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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刘濬《杜诗集评》研究综述

2019-03-05

运城学院学报 2019年2期
关键词:杜诗诗选评点

王 辰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杜甫是我国古典诗歌之集大成者,杜诗在唐诗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上溯中唐,下逮晚清,历朝历代的诗歌无不笼罩在杜诗的万丈光芒之下。也正因为如此,自古迄今,杜诗一直广受学者们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杜诗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许总《杜诗学发微》[1]可谓导夫先路,后经廖仲安《杜诗学》[2](上、下)、林继中《杜诗学——民族的文化诗学》[3]、杨义《李杜诗学》[4]、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5]等一批成果的助推,“杜诗学”的学科地位逐步确立。“进入21世纪后,‘杜诗学’作为专门之学建设深入开展,分时期研究各有涉猎,形成了较完整、具体的杜诗学史研究。”[6]75目前,杜诗学研究正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进入到全面兴盛阶段。

本论题属于杜诗学范畴。笔者拟从如下三个方面梳理研究现状:关于杜诗的研究,关于杜诗选评的研究,关于刘濬《杜诗集评》的研究。

一、关于杜诗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与杜诗相关的研究著述异常丰富。笔者试以“杜诗”为关键词,通过“超星发现系统”、“读秀学术搜索”、“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包库”等搜检与之相关的“图书”、“期刊”、“学位论文”,粗略统计获知著作约140种,学术论文近3000篇,硕博士学位论文350多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杜诗文献的系统整理。杜诗文本和论杜材料整理工作,是杜诗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历代的学者对此均颇为重视。进入新时期,治杜学人们更是延续传统,始终将其放在首位。这一阶段对杜诗文献的整理或是以广事搜集著称,或是以校点精良见长。大致可分成如下三种类型:一是对杜诗的整理。如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全12册)[7]谨审慎取、参酌己见,谢思炜校注的《杜甫集校注》(全七册)[8]旁征博引、务实通达,二者代表了这一时期杜诗整理的最高成就。二是对前人研究杜诗成果的整理。如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修订本)》(全三册)[9]、陈道贵、谢桂芳校点《杜诗提要》[10]等,均属此类。三是对杜诗研究撰述的资料汇编。这些著作广搜博采、去伪存真、钩玄稽要、深入浅出。其中尤以张忠纲等编著的《杜集叙录》[11]和陈伯海、朱易安编撰的《唐诗书目总录(增订本)》(全二册)[12]为杰出代表。

第二,对杜诗艺术成就的深入探讨。杜诗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与炉火纯青的技巧完美结合的产物,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千百年来,对于杜诗艺术成就的议论就从未间断。21世纪以来,学者们大多从表现手法与表现形式两方面对此展开研究。就表现手法而言,主要包括:(1)对杜诗叙事、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的考察。如杨义《杜诗抒情的共振原理》[13](上、下)、邹进先《从意象营造到事态叙写——论杜诗叙事的审美形态与诗学意义》[14]、吴明贤、彭燕《试论杜诗的议论》[15]等都是整体观照杜诗这些表达方式的代表作。(2)对杜诗意象创设与意境营造的考察。如徐秋明《杜甫诗歌的意象意义》[16]、段慧娟《杜甫诗中的天文意象研究》[17]、张志烈《论杜甫诗歌的混茫境界》[18]、黄娅《从意境审美看杜诗》[19]等,均使阅者深化了对杜诗意象丰富、意境真切的认识。从表现形式来看,主要包括:(1)对杜诗分体的探究。杜诗诸体兼备、各体俱擅。这一时期对杜诗的分体愈趋精细,七律显然更受研究者关注。王辉斌《论杜甫“三吏”“三别”的诗体属性——兼及唐代新乐府的有关问题》[20]和曹辛华《论杜诗“遣兴体”及其诗史意义》[21]分别考察了杜诗“新乐府”和“遣兴体”这两种诗歌体式。魏红星《小议杜甫晚期的七律拗体诗》[22]与葛晓音《论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从明诗论的七言律取向之争说起》[23]充分说明了七律一直是杜诗研究者重点考察的对象。(2)对杜诗语言的探究。涉及杜诗的字法、句法、章法、修辞等方面。孙立平《杜诗句法艺术阐释》[24]对现存杜诗中630首五律、151首七律、31首五绝、107首七绝逐句进行了剖析,总结出数以百计的句式,足见功夫之精微。于年湖《杜诗语言艺术研究》[25]对杜诗语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观照,建构了一个包括声律、语汇、语法、修辞等在内的相对完整的体系,对杜诗语言进行了综合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界对杜诗语言研究相对薄弱的不足。张会《杜诗虚字研究》[26]从“虚字”这个角度考察了杜甫语言的表达方式,认为杜诗精准的语言表现力不仅体现出作者深邃的思想,而且对其诗风的形成亦产生重要作用。(3)对杜诗风格的探究。杜诗风格以“沉郁顿挫”为主导,另有委婉含蓄、平淡简易等诸种变化,称得上是风格多样。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如对“沉郁顿挫”词义的阐释,有张安祖《杜甫“沉郁顿挫”本义探原》[27]、朱国伟《杜甫“沉郁顿挫”本义再探》[28]等。如论杜甫心境与杜诗“沉郁顿挫”风格之关系,有李素《悲辛雄怀忧悯长吟——论杜甫晚年心境与“沉郁顿挫”的诗风》[29]、曾毅、吕晓玲《杜甫忧患意识与其诗歌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30]等。还有研究者以“老成”、“清新”等风格去评量杜诗。如郭月莲《老成:杜诗风格与宋代诗学的“视界融合”》[31]、胡菁《杜甫诗歌清新风格研究》[32]等。

与以往相比,这一阶段学者们不再热衷于从整体上评价杜诗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而是通过全面把握杜诗的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从而顺理成章地揭示出其卓越的艺术成就。

第三,对杜诗渊源及历代杜诗接受的全面考察。杜甫善于继承前代诗人的优良传统,“杜诗之所以‘无一字无来处’,杜诗之所以‘集大成’,杜诗之所以能够深刻地正确地广泛地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和杜诗的渊源都是密切联系着的。”[33]65新世纪以来,学人们在此用功甚勤。文章所涉及的时间段囊括了上古、秦汉、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内容包括神话、诗经、诸子百家、楚辞、汉代谣谚、汉魏乐府诗、《世说新语》、《文选》、曹植、陶渊明、鲍照、庾信等对杜诗的影响。代表性作品有林继中《古事今情:杜诗与庾赋的内在联系》[34]、韩泉欣《为杜诗“熟精〈文选〉理”进一解》[35]、刘伟生《杜诗与〈世说新语〉关系论略》[36]等。

杜诗对中唐以后我国古典诗歌创作和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综观历代对杜诗的接受情况,可知每个时期都有各自鲜明的特色。

唐五代主要集中在探讨唐人选本中不选杜诗的原因,总论杜诗对中晚唐及五代诗歌创作的影响等方面。如杨经华《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诗在唐、五代接受情况的统计分析》[37]、郭丽娜《杜诗的唐末接受》[38]等对此多有探讨。

两宋出现了“千家注杜”的历史盛况。21世纪关于宋代杜诗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这一时期杜诗研究著作的再研究。以武国权《赵次公〈杜诗先后解〉研究》[39]、张超《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研究》[40]等为代表。

金元杜诗探讨特色不彰。新时期的学人们要么倾向于总体考察,比如赵海菱《杜诗在元代的研究与整理》[41]、黄桂凤、陈玉滢《论杜诗在元代诗歌中的接受》[42]等;要么侧重于深入观照这一阶段某部杜诗研究著作。例如赫兰国《董养性〈选注杜诗〉考》[43]、谭晓容《张性〈杜律演义〉研究》[44]等。

明清是杜诗研究再度繁荣时期。新世纪以来,学者们集中从两个方面予以考察。其一,大批撰述是对这一阶段杜诗研究著作的讨论。如王秀丽《郑善夫〈批点杜诗〉研究》[45]、张月《张綖〈杜工部诗通〉研究》[46]、张寒《浦起龙〈读杜心解〉研究》[47]、任豆豆《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研究》[48]等。其二,部分文章还涉及杜诗对此一时期作家、作品、流派等的影响。如周兴陆《王夫之的杜诗批评》[49]、李新《论〈红楼梦〉对于杜诗的接受》[50]、李思涯《论明代复古派对杜诗的态度》[51]等等。

21世纪以来,杜诗研究者们在探讨近现代杜诗接受情况时,以整体论述杜诗的影响或总结杜诗在域外、境外的流播状况为主。前者如吴中胜《杜甫诗歌在五四前后的命运》[52]、孔令环《杜甫诗歌的现代接受状况简论》[53]等。后者以陈少芳《一九四九年以后香港杜甫研究概况》[54]、李寅生《略谈杜甫诗在日本的流传及日本学者杜诗研究主要方法》[55]、[美]郝稷《英语世界中杜甫及其诗歌的接受与传播——兼论杜诗学的世界性》[56]、张洁弘、周睿《杜诗在东南亚的传播述要》[57]等为代表。

杜诗不仅受以往诗歌影响甚深,而且对后世诗歌创作和研究作用巨大。对杜诗渊源与历代接受情况的探讨有利于杜诗学的发展和完善。

二、关于杜诗选评的研究

作为“杜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杜诗选评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杜诗选评涉及到杜诗研究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杜诗选录,二是杜诗评点。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1. 杜诗选录

诗歌选本不仅关系到选诗者的才能和眼光,而且可见各个时期诗学观念嬗变对收录作家作品的影响。它既保存了诸多古典诗歌的原生态面貌,又对后代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故始终为历代学人所重视。杜诗选本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例。新世纪以来,关于杜诗选录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杜诗选本的广泛搜辑。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58]对六百多种唐诗选本一一摘录其内容提要,评析其长短。本书是作者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59]的修订本。新版补充了《唐三舍人集》,对初版以后出版的唐诗选本书目进行了增补。附录有《古代著名唐宋诗合选本》、《日本唐诗选本》、《民国唐诗选本》、《1949年以后大陆出版的唐诗选本》、《1949年以后台湾出版的唐诗选本》。其中对杜诗选本多有涉及。张忠纲等编著《杜集叙录》[11]所收包括自唐迄今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国外(包括欧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有关杜甫诗文的全集、选集、评注本及各类研究著作、文艺作品(包括集杜、和杜、拟杜及传奇、杂剧、小说、电影)等杜集文献共1216种,最大限度地钩稽出了到目前为止杜诗文献研究的概貌。其中亦网罗不少杜诗选本。其他收集与杜诗选本相关的撰述还有万曼《唐集叙录》[60]、张宏生、于景祥《中国历代唐诗书目提要》(上中下)[61]、陈伯海、朱易安《唐诗书目总录(增订本)》(全二册)[12]等等。

第二,对杜诗选本的分期探讨。孙微《清代杜诗学史》[62]对清中期重要杜诗选本作过详实考证和精当评介,颇具理论深度与学术功力。刘爱平《〈杜诗偶评〉研究》[63]对沈德潜的选杜之作进行了深入观照。作者赞誉沈著虽然评点较少,但选诗精当,批点简练,为清中期较好的杜诗选本。王燕飞、宋良宏《论明代杜诗选本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价值》[64]综合考察了明代276年间60多种杜诗选本。他们认为这些选本继承了宋元杜诗学的传统,不仅大量翻印宋元时期杜诗注解本和批点本,而且还侧重于对杜甫律诗的选录、选评结合。注释上主要采用“以意逆志”的方法和“赋比兴”论诗,对宋人的注释方法多有突破。它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存旧注的文献辑佚价值与考订价值两方面。

随着杜诗选录越来越备受关注,重视杜诗选本的考察已成为杜诗探讨的一个热点。进入新世纪,学人们在加强搜罗和整理杜诗文献的同时,对部分杜诗研究著作也进行了全面观照与深入挖掘。

2. 杜诗评点

作为杜诗学史上数量繁多且有待具体关注与系统清理的杜诗批评形式之一,杜诗评点是近年来杜诗研究不断深化的一个重要趋向。进入21世纪,杜诗评点研究持续升温。学者们多注重从杜诗评点的重要性,具体诗家对杜诗的评点,杜诗未刊评点三方面展开讨论。

(1)杜诗评点的重要性

王燕飞《明代杜诗选录和评点研究》[65]认为探讨明代杜诗选录和评点情况,对于明代杜诗学的研究及整个杜诗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曾绍皇《杜诗评点:被有意搁置了的杜诗学文献——从杜诗学与文学批评史的视阈出发》[66]从杜诗学视阈审视杜诗评点的历史定位,主张杜诗评点是杜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将杜诗评点纳入到杜诗学著作范畴进行细致考察。

(2)具体诗家对杜诗的评点

管仁福、刘开骅《由杜诗评点看刘熙载的诗学理论——〈艺概·诗概〉评杜文本细读》[67]指出刘熙载对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质和艺术本源从多方面进行了颇具新意的评点。与以往对杜诗的评价相比,他以审美的眼光看待杜诗,其评点是在“胸中具有炉锤”、熔铸百家之后的审美观照与亮点聚焦,因此更具独特的美学蕴涵。焦印亭《刘辰翁批点杜甫诗论略》[68]通过对刘辰翁的杜诗评点进行归纳和分析,从而揭示出其诗文评点的特征和影响。曾绍皇《奚禄诒批点杜诗考辨》[69]认为奚禄诒评点杜诗时,善于从地域文学的视角进行观照,以“得力”与否作为诗歌用字优劣的批评标准,并顺应时代文学思潮的批评特质,在清代杜诗批评史上别具一格,具有重要的杜诗学和文学批评史价值。

(3)杜诗未刊评点

学者曾绍皇在这方面用功甚勤。其《论杜甫陇右诗的清人未刊评点》[70]认为杜甫陇右诗的清人未刊评点作为清代杜诗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开拓了地域视野下杜诗文本研读的思维与路径,展现了清代杜诗学在传统刻本文献之外原生态演进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且是重要的第一手杜诗学、文学批评史资料。《清代杜诗未刊评点与相关诗话著作关系考》[71]提出清代杜诗未刊评点与相关诗话著作关系密切。探讨杜诗未刊评点与相关诗话著作的关系,可管窥清代杜诗评点及杜甫诗话发展演变的冰山一角。除此之外,曾氏还有《人际传播:杜诗未刊评点的传播方式》[72]、《试论明清杜诗未刊评点的家族传承特征》[73]、《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的文献价值》[74]、《试论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的理论价值》[75]等一系列文章涉及到杜诗未刊评点。

显而易见,21世纪以来,杜诗选评研究逐渐成为学人们关注的热点。通过对其进行具体把握,不仅可以深化对杜诗的理解和定位,而且对于促进杜诗学的全面发展亦不无助益。三、关于刘濬《杜诗集评》的研究相较于杜诗评点研究的热度,学界对《杜诗集评》的探讨较为冷清。截至目前,专门考察刘濬《杜诗集评》的学术论文仅3篇。孙琴安《清代诗歌评点的热点之一:杜诗》[76]特别提到刘濬《杜诗集评》,并将其与同一时期出现的另一部杜诗评点汇评本专著——卢坤《五色批本杜工部集》作对比。陈宁《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清代杜集述略》[77]对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的较有代表性的清代杜集,按印本与写本分类,小类下又按钞刻时间先后为序,作一简要介绍。其中就谈到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所藏刘濬《杜诗集评》版本的版式、主要内容、特色及影响等情况。曾绍皇《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及其文学批评史价值》[78](该文是根据作者博士学位论文《杜诗未刊评点的整理与研究》[79]第五章《杜诗未刊评点与诗学理论》第四节《杜诗未刊评点与文学批评史学》下第一目《吴广霈对刘濬〈杜诗集评〉之批评》补充并修订而成的)通过对湖北省图书馆所藏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进行深入考察后认为,该本以刘濬《杜诗集评》及其所录诸家评点为批评对象,重估是书的学术价值、指摘杜甫各体诗歌的客观缺陷,针对众家评论杜诗的言论再抒己见,或称颂赞赏,或非议批驳,或补充完善。

此外,一些提要类、目录类撰述亦收入关于该作的一些简介性文字,如孙微《清代杜诗学文献考》[80]将刘濬《杜诗集评》的卷数、版本、编纂、著录等情况都做了扼要介绍。其他如张忠纲等编著《杜集叙录》[11]、张忠纲主编《杜甫大辞典》[81]、陈伯海、朱易安编撰《唐诗书目总录》(增订本)(全二册)[12]等与孙氏的说法基本一致。

另有少量论文涉及刘氏所辑十五位杜诗评点家中某几位的杜诗评点情况,如曾绍皇《试论明清时期文学名著的“集评”现象》[82]就以刘濬《杜诗集评》所录钱(陆)灿评语为例,通过比较刘著所辑钱(陆)灿批点内容和钱氏手批本中内容,从而指出辑录评点与原始批点的讹异是集评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缺陷之一。宋红霞《杜诗何焯评点本的版本情况及文献价值》[83]通过实地考察与书目查阅,对何焯杜诗评点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考证,纠正了前人著录之误。朱莉韵、李成晴《〈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辨伪》[84]通过对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原刻本进行考辨,得出卷首《朱竹垞先生原跋》实为抄撮何焯《义门读书记》而成的伪文,且落款亦与朱彝尊生平行止不合。同时将《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与刘濬《杜诗集评》所收录朱彝尊评语相比较,发现并无一条相同。两位作者在综合考察后认定题为朱彝尊评点的《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系伪托之作。除此之外,还涉及钱(陆)灿、俞玚、李因笃、朱彝尊、邵长蘅、吴农祥诸人的杜诗评点情况。如周兴陆《王铎、钱陆灿批点〈杜工部集〉提要》[85]、曾绍皇《俞玚〈杜诗律〉评点考论》[86]、刘重喜《李因笃的杜诗评语》[87]、谢海林《朱彝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之学术价值及其诗学》[88]、张学芬《邵长蘅杜诗评点研究》[89]、白瑛珠《吴农祥杜诗评点研究》[90],等等。

可以说,目前学界对刘濬《杜诗集评》的探讨还比较零散,缺乏整体性和系统化观照。诸多重要问题如是书的成书背景和材料来源,著者的诗学观念与诗论主张,清中叶杜诗评点的内容及地位等等,均有待研究者们反复思考并充分论析。

综上所述,通过梳理近20年刘濬《杜诗集评》研究现状,不难发现学界对是著关注明显不够。有鉴于此,本论题仍值得全面观照与深度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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