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川 楠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 350007)

宋金时期的杂剧中有许多小件砌末，也就是舞台演出所用的道具，如木杖、扇子等，一般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伴随着古代戏曲演出程式的不断完善，舞台道具的种类也日渐丰富。及至明清时期甚至出现了许多以物品命名的剧目，其中又以定情信物作题目的居多，比如汤显祖的《紫钗记》、孔尚任的《桃花扇》。在这类戏剧作品中，定情信物不但是舞台的重要道具，它作为整部剧的关键，也是男女主人公对美好爱情希冀的象征，寄托着作者的写作诉求。

目前对定情信物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一方面是对元明清时期一些作家如乔吉、洪昇等作品的个案研究，如金晓雪《定情信物在<鸳鸯被><金钱记>中的作用》[1]、徐龙飞《小议“金钗钿盒”在<长生殿>中的作用》[2]。对某一时期作品中定情信物作用的分析，如王庆芳《古代爱情剧中信物的作用及文化意蕴解析》[3]、张青《明传奇中的定情信物》[4]。另一方面，是关于定情信物作为审美意象的理论分析，如任畅《戏曲意象浅论》[5]、方李珍《戏曲意象初探》[6]、施旭升《象外与环中——戏曲艺术的原型特质分析》[7]等。《巧团圆》是李渔《笠翁十种曲》中完成较晚的一部传奇，李渔在剧中也为男女主人公设置了一件定情信物——玉尺。“玉尺”同《玉簪记》中的“玉簪鸳坠”、《长生殿》中的“金钗钿盒”、《桃花扇》中的“桃花扇”等信物在剧中的作用相似。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李渔《巧团圆》为文本，具体分析玉尺作为剧中的道具，对故事情节的连接和推动作用，并承载姚克承和曹小姐对于自由美好爱情的渴求，体现作者对于自由、美好爱情的歌颂，亦作为一种审美意象，成为衡量男女主人公行事规范的抽象尺度。

一、巧联结构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结构第一”的观点，并以工匠建宅需先立间架为例，阐释自己“独先结构者”的理由。[8]睡乡祭酒在《巧团圆序》中写道：“笠翁之著述愈出而愈奇，笠翁之心思愈变而愈巧。读至《巧团圆》一剧，而事之奇观止矣，文章之巧亦观止矣！”[9]李渔的传奇中多有奇巧心思，这一点在《巧团圆》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利用一根玉尺将姚克承与曹小姐的婚姻线索串联起来，穿插于主线情节中发展，是故事结构起承转合的关键，从而演绎出一部“巧”剧。这件玉尺作为姚克承与曹小姐的定情信物，见证了两人历经艰难才得以圆满的爱情。

首先，李渔借玉尺设置了关于姚克承婚姻的悬念，进而引出他与曹小姐的爱情故事。在第二出《梦讯》中，姚克承在梦境中与一位老者交谈期间，提到自己的传家宝玉尺，这位老者却告诉他玉尺“是后来得的，并非爷娘所赐……玉尺虽不是爹娘所赐，却关系你的婚姻。”[9]两人交谈的内容为姚克承的身世、婚姻设下悬念。这里“玉尺”在全剧中首次被提及，虽然仅作为概念形式出现，但是其对剧情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作者一开头就阐明其由来，在奠定故事基础、丰富故事内容的同时，也引发观众高涨的观剧热情。

其次，玉尺起到改变故事走向的作用。在第八出《默订》中，“玉尺”将姚克承与曹小姐的爱情故事推向小高潮，而后作者笔锋一转，故事节奏由此发生变化。李渔写二人定情的过程，笔法简洁凝练却又不减真情：姚克承拾到曹小姐扔下的绫帕，看完上面的诗立刻明白这是许下婚约的意思。他又在玉尺上写下回诗，赠予曹小姐。这是“玉尺”在全剧中第二次被提及。两人未曾当面表明心意，只凭一来一回互赠信物，就将婚约定就，这里玉尺的寓意可归结为一个“定”字。作者也借此塑造出一位风度翩翩的君子和一位“才德兼全，心容并美”的大家闺秀。

睡乡祭酒评道：“俗笔处此，不知作几许周折。”[9]李渔撇去繁琐的情节，直截了当抒情表意，用简洁的文字巧妙地凸显人物性格。作者这样的处理方式，一方面将两人内含的情意，通过玉尺、绫帕题诗外化，使两人定下婚约具有合理性，玉尺成为姚曹二人爱情的象征和缔结婚约的凭证；另一方面,“玉尺”在这里也印证了作者在前文设置的关于姚克承婚姻的伏笔。姚克承之所以借玉尺回诗，是因为“那根玉尺，也是妇人家用得着的”，[9]并非要借此机会去应验玉尺与自己婚姻相关的言论是否属实。看似无心之举，实则命中注定，李渔在前文中留下的玉尺的悬念，在此处被巧妙解开，可见其写作的巧思。

之后玉尺引导故事情节发生了转折。在第四出《试艰》中，曹小姐的父亲曹玉宇劝姚克承放弃读书，去松江做生意。因此，姚克承在与曹小姐定情的第二天就要离开汉口。刚刚定情的两人即将面临分别，饱受相思之苦。因此，在第八出《默订》中，玉尺不仅是姚曹二人的定情之物，也是离别赠物，见证两人爱情中的第一次波折。

玉尺第三次出现伴随着姚曹二人爱情中的又一次波折。在第二十四出《认母》中，“玉尺”再次以概念的形式出现。姚克承无意中将继父的妻子尹夫人从“人行”中解救出来，再三权衡之下将其认作继母。而尹夫人为了报恩，建议姚克承将“人行”中一位佳人买回来作妻子，因为这位佳人“不但姿容绝艳，还有异常的节操，绝世的才能”。[9]姚克承本还惊讶贼营中能有什么佳人，但在听到尹夫人教予的辨别之法，说这位佳人“袖子里面，有尺把长的一件东西，紧带随身，一刻也不肯放下”，[9]便认为这位佳人与曹小姐有三分相似，不得不去“人行”了。

最后，玉尺作为故事美好结局产生的直接动力，起到了收紧叙事节奏、使故事最终尘埃落定的作用。在第二十五出《争购》中“玉尺”第四次被提及，是姚克承辨别曹小姐的凭证。作者写三人在“人行”争购曹小姐，而姚克承看“他们既然争买，我也坐视不得了，但不知是与不是？待我摸过了，才定主意。”[9]当他仔细摸过袋中佳人的袖子后，认为是曹小姐的概率已有五六分了。姚克承以死力鉴真心，才让掌管“人行”的将官终于出了一个至公无私的办法，这样一来他得以成功把曹小姐从“人行”中解救出来。自此，姚克承与曹小姐两人爱情中的再无波折，有情人终成眷属。这艰难曲折的过程也让观众看到了姚克承的至诚至孝和曹小姐的至贞至勇。玉尺见证了姚克承与曹小姐相识、订婚、分离、团聚的全过程，完成了作者赋予的使命。

二、巧传情感

纵观中国古典爱情剧，男女主人公的定情信物都作为两人的爱情凭证出现，这也是作者赋予其最原始的含义。古代婚姻除了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需按照“六礼”筹备。但青年男女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无法将自己的情感随意表露。而戏剧家们就借助自己塑造的角色，如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孔尚任笔下的李香君等，谱出了一首首关于爱情的赞歌。但是仅仅通过人物的唱词念白，难以将这样的情感诉求完全表露。因此定情信物作为人物情感表达的载体，成为剧中重要的一部分。《巧团圆》中姚克承与曹小姐的定情信物玉尺也不例外，它是男女主人公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见证，表达了他们追求自由爱情的理想。这样的写作思路虽然难以避免程式化的套路，但其中所体现的真情实感依然令人咏赞。

首先，玉尺作为姚克承与曹小姐私订终身的凭证，暗含着作者对封建礼教磨灭人性的不满。姚曹二人互赠玉尺、绫帕将婚约定就，在他们借以传情的诗句中可以看出作者关于封建社会婚恋观的个人态度。曹小姐在写诗寄情之前说：“我见书本之上，男女传情，个个都用诗句，竟成一个恶套，甚为可鄙。”[9]因此她脱去窠臼，选择《关雎》并将其中一句改为“窈窕君子，淑女好逑”，向姚克承传达自己的情意。李渔让诗中的“淑女”去追求“君子”，一方面是因为曹小姐碍于女子身份不便于直接表达情感，这样改动自然体现她的聪明端淑；另一方面也将曹小姐在两人爱情中的地位拔高，由被动变为主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出作者对反抗封建礼教行为的赞扬。姚克承在玉尺上写的回诗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将《木瓜》的中一句改为“投我以琼瑶，报之以木桃”，与曹小姐的赠诗相呼应。朱熹认为《木瓜》“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3]姚克承以此诗句回复曹小姐，且同曹小姐一样将开头二字更改，这就表明姚克承对曹小姐情意的肯定和珍视。姚克承与曹小姐的爱情重在彼此相知，是精神上的契合。

其次，玉尺是两人爱情屡遭挑战、却对彼此忠贞不悔的见证。中国古典爱情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势必要经历诸多波折，才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定情信物在见证男女主人公用情至深的同时，也体现出他们的用情之“贞”。《巧团圆》中姚克承与曹小姐经历了几次波折才得以团圆，但作者写到有关两人爱情的情节时，并未次次提及玉尺。在第十三出《防辱》中，曹小姐将姚克承赠予的玉尺随身携带，认为“万一保全不得，就把他殉身而死，也不枉赠我一场”，[9]据此也就有了后文中尹夫人教给姚克承的辨别佳人之法。姚克承与曹小姐的定情信物玉尺，在无形之中见证了他们坚贞不渝的爱情，也代表着双方的一种信念与承诺。

尽管面临着战乱的危急处境，曹小姐却没有同父母一起逃难，而是选择留在家中。她为了保全贞洁，不被辱身，想到用巴豆涂面，妆做病躯。这一方法也十分奏效，使过天星打消了强娶曹小姐的念头。在《巧团圆》第十五出《全节》中，作者自然运用插科打诨来体现曹小姐勇敢、机智的性格特点，也将曹小姐险些被迫嫁给过天星的惊险情节写得既紧张又诙谐。在第十七出《剖私》中，曹小姐向尹夫人倾诉自己整日悲伤的原因，把她和姚克承一句话定下夫妻缘分的事情告诉尹夫人，尹夫人也将自己的烦愁告诉曹小姐。作者让两人在自身难保的情景下互诉真情，让曹小姐守节之事有了见证。在这些情节中玉尺并未出现，但已经见证了两人的忠贞爱情，作者的巧思在这里便可体现。

最后，姚克承和曹小姐终于团圆，玉尺见证了两人爱情美好的结局和真挚的情感。在第二十六出《得妻》中，姚克承将曹小姐带回寓所，慌忙解绳结却不开。待他确认布袋中的就是心上人后再解，便是一解即开。作者设置这样一个小插科，在营造紧张感的同时也符合人之常情。见面后的两人互诉真情，倾吐相思之情、离别之苦。姚克承深知曹小姐是个有才有守的女子，曹小姐也为了今日团圆，尽守闺人常范。如果说玉尺在两人分别时作为曹小姐对姚克承寄托思念之情的载体，那么在两人团圆之时玉尺就完成了它的任务，姚克承与曹小姐的爱情便不再需要用玉尺来维系，到此玉尺也彻底完成了作者赋予的使命。

三、巧鉴旨趣

男女互赠定情信物可以追溯到《诗经》，如《静女》中的“彤管”、《木瓜》中的“木瓜”、“琼瑶”等。古典戏曲中的定情信物，种类更是丰富多样。以定情信物的材质划分，有金属类，如《长生殿》中的“金钗”；玉石类，如《玉簪记》中的“玉簪鸳坠”；纸质类，如《桃花扇》中的“桃花扇”等。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指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11]意象作为一个美学概念被提出并运用于艺术创作。因此定情信物在承担其舞台道具作用的同时，也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李渔在《巧团圆》中借助姚克承与曹小姐的定情信物玉尺，表达了他对坚贞爱情的赞颂。这件玉尺促使两人的爱情由平凡变得深刻，也由此显现出《巧团圆》这部剧确实是处处有奇巧。

首先，玉在古典戏曲中的多以男女主人公的定情信物出现。一是因为玉的价值高，用来赠给恋人足以体现自己对爱情的珍视。二是古人认为玉是高洁、永恒的代名词，可以作为恒久爱情的象征。《巧团圆》中的玉尺不仅是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凭证，也由于玉本身温润通透的特质，成为姚克承与曹小姐贞洁、长久的爱情的艺术化衍生。

古代中国封建专制的思想，使得婚姻中的男女地位一直相差悬殊。这种现象投射到古典戏剧作品中，便有了三从四德、忠贞守节这样为女性而设的规则。纵然戏曲作品中的女子被赋予追求婚姻爱情的自主权，但她们也只能与这个一见倾心的男子相伴一生。而关于男性却没有严格的限制，戏文中男子负心、娶三妻六妾等情节成为理所当然。在《巧团圆》中，有多处曹小姐为了姚克承力保贞洁的情节，李渔对于女子需守节的态度也十分明确。但他同时也塑造出一个对曹小姐痴心不改的姚克承，没有设置第三者插入两人的感情。姚克承说起自己前往“人行”买妇人的缘由，是为了找曹小姐，“莫说买着高年丑妇，心上不喜，就遇着个绝代佳人，只要不是曹小姐，也不得我开怀畅意。”[9]而他听取尹夫人的意见，准备再去“人行”买回佳人，也是因为尹夫人所说的这位佳人与曹小姐有着几分相似。姚克承对于曹小姐的真情实意令人感叹，两人爱情就像玉石一样坚贞，他们的定情信物玉尺也成为永恒爱情的象征。

其次，玉尺温润通透的特质，体现了姚克承与曹小姐的爱情冰清玉润、光明坦荡。他们之间是没有怀疑、无暇真挚的爱情。姚克承与曹小姐团聚之后，他对尹夫人关于曹小姐守贞之事的叙述，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怀疑的态度。如若不是两人始终保持着对对方的忠诚，且对彼此充满信任，那么曹小姐得以完璧的事情就难以说清。姚克承与曹小姐爱的磊落、活得坦然，其定情信物玉尺也成为两人无暇爱情的见证。

另外，玉尺在早期文献中已有记载。《世说新语·术解》中提到：“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12]此处玉尺指由玉石制成的尺，是一种度量工具。李白在《上清宝鼎诗》中写到“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被引申为一种衡量人才的抽象意义。同样，在《巧团圆》中，玉尺不仅仅是姚克承与曹小姐的爱情凭证，也是衡量他们行为处事的标准，是一种抽象的尺度。

李渔本人在《巧团圆》中自始至终强调的“贞洁”，展现出他本人婚恋观念的矛盾之处——在追求自由爱情的同时又不得逾越道德礼教的规范。因此，玉尺作为曹小姐的身内之物，在见证她力保贞操的同时，也是其行为得失的衡量准则。曹小姐的机智勇敢与寻常闺阁女子不同。李渔将她比作“女陈平”，是因为她临危不乱能想出保贞之法；尹夫人感叹曹小姐的忠贞烈性，说她是“女中丈夫”，令人可敬；曹小姐帮助姚克承与尹家夫妇相认，三人称赞她“生平不画葫芦样，做来事事皆奇创！”李渔毫不吝啬笔墨，将曹小姐机敏决断的个性展现在观众面前。这把“玉尺”成为曹小姐人生的参照物，她的言行是否符合作者心目中的标准，一量即知。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去衡量自己待人处事的分寸。“玉尺”作为姚克承的心内之物，是一把“公道之尺”，也是衡量其行为规范的尺度。姚克承出于好心为尹厚解围，又将他认作自己的亲父带回家奉养，尽显其孝。他回乡后看到一片狼藉，遇见邻居张伯，赠予他银两并提出日后还会奉酬，体现其善。李渔在剧中多次写到，姚克承感慨读书人在乱世难以求取功名，而当他得知开始科考，便下定决心参加，最终也取得了好的结果。这些行为都是姚克承基于内心标准做出的正确判断，不存在刻意为之。姚克承为人善良，有考中经魁的才学，他的所作所为经自己心中的“玉尺”一量，便能看出适宜与否。

吴梅对《笠翁十种曲》有着高度评价，认为“翁所撰述，虽涉俳谐，而排场生动，实为一朝之冠”。[13]在《巧团圆》中李渔利用玉尺这一道具，结合自己惯用的戏剧手法如巧合、悬念等，演绎了一出“段段出人意表，又语语仍在人意中”[9]的喜剧。玉尺在剧中既是故事发展的催化剂，也是姚克承与曹小姐爱情的见证，尽管出现的次数屈指可数，但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文眼”比之也不为过。因此，研究玉尺作为定情信物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情感的外化等方面的作用，不仅可以了解到中国古典爱情剧关于定情信物的写作特点，也对当代同类题材戏剧的创作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