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杰

(四川文理学院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四川达州635000)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先后80余次发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从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哲学思想，习近平生态哲学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习近平高瞻远瞩，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立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高度，科学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现代转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中国化的产物，同时又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思想的影响，既有继承，又有巨大的理论创新和发展。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思想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文化内涵。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蕴含着深邃的生态哲学思想，在中西方哲学史上，大致有两类主导地位的看法：一是把自然世界看成是与人处于彼此外在的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万物是客体，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二分”的生态哲学思想。学者张世英认为这种“主体—客体”的哲学思想具有外在性、人类中心论和认识桥梁型的特征。二是有别于西方“主客”二分的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把人与世界的关系是看作是血肉关系，形成一种“人—世界”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内在性、非对象性和人与天地万物相通相融。[1]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人与自然是处于一个“整一”性的结构之中。儒家主张“天人合一”，《易·系辞传》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到孔子的“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孟子的“仁民爱物”，宋代的道学家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朱熹提出了“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和“公而仁，仁而万物一体”的思想，明朝的王阳明超越了程朱理学，提出了人心即天地万物之心的“天人合一”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哲学无不包含着人伦道德原则为根本的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如此，先秦道家和魏晋以后的佛家都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如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主张自然之道，庄子更是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天人合一”生态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受到学者的极大关注，蒙培元先生在《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一书从先秦诸子百家的生态哲学思想到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天地境界”学说，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生态观做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国内较早对生态文明进行集中研究的余谋昌先生把生态哲学成为“环境哲学”，他认为环境哲学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古代思想家对宇宙人生，人与自然生命，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深刻洞察属于古代形态的环境哲学思想。李伟、翟澜杰在《论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及其当代价值》一文中提取了先秦时期“因”的生态智慧思想，“因天”“因天地之道”就要遵从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和规律；“因时”就是顺应时令的变化，为此，统治阶级还制定了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先秦时期还形成了“生生”的价值取向、“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共同体、“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应时而生”的道德行为准则。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呈现出开创性、制度性和自觉性的基本特点，使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思想一开始就有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深远思考的价值取向和生态保护思想，它为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政令法律提供了理论基础，具有开创性意义。[2]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出发点，现代美学名家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国艺术意境最深的灵境来自宇宙自然，“艺术家禀赋的诗心，映射着天地的诗心，山川大地是宇宙诗心的影现。”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生”的哲学，这种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意识孕育出审美的意识，具有生态美学的形态，也即是“人与万物一体”的美学境界。“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大自然(包括人类)是一个生命世界，天地万物都包含有活泼泼的生命和生意，这种生命和生意是最值得观赏的，人们在这种观赏中，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从而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与哲学智慧，叶朗先生说：“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内容，把它们发掘出来，加以新的阐释，并把它们放在显眼的位置，使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和交流，这将大大有助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的沟通和互相认同，大大有助于构建多元文明之间的和谐和共同繁荣的格局，对于实现人类的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3]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思想既根植于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沃土，吸取其精华，同时又赋予了新时代的文化内涵。习近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和合”思想有非常精深独特的理解和阐发，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精华赋予了新时代的哲学智慧，“和”即“和谐”，“合”即“共生”，提出了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生态哲学的基本理念，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他吸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富有生命力的“和合”思想，结合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科学总结中华传统生态哲学的合理内核和因子，不断开辟“和合”思想的新境界。习近平深刻指出：“传统生态哲学是宇宙和自然是天人合一的对象，即使达不到‘赞天地化育’‘与天地参’‘与天地同流’也应认识到‘与天地和其德’‘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正基于此。”[4]

诸多学者在研究习近平生态哲学思想的时候都特别注意到传统生态文化已经内化为新时代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重要内容。盛辉博士在《习近平生态思想及其时代意蕴》一文中，就把传统文化作为习近平生态哲学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5]陈文斌、郭岩在《论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五个辩证统一》一文中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理论根植于中国古代先民充满生态光辉的自在文化以及中国古代几千年的生态实践，致力于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体阶段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其理论根源从实践中来，并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因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力支撑。”[6]我们认为，习近平提出的“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思想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外，还应该有更深邃的内涵，这在习近平2013年对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贺信中所清晰的表达的，中国愿与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十九大报告高度概括成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用中国实践从传统生态文化中升华起来的二十一世纪的哲学思想和中国智慧。

二、习近平新时代生态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哲学思想是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了，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品格。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整体水平还很低，目前正处在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发展模式处于转型阶段，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存在较大的矛盾，工业化城市的污染较重，特别是大城市环境污染的态势十分严峻。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习近平发表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列重要讲话，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新理念的国家的发展战略高度，生态环境建设关乎民生，成为人民福祉的重要基础和民族未来的千年大计。在十八大以后制定的“十三五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规划中，生态文明理念成为基本原则，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十三五规划、新型城镇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2016年国家发改委颁布实施的《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中，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成为老区振兴发展的重大工程，其中还特别针对老区振兴发展的重大工程加强中长期的“环境影响评价”以及对优势生态资源有序开发等方面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宏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了新时代成熟的生态哲学的基本理念，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生态就是资源，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及建设美丽中国和为全球生态安全做贡献等重要内容。

(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生态哲学思想的精髓。这是2013年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提问时第一次提出来的：“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思想充满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辩证法，更早可以追溯到他在福建宁德地区工作时的实地调查和思想总结，具体的可以从他的文集《摆脱贫困》中得到有力的说明，这本出版于1992年的文集颇有意味的选取了两幅照片：闽东丰富的林业资源和闽东的水田。宁德的青山绿水就是宁德地区摆脱贫困的金山银山，在《闽东的振兴在于“林”：试谈闽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1989年1月)一文中，就提出“闽东经济发展的潜力在山，兴旺在于林”，明确提出了“森林就是水库，钱库，粮库”的经济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思想，求得闽东地区“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7]把生态看作效益，把生态看作地方经济振兴的战略问题，这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的萌芽，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这一思想后来继续得到了发展，1999年习近平主编了《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一书，在该书的代序《加快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步伐》一文中，就指出“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还要适度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农业’，实现生态资源的多梯度循环利用，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和良性循环，以满足人们现代生活的需要”。[8]现代农业的实践证明，“休闲农业”和“旅游农业”就是把生态资源转换成经济资源，发展资源，利用青山绿水，实现金山银山农业现代化的理想道路。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世界发达国家的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美国的乡村发展计划和乡村政策、法国普罗旺斯乡村的成功实践，澳大利亚的精准农业，还是日本及东亚的乡村开发模式，乡村和农业现代化的成功，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不仅如此，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让城市融入大自然”，美丽中国当然包含城市的山清水秀，城市的发展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现代城市产业化的道路就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沿海发达城市如上海、杭州、苏州、广州和深圳等都相继完成了现代产业转型发展，走上了生态文明的道路，内地的重庆、成都、贵州等省会城市也逐步完成了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建成了山水交融的生态环境城市。革命老区巴中市南江县深入实施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打造的光雾山风景名胜区，在2017年国庆节期间七天，旅游门票收入突破了2000万，仅次于峨眉山景区，光雾山的绿水青山成就了金山银山的美誉，这对于川陕革命老区的深度脱贫无疑具有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

“绿色发展”是习近平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极大的改变了人民群众生活方式，特别是现代体验式旅游文化需求的不断扩大，深度体验美丽乡村民俗、村落文化、地方美食、山地体育、康养产业等“旅游+”新型旅游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保护青山绿水，就是保护了人类生存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家园，更加凸显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蕴含的生态哲学的精义，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高的辩证法思想。

(二)生态就是资源，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

2016年5月23日，习近平考察黑龙江伊春林区时提出了“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这是我们党对生产力概念的又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发现。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打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钥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通过生产力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人类全部历史发展和存在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经典定义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绝对性力量和根本动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提出了非常丰富的生产力思想，如通过土地革命，解放土地上的农民，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等等，毛泽东的生产力思想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突破性理论。邓小平非常重视社会生产力理论，他提出判断我们党各方面工作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第一个就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也就是说，“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就是生产力的发展问题。邓小平生产力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生产力的现代化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生态保护的投入不足，沙尘暴频发，大气污染，河流污染，海洋污染，土地沙化，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对外贸易损失严重，我国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标准和产品的环境属性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环境问题引发的各种疾病极大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2004年四川沱江特大水污染事件，2007年江苏太湖的蓝藻事件，2008年云南阳宗海事件等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社会安全稳定问题。生态保护的法律意识和生态意识淡薄，环境保护的执法能力建设滞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和生态补偿机制仍需完善，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还未形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制不健全，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不完善，城市大气治理任务繁重，环境问题成为制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生态环境及其资源纳入社会生产力的范畴，全面考察了我国生态资源的总体情况，提出了保护现有生态资源的战略性意义，他对黑龙江伊春林区的考察，把林区的生态保护与林区民生，林区转型与产业接续，林区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经济发展模式与林区的生态发展道路联系起来，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是必然的矛盾关系，习近平的生态哲学思想来自深层的民间调查，“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科学结论就是从伊春林区的改革发展中得出来的结论，改善了我们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新理念，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自然观思想的精义发扬光大，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达到的新境界。有学者指出，习近平的生产力发展理论，突出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要素在 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不仅包括社会生产力，还包括生态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的总和。[9]还有学者把这一生产力的创新性思想直接称为“生态环境生产力”，其重要意义一方面是对“以征服与改造自然”的传统生产力理论的纠偏，另一方面把“生态环境作为潜在要素和内生变量纳入生产力范畴”，这是对马克思自然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产力健康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与价值目标”，[10]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前瞻性重大课题。中国是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欧美产业革命老路，用传统工业化以资源消耗破坏环境为代价的模式，实践证明已经是走不通了。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增强人民福祉，是摆在我国现代化面前的一条极其艰难的道路，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问题和增长的极限问题，必须得到有效的解决，才能更好的解放社会生产力，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必须痛定思痛，只有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把生态环境这一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变成生产力的发展要素，更加重视生态环境这一生产力的要素，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转化成生态效益和优势资源，从而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克服把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的传统思维，不能走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国家要要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这就是生态文明的道路。

三、习近平生态哲学的系统论思想

人与自然构成的生态关系被认为是最古老也是最为复杂的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包含社会文明(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人类生产方式和自然生态的复合体，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现了习近平生态哲学的系统论思想。从系统工程的概念出发，把环境保护与治理称为环境系统工程的科学家是钱学森，早在1983年他在《环境保护》(第6期)撰文指出，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保护和治理环境。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所体现出来的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及其整体性思想，就是系统的思想，习近平以系统的哲学思维方式来认识环境问题，具有直接的方法论意义，他指出，要以系统工程的思路来抓生态建设，环境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国环境问题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人为原因，同时还有自然的原因。习近平对我国的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有深刻而独特的认知和反思，这根源于他任职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福建和浙江等地主要领导时的工作经历和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的体察开始的。他认为保护好生态环境，要有科学和系统的视野。习近平在浙江省工作的时候，就大力推进生态省的建设，也深刻的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他十分形象和沉痛的说，环境病也是一种社会病，病源很复杂，既有“外伤”，又有生态环境自身遭到破坏后形成的“神经性症状”，是一种疑难杂症，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这里就显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论思想，环境问题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资源配置问题，生产生活方式，生态科学，环境制度和管理水平等系统工程，所以环境问题涉及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要有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所以十九大报告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中确立了很多体系(系统)，如经济体系、技术创新体系、能源体系、生产和生活系统链接体系、生态安全屏障体系、环境治理体系等等。这些体系的实现就必须要依靠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保障制度，逐步形成最严格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制度。环境治理的系统论方法的使用，标志着我国环境治理的观念和现代化水平的极大提高，意义重大。

首先，极大的改变了思考环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化思维，而是把环境问题上升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环境与人民福祉等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体现了其环境系统论思想的复杂性、整体性和组织性。

其次，系统论哲学方法的运用，使得环境问题的决策更加科学化，环境作为一种生产力因素，必然要与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如生产方式、劳动力因素、产业结构、生产力分布、消费与流通结构等各种人类的“共同活动方式”的动态结构构成复杂的联系，[11]因为在系统论中，这些因素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他们共同构成了产生环境问题内在矛盾的根源。

最后，环境问题的系统论思想，充分利用了系统论的组织性和目的性的思维特点，从而形成环境保护制度，把环境问题与整个国家制度有效的联系起来，促进了环境问题的开放性，使得我们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和改造从局部到整体，从对策到战略，突破了人类对环境问题认识论上的局限性，既是方法论的变革，也是深刻的社会变革。习近平生态哲学的系统论思想，为环境问题的世界性难题贡献中国智慧，标志着我们党对环境问题的治理从经验上升到哲学和科学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直接的现实，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四、用习近平生态哲学思想破解四川革命老区绿色发展难题

四川革命老区大多处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辐射区和老区综合改革试验区，改革开放以来，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老区在环境保护、绿色发展观念、地理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使得革命老区的发展严重滞后。习近平生态哲学思想对于破解四川老区发展难题、增强老区的发展动力、厚植老区的发展优势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牢固树立自然生产力观念，破解四川革命老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难题。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转变长期以来只重视社会生产力而忽视自然生产力的旧观念，马克思早已指出，人类社会生产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劳动实践与自然之间建立起来的物质变换过程，这种劳动实践本质上就是人类的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辩证统一的过程，“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12]114习近平生态哲学思想极大丰富和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深刻洞察了老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关系的要害所在。目前四川老区出现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瓶颈之一，本质上就是长期以来不顾自然生产力，大肆开放、攫取各种自然资源，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片面追求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而无视自然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和自然规律，从而出现森林遭到破坏，空气污染严重，水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生产力的丧失，环境的不可持续发展，就会继续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中徘徊，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了。老区发展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生产力的内涵，充分认识自然本身的价值，发展以休闲、观光为主的乡村旅游业，配套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业、农村文化创意产业；规划建设具备森林游憩、度假、疗养等功能的森林康养基地和森林公园，恢复和发展自然生产力，建设美丽乡村，把生态恢复与乡村旅游、现代农业生产、农村脱贫攻坚有效的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第二、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破解四川革命老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难题。“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自然上走弯路。”[12]85为此我们要宣传、普及教育，树立新的生态价值观，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首先，加大生态文明传播宣传的力度。以政府宣传为主导，发挥政府宣传职能，特别是通过现代新媒体电视公益广告、生态环境发展纪录片、城市公益广告、公共场所的广告宣传、移动通讯、网络平台、微信等多种媒体，有意识的宣传生态文化相关知识、法规、理念、方式、加大宣传国家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要求、政策措施等，培育公民的生态道德意识。其次，加大宣传破坏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后果，揭露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恶行，激励和动员公众自觉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唤醒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由于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往往让位于经济发展，只顾眼前利益，所以宣传公民应该有的环境意识、环境权利与责任，把爱护环境变为公民的共同追求和目标，使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和准则。其三，通过对生态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宣传，倡导社会发展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开展绿色和理性消费，培育先进生态文化，塑造生态精神，营造发展生态文明、培育公民生态道德的氛围和社会环境。2015年以环保部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的以“践行绿色生活”为主题的保护保护宣传活动，在老区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和宣传，在增强全民环境意识、节约意识、生态意识，选择低碳、节俭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方面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种主题活动容易在老区普及宣传，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为生态道德培育奠定坚实的社会和群众基础，推动公民生活方式环保、健康和绿色化。其四、推动政府主导、民间组织与社会公众参与，探索市场化和社会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融合的生态文化传播宣传模式，探索多种传播机制，特别是让老区的老百姓普遍参与的机制，能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逐渐转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培育人们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思维方式、树立绿色新型发展观。

第三、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把四川革命老区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从老区目前的现实来看，老区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大都法治不健全，执法不力，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不完善有很大关系。这种情况要得到根本的改变，必须依靠生态保护的法治制度保障，生态保护的体制改革和制度规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中，第五遍选编了习近平总书记十三次对生态文明制度论述，明确提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首先，要树立生态红线观念。四川老区的环境保护问题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生态脆弱，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生态环境问题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要科学规划，精心研究，把那些涉及国家规划、民生福祉、重要生态资源等划出生态红线，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不能越雷池半步。其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革命老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要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一个最紧迫的任务在于建立一套完善的环境保护制度和环境管理制度。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涉及社会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如国土资源开发、大气和水污染等污染监测防治制度、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农产品生产环境监测、企业环境管理等制度体系和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在环境保护、环境监管和环境执法上，以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其三，建立完善领导干部生态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完善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一针见血的指出：“实践证明，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一些重大生态环境事件背后，都有领导干部不负责任、不作为的问题，都有一些地方环保意识不强、履职不到位、执行不严格的问题，都有环保有关部门执法监督作用发挥不到位、强制力不够的问题。”革命老区这个问题可能更为突出，一些领导干部在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方面，往往牺牲环境来换取短暂的经济效益，所以要建立科学的生态政绩考核制度，有效的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只有这样真抓实干，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倒逼革命老区的领导干部和有关企业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真正花大力气、下真功夫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结 语

习近平的生态哲学思想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义，是指导四川革命老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方略。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主张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主张系统论的生态哲学思想，既有传统生态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真正的新发展理念和崭新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