“臣服”。小昭为皆为答应前去波斯，临行之前那句：“我决不愿做波斯明教的教主，我只盼做你的小丫头，一生一世服侍你，永远不离开你”则是将这种女性对于男性的极度顺从与崇拜推向了极致，这种乖顺与懂事，多少有点匪夷所思。

小昭对女性身份的怀疑和对男权世界的认可与维护在意义上具有一致性，她的温顺与贤淑，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传统社会中，尤其是宋明理学兴盛以来对女性束缚的结果，而这正是男权的体现。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小昭在服膺于这个男性中心的世界时，不只是从女性自身做出回应，还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表达出背离意愿，在她和张无忌二人终于从密道中逃出后，张无忌说：“你是本地西域人，是不是？比之我们中原女子，另外有一份好看。”小昭秀眉微蹙，道：“我宁可像你们中原的姑娘。”而这种对于中原姑娘身份的渴望，很明显是对自己民族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主动他者化的方式，正如王安忆在《我爱比尔》中所表达的如出一辙,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小说艺术中常用的叙事模式之一，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具体的内涵发生了改变，正如陈平原所言,“金庸继承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同时,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使陈腐的叙事模式表现出新的内涵”[6]。

五、结语

《倚天屠龙记》以张无忌为中心展开了女性群像的男性化想象，从殷离、赵敏、周芷若到小昭，她们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成长，形成各自独具魅力的性格特征，然而在情感的路上却无一例外地遇到了阻力，凸显出一种社会生活中女性集体的受压制和被禁锢状态，而这个幕后黑手正是传统社会中沿袭下来的男性中心话语。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女性就彻底失去了有所作为的空间与动机，小说探讨的正是面对这一强权话语，不同性格特征的女性如何处之的问题：殷离一心追求属于自己的纯爱想象，迷恋着那个曾经年少的张无忌无法自拔；赵敏能够视富贵如粪土，弃尊荣犹如敝屣，并在家国冲突下，毅然选择了爱情，在男人面前也不卑不亢，表现出了女性的勇毅与洒脱；周芷若从心地善良的渔家女郎到逐渐黑化的转变，是情感的无法满足后报复和嫉妒；小昭则是迷失在男权世界里。从以上人物分析来看，金庸笔下小说世界尽管是一种男权化的想象，但并不是一味地宣扬和维护，而是在对男权世界下的女性命运给予了无限的关注与同情，并通过对她们各自选择道路的分析，进而强调出女性个性解放的重要意义。

而以上从这个基本固定的创作模式出发，进而去考察其中作者的文化心理以及在小说中人物身上所赋予的情感态度，我们会发现女性在传统的男性话语下大多处于一个被遮蔽的状态，但她们并不是完全屈服于时代所确立的禁锢之中，她们敢于为爱舍弃装饰性的光环，也勇于为爱献身，发出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和呼喊，由此可以看出，金庸以及他的武侠小说还有更多值得挖掘的精神特质和深层次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