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梅，罗 毅

(四川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达州635000)

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身体一直被置于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西方古代哲学家们认为身体是阻碍人类精神发展的物质，“身体对于知识、智慧、真理来说都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因素，身体是灵魂通向它们之间的障碍”。[1]2从柏拉图开始，身体就被贬损、被污名为意识的包袱，沦为一种无活力的物质，本身没有意义。笛卡尔认为身体是感性的，精神才是理性的。身体只是一个生殖的机器，欲望和快感作为身体的力和能量，被社会道德观掩藏起来，身体在道德领域沦为罪恶，道德伦理通过控制身体来维持社会的有效生产，由此，身体进入了哲学的黑暗历史。然而，被贬低的身体总是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女性被建构为肉体性的存在，“在身心对立的二元逻辑中，与思维相对立的身体，尤其是成年女性的身体作为现实文化的产品，常常是与‘卑污’密切相关的”。[2]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对此早有察觉与批评，其创作的《天堂》、《爱》及《秀拉》淋漓尽致地反映了那些挣扎、游走在“正常”社会规范外围的黑人女性，她们被社会嫌恶、排斥和孤立，像幽灵一样寄居在那些“不宜居住”的界外。莫里森在小说中塑造了几个鲜明的女性形象，把黑人女性的身体作为研究中心，揭示了女性的命运与卑污的身体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朱迪斯·巴特勒也认为，女性主义必须回到身体的中心问题：探询女性的身体在男权社会里的遭遇，审视被排斥、被卑污的身体应对男性霸权的挑战及其策略，最终将客体化的身体还原为主体的存在。托尼·莫里森作品中被黑人社会嫌恶、遗弃的黑人女性，身体为她们寻求独立的自我发挥了重要反抗作用，运用朱迪斯·巴特勒的身体理论可以揭示这一独特现象的内在特质。

一、被性别化标记的身体

人类的历史是对身体进行规范和标记的历史，无数的哲学家纠缠在身和心的概念里。尼采将身体引入主体概念，将身体看成权力意志本身，充斥着积极的、活跃的、自我升腾的力量，而主体、意识、灵魂是身体的产物。他从身体的角度审视历史，衡量世界，认为世界是身体和权力意志的产品。福柯将身体引入谱系学来揭示权力和社会对身体的塑造，权力对身体进行管理、改造和控制。身体在历史事件中被各种权力塑造、训练和折磨，“历史常常源自身体的冲动，事件的起源根植于身体，历史的变迁可以在身体上找到痕迹，它在身体上刻下烙印，身体既是对‘我思’、‘意识’的消解，又是对历史事件的铭写”。[1]2福柯认为社会的组织和管理是一种身体性的管理，把身体束缚起来，将身体中的狂野能量驯服。德勒兹认为身体是“欲望机器”。欲望永远在生产，在冲破，是一种不可遏制的能量，因而身体没有羁绊，没有绳索，没有组织，没有形象，没有器官。这种身体更多的是一种积极主动力量的洪流，要冲毁权力。他认为，欲望成为一种无羁绊、自由的、放任的、破碎的身体才能抵制机器生产，才能冲破封闭的禁忌系统，才能逃避各种机制、权威和专制。在对前人的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的基础上，巴特勒逐渐形成了当代独具影响的巴氏身体哲学理论，这种理论强调和肯定了性的自主性和身体的能动性。巴氏身体观融入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后身体概念，成为酷儿理论的一块基石，与此同时，也给酷儿理论在单极的异性恋社会体制中谋求宽容、和谐的两性关系提供了视角。

通过对身体哲学发展史的审视、质询与批判，朱迪斯·巴特勒梳理了福柯、德勒兹和弗洛伊德等哲学大师的理论，深入揭示了人类哲学对女性身体的贬损的历史，揭露了人类社会制度对性别的管理和规定压制了性异态的少数人群和广大妇女的事实，同时，她继承了德勒兹的身体能动性。巴特勒深入研究了柏拉图、女权主义者伊瑞葛来等哲学家的身体观，分析了柏拉图通过二元对立的哲学体系贬低女人的身体，成就男人的理智和灵魂。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提出三种重要本原，“将收受本原比作一个母亲，将资源或源泉比作一个父亲，将剧中本原比作一个婴儿”。[3]女人的身体只是具有物质性，不具有形式；男人的身体是理智的，具有形式，因而女性的身体只是一个接受和转载形式的物质，本身并无意义。在对柏拉图的身体哲学做深入研究的过程之中，女权主义者伊瑞葛来发现柏拉图建构身体理论的用意：他将女人看作物质，一种“不育”的物质——女性的生产能力由此被阉割，然而，女性的生殖能力是一种完全天然的能力，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柏拉图罔顾事实，建构一种自相矛盾的女性身体观，这是一种男性自命自生或自我构筑的菲勒斯幻想。在伊瑞葛来的基础上，巴特勒通过对性别化身体奥秘的深入探究，发现：性和性别是区分男和女的重要因素，强制异性恋制度通过控制女性的性来规范女性，是把符合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女性身体内在化，违反这个体制的外在化。

在《性别麻烦》中，朱迪斯·巴特勒质疑了性别的建构，并在《身体之重》里，“她指出，仅仅考虑性别的建构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思考话语对物质化身体隐秘的建构，追问性别化身体的话语界限”。[4]84巴特勒继承了福柯关于“话语对身体规训”的思想，认为话语生成了性别差异，而身体的物质性与性属的述行性相关联的关键在于：性别的分类。福柯把性别分类称为“规制性理想”，生成了受性别支配的身体规制，具有控制身体的力量。巴特勒沿着这一概念考察了身体通过性别分类机制的运行和被生产的过程，得出的结论是：身体的物质性是被建构的，是权力的产物和结果；性别是一种被强制物质化了的规制性理想，规范了强制物质化身体的性别与差异，而权力话语掩盖了这个过程，将所建构的身体呈现为自然化的身体。以异性恋为基础的亲缘文化是通过对身体的命名来建立的，经过反复询唤把主体带入性别化社会的权威制度里，这种询唤就是对规范的反复强化，对那些被嫌恶的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排除，质疑她们的人性。这些被排除的场域，给“人”划了界域，寓居其内的，是符合异性恋社会标准的主体，而游离在外的，则是不符合规范的客体，是“他者”。

《天堂》《秀拉》和《爱》三部作品中的黑人女性从解构自身身体的物质性做起，从被欲望控制和摆布的纯粹身体的生理反应场所中突围，进而反抗了黑人社会对女性的压制。作品中人物悲剧性的结局寄予了女作家对黑人女性命运的无限同情，作家悲悯的情怀与巴特勒质疑身体的建构和反建构，重构“值得保护的生命、值得挽救的生命、值得悼念的生命”的努力与之形成呼应。[3]19

二、因羞辱而被贬损的身体

在身体理论里，巴特勒对“羞辱”“嫌恶”“排除”“边界”“外在”及“内在”等六个哲学概念十分重视并逐一厘清。“羞辱”是一个道德文化概念，对主体意识和潜意识领域的自我建构起到阻碍作用，不仅干扰身份认同，同时也建构身份认同。“羞辱是一种存在于不同人身上或不同文化当中的自由元素，它附着于身体的某个区域、某类感官系统或某种行为举止，持续不断地强化或改变着几乎所有事情的意义。”[5]“嫌恶”是抛弃或丢弃的意思，暗示了一种建立主体的排斥，标示了一种身份在社会中被贬损或剥夺的地位。话语在界定性别的时候，形成了性别化身体的内涵，这种划界将产生一个被排除的，不具有合法性的性别界域，这个界域就是主体的边界，当主体不符合性别规范时，就会受到嫌恶或被剥夺合法性而失去身体的资格，这种界域具有某种规范力，甚至是暴力。

《天堂》以俄克拉荷马州所辖的一处偏远的黑人集聚地鲁比小镇为叙事背景，鲁比小镇由十五个纯黑人家庭组成，是一个拒绝外来民族混入的自我封闭的黑人乌托邦。然而，鲁比只是黑人男性的天堂，他们把自己的欢愉与享乐建立在黑人女性的痛苦之上。距离小镇十七英里之遥的地方，有一个女修道院，这是一处被男性排挤而无处栖身的黑人妇女的寄居地。“女修道院的每个女人几乎都是在外界的各类暴力的驱赶下来到此地的。”[7]这里每一位黑人妇女的故事无不体现了理想性别规范的暴力。玛维斯过失造成婴儿死亡，对她的责备和践踏蜂拥而至，丈夫羞辱，粗暴践踏，孩子怨恨，媒体追踪报道，亲情矗立成冰川，家庭成为暴力的囹圄。家庭与社会的双重不接纳，把她排除在界域之外，成为活在人间世的“孤魂野鬼”。西尼卡是不被父亲认可的私生女，在这个异性恋男权至上的社会，没有近的亲缘关系可以投靠，可以依附，成为男人们骚扰的对象，她所承受的暴力“是不能以‘活着’的名义称之，那是一种生命的剥夺，或者一种持续的死刑”(巴特勒，2009：14-17)。男友乱伦，经历车祸，被强奸，帕拉斯的不幸遭遇非但没有得到同情，还接到学校开除的决定，开除的公示把她遭受的羞辱事件暴露于众，同学们的歧视和笑话加剧了她的伤害，耻辱让她背上了沉重的枷锁。逃离是这群饱受摧残的黑人女人的出路，她们无家可归，无处栖身，女修道院成为唯一的、甚至最后的选择。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认为内疚感和羞愧感让人承认和意识到过失并最终被驯服。在《知识考古学》中，他发现知识是权力的产物，通过陈述和话语干预主体，主体不具有决定性，它是一个被动，委屈和无可奈何的主体。

《天堂》里的黑人妇女受到来自黑人男性社会持续的威胁。黑人妇女之间的“爱”是她们抵制种族压迫，性别压迫，寻求自我，学会爱，学会生活的重要途径。“女人和女人的关系是永恒的，非常牢靠而且可以依赖并永远保持下去。”[7]这种“爱”包括黑人妇女之间分享丰富的内心生活，抵抗男性的专制以及珍视女性性爱关系。黑人妇女的性经验已经被黑人男权异性恋体制所破坏，只有在妇女的团体里能够得到更多的快乐。芭芭拉·史密斯说：“大部分女人将自己的注意力和情感力导向其他女人，同时让其他女人作为自己的情感养分和心理扶持的主要来源，并不一定涉及性欲和性行为。”[8]在修道院里，康妮号召女人们释放痛苦的记忆，拯救自己身体，消解一切让女人受苦受难的神话。黑人女性以集体疗伤的方式相互关怀，提高自己对处境的认识，形成应对的策略。这种“姐妹情谊”有益于黑人妇女的成长，让她们在逆境中凝聚力量相互帮助，进而增强黑人妇女的归属感。接受自己，爱自己，爱自己的身体，是黑人女性的自我救赎之路，也是她们同男权异性恋体制的斗争策略。选择将女修道院作为栖息之地的妇女们都历经了难以弥合的痛苦和哀伤。痛苦和哀伤的经历有着相似的特征：被性别化的身体遭受着来自男性的肆无忌惮的凌辱和耻笑，女人“他者化”的身体沦为一处蒙羞的场所。

三、在男权界域内挣扎的身体

“外在”是指“不可理知的”，被社会制度所排出和嫌恶的，它同时又永远存在于主体之内，对“内在”造成威胁，它会对话语阐述产生永久抵制，是特定政治化所设定的流动边界，因而只是一种构成性外在。《秀拉》和《爱》为读者呈现的是黑人男权社会规制内和外的四个黑人女性，无论生活在黑人男权界域内的内儿和留心，还是游离在体制外，被嫌恶、被排除的秀拉和克里斯廷，她们所经历的非人般的痛苦，就是强制异性恋社会对黑人女性压迫的明证。莫里森2003年写成《爱》，接着1973年完成《秀拉》，两部作品虽然相隔三十年，讲述的都是黑人小女孩艰难成长的故事，从秀拉和内儿的故事到留心和克里斯汀的结局，作品均淋漓尽致地呈现了黑人女性在性别化分类严格的黑人社会艰辛挣扎的痛苦。四位黑人女性中，秀拉和克里斯廷经历相似，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外闯荡多年，对社会有清醒的认识，多年以后，她们带着改变黑人社会的陈规陋习的决心回来了，然而，黑人社会迎接她们的不是鲜花、笑容和掌声，而是敌视，误解和孤立，她们被“外在”为“幽灵”。内儿和留心选择留守在黑人社区，她们小心翼翼地遵循着所有社会规范，同看似靠谱的黑人结了婚，以为可以得到丈夫的保护以立足社会，最后是肉体和精神备受双重折磨。她们的痛苦源于对男权社会的认识不足，还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小说《爱》中，黑人爷爷比尔·柯西是度假酒店的老板，主宰了周围的黑人社会，可是在孙女克里斯廷的眼中他就是一个十足的魔鬼。“柯西先生是国王；L，那个戴厨师帽的女人，是神甫。其他的人……留心、维达、梅、服务员、清洁工……是王宫里的群臣，为了博得国王一笑而互相争斗。”[9]37他身边的女人到处都是，“在床上，在厨房里，院子里，饭桌前，脚下，背上。”这个处于黑人社会顶层，拥有崇高地位的老头是伪善的，给女人们制造了太多的痛苦。“她们背后都有悲伤的故事：故事里有恐怖的爸爸，虚伪的男人，……每个故事里总有一个恶魔，把她们变得粗烈而不是勇敢。因此她们劈开双腿，而关上了心门。”[9]3一次，克里斯廷无意撞见爷爷把自己的小伙伴留心夹在两腿之间，揉摸留心还未发育的乳房，她惊悚恶心不已，吐了自己一身的污秽。后来爷爷娶了十一岁的留心，但他对留心的兴趣没有持续多久就消散殆尽。“女性在自称是自我构筑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中被驯服并变得无法被理知。被拒认的女性残余作为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印刻空间、作为接收男性意指行为之标记的镜面留存了下来。”[3]9留心没能为柯西生下一男半女，在家里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在柯西家族，留心的身体只是接收男性意指行为的印刻空间，是容纳的形式并产生另一种形式的容器。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留心为自己继续留在家中的适当性与所有权处心积虑。“这里是我的越南。只是我活下来了。”[9]140家成为留心的战场。内儿的命运与留心如出一辙，概莫能外。

内儿是秀拉的同性朋友，同裘德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打算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但丈夫裘德却是一个朝三暮四、见异思迁的人，后被秀拉吸引，抛妻弃子离开了家，将养家的重任抛给内儿。为了养活孩子，内儿四处奔波，干各种杂活，吃了不少的苦。内心的痛苦折磨了她几十年，她为此怨恨秀拉，思恋裘德，却不知丈夫才是自己痛苦的制造者与施加者。在面对白人种族压迫时，黑人男性往往愿意寻找黑人女性的温存来抵御外界压力。当裘德在社会处处碰壁时，他选择了娶内儿来释放外界的压力，裘德需要一个“甜美、勤劳、忠贞的”黑人女性来舒压，也维持他作为男人的形象，“没有那某个人，他是个侍者，像女人样在厨房里转来转去。有了她，他是一家之主”。[10]他把自尊建立在女人的臣服之上。对待黑人女性，他们视作玩物，没有责任，没有担当，遑论忠诚与爱情。因而秀拉认为像内儿这种界域内的黑人妇女是“把自己折叠进僵硬的棺材”( 托尼·莫里森，秀拉)的女人，她们信奉黑人社会价值，顺应命运安排，灵魂已然被掏空，剩下一副徒具人形的躯壳在人世间游走。

巴特勒认为性别规范形成了主体构成性外在，处于界域之外的是那些“不宜居住”的，处于身份场域之外的被嫌恶者，被巴特勒称之为“幽灵身份”，她们常常汇集在不受欢迎的社会生活地带。通过排除和嫌恶，主体被构筑，同时产生了一个被嫌恶的外在。马尼拉和凌霄是《爱》这部小说中被妖魔化的两个黑人妓女，黑人社会嫌恶和排挤她们，却又害怕她们。“性范畴是知识和权力机制最为着力的要素，对性的掌控为其他统治手段提供了支撑点和连接点。”[4]85性知识和权力机制对女性的肉体、儿童的性教育以及异常性行为等进行了外在处理，贬低了部分人的身体。巴特勒对构筑性属边界的排斥进行了审视，性别化的男性社会重构了一系列规范化训谕，强行对“女性”和“男性”做出有区分的征引，让她们成为被外在于黑人社会的邪恶。在莫里森的小说《爱》中，苏克湾的“警头怪”会从海里窜出来伤害不检点的女人，让那些心怀鬼胎的女人害怕，它以鬼怪的形式来强迫着女人们规范自己的行为和身体。然而“身体从未对强迫其物质化的规范毕恭毕敬”，[3]20在性别化身体物质化的过程中，黑人女性终究会质疑这种规制性。在小说中，莫里森赋予妓女们金子般的心，“妓女始终在引领潮流，她们因为坦诚而受到尊重。又或许不是因为坦诚而是因为成功”。[9]2《秀拉》里，内儿的外婆也是一位妓女，小说似乎对她惜墨如金，短短的几行文字里勾勒出已经四十九岁的外祖母生活得自在安详，与内儿谨慎正派的母亲相比，形象丰满。托尼赋予了界域外的女性人性的光辉，让界域内的女性却痛苦地挣扎，她以文学的形式呼应了巴特勒的身体理论。

四、 超越物质而永恒的身体

在《道德的系谱》一书中，尼采认为道德不是从一个固定点衍化而来，善和恶从来不是依据同一标准制定的，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斗争，在满满的历史长夜里，相互厮杀，换位，永不停息。黑人女性多被扭曲，性欲旺盛的“荡妇”形象记载了美国社会对黑人女性性别和性压迫的历史。性政治关注的是女性的性欲、性倾向、处理自己身体的权力。有关黑人妇女性欲的种种污蔑，针对黑人妇女的种种性剥削、性控制，都是黑人女性必须直面的“性身份”。在塑造自我、发掘自我的过程中，秀拉从不把男人放在重要位置，她拒绝结婚，不愿意创造生命，反对将女性身体定格为生育属性，成为黑人社区一株带刺的玫瑰花，最终她以一个无情无义，不孝不善的坏女人形象出现。她主张女性身体的自主权，通过身体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爱》这本小说里也描述了两个被黑人社会外在化的黑人女性—克里斯廷和朱妮尔。从十二岁起，克里斯廷三次被爷爷强行送出家，被家庭外在化。在外漂泊几十年，她尝尽人间的羞辱、痛苦和背叛，被社会折磨得一无所有，筋疲力尽。十七岁那年，克里斯廷刚刚从枫林谷私立学校毕业，怀揣独立的梦想，“想自己制定规则，自己选择朋友，自己挣钱也自己管理”，然而生活给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她被介绍到 “不宜居住”、不受欢迎的社会生活地带—马尼拉妓院—一个黑人社会里正常女人身份场域之外的所在。

果子是克里斯廷遇见的第二个丈夫，是一位深受马尔科姆·X影响的黑人极端民族主义者。克里斯廷曾经以忠实的信念，高昂的热情，加入这个组织，她喜欢这种严肃的感觉，并全然委身于果子，“不再是爱吵架的妻子，多余的情妇，没人要的讨厌的女儿，被忽视的孙女，可以随时抛弃的朋友”，她原以为找到了生存的价值，然而，果子两面三刀，认同黑人男性友谊，无视黑人女人尊严，她彻底绝望了。四十一岁那年，她被黑人全科医生里奥戏弄，又一次无可奈何地回到马尼拉妓院。“她什么都没有逃掉。枫林谷，柯西酒店，马尼拉的妓院——三个地方都在性的焦虑与怨恨之中漂浮，三个地方都由金钱决定地位，三个地方也都围着男人迫切的欲望旋转。”在她的生活中出现过的黑人男人都对她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她是从一个被宠坏的小女孩最后变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无家可归者，是黑人爷爷、厄内斯特、果子和里奥医生这群黑人男人及他们构成的社会一次又一次把她从域内逐向域外，把她变成了“幽灵身份”。

巴特勒最为关注的是女人的肉体如何被规范，她发现身体与性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物质性的身体和性是一种互为外在，互相影响的关系，身体是性的外在，是性的外部和可见的场所。同秀拉一样，克里斯廷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自己的思想和信念，希望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尊敬，然而，域内的世界是属于男性的，女人们只能委屈自己的心灵，把身体交出去来换取生存的状态。身心合一的理想人性对于她们来说只是一个梦想。朱妮尔也是游走在黑人社会边界的女孩，她的不幸遭遇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正是黑人男性把她一步一步推向边缘。

克里斯廷、朱妮尔和秀拉挣扎在黑人社区的边缘地带，异性恋性别化身体给她们打上了“女人”的烙印，作为人的尊严被践踏，“当女性被构筑为被排除的误用、不当、不具所有权之物时，这种对适当性与所有权的抗争正是女性的选项”，[3]17她们的“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利的事物”，[11]用秀拉的话来说，“把这个镇子撕成两半”。秀拉、克里斯廷和朱妮尔被黑人社会边缘化，被排除，她们最后的唯一的选择便是抗争。托尼在小说尾部，几十年之后，时间让秀拉和内儿，克里斯廷和留心认清了社会的真实状况，化解心中对彼此的怨恨，认同了美好的女人之于女人的情谊。同《天堂》里的女性人物呼应，三本小说表达了莫里森对黑人女性痛苦生活的关注。

结 语

在莫里森的小说中，黑人女性的身体被摧残，被性侵，但黑人妇女的主体意识并没有因为受伤的身体而消沉，黑人女性所表现出来的珍爱身体、摧毁身体、借用身体和享用身体等现象都很好地宣示了黑人女性特殊的自我。为抵抗对黑人女性的种种性剥削、性控制，黑人作家常常不得不直面黑人女性的性和身体。性与身体的关系至关重要，从表面上看，性、性别是身体的物质特征，却被男权社会利用成一种控制身体物质化的文化规范。但对于黑人女性来说，身体政治是她们建立主体意识的通道。身体政治是“个体在身体被控制、侵犯与规训的条件下，如何有意识地利用被摧残、被损毁的身体来行使自己的权力，重建被贬损的主体意识，从而改写或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12]自主的身体，自主的性是黑人妇女自我赋权的第一步。让人欣慰的是，三十年前，莫里森在《秀拉》里让“幽灵”秀拉孤独离世，内儿在五十五岁时意识到黑人女性生活的真谛，呼唤秀拉；三十年后，在《爱》里，作家让游走在黑人社会界域外的克里斯廷活了下来，留心死在克里斯廷的怀抱里。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莫里森对黑人女性争取自由平等的政治身份的行为饱含肯定与激赏，对创造黑人社会美好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身体被凌辱、被乱伦、被遗弃，让她们成为黑人社会的酷儿，同时，黑人妇女还遭受着种族、经济、性别的多重迫害，可是她们没有放弃，在非人的生存状态下依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抗争精神，这是推进身体政治的主要力量，是黑人女性赖以生存的希望之光。[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