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勇，王海珺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陕西 西安710000；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莫言的小说《蛙》，是他的第十一部小说，也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在此作品中，虽然也还有不少魔幻的成分，但却一改前风，将现实主义的呈现风格摆布得绵密平实，活生生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小说以双线索为情节进程，一条是以剧作家蝌蚪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信为框格，将小说的内容纳入其中；一条是以“姑姑”五十多年的行医事迹为填充，展现了作者老家东北高密县波澜诡谲的社会发展现实。

在《蛙》中，虽然魔幻的成分少了许多，但隐喻的元素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呈现了出来。“蛙”“娲”同音，本身就是一重隐喻。原始时代，人类搞不清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于是从蛙卵中想象出自己的身世。“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想象而来的。蛙的卵在水中，一嘟噜一串串，繁殖旺盛。而那个生产力极度低下的社会，人的生命存活和成长，都极其困难。于是，人类便把蛙当成是自己最早的图腾崇拜对象。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它动物不断地走进图腾的崇拜圈中，如鼠、虎、蛇、鱼等，而蛙却逐渐淡出了人类的图腾之列。但我们仍然能从一些遗留下来的原始神话中，看到它的身影。同时，在一些剪纸、面塑、刺绣等民间艺术中，也有大量的蛙形图案。而有关月亮传说的蟾蜍，以及马王堆出土的T形帛画所呈现的蛙的造型，都足以说明，它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举足轻重。“蛙”是生命、繁殖的隐喻，是人类长河中不断延续香火的象征。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里，却因为计划生育政策问题，使这一生命延续的问题受到了阻碍。

一、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冲突

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里。这其中有家族文化的观念，男性主宰的观念，人多势大的观念等。且不说这些文化层面的意识究竟是否正确，仅文化观念的支配作用看，它是国人生存生活的主要精神支柱。以权威的人口理论来看，大量减少人口的手段，无非是战争、瘟疫和灾难等主要手段。和平年代以及医疗技术的发展，让人口突然暴涨。自上世纪五十年代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被否定后，因为社会的安定而使我国经济难以养活突然增加的人口。无奈之下，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70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1982年，十二大被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经全国人大通过并联正式实施。至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布终结。

反观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得也有失。一方面，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人口生育率始终居高不下。一个家庭少说三五个，多则十来个孩子，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了人口的严重影响。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它既剥夺了人的基本生育权，同时又使人口比例严重失调，时下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

小说的主人公姑姑，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代表。年轻的时候，她是妇产医生，主要从事接生活动。二十年里，经她手接生的孩子，有一万之多，被人称为“活菩萨”。一方面她天资聪颖，又是卫校毕业，一方面她认真肯学，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小说的作者蝌蚪，就是由姑姑接生出世的。在五六十年代医疗水平极端落后的中国社会，接生主要靠当地的一些土接生婆。她们只是依靠过去的一些土办法接生，而这种传统的接生手段，产妇致死的现象就很普遍。在这个意义上说，姑姑一方面救活了许多小生命，同时也让许多大人有了新生命。人们称她为“送子观音”，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可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姑姑作为一名医生，工作职能却随之改变，由接生而开始大量进行人流手术，由“活菩萨”而变成了“活阎王”。她医术高超，生于她手的人无数；但她也急于贯彻国策，死于她手的人也无数。作为产科大夫，又是乡计生办主任，姑姑为了不让二胎出生，开始扮演杀人的恶魔。后二十多年，经她手打掉的孩子不计其数，而死在她产床上的人也有许多。

在小说的叙述中，有三个女人死在了姑姑手中。一个是张拳媳妇，一个是“我”媳妇王仁美，再一个是王胆。张拳为了保卫自己媳妇肚子里的孩子，不惜耍赖，击打上门要求其流产的计生办人员小狮子。姑姑却上前替她挡了一击，自己头破血流。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把张拳媳妇弄上船，运到乡卫生院。可在半路上，张拳媳妇跳了河，潜水想逃走，但最终她还是没逃过姑姑的火眼金睛，最后还是被捉到了。但在流产的过程中，她死了。

《蛙》虽然是以作者的老家东北高密为背景展开故事叙述的，但它却呈现的是整个中国的社会情景。中国传统社会从来都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从来都是要子嗣继承宗族血脉。可是，当时的中国人口的确是有些多，人口控制也成了一项基本国策。但在具体的实施和操作过程中，许多的地方官员却做得很过。这样的情况下，不仅杀死了没出生的孩子，同时也将怀孩子的母亲一起整死了。用主人公姑姑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愿意野蛮吗？……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着的是农民，苦口婆心讲道理……哪个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为全人类作贡献！”“我知道这没有道理，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在执行这项国策的时候，一些地方使用了过激手段，甚至出现了草菅人命的情况。在这样的矛盾编织中，我们确实需要深刻反思。

二、国家主义与宗族伦理的冲突

两千年的中国封建史，其实就是一部家族演变史。无论是谁得了天下，都要由其子孙继承，都是始终嫡传。汉代是刘姓的天下，唐是李姓的江山，宋是赵氏社稷。家与国的界限，一直牵缠不清。“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手足之情”、“打断骨头连着筋”，都体现着一个泛家庭的概念。然而，“小家”是家，“大家”就演变成了一个国。当历史站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当大家与小家发生冲突之际，国家主义理论就会上升，国家统治机器就会变得异常坚硬。小家只有服从大家，才会在这场冲突中延续下来。

姑姑无疑是爱国的。她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是讲革命讲原则讲阶级斗争的。比如她毫不留情地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黄秋雅，斗卫生院院长；比如她积极地投身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来。但是，她的爱国情怀走向了极端，走向了国家主义层面上去。为了这，她杀了“我”的妻子王仁美。

为了打掉王仁美肚子里的孩子，姑姑给“我”所在的部队写信，揭发我妻子怀了孩子。在我回家后犹豫不决时，又动员部队的领导到我家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可是，我的工作做通了，王仁美的关却很难过。她躲藏到自己的娘家，并以寻死而要挟。可姑姑并不为之所动。她弄了台拖拉机，要把岳父邻居肖上唇家象征着风水和护佑的老槐树拉倒。肖上唇以死相逼，姑姑却说：“不但要拔你的树，拔完了树就拉倒你家的大门楼，然后再拉倒你家的大瓦房。”她以这种手段逼出了王仁美，在保证她的生命安全的许诺下，却又让王仁美也死在她的产床上。

中国人历来持有“家国”观念，历来都把家看成是国的基本构成元素。儒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要表明对家的重视。而在漫长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家族血脉也一直是维系社会发展的最稳定的因素。家族的壮大，对一个宗族来说至关重要。一致对外，发展根脉，从来都是中国人的宗族伦理。古代，皇帝也要把自己的血亲分封到不同的领地去。

按说，姑姑是我们家的成员之一，是与我有着血缘关系的人，而且我的生命也是她亲手接生的。但此时的姑姑已经沦落到近乎疯狂的国家主义中去，她是六亲不认的。她不但摘掉了我媳妇王仁美肚子里的后代，还将王仁美一起给害死了。

尽管后来蝌蚪的父亲过寿的时候，姑姑也来了；虽然“我”后来的妻子小狮子借腹生子的时候，姑姑也还扮演了一次接生医生的角色。但在姑姑心里，国比家始终要大。为了国的利益，家必须要放弃。在姑姑的操纵下，许多未出生的婴儿都是胎死腹中。同时，一些大人也因流产手术而死，我的妻子王仁美死了，陈鼻的老婆王胆死了，张拳的老婆死了。一项政策，使众多的家庭破镜难圆。国家主义与家族伦理，在此出现了严重悖反。

姑姑的晚年，曾经发誓终生不嫁的她，却违背诺言嫁给了捏泥人的郝大手。郝大手照着姑姑的描述，捏出了一个个2800个活灵活现的娃娃。她把它们供奉起来，每日焚香跪拜，希望它们早日投胎转世。这样的情节，显现出姑姑对自己人生罪孽的忏悔，但同时也折射出了计生制度对当时中国家庭的破坏。2800个孩子，背后都拴系着一个家庭的根脉。我们今天站在历史前进的当口反思这种行为，会有许多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从来都要背负着国家复兴的大任，从来都要舍小家为大家。这本来说是做得没错的。但只为了一个二胎不出生，却违背宗族伦理，用尽一切手段杀了孩子杀大人，这样的行为却也未必值得我们称道，反而却有更深的意蕴令人嘘唏。

三、国策贯彻与生命尊严的冲突

社会制度是一种制约着人的规范体系，起着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强迫、制约作用。既然制约规范，就对某些人的利益、安全、尊严，甚至生命本身有关要约。一般来讲，社会制度的建立，都会根据人的意愿以及生命的尊严来制定。但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度就会凌越于人本与生命之上，成为冲突的症结所在。

在《蛙》中，陈眉的故事最令人心酸。陈眉是陈鼻和王胆的女儿。陈鼻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是当地有名的万元户，日子过得相当好。妻子王胆贤淑善良，生了个女儿陈耳，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可是，就在他们计划生二胎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为了偷生二胎，王胆死了。可生下的孩子依然还是女孩，名叫陈眉。陈眉应该算是一个幸运儿，她没有像其他未出生的孩子一样被杀死在子宫里，而是侥幸出了“命门”，成为社会一员。可是，其生日也就是母亲的祭日。王胆为她而死。可这种幸运却又隐藏着大不幸，她被重男轻女的父亲抛弃，被姐姐抚养长大，与姐姐相依为命。姐妹俩容貌清丽，且志向不凡，若是名门闺秀，一定会是佳丽名媛。可是，她们因为母亲的死，父亲的沉沦而成为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员。陈耳与陈眉一起去广东打工，又因为一场火灾，姐姐被烧死，自己毁了容。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突然变成了富人的天堂，有钱人趁此开始以各种方式生育孩子。袁腮就是在此形势之下，以牛蛙养殖公司为幌子，实际上办了一家代孕公司。可怜的陈眉为了给父亲筹集看病的医药费，只好出卖自己的子宫，为“我”和小狮子代孕，资金为十万元。然而她既没有拿到应得的酬劳，孩子一出生也就被别人强行抱走了。她原本是打算生完孩子，拿到钱救了父亲，自己一死了之，但孩子的出生却激发出她无限的母性。用小说中陈眉自己的话说：“自从我怀孕之后，自从我感觉到那个小生命在我肚子里跳动之后我就不想死了。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丑陋的茧，有一个美丽的生命在里边孕育，等他破茧而出，我就成了空壳。”他向医院要孩子，医院说孩子死了；她向政府部门要孩子，政府部门却因没有证据而帮不了她。最后她疯了。

这样一个善良的女子，没有因为花容月貌而出卖肉体，没有依傍富二代官二代出卖灵魂，但却在万般无奈之下出卖了子宫。她想活出自己的尊严，尊严却被严重践踏。她的这种被践踏，不只是由于政策，同时还因为金钱。马克思曾说资本的每一根毛孔都沾满肮脏的血，而这肮脏的血，就是杀死陈眉的罪魁祸首。

同样被践踏的，还有他的父亲陈鼻，为妻子王胆的死而自己并未生出一个男孩，从此便一蹶不振，因为重男轻女而败光了家，因为同学救济只能去酒店扮演唐吉诃德的角色，因为自己的女儿被人打成重伤。当然还有“我”，妻子王仁美死了，我一言不敢发，为的就是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营阳官位。小狮借陈眉之腹怀了我的孩子，生下来又被我们抱走了，我却麻木不仁，无视她的痛苦。秦河因为痴恋姑姑，曾经自杀过一次，他愿意给她当船工，并在她嫁了郝大手后自己也开始捏泥人。姑姑是制度的化身，他却成了姑姑的影子。

在强大的社会制度面前，任何人都是这手中的泥人，随时都有可能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生命尊严在此显得无比脆弱。

四、现代化进程与人性美好的冲突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一些人先富了起来，也就在这当口，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人的价值观念彻底崩塌。一些人开始钻政策的空子，干起了与计划生育有悖的勾当。

有钱人罚着生。你不就是罚款么？我有钱，不怕罚，去中美合资家宝妇婴医院生，有肖下唇这样的官商两重身份的人罩着，超生没事的。或者，我借腹生，去牛蛙养殖场去找代孕女子，像陈眉这样的需要钱的女孩，借她们的子宫来生。这样的情势下，只有没权没势的人，只有平民百姓才是计划生育的执行对象。社会的公平严重失衡，国家的政策形同虚设。

肖下唇，因为参加高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并被留在了国务院的某个要害机构。后来政策好了，他也下了海，利用自己的人脉以及做官时贪腐的钱财，办了这家中美合资家宝妇婴医院，专门给有钱人生二胎进行暗箱操作。他给医院的大门口，竖起高大的广告牌，上面是一百个婴儿各种表情的照片，以此来吸引那些想要孩子而没孩子，要生儿子却没儿子的人。一方面他与牛蛙养殖公司沆瀣一气，私下里干着非法接生的勾当，一方面又与牛蛙养殖公司的前台小姐暗通款曲，表面正人君子，私下里男盗女娼。

“我”的妻子小狮子，曾经姑姑的助手，一方面是杀人的帮凶，一方面也是受害者。她没有孩子，做梦都想有个孩子，看着中美合资医院的婴儿广告发呆，看着别人的孩子就想抱。这样一个五十几岁的失去了生育能力的女人，却向外界发布神话，说自己怀孕了。她偷了我的精子，去向陈眉借腹，后来真的给“我”生了个儿子。可当陈眉从她的怀里抢去孩子的时候，她又利用中美合资医院的保安，将孩子抢了回来，并逼疯了她。

现代化的社会里程，让一些人的人性丧失殆尽。

而小说的主人公姑姑，却并没有将良知丧尽。她自从谈了个飞行员男朋友而叛逃了台湾之后，便发誓终身不嫁了。可是，晚年却嫁给了捏泥人的郝大手。她并不爱郝大手，嫁给他是因为他能捏出活灵活现的泥孩儿。她把这些泥孩儿供着，就是在为自己赎罪。小说的结尾时，她还与小狮子唱了一出双簧戏，假装去给小狮子接生，其实是给陈眉接生。向来嫉恶如仇的姑姑，向来是正义化身的姑姑，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呢？一方面她是在向家族忏悔报恩，一方面是想帮助自己的助手小狮子。生育，是人类永久的话题，也是人类赖以繁衍的生存方式。姑姑成了制度的牺牲品。但她的人性却并未泯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会出现许多人性扭曲的人和事。但作家始终是社会的良心，始终秉持着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也正是莫言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主要原因吧。他不仅在反思社会制度，同时也在反思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弊端。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蛙》的思想含量远不止这些。但它所呈现出的社会巨变时代的各种矛盾冲突，却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文学是社会现实的投影，从中间我们总能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