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方明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5)

《易经》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周易》不但是中国经典，更是亚洲经典、全球经典。”[1]《易经》所说的“‘道’不是道家的专属，也进入了儒家的视域”。[2]不唯《易经》如此，《易传》亦然。“《易传》不是专属于儒家或道家的，而应该为儒、道两家甚至先秦诸子思想融汇性的作品。”[3]统而言之，“《周易》首次把‘道’，作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来，这对此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4]73《周易》所揭示的“道”是天地人三才之道和“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也涵括人文主义之“道”。《周易》含有中国特有的丰富人文精神。由《易经》及《易传》所开创的人文精神成为了中华后世人文精神包括儒家人文精神在内的思想滥觞。近年来，学者们对《周易》人文精神已论述较多且成果丰硕。①然而，笔者认为学术是常新的，学术研究不是空中楼阁，理应密切关注并积极回应现实问题。基于此，笔者就新时代境域下对《周易》的人文精神进行重新梳理，以期为现实提供参考。

一、人文关怀精神的产生及其含义

《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周易》原是周人用来判断筮占结果吉凶的经典著作。”[4]732《易经》约成书于西周早期，《易传》大致成书于战国。春秋战国时代，整个社会处于大转型大变革期，动乱不断，民不聊生，生存成为了一个首要问题。先民在动荡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对生命进行深刻反思。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先民对生存生命的反思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先哲们引发出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怜悯，由此产生了人文关怀并产生出极具人性的深厚人文关怀精神及传统。“就当时的时代精神说，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成为中华文化的新潮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乃人文主义思潮的倡导者。孔子倡人道，贬低或轻视神道……他以人文主义立场，重新注解西周以来的典籍。关于周易和筮法，他取其人道教训之义，阐发了其中的理性主义成分，视周易为提高人的修养境界的典籍。”[5]“《周易》所说是适应周的统治者的行事决策需要的。”[4]729产生于战国的《易传》正体现出了学者们的人文关怀。在对现实深度关怀的基础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大力倡导，结合现实的生活土壤广泛吸收民众的生活感悟，由此产生了儒家人文关怀思想。

我们还可以从学理上对人文关怀的产生作一番考察。《易经》所产生的西周初期正处于形而上学的建构时期，正是“绝地天通”的时代。“‘绝地天通’是生活本身的本源情境的打破，是天地人神交融关系的蜕变，是本源的生活领悟的遮蔽，是中国形而上学建构的开端。”[6]112从此，天地人神逐渐分离，人与神的关系开始逐渐衍化为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宗族血缘关系。这意味着人神同构的世界模式的解构，并由此开始了形而上学的建构。同时也意味着理性的苏醒和人性的开掘，其中就有人文主义的形成。“春秋时代是以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7]40随着理性的出现，也就有了对“生”的重视和对“礼”的高扬，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文关怀精神的时代。

《周易》里“人文”的本义和现在所理解的不同：中国古代所谓的“人文”主要是指与人相关的一切活动，尤其是关乎人类精神世界的活动，与道德活动尤为相关；今天所说的“人文”更多地带有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理论和时代背景，主要是指人类的文化精神，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文化，如人文知识、人文科学、人文关怀等。可见，现在所说的人文的范围比古代略有缩小。这是首先应当明确的。本文中的“人文”特指与人的肉体生命和精神关怀相关的含义。

尤需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出的人文精神和西方中世纪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有很大不同。“人文”概念起源于十四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文明的回归回应。西方人文精神的出现是在要求人性全面解放的时代呼声中出现的，是对中世纪的神学禁欲主义桎梏的反抗，反对教会的经院哲学和蒙昧主义，是在塑造一个大写的人，强调人的高贵，赞颂人的力量和理性，重视人的独立人格和自主性，是在争取人所应有的权利。当时的人文主义学者用拉丁文humanism(人文主义)来表达这种启蒙精神。当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传入中国时，中国学者就用《周易》里的“人文”这个词来对应和表达。与之相比，中国的人文精神更重视对人的内在精神和道德修养的提升，强调人的思想道德境界。不仅重视人之为人所应具有的权利，更注重对如何成为一个有道德有才能的人的培养，不仅关乎人的肉体生命，更关乎人的内在精神道德修养。

“人文”概念首次出现于《周易·贲卦·彖传》。“人文”是和“天文”相对应而提出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8]174孔颖达《周易正义》对此的解释是：

天之为体，二象刚柔，刚柔交错成文，是天文也。“文明”，离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此贲卦之象。既有天文、人文，欲广美天文、人文之义，圣人用之以治于物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者，言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若四月纯阳用事，阴在其中，靡草死也。十月纯阴用事，阳在其中，荠麦生也。是观刚柔而察时变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9]105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曰：“四时之变，悬乎日月；圣人之化，成乎文章。观日月而要其会通，观文明而化成天下。”[10]

许慎《说文解字》云：“文，错画也，象交文。”[11]182文即纹，本义是指线条交错的图形，花纹，纹路，引申为文采、文化、文教、文章等。《易传》亦认为“物相杂，故曰文”。[8]560“文”本指天地万物中“错画”、“交织”、“相杂”的纹络、纹理和文饰。《周易正义》对“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解释是“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9]266“天文”表现在阴阳、刚柔，即“刚柔交错，相饰成文”，是自然万物之饰，表现了天之美德。这如《泰卦》和《否卦》，《泰卦》是乾下坤上，《否卦》是坤下乾上。这两卦是乾坤(天地)两卦的交合，即“天地交”，然“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8]99“人文”是“文明以止”，王弼认为“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12]121“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9]105“人文”是对天地之道的效法和体认，以此来崇德广业，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并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地之大德曰生”，[8]530天地有好生之德，人效法天地之德，即对“德”的崇尚和追求。这里体现出儒家对人的道德修养的高度重视，由此有了以后对“德”的崇尚，如“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等德治思想。

总之，在中国古代，“人文”是相对于“天文”“地文”而提出的，正如清四库馆臣所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13]1“人文”是圣人通过“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产生出来，[8]533其目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8]533对现实人生进行人文关怀和安顿。

二、人文关怀精神在《周易》中的体现

《周易》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奠定了几乎所有人文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或形上基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②“一般认为春秋末到战国中期，华夏文化在夏商周三代开创的文明形态基础上逐渐凸显人文主义的潮流。”[14]人文关怀精神是《周易》义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精神在《周易》中体现在诸多方面，本文选取其与现实关联较为紧密的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重变

在阐述《周易》的重视变化观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重视变化与忧患意识的关系。以《周易》作者为代表的中国古人之所以怀有深刻的忧患意识，是因为他们对人生和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一切皆变，无物常驻。光阴易逝，时光难驻。人生苦短，离合悲欢。悠悠万事，生死为大。与永恒时空相比，人生几十年的光阴不过是沧海一粟，白驹过隙。在短暂人生和永恒时空的鲜明对照下，难免产生或悲观或凄苦的感叹。最典型的莫过于《古诗十九首》里的人生观：“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15]这虽然是汉朝人人生观的反映，也足以代表历代古人对人生和生命的感叹。千载之下，至今读到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也不禁让人欷歔感叹。[16]早于汉朝数百年的《周易》里也有大量表示忧患意识的论述：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8]3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8]503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8]550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8]555

如前文所述，重变之所以体现出人文关怀精神，主要是其与忧患意识有关。忧患意识是《周易》人文思想的特色。忧患意识是体道悟道后的忧虑，是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和略微的恐惧。“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考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地自觉的表现。”[7]18-19由此可知，忧患意识的形成正是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就是变化的直接体现和结果。包括人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万事万物都在时刻不停地流变。本身就在不断变化着的人处在同样不断变化着的世界里，其变化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有些后果是所预料之中的，有些是出乎预料的；有的是好运，有的是厄运。面对着这些将要出现的不同结果，这时的人就会对自己，扩而对别人，对家族，对天下产生一种忧患感，趋吉避凶，祈愿社稷苍生的安定，所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8]542这就是古代先哲重视变化的重要原因。“《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8]555所有的一切都要随变化而变化，要以变化来适应变化，总之要“唯变所适”。

《周易》是一部讲变化的书，其全部哲理都围绕着“变”来进行。司马迁认为“《易》以道化”，“《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17]《易·乾凿度》也认为“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18]30“变易也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和，能消者息，必专者败。君臣不变，不能成朝。纣行酷虐，天地反。文王下吕，九尾见。夫妇不变，不能成家。妲己擅宠，殷以之破。大任顺季，享国七百。此其变易也”。[18]30-31万物皆变，无物常驻，无论自然世界还是人类社会。只有变化本身是永恒不变的。“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物不可以终动”“物不可以终止”。[8]599-600对于变易的原因，《周易》的作者认为是对立两物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8]530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8]496-497

变易的两种形式是“变”和“通”，即“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8]519“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8]526变化的动力是阴阳相推(《黄帝阴符经》也认为“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19])，变化的规律是物极必反，相反相成，否极泰来。“《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8]533“物不可以终通。”[8]599“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8]542面对变化，应做的是“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8]542因为“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8]542“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8]517“几”就是事物变化发展的苗头和倾向。只要认识并抓住了苗头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就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易象是对事物抽象性的描摹。“《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8]539“《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8]520“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8]520通过蓍龟和卦象，模拟并预知天地万物的变化。古人“认为用蓍龟可贞知命运，把握幽深的命运之理”，[20]通过卦爻辞象，预知吉凶休吝，祸福得失。在明晓变化吉凶悔吝之后，圣人通过蓍草龟甲进行占筮，通过八卦、六十四卦乃至三百八十四爻来描摹天地宇宙万物，通过一卦中六爻的承乘比应来揭示变化发展的规律，“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8]517通过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从而进行科学预测，规避风险，化凶为吉，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8]533“身安而国家可保”。[8]542

(二)重生

重生是古人在明晓世界万物变动不迁并由此引发出忧患意识后的逻辑发展。正是在明白一切皆变，无物常驻的基础上，由此产生出对现实生命的重视，希冀身体健康，长生长寿。“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11]123生是象形字，其本义是指草木的向上生长。引申至人文社会领域，重生就是对人的生命的珍视。在动荡战乱年代，人们的生命得不到基本的尊重，如同草芥。先哲们面对如此人间惨剧，提出“生生之谓易”，[8]503“天地之大德曰生”[8]530的观点，意为“施生而不为，故能常生，故曰‘大德’也”，[12]362“自此已下，欲明圣人同天地之德，广生万物之意也。言天地之盛德，在乎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则德之不大。以其常生万物，故云‘大德’也”，[9]297体现出对生命的极大怜悯和尊重。正如“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的德性就是“生”，即“广生万物”，“常生万物”。天覆地载，天生地成，乾健坤顺，乾刚坤柔，先民面对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看到至健的上天自强不息，至顺的大地厚德载物，然后再思考反观自己，由此领悟出作为天地之心的人类应该效法天地日月，应该具有天地的“大德”，“同天地之德，广生万物”。这是外观天地而内省自心所产生出来的。

《周易》较早提出了天地人三才观。“《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8]560这是讲“天道”“地道”“人道”，即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宇宙论模式。在易学的观念中，上为天，下为地，中为人，人与天地并立而生，与天地并立而成“三极”“三才”。儒家经典《礼记》也指出“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21]276“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21]277这些也是先民特别是儒家重人重生思想的表现。在“三才之道”的观念中，人具有和天地同样的禀性。“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8]542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对重生观念多有论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22]“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23]1147“民所以摄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24]520“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24]579人是天地所化生化育的，反过来，人为天地立心，天地也因为人的存在和人的认识而具有了存在的意义。因此，无论是在参悟变化不居、人生苦短以生忧患意识，还是为天地立心、为天地代言，人都应该重视生命，做到尽量延年益寿，甚至与天地同久，与造化同生。

(三)崇德

“德，升也。”[11]37德是对人的品格品性的提升，使其成为“与天地参”的大写的人。[25]32对德性的推崇也是重变、重生的逻辑发展，通过对人的德性的高扬，以期成为与天地并立的人。德性在古人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在人生三不朽中，居于首位的是立德，正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23]790首先应该了解的是为什么要崇德，其理由何在？

其一，天地有好生之德。《周易·坤卦·大象传》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8]24“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8]562“坤”就是天下之至顺，与至刚至健的“乾”相对。天地柔顺，有好生之德，所以“君子用此地之厚德容载万物”，[9]27“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懿，好是懿德”。[26]这就表明人们之所以要重德，是因为天地本来至顺，人生活于天地之间，效法天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7]作为“三才”之一的人是与天地融为一体的，与天地构成和谐的整体。③“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8]571人所应该具有的“仁与义”是和天的“阴与阳”以及地的“柔与刚”相应而生的，故作为与天地同级的人也就应该具有崇高的品德。其二，人有与生俱来的德性。按照孟子的话说，就是“怵惕恻隐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5]237-238仁义礼智“人之四端”特别是“仁”与道德的观念的联系在于仁爱属于道德的范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8]530孔颖达认为：天地之盛德，在乎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则德之不大。以其常生万物，故云‘大德’也……圣人何以保守其位，必须仁爱，故言‘曰仁’也。”[9]297仁爱之心是人先天就具有的。这与孟子所提倡的“性善论”有关，但作为儒家的一个代表人物，也可以从中看出儒家对于“德”的理解。正如前文所说，虽然《易经》《易传》糅合了很多学派的思想，但就其中儒家的思想来说，就可以从中看出《周易》里的尚德观念。其三，崇德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人们在现实生活的仰观俯察和对自己内心世界的体悟中，在“绝地天通”中，形成了对德的认识并付诸实践，即对生民的仁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8]541此外，重德尚德也是现实中“保王而治”“王天下”的政治需要。鉴于此，“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8]507这“业”就包括王治天下的政治基业。由此，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先民尚德观念的形成是基于对生活的领悟，是在生活这源头活水的感悟中逐渐形成的。后文将要论说的重变也是基于相同的认识和领悟。

基于以上三点认识，再看“崇德”在《周易》中的体现。崇德是中国传统的优良美德，也是天地的美德。圣人效法天地好生之德。“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8]500与至上的天相应的是至德的人，也就是圣人、大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8]19“这里的‘先天’‘后天’不是后来哲学中所谓先天后天的意思。这里所谓先天是指导自然，所谓后天指适应自然。在自然变化尚未发生之前先加以引导、开发，在自然变化既发生之后又注意适应。这也就是裁成辅相之意。这裁成辅相论可以说是一种天人协调论，一方面要适应自然，一方面又要加以引导开发，使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协调起来。”[28]大人的职责就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在于对天下生民的引导和开发，进行道德教化，以达到“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8]99“子曰：‘《易》其至矣夫！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8]507这就是说，“穷理入神，其德崇也；兼济万物，其业广也”。[12]349“崇德而广业”即“言易道至极，圣人用之，增崇其德，广大其业”。[9]273-274这表明了他们对德的高度重视。

“神武而不杀”也是《周易》崇德人文精神的体现。《易传》指出：“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8]519王弼的解释是“服万物而不以威刑也”。[12]356孔颖达认为“易道深远，以吉凶祸福，威服万物。故古之聪明睿知神武之君，谓伏牺等，用此易道，能威服天下，而不用刑杀而畏服之也”。[9]288这也就是对人的道德的高度崇尚。“威服天下”应“不以威形”“不以刑杀”而使百姓“畏服”，而要“神武而不杀”以使民心服，即要以德来治理天下，强调德政和仁政，而不是诉之于“刑杀”和武力。孟子所谓的“仁者无敌”也就是这个意思。[25]206

结 语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29]《周易》里的人文关怀精神主要体现在重变、重生、崇德等方面。人文关怀精神的产生是远古先民在仰观俯察中，在天地万物的观察中，在对现实生活的领悟中逐渐产生出来的，是生活的显现。“唯有生活，才是我们的‘大本大源’‘源头活水’。”[6]2生活，现实活生生的形下生活也是所有思想观念的不竭源泉。“唯有生活是最本源的事情。生活之外并无所谓存在，生活之外一无所有。”[6]44奠基于现实生活之上的思想观念，如人文关怀精神也是在生活的基础上建构出来的，反过来，这些思想观念对现实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当前和春秋战国时期有相似之处，都处于社会大转折大变革期。在这种社会里，一切都被放在理性的天平上予以重新考量和评判，甚至评判的标准本身也需要重新的建构。另外，当今世界虽然整体和平稳定，但局部的战乱和动荡正践踏着人的生命。人们的生存权利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说进一步的对人的精神方面的关怀。在理想的人文社会里，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得到足够的尊重。因此，当前更需要理性和人性的人文关怀之光。今天我们理解的人文关怀指涉的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生命的尊重，更是对人的精神的终极关怀——精神上的抚慰乃至于临终关怀。这两点是人文关怀的主要内容，也是当前努力的方向，特别是缺乏人文关怀的国家和地方。

注释：

① 对《周易》人文精神的相关研究论文有：施炎平先生《〈周易〉和儒家人文哲学——从差异比较的视角作重新诠释的尝试》(《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周易〉与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孔子研究》，2013年第6期)，吴钧《从〈周易〉的原点看人文精神与新世纪跨文化交际》(《周易研究》，2002年第3期)，慧超《试论〈周易〉的人文精神》(《中州学刊》，2005年7月)，庞天佑《论〈周易〉的主旨与古代史学的人文精神》(《武陵学刊》，2017年9月)等。

② 《周易》崇阳，道家尚阴。这里之所以引用老子道家的观点，是因为传统观点认为老子受到《周易》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开辟出与“崇阳”不同的“尚阴”思想。一般而论，《周易》不仅是儒家的思想源头，也是道家的思想源头，这是学者的公论。甚至有学者(比如台湾陈鼓应先生)主张“中国哲学道家主干说”，认为《易传》具有道家的思维方式，《易传》的主体思想是道家的宇宙观，《易传》的主要篇章是道家学派的作品，《象传》《文言》具有道家的思想倾向，并从万物起源论、自然循环论、阴阳气化论、天人一体观、变化发展观等方面对《易传》与《老子》《庄子》、稷下道家进行了比较分析(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0月)。

③ 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小序》。